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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男性——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
一部《妇科手术笔记》——除了数百例疑难手术的经验心得，还有格言、诗歌、纪念文章，甚至短小精彩的哲学论文；
一个医生的哲学——医生只做一件事，就是病和病的消除。
名师出高徒
作为男性，郎景和成为一名妇产科大夫，纯属偶然。
他从小就想当一名医生，是缘于母亲多病，郎中一到，母亲的病情就缓解了。中学毕业，他考入白求恩医科大学攻读外科手术学，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北京协和医院。
在国外，妇产科男大夫比例达到80％，而我国妇产科男大夫总共大约只有1000名。当年，我国近代妇产科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图1)。她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在每一届新来的住院大夫中，为妇产科至少挑选一名男大夫。郎景和进入了她的视线(图2)。
主持人：林巧稚大夫给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郎景和：林大夫是一位真正伟大的医学家。
主持人：真正伟大这个词怎么体会?
郎景和：就是她完全忘掉自己，把这一生献给病人，献给妇女和儿童(图3)。
主持人：您对她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郎景和：邓颖超大姐说林大夫对病人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主持人：什么是林大夫特别的吸引力?
郎景和：林大夫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高超的技术，但这还不完全是她的特别吸引力。她特别的吸引力在她走到病区的一举手、一投足、一启齿中才能感受得到。她拉拉病人的手，问今天感觉怎么样，看病人的肩膀露出来，就会把被子给掖好，把枕头给弄得让病人舒服。这一切都不是刻意做的，是很自然的。因为她首先把病人当成一个孩子、当成一个姐妹。
林大夫的办公室就在产房对面，她可以听出什么样的声音是需要帮助的声音，马上就过去。我们给产妇听胎心都有听诊器，林大夫总是先把耳朵贴在孕妇肚子上听。这样一贴，就和孕妇没距离了，孕妇的产程也顺利了，神吗?这就是一个关爱问题。
有一个孕妇被诊断为子宫癌，准备做切除手术。林大夫听说孕妇怀的是头一胎，便决定暂不切除子宫，让孕妇每个星期来检查一次。几个月后，这位孕妇生下一个胖胖的女孩，子宫的病变也奇迹般地消失了，这个母亲给孩子取名叫“念林”。
有个婴儿生下来高烧不退，哇哇地哭。林大夫给婴儿轻轻地按摩脑门，婴儿握住林巧稚的手指慢慢睡着了。因为怕惊醒睡着的婴儿，她不忍心把手指抽出来，在孩子身旁蹲了几个小时。她说：“只要他能睡好，就有活的希望。”
林大夫不知救过多少妇女和婴儿的命，在妇产科的接生记录中，有各种与她相关的名字：仰林、敬林、思林……。许多孩子长大后给她写信，叫她“林妈妈”。
林大夫技术很好，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个例子。一天上午我们做了一个剖腹产，到了晚上10点多钟，病人发高烧，肚子疼得非常厉害。我们就打电话给林大夫，林大夫就问，这个产妇剖腹产前临产了吗?我们说没有。林大夫又问，你们手术后没有扩张宫颈吧?我们说没有。她就立即指导我们做了相应处理，然后告诉我们，没有临产的剖腹产，说明还没有宫缩，宫颈没有开，剖腹产手术的出血就排不出来，瘀在子宫腔里，病人就会疼，就会发烧。这个实例后来成了我们教科书的一个内容。
这就是林大夫。一方面她对病人投入了那么多的关心，另一方面她有很丰富的经验。她真正是一个把技术、艺术和对病人的关切结合起来的典范。(图4)1993年我辞去协和医院副院长的职务，重新担任了妇产科主任。这是林大夫生前的办公室，陈设一直保持着林大夫的风格。我坐在这儿，面对林大夫，始终感觉到一种责任(图5)。
郎景和有一个爱好：下了手术台，愿意喝杯咖啡，坐在办公室，拿起笔，信马由缰，把自己的一些感悟写出来。这本长期用文字记录重要手术的工作笔记，被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一眼看中，出版了《妇科手术笔记》(图6)。因为深切体会到医学绝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更是一种人学，一种艺术和哲学，郎景和在他的《妇科手术笔记》中，记录了许多技术以外的内容。
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处方应该是关爱
——郎景和
主持人：在一个外科医生眼里看人体，会不会就像是零件?坏了就给换一个，或者拆掉它?
郎景和：你这个问题非常要害。人是一个活的肌体，心脏在跳动，肠子在蠕动，一些器官在收缩和舒张，人体还有思想，有感情，有意愿等等。如果任何一个医生仅仅把施行医疗，或者施行外科手术当成是修复一个机器，那就大错特错了。那肯定不是一个好医生。
主持人：您曾经说过一句话，“医生给病人开的第一个处方应该是关爱。”
郎景和：对。外科大夫的工作主要不是在手术时，那只体现手术的技巧，在一个成功的手术中只占25％，另外的75％叫决策。什么叫决策，包括术前的正确诊断，这个手术该不该做、判断是不是手术的适应症、有没有禁忌症、病人的全身状况如何、采取什么样的手术方式、什么样的手术切口等等；然后要考虑手术中的手术范围，什么范围是足够的，什么情况是要适可而止的；手术后会发生哪些问题，对病人怎么随访。这一套就叫决策。
主持人：最近您做了一个创世界纪录的手术，切除了一个18公斤的子宫肌瘤?
郎景和：是位52岁的患者。10年前就发现了，因为害怕手术没有治疗。这2年瘤子迅速增大。她去过很多家医院，都因为瘤子太大并患有红细胞增多症，不敢给她做手术。
主持人：开始是她自己不敢做，后来是医院不敢做?
郎景和：是的。因为一下子要从肚子里搬掉18公斤重的实体，心脏需要适应这个压力的改变，她的心肺功能可能无法耐受这么大的手术。
主持人：您为什么就能做这个手术?
郎景和：我给她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先做4个月的内科治疗准备(图7)。
主持人：手术前她自己会不会很担心?
郎景和：这又涉及到关爱。我在手术前跟她进行了一个沟通，把如何手术都交待给她，让她非常信任你，她就有安全感，有依靠，有信心来接受这个手术。我要有信心，打有准备之仗，她也应该有信心，这就叫合作。
主持人：任何一个手术都应该是病人跟医生的合作。
郎景和：对，医生和病人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郎景和说，子宫涉及到女性及其家庭多方面的因素，对子宫肌瘤的手术选择极其重要。一位年仅24岁的姑娘患了多发性子宫肌瘤，有的医院主张她切除子宫。郎大夫得知她还没结婚，就先给她做了子宫肌瘤剔除术，剔除了20多个瘤子，并且告诉她子宫上有疤痕，结婚后生孩子最好是剖腹产。过了2年，郎大夫为她剖腹产出一个男孩。又过了5年，她的子宫又长肌瘤了，根据病情，郎大夫说：“你的子宫已经完成任务，应该切除了。”于是，郎大夫给她做了第三次手术。同一个病人做3次手 术表明了什么?就是医生对病人的关爱，为病人全面考虑。
郎景和：要切除子宫，很快，40分钟就完了。可是剔除子宫肌瘤，2个小时也做不完。要一个一个地做，要仔细检查。
主持人：您之所以选择做一个难度比较高的手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郎景和：就是为她以后能生育，这也是病人的要求。
科学家更多地诉诸理智，艺术家更多地倾注感情，医生则必须把冷静的理解和热烈的感情集于一身
——郎景和
多数人对自己拥有“第一”的经历感到自豪，郎景和是个例外。他在国内最先研究卵巢癌的淋巴转移；他开创性地提出了全新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病机理和源头治疗；他推进建立了妇科泌尿学；他首先将腹腔镜应用在妇科临床诊断上。但他最为看重的，还是他42年在此成长、成熟起来的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声誉——对此，他既有热烈的感情，也有冷静的理解。
主持人：作为一个全国最知名的医院，很多病人往往是跑遍了各大医院，最后没有办法了才来到了协和。尽管协和医院的技术很高，一定会遇到很多很难救治的病人吧?
郎景和：是的。很多病人到协和来，认为自己是走到头了。
主持人：是最后的希望?
郎景和：很大的一个期望。这当然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了。我们真的能把病治好的，只是其中的甚至可以说是一少部分。所以，有的时候治病常常是帮助病人解除痛苦，延长生命，给病人以关怀和慰藉。
主持人：公众也应该这样看待医生?
郎景和：对。我不能说一定能治好。有的可以治好，有的不能，得有勇气承认啊!就像任何事情我们的认知都有局限一样。在整个科学发展中，医学是落后的。
主持人：怎么解释?
郎景和：现代医学的发展是靠其它学科，比如医疗设备，最早有×光，现在有B超、CT、核磁、PET和不开刀的内镜手术，都是其它的科学发展了，引入应用到医学上的；药物也都是靠其它科学工作者研制出来的。医学对其它学科的依赖非常大。
在郎景和从医42年的生涯中有2次手术让他一生难忘。其中记忆最深的是，他和他的老师、上一任妇产科主任吴葆桢教授在河南洛阳，为一个晚期卵巢癌患者做的手术。
郎景和：由于病人非常衰弱，当地医院条件差，当时建议先养一养身体，控制一下病情再做手术。但当地医院甚至当地政府出面说你们来了不容易，病人家属也跪在那说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吧。我们就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手术没问题，但快做完的时候，病人的心脏不行了，没抢救过来。我们非常难过。
主持人：您会因为这个事自责吗?
郎景和：我至少把它当成一个非常让我去深思、去考虑的问题。医生的责任显然不完全是技术问题，我认为我技术无过错，但是我不成功。病人没好就不算我成功(图8)。所以对医生的责任要有个冷静的理解。
主持人：什么是医生的责任?
郎景和：社会责任。
主持人：社会责任?
郎景和：就是我对病人的责任。如果我太太或者孩子晚上有点不舒服，我甚至都可以稍微敷衍一下，等明天早上再说。但是如果病房打电话来说病人怎么了，不管多晚，没二话，我必须走，必须去医院。
主持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呢?
郎景和：就是社会责任要大于家庭责任。如果我今天做了一个大的手术，下班以前一定要去看看病人的情况好不好、出没出血、血压是不是平稳。如果病人有点问题，处理以后，晚上9点钟肯定还要打电话问。第二天如果是星期六或星期天，哪怕是春节，我也一定要来看她。没有人让我这么做，只是因为我是她的大夫，我就要对她负全责，有比这更重要的吗?我认为一个大夫不难做到这点。
科学求真，艺术求美，医学求善。医生是将真善美结合在一起的职业。
——郎景和
郎景和：医生看起来很神圣，其实医生也很枯燥，很痛苦，因为每天接触的病人都是痛苦的。医生还要跟脓、血、便打交道，跟细菌打交道，跟癌瘤打交道。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它们解除掉。
主持人：面对这些痛苦，医生一定得有更高的追求，才能够保证这种平衡。
郎景和：这就是职业的荣誉。因此医生没有怕脏的问题，我给小孩吸痰，经常会吸到我自己嘴里头。我们的外科大夫吴蔚然，有时候觉得戴手套查直肠查不清楚，就脱下手套去摸，这样感觉更灵敏，才能检查清楚。为什么这样做?就是要把病因搞清楚，才能给病人解除痛苦。这对于每个医生其实都不在话下。
主持人：这才是真正的医生。你可以把这一段给我们读一读吗?
郎景和：“印度佛的意念就是，我只教一件事，就是苦和苦的消除。后来我加了一句，医生只做一件事，就是病和病的消除。”
主持人：我觉得您很多的思考跟您的医生职业没有直接关系。
郎景和：医学到最后归结为哲学，所以一个医生必须有哲学理念。
主持人：这跟您刚开始的一个观点也是一致的：如果一个医生只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工程师，一个零件和仪器的修复者，是不行的。他应该是一个艺术家，是个哲学家；他应该有创作，有创造，也有思考。
郎教授常说，做医生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他非常愿意给医学院的学生们上课，在他看来，教给学生们的并不仅仅是技艺，更重要的是要把这种快乐的感受也传递给这些未来的医生们(图9)。
一部《妇科手术笔记》——除了数百例疑难手术的经验心得，还有格言、诗歌、纪念文章，甚至短小精彩的哲学论文；
一个医生的哲学——医生只做一件事，就是病和病的消除。
名师出高徒
作为男性，郎景和成为一名妇产科大夫，纯属偶然。
他从小就想当一名医生，是缘于母亲多病，郎中一到，母亲的病情就缓解了。中学毕业，他考入白求恩医科大学攻读外科手术学，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北京协和医院。
在国外，妇产科男大夫比例达到80％，而我国妇产科男大夫总共大约只有1000名。当年，我国近代妇产科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图1)。她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在每一届新来的住院大夫中，为妇产科至少挑选一名男大夫。郎景和进入了她的视线(图2)。
主持人：林巧稚大夫给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郎景和：林大夫是一位真正伟大的医学家。
主持人：真正伟大这个词怎么体会?
郎景和：就是她完全忘掉自己，把这一生献给病人，献给妇女和儿童(图3)。
主持人：您对她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郎景和：邓颖超大姐说林大夫对病人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主持人：什么是林大夫特别的吸引力?
郎景和：林大夫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高超的技术，但这还不完全是她的特别吸引力。她特别的吸引力在她走到病区的一举手、一投足、一启齿中才能感受得到。她拉拉病人的手，问今天感觉怎么样，看病人的肩膀露出来，就会把被子给掖好，把枕头给弄得让病人舒服。这一切都不是刻意做的，是很自然的。因为她首先把病人当成一个孩子、当成一个姐妹。
林大夫的办公室就在产房对面，她可以听出什么样的声音是需要帮助的声音，马上就过去。我们给产妇听胎心都有听诊器，林大夫总是先把耳朵贴在孕妇肚子上听。这样一贴，就和孕妇没距离了，孕妇的产程也顺利了，神吗?这就是一个关爱问题。
有一个孕妇被诊断为子宫癌，准备做切除手术。林大夫听说孕妇怀的是头一胎，便决定暂不切除子宫，让孕妇每个星期来检查一次。几个月后，这位孕妇生下一个胖胖的女孩，子宫的病变也奇迹般地消失了，这个母亲给孩子取名叫“念林”。
有个婴儿生下来高烧不退，哇哇地哭。林大夫给婴儿轻轻地按摩脑门，婴儿握住林巧稚的手指慢慢睡着了。因为怕惊醒睡着的婴儿，她不忍心把手指抽出来，在孩子身旁蹲了几个小时。她说：“只要他能睡好，就有活的希望。”
林大夫不知救过多少妇女和婴儿的命，在妇产科的接生记录中，有各种与她相关的名字：仰林、敬林、思林……。许多孩子长大后给她写信，叫她“林妈妈”。
林大夫技术很好，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个例子。一天上午我们做了一个剖腹产，到了晚上10点多钟，病人发高烧，肚子疼得非常厉害。我们就打电话给林大夫，林大夫就问，这个产妇剖腹产前临产了吗?我们说没有。林大夫又问，你们手术后没有扩张宫颈吧?我们说没有。她就立即指导我们做了相应处理，然后告诉我们，没有临产的剖腹产，说明还没有宫缩，宫颈没有开，剖腹产手术的出血就排不出来，瘀在子宫腔里，病人就会疼，就会发烧。这个实例后来成了我们教科书的一个内容。
这就是林大夫。一方面她对病人投入了那么多的关心，另一方面她有很丰富的经验。她真正是一个把技术、艺术和对病人的关切结合起来的典范。(图4)1993年我辞去协和医院副院长的职务，重新担任了妇产科主任。这是林大夫生前的办公室，陈设一直保持着林大夫的风格。我坐在这儿，面对林大夫，始终感觉到一种责任(图5)。
郎景和有一个爱好：下了手术台，愿意喝杯咖啡，坐在办公室，拿起笔，信马由缰，把自己的一些感悟写出来。这本长期用文字记录重要手术的工作笔记，被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一眼看中，出版了《妇科手术笔记》(图6)。因为深切体会到医学绝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更是一种人学，一种艺术和哲学，郎景和在他的《妇科手术笔记》中，记录了许多技术以外的内容。
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处方应该是关爱
——郎景和
主持人：在一个外科医生眼里看人体，会不会就像是零件?坏了就给换一个，或者拆掉它?
郎景和：你这个问题非常要害。人是一个活的肌体，心脏在跳动，肠子在蠕动，一些器官在收缩和舒张，人体还有思想，有感情，有意愿等等。如果任何一个医生仅仅把施行医疗，或者施行外科手术当成是修复一个机器，那就大错特错了。那肯定不是一个好医生。
主持人：您曾经说过一句话，“医生给病人开的第一个处方应该是关爱。”
郎景和：对。外科大夫的工作主要不是在手术时，那只体现手术的技巧，在一个成功的手术中只占25％，另外的75％叫决策。什么叫决策，包括术前的正确诊断，这个手术该不该做、判断是不是手术的适应症、有没有禁忌症、病人的全身状况如何、采取什么样的手术方式、什么样的手术切口等等；然后要考虑手术中的手术范围，什么范围是足够的，什么情况是要适可而止的；手术后会发生哪些问题，对病人怎么随访。这一套就叫决策。
主持人：最近您做了一个创世界纪录的手术，切除了一个18公斤的子宫肌瘤?
郎景和：是位52岁的患者。10年前就发现了，因为害怕手术没有治疗。这2年瘤子迅速增大。她去过很多家医院，都因为瘤子太大并患有红细胞增多症，不敢给她做手术。
主持人：开始是她自己不敢做，后来是医院不敢做?
郎景和：是的。因为一下子要从肚子里搬掉18公斤重的实体，心脏需要适应这个压力的改变，她的心肺功能可能无法耐受这么大的手术。
主持人：您为什么就能做这个手术?
郎景和：我给她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先做4个月的内科治疗准备(图7)。
主持人：手术前她自己会不会很担心?
郎景和：这又涉及到关爱。我在手术前跟她进行了一个沟通，把如何手术都交待给她，让她非常信任你，她就有安全感，有依靠，有信心来接受这个手术。我要有信心，打有准备之仗，她也应该有信心，这就叫合作。
主持人：任何一个手术都应该是病人跟医生的合作。
郎景和：对，医生和病人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郎景和说，子宫涉及到女性及其家庭多方面的因素，对子宫肌瘤的手术选择极其重要。一位年仅24岁的姑娘患了多发性子宫肌瘤，有的医院主张她切除子宫。郎大夫得知她还没结婚，就先给她做了子宫肌瘤剔除术，剔除了20多个瘤子，并且告诉她子宫上有疤痕，结婚后生孩子最好是剖腹产。过了2年，郎大夫为她剖腹产出一个男孩。又过了5年，她的子宫又长肌瘤了，根据病情，郎大夫说：“你的子宫已经完成任务，应该切除了。”于是，郎大夫给她做了第三次手术。同一个病人做3次手 术表明了什么?就是医生对病人的关爱，为病人全面考虑。
郎景和：要切除子宫，很快，40分钟就完了。可是剔除子宫肌瘤，2个小时也做不完。要一个一个地做，要仔细检查。
主持人：您之所以选择做一个难度比较高的手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郎景和：就是为她以后能生育，这也是病人的要求。
科学家更多地诉诸理智，艺术家更多地倾注感情，医生则必须把冷静的理解和热烈的感情集于一身
——郎景和
多数人对自己拥有“第一”的经历感到自豪，郎景和是个例外。他在国内最先研究卵巢癌的淋巴转移；他开创性地提出了全新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病机理和源头治疗；他推进建立了妇科泌尿学；他首先将腹腔镜应用在妇科临床诊断上。但他最为看重的，还是他42年在此成长、成熟起来的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声誉——对此，他既有热烈的感情，也有冷静的理解。
主持人：作为一个全国最知名的医院，很多病人往往是跑遍了各大医院，最后没有办法了才来到了协和。尽管协和医院的技术很高，一定会遇到很多很难救治的病人吧?
郎景和：是的。很多病人到协和来，认为自己是走到头了。
主持人：是最后的希望?
郎景和：很大的一个期望。这当然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了。我们真的能把病治好的，只是其中的甚至可以说是一少部分。所以，有的时候治病常常是帮助病人解除痛苦，延长生命，给病人以关怀和慰藉。
主持人：公众也应该这样看待医生?
郎景和：对。我不能说一定能治好。有的可以治好，有的不能，得有勇气承认啊!就像任何事情我们的认知都有局限一样。在整个科学发展中，医学是落后的。
主持人：怎么解释?
郎景和：现代医学的发展是靠其它学科，比如医疗设备，最早有×光，现在有B超、CT、核磁、PET和不开刀的内镜手术，都是其它的科学发展了，引入应用到医学上的；药物也都是靠其它科学工作者研制出来的。医学对其它学科的依赖非常大。
在郎景和从医42年的生涯中有2次手术让他一生难忘。其中记忆最深的是，他和他的老师、上一任妇产科主任吴葆桢教授在河南洛阳，为一个晚期卵巢癌患者做的手术。
郎景和：由于病人非常衰弱，当地医院条件差，当时建议先养一养身体，控制一下病情再做手术。但当地医院甚至当地政府出面说你们来了不容易，病人家属也跪在那说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吧。我们就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手术没问题，但快做完的时候，病人的心脏不行了，没抢救过来。我们非常难过。
主持人：您会因为这个事自责吗?
郎景和：我至少把它当成一个非常让我去深思、去考虑的问题。医生的责任显然不完全是技术问题，我认为我技术无过错，但是我不成功。病人没好就不算我成功(图8)。所以对医生的责任要有个冷静的理解。
主持人：什么是医生的责任?
郎景和：社会责任。
主持人：社会责任?
郎景和：就是我对病人的责任。如果我太太或者孩子晚上有点不舒服，我甚至都可以稍微敷衍一下，等明天早上再说。但是如果病房打电话来说病人怎么了，不管多晚，没二话，我必须走，必须去医院。
主持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呢?
郎景和：就是社会责任要大于家庭责任。如果我今天做了一个大的手术，下班以前一定要去看看病人的情况好不好、出没出血、血压是不是平稳。如果病人有点问题，处理以后，晚上9点钟肯定还要打电话问。第二天如果是星期六或星期天，哪怕是春节，我也一定要来看她。没有人让我这么做，只是因为我是她的大夫，我就要对她负全责，有比这更重要的吗?我认为一个大夫不难做到这点。
科学求真，艺术求美，医学求善。医生是将真善美结合在一起的职业。
——郎景和
郎景和：医生看起来很神圣，其实医生也很枯燥，很痛苦，因为每天接触的病人都是痛苦的。医生还要跟脓、血、便打交道，跟细菌打交道，跟癌瘤打交道。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它们解除掉。
主持人：面对这些痛苦，医生一定得有更高的追求，才能够保证这种平衡。
郎景和：这就是职业的荣誉。因此医生没有怕脏的问题，我给小孩吸痰，经常会吸到我自己嘴里头。我们的外科大夫吴蔚然，有时候觉得戴手套查直肠查不清楚，就脱下手套去摸，这样感觉更灵敏，才能检查清楚。为什么这样做?就是要把病因搞清楚，才能给病人解除痛苦。这对于每个医生其实都不在话下。
主持人：这才是真正的医生。你可以把这一段给我们读一读吗?
郎景和：“印度佛的意念就是，我只教一件事，就是苦和苦的消除。后来我加了一句，医生只做一件事，就是病和病的消除。”
主持人：我觉得您很多的思考跟您的医生职业没有直接关系。
郎景和：医学到最后归结为哲学，所以一个医生必须有哲学理念。
主持人：这跟您刚开始的一个观点也是一致的：如果一个医生只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工程师，一个零件和仪器的修复者，是不行的。他应该是一个艺术家，是个哲学家；他应该有创作，有创造，也有思考。
郎教授常说，做医生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他非常愿意给医学院的学生们上课，在他看来，教给学生们的并不仅仅是技艺，更重要的是要把这种快乐的感受也传递给这些未来的医生们(图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