爱情自有天意

　　祖籍福建长乐的郑振铎，字西谛。父亲早逝，哪怕家庭困顿，母亲也教导他读书上进。郑振铎有幸遇见恩师黄筱泉，接触到新式书籍，培养了好学、治学的秉性。
　　郑振铎在叔父资助下考取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在那里熟读各国社会学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与瞿秋白、许地山、沈雁冰等志同道和者交往甚密。五四运动爆发，进步青年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先后创办了《新社会》旬刊与“文学研究会”团体。郑振铎用诗作《我是少年》传达崇高的志向：“我有如炬的眼，我有思想如泉，我有牺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捐……”
　　1920年，郑振铎以文学研究会发起人的名义拜访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与之畅聊许久，只觉相见恨晚。1921年上半年，郑振铎放弃上海铁路南站的稳定工作，在高梦旦与《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的帮助下任职栏目编务，并在神州女中兼课。
　　受恩师黄筱泉影响，郑振铎对年轻人别有青睐。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被退稿，郑振铎从前任编辑的积稿中将它挖掘出来连载;巴金在其“血和泪的文学”号召下发表第一部作品《被虐者的哭声》。
　　学生兼同乡高君箴是高梦旦之女，精于文学和翻译，学业之余喜欢谈论“故土”话题……这令郑振铎眼前一亮。1922年12月8日，郑振铎在自己主编的《儿童世界》里发表了高君箴译述的童话《怪戒指》。高君箴专程去致谢，兴奋地表示“今后要继续投稿”。
　　郑振铎先请同事郑心南去总编高梦旦那里“探底兒”。“我其实早就中意这个年轻人，先前一直担心女儿配不上他呢。”来年4月，高梦旦带高君箴去杭州旅游，特意安排女儿与郑振铎同行。旅行途中，两个人谈文学、谈事业、谈人生，如同郑振铎《云与月》里描绘的“浮游的白云”“鼓翼的小鸟”般自在和快乐，再回上海已是如胶似漆。不过，这份恋情遭到高氏族人的反对：高家财富满钵，世代为官;郑家穷顿不堪，地位卑微。郑振铎苦闷不安。高梦旦跟族人讲：“穷，不怕！我女儿要嫁的是年轻有为的人，不是钱！”

文心蔚然

　　婚后不久，郑振铎撰写《中国文学者生卒考》，需要考证从汉代到清代320多位文学家的生平。这些繁琐的事项皆由高君箴帮助完成，她的耐心细致为此书增色不少。郑振铎撰写《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论著时，高君箴继续充当“幕后编者”，配合做资料的整合及汇编，减轻了郑振铎的工作，缩短了著作的出版日程。
　　郑振铎继任沈雁冰《小说月报》主编职务后，增设与时代接轨的“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栏目，同时组织“读者评论”改变以往的单向传播模式……巴金的《灭亡》，老舍的《老张的哲学》等得以连载;鲁迅、契诃夫、泰戈尔、拜伦等中外名家的作品得到推介……《小说月报》成为文化交流的主阵地，引领风向的郑振铎赢得“南迅北铎”的美称。很多人惊呼郑振铎一个人完成了这份报刊从内容到形式的推陈出新，但事实上，高君箴在悉心照顾家人的同时建言了不少改革举措。1924年12月，夫妻俩合译的童话集《天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叶圣陶称他们是两个富有童心的“大孩子”，必能演绎美如童话的佳缘。
　　“五卅”惨案发生后，郑振铎用《街血洗去后》一文引发共鸣，并联合诸多爱国者成立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筹资主编《公理日报》。该报的编辑部、发行所均设在郑家，高君箴积极参与了主编、校对和宣传工作。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郑振铎支持临时革命政权，高君箴则组织妇女赶制大量军鞋，协助丈夫慰劳进驻上海的北伐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郑振铎参加上海市总工会的聚会和游行，还与胡愈之等人联合发表言辞激昂的抗议信。高梦旦等友人均提议郑振铎出国暂避。尽管不放心丈夫一个人在外飘泊，但考虑到时局危险，高君箴还是鼓励郑振铎出国读书。
　　1927年5月，郑振铎乘船前往欧洲。他裁制小本子随手记录异国见闻，隔段时间便扩充成详实的日记寄予妻子。“做了一梦，梦见在家中，与箴相聚谈话，醒来时，却仍是一个人躺在床上，很难过……”这些饱含思念的文字后来收录在《欧行日记》中出版。雾气蒙蒙的伦敦，郑振铎翻译完成了《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恋爱故事》。后来用《恋爱的故事》为名出版时，他在扉页上写道：“本书献给我的妻，君箴，她是一位重要的合作者。本书是在怀念她的情怀里写成的。”

真爱不眠

　　上世纪30年代末，郑振铎用高君箴的名义开设“蕴华阁”文具店，高君箴负责营业，收入补贴家用，同时资助生活困难的文友。白色恐怖笼罩下，许多藏书家流离失所，遗落在市面上的古籍善本有的进入造纸厂，有的被外国图书馆强行购入。嗜书如命的郑振铎心急如焚。尽管生活拮据，高君箴仍然全力支持丈夫抢购古籍。她与丈夫发起成立了“文献保护同志会”，为保护珍贵书籍不遗余力。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先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民间研究会副主席等职务。作为国家文物局的第一任局长，他主持制定了《文物保护条例》和《文物工作人员守则》，其中规定：“文物工作者个人不得收藏买卖文物，不得利用职权在文物征集收购工作中留存文物。”大公之心由此略见。高君箴先后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供职，两人在工作上有了更多的“同一性”。1952年，郑振铎与妻子达成共识，将自己在解放前收集的大批古代陶俑全部捐献给国家。
　　1958年10月17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即将率领文化代表团出访。一早赶去机场后，航班因天气原因暂停，郑振铎返回家中，直到下午才接到可以起飞的通知。他起身，用和蔼的笑容跟家人告别。
　　第二天清晨，这架延迟起飞的飞机在中途失事，郑振铎不幸遇难。爱人离去，高君箴悲痛不已。她忆起丈夫在世时常常说起的话：“我的这些书将来都是国家的。”高君箴遵照他的嘱托，将其一生收藏的近十万册书籍及珍贵的字画、文物、手稿等全部捐献给国家。晚年的高君箴接手了丈夫生前始终关注的领域，将研究和整理儿童文学资料视作己任。1979年，78岁高龄的高君箴口述《郑振铎与〈小说日报〉的变迁》《“孤岛”时期的郑振铎》《“五卅”期间的一张报纸》等往事，由其子郑尔康记录整理并公开发表。1985年10月15日，高君箴因呼吸衰竭病逝。
　　在纪念郑振铎先生诞辰115周年之际，郑振铎的衣冠冢与高君箴的骨灰“归葬”在他们共同生活过的上海……时光往复，真爱不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