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西方国家阅兵的那些事

来源 :南风窗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au_lfm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5年8月13日,英国伦敦,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89岁官方生日庆典举行皇家军队阅兵仪式。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阅兵的制度,《周礼·夏官》称“仲冬,教大阅”,意思是阅兵的时间一般定在冬季,其目的主要是不妨农时,不伤禾苗。西周时,周王室和诸侯国的阅兵分为“小阅”(每年举办,只检阅兵车)、“大阅”(3年一次,只检阅兵车)和“大搜”(5年一次,既检阅兵车也检阅步兵)三等,参加的兵力很多,有时甚至是举国出动,带有浓厚的“阅兵与军训”、“阅兵与狩猎”相结合的含义。自西周直到清代中后期,“大阅”的形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西方阅兵的起源同样很悠久,早在希腊时期就有阅兵的记载,到了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形成定制,古罗马帝国时则进一步完善。曾有军事学家认为,近现代各国军队的阅兵程式,如固定的阅兵路线、号角和旗帜、受阅将士和装备列为方阵等,几乎都可追溯到古罗马。

“古罗马式阅兵”:凯旋门下


  所谓“古罗马式阅兵”和中国古代的“大阅”有很大的差别。
  首先是主角不同。中国古代“大阅”的主角是皇帝,从传说中周武王灭纣后的“大阅”,到有明确记载的最后一次旧式阅兵—清咸丰九年(1859年)“大阅”,君主主持检阅,并披挂戎装躬自垂范是最基本的形式;“古罗马式阅兵”的主角却是统帅,苏拉、庞贝、凯撒、小西庇阿……都曾成为阅兵的主角。这些古罗马将领中,有些在阅兵时身份是执政官或皇帝,但许多都不是;作为阅兵总指挥,他们是亲自率军参阅的,而不像中国古代皇帝那样以视察、旁观为主。
  其次是性质不同。前面说到,中国古代“大阅”带有“农闲教战”的演习和军训性质,炫耀武力和夸耀战功则是次要功能;而“古罗马式阅兵”的首要功能却是庆祝凯旋(事实上拉丁语里“阅兵”和“凯旋”triumphus是同一个词),其次是炫耀武力,而全然没有演习、军训的功能—阅兵意味着军事行动告一段落。
  “古罗马式阅兵”的举办条件,包括作为统帅指挥一场战胜外族的战役,取得辉煌全胜并歼敌5000人以上,同时彻底消除敌方威胁,使战事得以告终。这样的统帅将获得“凯旋者”的终身荣衔和桂冠,并取得举办阅兵的资格。
  阅兵中,“凯旋者”和参阅将士都不穿军服,而是穿着节日盛装并戴着花冠,沿途接受群众的欢呼和花瓣抛洒。而留守的元老院元老、执政官等,要负责为“凯旋者”等将领当先导,他们是“第一方阵”。此后依次为:号手和旗帜方阵、战利品、献祭品、缴获敌人的武器徽章旗帜、重要战俘、用月桂枝包裹的“凯旋者”权杖、“凯旋者”本人的战车、将领方队,最后进场的则是凯旋者率领的普通士兵。
  曾让罗马帝国难堪的叙利亚帕尔米拉(就是因“伊斯兰国”野蛮摧毁文物而知名的古城)的女王齐诺比亚,和“埃及艳后”(其实是埃及的女王)克娄佩特拉,都曾作为“凯旋者”的重要战俘,被用金链锁着行进在阅兵行列中。
  自公元前8世纪传说中的罗马缔造者“狼奶婴儿”罗慕路斯,到15世纪灭亡的拜占庭帝国,罗马世界共举行了约500次“古罗马式阅兵”。
  进入中世纪后,阅兵几乎在“旧世界”绝迹。这是因为当时欧洲流行领主体制,国王和各级贵族递相为君臣,每位君主的常备兵都寥寥无几,阅兵这种适合于大兵团、常备兵体制的仪式,也就随着罗马兵团的消失而暂时沉寂。

近代阅兵:操典的不同流派


  15世纪佛罗伦萨政治家马基雅维利曾试图“复古”,即照搬古罗马的军事体制,包括常备兵体制和阅兵,虽然因拘泥古制而虎头蛇尾,但名为“文艺复兴”、实为军事革新的常备兵体制及其建制根本—步兵操典,却终于在隆隆炮声中诞生于17世纪的尼德兰(今荷兰)。
  著名军事家莫里斯亲王认为,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应该是训练有素、建制统一、装备由国家供应的职业化正规军,而要让这样一支职业化军队能够在平时、战时都能令行禁止,如臂使指,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严格的操典规范约束军队和每一个军人的每一个步骤、环节,并采用日复一日的机械练习使之习以为常,甚至成为本能。队列训练被认为是一切步兵操典的基础,而阅兵式则是队列训练的集大成者。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近代阅兵式和制式枪炮、操典和近代化军队编制一起,在“新旧世界”迅速得到普及。
  由于军事传统、军事思想和民族习惯的差异,欧美各国的阅兵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特色。
  “操典式阅兵”:即源于荷兰莫里斯操典的阅兵,由18世纪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加以发扬光大,这位酷爱阅兵的国王兼统帅,制订了一系列沿袭至今的阅兵规则,如将阅兵分为阅兵式和分列式,设阅兵总指挥,并由其向检阅首长报告、作为检阅首长阅兵的引导;分列式时设“标兵”,采用先徒步、后骑兵、最后炮兵辎重的方队序列等。
  尤为重要的是,他借鉴德国民间舞步,创制了“操典式阅兵”的标志性步伐—正步(德国称Stechschritt即“刺步”,后来英国人称之为“鹅步”Goose-step,通称“普鲁士正步”)。“操典式阅兵”的最大特点,就是讲究“鹅步”的整齐、规范、用力,队列要划一,腿要绷直,脚要统一着地,要有节奏感,步幅要大,腿要踢得很高,相对而言上肢的挥动幅度要小。
  这种“操典式阅兵”被认为最适宜培养军队和军人的团队观念、自豪感和纪律性,因此一度流传很广,但因需要长期机械式训练才能走得好而受到诟病,更因二战中纳粹的“污染”而被其母国—德国放弃。如今仍原汁原味沿袭“操典式阅兵”的国家以拉美为最多,智利和秘鲁更被认为是“操典式阅兵”的“活化石”。
  “改良操典式阅兵”:以法国为代表,包括不少西北欧国家,其特点是注重队列和方阵的整齐胜过单兵动作,走“鹅步”但步幅很小,力度也远较“操典式”柔和,车辆、装备比例大,且队列编排更讲究新意和美感。   “英式阅兵”:英式阅兵同样走“鹅步”,且十分讲究队列和单兵步伐、动作,但有鲜明的英国特色—上肢摆动幅度大,走“鹅步”时手掌平直,前小臂摆动时与躯干呈90°(甚至更大)。在方队序列上英式阅兵同样特色鲜明,通常是海军打头阵(其他国家一般陆军打头阵,新中国开国大典阅兵海军方队走在最前,就是接受“重庆”舰起义官兵建议,采用了英式阅兵的方队序列形式)。英式阅兵的特色,和英国以海军立国的传统和历史渊源有关,目前很多英联邦国家仍沿用“英式阅兵”的规范。
  “英式阅兵”的另一大特色是海上“阅舰式”。在位时间最长的维多利亚女王一生举行阅舰式17次,其中1897年加冕60周年阅舰式参阅舰艇多达197艘,是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
  “庆典式阅兵”:其特点是形式上更接近“古罗马式阅兵”,更强调阅兵的庆典特色,如意大利的当代阅兵路线和古罗马时代几乎如出一辙,而西班牙则设置了专门的旗帜方阵打头阵。“庆典式阅兵”参阅士兵往往上肢动作幅度大,也较整齐,而步伐则相对不那么讲究。
  “便步式阅兵”:也称“美国式阅兵”,特点是不踢正步,不强求队列整齐和步伐统一,车辆装备比例高。美国独立战争之初,以民兵为主体的大陆军屡战屡败,前普鲁士军官斯图本在福吉谷帮助美国人重整军队。在训练中斯图本发现,“新世界”民兵出身的美国士兵独立思考意识更强,而对“条条框框”则普遍反感,便因势利导舍弃了德国军事操典中的许多规范,包括阅兵的“规矩”,因此美军从建国之初就不整队、不踢正步。1778年的第一部《美国军纪军令条例》就未将“鹅步”等当时约定俗成的阅兵“规矩”列入美军操典。随着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美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这种“便步式阅兵”也得到推广,许多欧陆国家都借鉴或部分借鉴了这种不需要长时间机械式苦练的阅兵模式。
2015年7月14曰,法国巴黎,法国举行盛大阅兵式庆祝国庆日(巴±底日)的到来。

  “便步式阅兵”后来居上的另一大原因,是西方军队逐渐走上职业化道路,如此一来长时间队列训练这种初衷在于“把老百姓变成军人”的机械训练就变得既不现实、又不需要。

阅兵的频率


  和某些媒体和部分公众的印象不太一样的是,西方国家的阅兵频率并不一定都很低,有些甚至可以说很高。
  如法国,每年7月14日国庆,都要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包括徒步、机械化方队分列式和空中分列式的大型阅兵,雷打不动;而大多数年份的5月8日,即二战欧洲战场终战纪念日,法国同样会举行阅兵,不过和国庆阅兵不同的是,“5·8”阅兵不但巴黎有,许多曾是二战战场的中小城市和战役纪念地也有,且受阅的更多是老兵、怀旧装备或装扮成二战老兵的模仿者等,而国庆阅兵则更多展示现代化武器装备。法国国庆阅兵还以热衷邀请外国参阅方队著称。
  英国同样每年都举办阅兵,日期则为女王诞辰,但按照英国人的“长周末”习惯,往往定在6月的某个“方便”的星期六,而不一定是女王生日当天,日期更是年年都不相同。除了英国自己,一些仍视女王为自己君主的英联邦国家也会在6月举行阅兵,为女王遥祝生日。更具英伦特色的“阅舰式”也仍然举办,最近一次是2012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即位60周年,尽管规模远不如当年,却仍旧恪守着“传统海军王国”的那份骄傲。
  意大利如前所述,其阅兵路线还大体沿袭古罗马的那一套,而日期则定在每年6月2日的共和国成立日,号称“欧陆除法国以外阅兵规模最大、参阅装备最多的国家”。
  西班牙是另一个年年阅兵的西方主要国家,其阅兵时间定为“哥伦布日”(10月12日,即发现美洲大陆的日子)。西班牙阅兵的特点是设立了“万国旗”方阵,原则上包括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旗帜,不过有时某个国家的旗帜会因某种原因从方阵中消失,如2004、2005两年因和美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发生争吵,西班牙人就让星条旗“放假”两年。
  美国并没有年年阅兵或“逢五逢十”之类定制,但并非真的没有阅兵。
  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叶,美国还经常举办公开的大型阅兵活动,这一方面是冷战需要,另一方面也和二战结束之初战争在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并不会引起恶感有关。上世纪60年代末反战运动的兴起,尤其是“越战泥潭”的深陷,让阅兵在美国社会中一度成为“政治不正确”的名词,举办频率、规模也因此大幅缩水。
  不过例外总是有的: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打了越战后最痛快淋漓的一场胜仗,且因为伊拉克的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在先,这一仗在美国获得了高度认同,甚至有人表示“越战阴霾由此一扫而空”,因此大办阅兵也就从“禁忌”变成时尚。跨越大西洋凯旋的美军先是在第一个登陆的美国港口—纽约,举行了“欢迎回家”阅兵,当年6月8日又在首都华盛顿市中心举行了盛大的“庆祝胜利阅兵”。当然,“美国特色”是依旧鲜明的:阅兵没有高级行政官员“客串”检阅首长,而是由海湾战争美国前线最高指挥官、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全包”;不但徒步士兵不踢“鹅步”,所有车辆也都是如假包换的参战车辆,甚至连战时的痕迹都未曾抹去。
其他文献
刚刚读到两个真实的故事,很有启发。  A先生是一名干部,似乎得了抑郁症,不爱理事,整日独坐,对周围总是心存戒备,他的妻子就去向前辈索求疏解之法。前辈说,让A先生做三件事,一是读几本名人传记,二是洗澡时大声唱歌,三是有空多去白云山走走。3个月后,A先生焕然新生。  B先生在单位,总被人“整”,被人当作发泄对象,他一直隐忍,别人却得寸进尺,也去求教同一位前辈。前辈让他在办公室人齐的时候用力拍死一只蚊子
年过八旬的郭道晖是学界美称“法治三老”之一。郭道晖早年参加革命,是解放前清华大学地下党组织的成员。解放后留校工作,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委员,但是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冲击。改革开放后,郭道晖调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参加立法工作和法学研究,参与了八二宪法和《民事诉讼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1989年后,郭道晖担任法学界的权威杂志《中国法学》主编,发起、参与和弘扬了重大法治话题的讨论。  郭道晖近
塔利班并不存在“温和与激进”的派别之分,目前只有曼苏尔领导的主流派和拉苏尔领导的非主流派两大派别。随着政治与军事实力的提升,它变得越来越自信。  4月19日清晨早高峰时段,塔利班针对喀布尔市中心的国家安全机构发动袭击,枪击和自杀式炸弹共计造成64死347伤,是5年来阿富汗首都所遭受的最为致命的单一袭击。从时间上看,它属于塔利班一周前宣布的新的“春季攻势”(代号“奥马尔行动”)的重要一环。  自20
近期,《明镜》周刊印有纳粹军官在雅典卫城前环绕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封面,其实有着重要的目的:即终于以无可回避的方式将欧洲的恐德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  对德国的侮辱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2013年3月,塞浦路斯示威者举着将默克尔描绘成希特勒形象的漫画。几乎同时,在瓦伦西亚一年一度的火节庆典上,出现了一个装扮成邪恶女校长的“默克尔”,她将“灭绝女王安吉拉十诫”亲手交给西班牙政府首脑及各部部长。圣约瑟篝火
颁奖词:过去51年里,李国桥一直奔赴在抗疟前线,并首先证实青蒿素治疗恶性疟疾的速效低毒作用。这开创了中外医学史上的先河。他的学术见解和实践,挽救数百万疟疾患者生命。因抗疟方面的突出贡献,他先后获得越南、柬埔寨等政府奖项—2006年,获柬埔寨王国政府颁发的“金质骑士勋章”;2007年,获越南卫生部颁发“为了人民健康”奖章。这是我国医药卫生界首次获得来自越南、柬埔寨的最高级别荣誉。  获奖感言:  我
青年学者石勇的作品《世界如此险恶,你要内心强大》曾高踞各大畅销榜单,很快我们手中有了续集。坊间自助书数不胜数,但是,这可能是中国第一本由资深新闻人写就的面对当下国人种种心理处境的读物。作者的职业使他获得比哲学家更有力的“现场感”,而他的哲学素养为读者提供了心理医生未能提供的人生思考。笔者以为,由知识分子写出的心理读本,绝非偶然。  如果我们—这里指的是中国的读书人—愿意诚实面对自己和自己的本源,那
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荣休教授,曾任英国中国研究学会会长。1958年,他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中文,1974年获得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王斯福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人类学理论、中国民间宗教、文明比较研究等,他的著作《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已在国内出版,还与王铭铭合编了《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  在中文里,“文明”是一个关键性的词语,但在某种程度上与
一边是城市化和通货膨胀,一边是土地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是除了战争之外最有效率的财富分配模式。但从长远看,这种模式是人类技术进步和实体财富增长的天敌。因此,约翰·米勒在19世纪中期就提出了土地增值税的理论。  2013年5月,北京律师李劲松关于“45家房企拖欠680亿土地增值税”的质疑重新把这个几乎被遗忘的税种推上了台面。作为中国现有土地税收中最具“公平正义”色彩的税种,土地增值税在现实中发挥的作用
中国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迅速减少。这一“减少”趋势明显难以支撑中国城镇化率70%乃至更高的目标,中国城镇化“人口供需失衡”的“困境”已经浮出水面。    中央“十二五”规划多次提到城镇化,并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市民化,其原因何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大幅提升,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后,更是进入了“跑步前进”阶段。相关数据显示,1996—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近1.2个百分点,
9月25日,南风窗传媒智库成立,杂志社前总编辑秦朔担任首席顾问,他也借此机会回到“娘家”,讲了一些发自内心的话。  “我不知道南风窗改变了多少人的呼吸方式,可以保证的是她改变了我的呼吸方式。”他说。一位与会专家跟着感慨,“呼吸方式”这个用语,平静而浓重,“没有了会死的”。  当天下午,秦朔与南风窗同事们的一席座谈,更让媒体圈子里久违的激情澎湃情境回归,洒满阳光的理想主义给内心涂满丰沛的颜色。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