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说‘国家灭亡以后，有复国之日；中华文化一断，永无补救之举。’”在参与过故宫文物南迁的章剑华看来，这场文物“南渡北迁”承载了太多厚重的东西，“故宫文物承载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飞驰的列车、远航的江轮和翻山越岭的汽车，承载了故宫的万箱国宝，故宫人则承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从1937年最后一批文物离开南京，到1947年文物回到南京，两个日期竟是同一天。而尤为神奇的是，1.3万多箱的书画、瓷器、铜器、铜镜、铜印以及《四库全书》等各种文献无一损坏。这些比人命更宝贵的宝贝，在20000多公里的路程，十年流浪，栖居山洞、祠堂、庙宇之后，得以幸存，这是文物之幸，更是民族之幸。
　　故宫文物成功“南渡北归”的奇迹，是一场举国合力的结果。在故宫文物运出北平时，每节车厢都有军警；火车经过的每个分段，地方都会派出军力；一些路段还设有骑兵，沿路跟着火车跑。这绝对不是一个博物院院长、几个知识分子就能做到的，军队护卫、人民支持是文物被妥善保护到战后的原因，故宫文物牵动的不仅仅是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化人，更牵动着平凡百姓的心，可以说，中国的百姓是全世界最好的百姓。“到了乐山，存放文物需要占用人家的祠堂，几个村子的族人没有二话。包括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招募工人、找船、谈价这类事，很多地方百姓都会包下来，他们也觉得这是责任。”曾经参与到故宫文物南迁的欧阳定武如此说。1945年抗战胜利后，分散在三个地方的文物，陆续运抵重庆。此后，又经过长途跋涉，这批文物于1947年回到南京。


　　不过，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因为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部分故宫珍稀文物随同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而两岸分离，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北京故宫。1948年年底，国民政府令故宫博物院挑选贵重文物以军舰转运台湾，原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被分三批由南京运往台湾2972箱，数量达到60万件，现在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而余下的大批故宫博物院文物，在1949年以后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合计一万多箱。但是，不久后，文物“北返”的工作，因为“文革”而停止了。如今，在南京，仍保存有2211箱清宫旧藏文物。自此，始于1937年的故宫文物南迁至今也没画上完美的南迁北返的句号，分散于两岸三地存放的文物在时光流逝中默默地注解着历史的真实面目。
　　与故宫文物同时南迁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社会科学所等机构的上千箱图书、文献、研究资料、原始图片、照片、手稿等。相对于故宫文物来说，这些学术资料的命运就颇多凄凉了，毁于运输中途以及兵火的为数不少，爱书如痴的梁思成等人在若干年后回忆起这段辗转流离的苦涩时光时，最为痛心的不是个人遭遇的穷困病痛，而是若干文献资料被毁，给中国文化传承造成难以弥补的缺憾。史语所战前最大成就之一是新材料的发现，包括殷墟发掘的甲骨文、陶器、青铜器、从故宫接手的明清档案、南京存放的古籍善本以及一大批西文书，还有8000余本俗曲资料。这二十多万册书籍和文物装成600多个大箱，经卡车、火车、木船、轮船、肩挑、手扛，一站一站地往内陆传送，先放于昆明，后存于李庄。其间，五辆运输车一路颠簸到曲靖时，只剩了三辆。而在泸州到宜宾的驳船转运过程中，驳船失重颠覆，一百二十箱公物随之掉入长江，后几经打捞，才全部救起，但许多资料也因泡水太久了而彻底被毁坏。
　　故宫文物、各大研究院文史资料、学术文化界人士的南迁是一次“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国的文化命脉在这惊心动魄的战略大转移中得以延续，在充满战火硝烟的敌后战场挣扎着开出了血红色的璀璨花朵，历史将谨记这些为此付出血泪的中华好儿女，历史在兜兜转转中向前推进，对国家、对民族、对文化的无比热爱、无限忠诚永远是历史的天空中最耀眼的启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