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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邓小平同志1984年10月22日《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讲话》中论述：“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
2003年12月11日，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时，在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说：“500多年前，明朝著名的外交家和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是为了同友邦结好。”
一、郑和下西洋是执行明成祖的对外开放政策
“十五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在波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的辽阔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的图景。”①这一“涉沧溟十万余里，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渺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②的壮丽景象，就是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的写照。
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在中国古代航海史上；杰出的外交家和航海家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七次远渡重洋，航行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开通了整个印度洋的航路，谱写了中国和亚非各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在世界航海史和外交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郑和七下西洋船队规模之大，出航人员之多，艨艟宝船之巍峨，组织指挥之严密，出访国家之多，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在十五世纪都是举世无匹的。这一历史性的伟大创举，以及修纂《永乐大典》的文化建设成就，实为明朝永乐盛世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文明昌盛的集中表现，凸现出明成祖对外开放政策取得的丰硕成果。正如郑和宣德六年(1431年)第七次下西洋前夕，在福建长乐所勒《天妃灵应之记碑》的碑文中说，他下西洋就是执行明成祖的对外开放、和平外交政策：“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表明了他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务是：携带明王朝的礼品和金币，馈赠访问的亚非各国，传播中华道德礼仪和文明，结交友邦和平共处，共享太平之福。同时也说明永乐的对外开放、敦睦友邦，是通过双方派遣使者互访、明朝赐赉礼品和外国朝贡方物的方式进行的。中国使者出国，携带皇帝诏书及文绮、金银、瓷器等珍贵手工艺品，馈赠各国国王，并祀其国之山川，表示对各国领土的尊重。朝贡也是当时外交上一种礼节，互相赠送礼品，表示国际间的礼尚往来，而且明朝政府总是采取“厚往薄来”的优待友邦的方针。明成祖的对外开放、和平外交政策，在给郑和下西洋致各国敕书中，也讲得十分明白：“皇帝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朕奉命君主天下，一休上帝元心，施恩布德，凡复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兹敕谕，悉使闻之。”这一致亚非友邦的“国书”，其主旨一是明成祖自诩“奉命主天下”，施恩泽，布仁德于宇内，希望各国人民安居乐业，和平共处，循理安分，共享太平；二是欢迎各国表达诚意，与明朝政府建立友好关系。
明成祖除了政治上与亚非诸国建立友好关系外，在国际贸易方面采取对外开放。永乐元年 (1403年)恢复明太祖废除的市舶司制度，重新在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司。永乐三年 (1405年)又于上述三市舶司各设驿馆，招待日益增多的“海外诸番朝贡之使，福建名‘来远’，浙江名‘安远’，广东名‘怀远’。”③以遂“梯航万国悉来庭”的愿望。
二、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外交活动
纵观郑和生平，自跟随朱棣，奋战靖难之役，到南京永乐王朝建立的翌年，也就是从永乐二年(1404年)开始，他就奉旨从事航海外交活动，历经29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62岁卒于印度洋航次。他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云帆高张，涉彼狂澜”和“宣德化而柔远人”中度过的。兹将他航海外交的功绩列述于下：
1.下西洋前奏——使日敦睦邦交
明成祖即位，虽遣使诏谕日本修好，但次年日本倭寇屡次侵扰中国直隶、浙江、福建，不仅沿海居民深受其害，而且明朝的海外交通也受到威胁。据明代嘉靖浙江巡安御史胡宗宪所著《筹海图编·直隶倭变记》述：“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对马(壹)岐倭寇苏松，贼掠浙扛穿山而来，转掠沿海。上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出师获渠魁以献。”再，明清学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有同样的记载：“文皇帝永乐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只，寇穿山，百户马兴(与战)死之。寻寇苏松诸处。是年，上命太监郑和统帅楼船水军十万招谕海外诸番，日本首先纳款，擒献犯边贼二十余人。”
郑和衔命统督楼船使日，经过交涉，使日本国王源道义主动剿捕倭寇“渠魁”二十余人，献于明廷谢罪。郑和还敦促源道义接受明朝赐给“日本国王”的封号、金印、冠服等。双方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以防止双方臣民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从此，倭寇渐敛，海隅宁静数十年，这是郑和航海外交取得的首功，也为日后舟师下西洋廓清了海氛，航行安全有了保障。
2.第一次西洋的外交活动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明成祖“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西洋”④郑和船队自苏州刘家港出发，泛海至福建休整。同年冬趁东北季风南下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再至爪哇、旧港(今苏门答腊巨港)、苏门答刺、满剌加(今马六甲)、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最后抵达终点古里(今印度卡里卡特)。“古里，西洋大国，西滨大海，南距柯枝国(今印度柯钦)”，“诸番要会也。”⑤郑和初下西洋，赍明成祖诏书，并赐印诰、文绮等物，与古里建立友好外交关系。并在其地建碑亭，勒文说；“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昭万世。”⑥是中印友好交往最早的标志。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郑和自古里返航南京复命。在郑和和平外交的影响下，“苏门答剌、古里、满刺加、小葛兰(今印度奎隆)、阿鲁(今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等国王遣使，随(郑和)船队来华朝贡方物。”⑦
以后，郑和船队每次下西洋都到古里，以此为中继站，驶往阿拉伯和东非沿海。古里国王亦多次遣使朝贡中国。
3．第二次下西洋的外交活动
永乐五年(1407年)冬，郑和船队第二次下西洋，由占城来到暹罗(今泰国)。其地“在占城西南，顺风十昼夜可至。即隋唐赤土国。”⑧三年前在中国东南沿海，发生一桩海事，《明史，暹罗传》记述：“永乐二年，有番船飘至福建海岸。诘之，乃暹罗与琉球通好者，所司籍其货以闻。帝曰：‘二国修好，乃甚美事，不幸遭风，正宜怜惜，岂可因此为利。所司治舟给票，俟风便，遣赴琉球。”由此可见，明成祖友邻政策之一斑。
郑和永乐六年到退罗，遵照明成祖的旨意，进行外交斡旋，调解了一桩友邻的纠纷。起因是占城国赴中国朝贡的使节，在返航途中，“风飘其舟至彭亨(今马来西亚彭亨)，暹罗索取其使，羁留不遣。苏门答刺和满剌加两国又向明成祖诉暹罗恃强发兵，夺天朝所赐印诰。帝降敕责之曰：‘占城、苏门答剌、满剌加与尔俱受朝命，安能逞盛拘其贡使，夺其诰印’。”⑨责成暹罗“其即返占城使者，苏门答刺、满刺加印诰。自今奉法循理，保境睦邻，庶永享太平之福。”⑩郑和授敕切责暹罗王。暹罗王自知理亏，痛改前非，除释放占使，发还印诰外，并遣使来华朝贡谢罪。嗣后，这一地区遂和睦安定。 郑和第二次远航还访问了西洋九国，最远到达古里、柯技(今印度柯钦)。永乐七年(1409年)夏返国。在这次出使中，郑和在访问东南亚一些国家后，自苏门答剌顺风十二昼夜到达锡兰山 (今斯里兰卡)。其国崇信佛教，唐代玄奘大师曾到其国取经。郑和为表达明朝政府的友谊，“以金银织金、广丝宝幡、香炉花瓶、表理灯烛等物，布施佛寺”，(11)并以汉文、阿拉伯文和泰米尔文等三种文字立碑勒文，颂扬锡兰山佛教之盛，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12)此碑一度湮没，1911年在该国迦里镇被发现，以后保存于科伦坡国家博物馆，成为斯里兰卡的国宝。
4．第三次下西洋的外交活动
永乐七年(1409年)秋，郑和船队第三次下西洋，在驶往终点古里的途中，特至满剌加(今马来西亚之马六甲)，宣读明成祖的诏书，赐国王双台银印、冠带袍服。由于满剌加是西洋航路的要冲，中满两国早有协议，郑和船队在此建有中转基地，“大舱宝船已往占城、爪哇等国，并分腙暹罗等国，回还舡只俱于此国海滨驻泊。一应钱粮皆于库内存贮，各舡并聚，又分腙次前往诸番买卖。”(13)郑和船队回归时，“去各国船只到此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14)
永乐九年(1411年)五月，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回国时，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刺率妻、陪臣等 540余人，搭乘郑和宝船来中国回访。“九年，其王来朝，赐金织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金银器、帐幔衾稠悉具……濒行赐宴奉天门，再赐王玉带、仪仗、鞍马、黄金百、白金(即银)五百……”(15)以后直到宣德八年(1433年)，满刺加国王又三次来中国朝贡，一直保持友好交往。
5．第四次下西洋的外交活动
郑和前三次下西洋的终点都是古里。永乐十年(1412年)冬，明成祖遣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其航线延伸至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的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郑和到达上述地区的国家，都宣读诏敕，“赐其王锦绮、綵币、纱罗。妃及大臣皆有赐。”(16)航线终点的麻林国即派使臣，随宝船来华回访，并进贡“神物麒麟”。木骨都束(今东非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和不剌哇(今东非索马里)亦于翌年遣使访华。所谓“麒麟”，即长颈鹿，中国古代认为是祥瑞之神兽。“麻林国及诸番国进麒麟、天马、神鹿等物，上御奉天门受之，文武群臣稽首称贺。”(17)明成祖大喜过望，说：“此皇考厚德所致……故远人毕来。”(18)
6．第五次下西洋的外交活动
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二月，郑和接旨，翌年开洋第五次下西洋。《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十四年十二月丁卯，古里、爪哇、满喇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剌哇、阿丹、苏门答刺、麻林、剌撤、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及旧港宣慰使臣辞返，悉赐文绮袭衣，遣中官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彩绢等物偕往，赐各国王。”说明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主要外交任务，是护送各国使节安全远航回国。
7．第六次下西洋的外交活动
永乐十九年(1421年)，郑和船队第六次下西洋，其航线仍旧是横渡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和东非沿海各国。据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记述：郑和在“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国使臣待京师者，悉还本国。”又据《明成祖实录》记载，也是说护送“忽鲁谟斯等十六国使臣还国，赐钞币表里。复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绫绢等物赐诸国王，就与使臣偕行。”可见此次下西洋的外交使命与第五次下西洋相同。
郑和此次还到达南亚的榜葛剌国(今孟加拉国)，受到该国隆重而盛大的外交礼遇。榜葛刺国王“闻朝使至，遣官具仪物，以千骑来迎。王宫高广，柱皆黄铜包饰，雕琢花兽。左右设长廊，内列明甲马队千余；外列巨人，明盔甲，执刀剑弓矢，威仪甚壮。丹墀左右，设孔雀翎伞盖百余，又置象队百余于殿前。王饰八宝冠，箕踞殿上高座，横剑于膝。朝使人，令拄银杖者二人来导。五步一呼，至中则止，又拄金杖者二人导如初。其王拜迎诏，叩头，手加额，开读受赐讫，设绒毯于殿，宴朝使，不饮酒，以蔷薇露和香蜜水饮之。赠使者金盔、金系腰、金瓶、金盆，其副则用银，从者皆有赠。”(19)国礼迎宾场面极为华丽而庄重，反映了榜葛剌对中国的尊敬、亲切和向往之情。
在郑和航海外交的影响下，永乐年间，中外元首和外交使节亲切而真诚的友好交往不断出现。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国(今菲律宾南端的苏禄群岛)的东王、西王和峒王妻，“各率其属及随从头目凡340人，奉金缕表来朝贺，且献珍珠、宝石、玳瑁等物。”(20)受到明成祖的隆重接待，并赐三王诰命、印章、冠服，其封号东王为正，西王和峒王为副，随从人员亦各有赏赐。一月后，东王巴都葛·叭哈喇不幸在返国途中患病殁于山东德州。明成祖闻讯甚哀，即遣官赐祭，命有司营坊，葬以王礼，并亲撰碑文，勒碑墓道，赐谥号“恭定”。又封其长子为东王，回国继位。次子温哈剌、三子安都鲁俱受明朝廷俸禄，留居中国，其后裔温、安二姓，至今繁衍绵延。
永乐廿一年(1423年)九月戊戌，在北京巍峨而辉煌的新皇宫；又出现了一幕空前的外交盛会，明成祖亲临奉天门朝贺群臣，来自亚非十六个国家的一千二百多位使节，捧琛执贽，具金叶表文，咸集阙下，佝明廷朝贡(21)。如此盛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殊属罕见。
8．一代伟人第七次下西洋卒于印度洋
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郑和六秩高龄，奉明宜宗之命第七次下西洋，“凡所历忽鲁漠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柯枝、卜喇哇、木骨都束、南渤利、苏门答剌、剌撤、溜山、阿鲁、甘把里、阿丹、佐法儿、竹步、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其君长皆赐采币有差。”(22)说明此次远航，仍是访问亚非各国的外交活动。据明人祝允明的《前闻记》云，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船队返航到古里，大腙船队集中后，同月回洋，郑和在此航次中病故，遗体由随船官兵运载回国，葬于南京中华门外牛首山下。
在郑和七下西洋，与邻国交往中，也发生过自卫性的军事冲突，其中除歼灭中国海盗陈祖义外，涉外事件有两起：
一次发生在锡兰山。“永乐中郑和使西洋，至其地，王亚烈苦奈儿欲害和。和觉去之他国。王又不睦邻境，屡邀劫来往使臣，诸番皆苦之。及和归，复经其地，乃诱和至国中，发兵五万劫和，塞归路。和乃率步卒二千，由问道乘虚攻拔其城，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妻子、头目，献俘于朝廷。廷臣请戮。帝悯其无知，并妻子皆释，且给与食。”(23)宜德初，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又礼访了锡兰山国。
另一次发生在苏门答刺国。永乐十三年 (1415年)，郑和使团到达该国，老王弟苏干刺“以颁赐不及己，怒，统数万人邀击。和勒部卒及国人御之，大破贼众，追至南渤利国，俘以归。”(24)事因也是郑和遭袭以自卫，由于是正义之举，所以得到苏门答刺人民的支持。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在亚非人民中留下了和平友好的深刻印象，产生了广泛的历史影响，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至今还流传着郑和航海友好访问的许多故事，留存不少以郑和尊号命名的遗迹：在泰国有三保港、三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三宝寺塔；在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城、三宝井；在爪哇有三宝垅、三宝港、三宝洞、三宝井、三宝墩、三宝公庙；在印度还保存着三宝石刻雕像。这一切充分说明，郑和献身航海外交，积极执行明成祖的对外开放、敦睦邦交的政策，使世界人民认识了中国，也使中国人民知道了世界，因此赢得了海内外人民的崇敬和怀念。
注释：
①英国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7章32页
②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的碑文
③《明成祖实录》卷37
④《明史·郑和传》
⑤《明史。古里传》
⑥、(14)马欢《瀛涯胜览》
⑦、⑩巩珍《西洋番国志》
⑧、⑨、⑩《明史·暹罗传》卷324
(11)、(12)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15)《明史·满剌加传》卷324
(16)《明史》卷325
(17)《明实录》卷24
(18)《明史·麻林传》卷326
(19)《明史·榜葛剌国》卷326
(20)《永乐实录》卷170
(21)《永乐实录》卷127
(22)《宣德实录》卷67
(23)《明史·外国传锡兰山》
(24)《明史·外国传》
邓小平同志1984年10月22日《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讲话》中论述：“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
2003年12月11日，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时，在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说：“500多年前，明朝著名的外交家和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是为了同友邦结好。”
一、郑和下西洋是执行明成祖的对外开放政策
“十五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在波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的辽阔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的图景。”①这一“涉沧溟十万余里，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渺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②的壮丽景象，就是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的写照。
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在中国古代航海史上；杰出的外交家和航海家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七次远渡重洋，航行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开通了整个印度洋的航路，谱写了中国和亚非各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在世界航海史和外交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郑和七下西洋船队规模之大，出航人员之多，艨艟宝船之巍峨，组织指挥之严密，出访国家之多，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在十五世纪都是举世无匹的。这一历史性的伟大创举，以及修纂《永乐大典》的文化建设成就，实为明朝永乐盛世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文明昌盛的集中表现，凸现出明成祖对外开放政策取得的丰硕成果。正如郑和宣德六年(1431年)第七次下西洋前夕，在福建长乐所勒《天妃灵应之记碑》的碑文中说，他下西洋就是执行明成祖的对外开放、和平外交政策：“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表明了他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务是：携带明王朝的礼品和金币，馈赠访问的亚非各国，传播中华道德礼仪和文明，结交友邦和平共处，共享太平之福。同时也说明永乐的对外开放、敦睦友邦，是通过双方派遣使者互访、明朝赐赉礼品和外国朝贡方物的方式进行的。中国使者出国，携带皇帝诏书及文绮、金银、瓷器等珍贵手工艺品，馈赠各国国王，并祀其国之山川，表示对各国领土的尊重。朝贡也是当时外交上一种礼节，互相赠送礼品，表示国际间的礼尚往来，而且明朝政府总是采取“厚往薄来”的优待友邦的方针。明成祖的对外开放、和平外交政策，在给郑和下西洋致各国敕书中，也讲得十分明白：“皇帝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朕奉命君主天下，一休上帝元心，施恩布德，凡复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兹敕谕，悉使闻之。”这一致亚非友邦的“国书”，其主旨一是明成祖自诩“奉命主天下”，施恩泽，布仁德于宇内，希望各国人民安居乐业，和平共处，循理安分，共享太平；二是欢迎各国表达诚意，与明朝政府建立友好关系。
明成祖除了政治上与亚非诸国建立友好关系外，在国际贸易方面采取对外开放。永乐元年 (1403年)恢复明太祖废除的市舶司制度，重新在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司。永乐三年 (1405年)又于上述三市舶司各设驿馆，招待日益增多的“海外诸番朝贡之使，福建名‘来远’，浙江名‘安远’，广东名‘怀远’。”③以遂“梯航万国悉来庭”的愿望。
二、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外交活动
纵观郑和生平，自跟随朱棣，奋战靖难之役，到南京永乐王朝建立的翌年，也就是从永乐二年(1404年)开始，他就奉旨从事航海外交活动，历经29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62岁卒于印度洋航次。他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云帆高张，涉彼狂澜”和“宣德化而柔远人”中度过的。兹将他航海外交的功绩列述于下：
1.下西洋前奏——使日敦睦邦交
明成祖即位，虽遣使诏谕日本修好，但次年日本倭寇屡次侵扰中国直隶、浙江、福建，不仅沿海居民深受其害，而且明朝的海外交通也受到威胁。据明代嘉靖浙江巡安御史胡宗宪所著《筹海图编·直隶倭变记》述：“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对马(壹)岐倭寇苏松，贼掠浙扛穿山而来，转掠沿海。上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出师获渠魁以献。”再，明清学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有同样的记载：“文皇帝永乐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只，寇穿山，百户马兴(与战)死之。寻寇苏松诸处。是年，上命太监郑和统帅楼船水军十万招谕海外诸番，日本首先纳款，擒献犯边贼二十余人。”
郑和衔命统督楼船使日，经过交涉，使日本国王源道义主动剿捕倭寇“渠魁”二十余人，献于明廷谢罪。郑和还敦促源道义接受明朝赐给“日本国王”的封号、金印、冠服等。双方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以防止双方臣民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从此，倭寇渐敛，海隅宁静数十年，这是郑和航海外交取得的首功，也为日后舟师下西洋廓清了海氛，航行安全有了保障。
2.第一次西洋的外交活动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明成祖“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西洋”④郑和船队自苏州刘家港出发，泛海至福建休整。同年冬趁东北季风南下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再至爪哇、旧港(今苏门答腊巨港)、苏门答刺、满剌加(今马六甲)、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最后抵达终点古里(今印度卡里卡特)。“古里，西洋大国，西滨大海，南距柯枝国(今印度柯钦)”，“诸番要会也。”⑤郑和初下西洋，赍明成祖诏书，并赐印诰、文绮等物，与古里建立友好外交关系。并在其地建碑亭，勒文说；“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昭万世。”⑥是中印友好交往最早的标志。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郑和自古里返航南京复命。在郑和和平外交的影响下，“苏门答剌、古里、满刺加、小葛兰(今印度奎隆)、阿鲁(今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等国王遣使，随(郑和)船队来华朝贡方物。”⑦
以后，郑和船队每次下西洋都到古里，以此为中继站，驶往阿拉伯和东非沿海。古里国王亦多次遣使朝贡中国。
3．第二次下西洋的外交活动
永乐五年(1407年)冬，郑和船队第二次下西洋，由占城来到暹罗(今泰国)。其地“在占城西南，顺风十昼夜可至。即隋唐赤土国。”⑧三年前在中国东南沿海，发生一桩海事，《明史，暹罗传》记述：“永乐二年，有番船飘至福建海岸。诘之，乃暹罗与琉球通好者，所司籍其货以闻。帝曰：‘二国修好，乃甚美事，不幸遭风，正宜怜惜，岂可因此为利。所司治舟给票，俟风便，遣赴琉球。”由此可见，明成祖友邻政策之一斑。
郑和永乐六年到退罗，遵照明成祖的旨意，进行外交斡旋，调解了一桩友邻的纠纷。起因是占城国赴中国朝贡的使节，在返航途中，“风飘其舟至彭亨(今马来西亚彭亨)，暹罗索取其使，羁留不遣。苏门答刺和满剌加两国又向明成祖诉暹罗恃强发兵，夺天朝所赐印诰。帝降敕责之曰：‘占城、苏门答剌、满剌加与尔俱受朝命，安能逞盛拘其贡使，夺其诰印’。”⑨责成暹罗“其即返占城使者，苏门答刺、满刺加印诰。自今奉法循理，保境睦邻，庶永享太平之福。”⑩郑和授敕切责暹罗王。暹罗王自知理亏，痛改前非，除释放占使，发还印诰外，并遣使来华朝贡谢罪。嗣后，这一地区遂和睦安定。 郑和第二次远航还访问了西洋九国，最远到达古里、柯技(今印度柯钦)。永乐七年(1409年)夏返国。在这次出使中，郑和在访问东南亚一些国家后，自苏门答剌顺风十二昼夜到达锡兰山 (今斯里兰卡)。其国崇信佛教，唐代玄奘大师曾到其国取经。郑和为表达明朝政府的友谊，“以金银织金、广丝宝幡、香炉花瓶、表理灯烛等物，布施佛寺”，(11)并以汉文、阿拉伯文和泰米尔文等三种文字立碑勒文，颂扬锡兰山佛教之盛，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12)此碑一度湮没，1911年在该国迦里镇被发现，以后保存于科伦坡国家博物馆，成为斯里兰卡的国宝。
4．第三次下西洋的外交活动
永乐七年(1409年)秋，郑和船队第三次下西洋，在驶往终点古里的途中，特至满剌加(今马来西亚之马六甲)，宣读明成祖的诏书，赐国王双台银印、冠带袍服。由于满剌加是西洋航路的要冲，中满两国早有协议，郑和船队在此建有中转基地，“大舱宝船已往占城、爪哇等国，并分腙暹罗等国，回还舡只俱于此国海滨驻泊。一应钱粮皆于库内存贮，各舡并聚，又分腙次前往诸番买卖。”(13)郑和船队回归时，“去各国船只到此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14)
永乐九年(1411年)五月，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回国时，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刺率妻、陪臣等 540余人，搭乘郑和宝船来中国回访。“九年，其王来朝，赐金织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金银器、帐幔衾稠悉具……濒行赐宴奉天门，再赐王玉带、仪仗、鞍马、黄金百、白金(即银)五百……”(15)以后直到宣德八年(1433年)，满刺加国王又三次来中国朝贡，一直保持友好交往。
5．第四次下西洋的外交活动
郑和前三次下西洋的终点都是古里。永乐十年(1412年)冬，明成祖遣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其航线延伸至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的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郑和到达上述地区的国家，都宣读诏敕，“赐其王锦绮、綵币、纱罗。妃及大臣皆有赐。”(16)航线终点的麻林国即派使臣，随宝船来华回访，并进贡“神物麒麟”。木骨都束(今东非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和不剌哇(今东非索马里)亦于翌年遣使访华。所谓“麒麟”，即长颈鹿，中国古代认为是祥瑞之神兽。“麻林国及诸番国进麒麟、天马、神鹿等物，上御奉天门受之，文武群臣稽首称贺。”(17)明成祖大喜过望，说：“此皇考厚德所致……故远人毕来。”(18)
6．第五次下西洋的外交活动
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二月，郑和接旨，翌年开洋第五次下西洋。《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十四年十二月丁卯，古里、爪哇、满喇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剌哇、阿丹、苏门答刺、麻林、剌撤、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及旧港宣慰使臣辞返，悉赐文绮袭衣，遣中官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彩绢等物偕往，赐各国王。”说明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主要外交任务，是护送各国使节安全远航回国。
7．第六次下西洋的外交活动
永乐十九年(1421年)，郑和船队第六次下西洋，其航线仍旧是横渡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和东非沿海各国。据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记述：郑和在“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国使臣待京师者，悉还本国。”又据《明成祖实录》记载，也是说护送“忽鲁谟斯等十六国使臣还国，赐钞币表里。复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绫绢等物赐诸国王，就与使臣偕行。”可见此次下西洋的外交使命与第五次下西洋相同。
郑和此次还到达南亚的榜葛剌国(今孟加拉国)，受到该国隆重而盛大的外交礼遇。榜葛刺国王“闻朝使至，遣官具仪物，以千骑来迎。王宫高广，柱皆黄铜包饰，雕琢花兽。左右设长廊，内列明甲马队千余；外列巨人，明盔甲，执刀剑弓矢，威仪甚壮。丹墀左右，设孔雀翎伞盖百余，又置象队百余于殿前。王饰八宝冠，箕踞殿上高座，横剑于膝。朝使人，令拄银杖者二人来导。五步一呼，至中则止，又拄金杖者二人导如初。其王拜迎诏，叩头，手加额，开读受赐讫，设绒毯于殿，宴朝使，不饮酒，以蔷薇露和香蜜水饮之。赠使者金盔、金系腰、金瓶、金盆，其副则用银，从者皆有赠。”(19)国礼迎宾场面极为华丽而庄重，反映了榜葛剌对中国的尊敬、亲切和向往之情。
在郑和航海外交的影响下，永乐年间，中外元首和外交使节亲切而真诚的友好交往不断出现。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国(今菲律宾南端的苏禄群岛)的东王、西王和峒王妻，“各率其属及随从头目凡340人，奉金缕表来朝贺，且献珍珠、宝石、玳瑁等物。”(20)受到明成祖的隆重接待，并赐三王诰命、印章、冠服，其封号东王为正，西王和峒王为副，随从人员亦各有赏赐。一月后，东王巴都葛·叭哈喇不幸在返国途中患病殁于山东德州。明成祖闻讯甚哀，即遣官赐祭，命有司营坊，葬以王礼，并亲撰碑文，勒碑墓道，赐谥号“恭定”。又封其长子为东王，回国继位。次子温哈剌、三子安都鲁俱受明朝廷俸禄，留居中国，其后裔温、安二姓，至今繁衍绵延。
永乐廿一年(1423年)九月戊戌，在北京巍峨而辉煌的新皇宫；又出现了一幕空前的外交盛会，明成祖亲临奉天门朝贺群臣，来自亚非十六个国家的一千二百多位使节，捧琛执贽，具金叶表文，咸集阙下，佝明廷朝贡(21)。如此盛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殊属罕见。
8．一代伟人第七次下西洋卒于印度洋
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郑和六秩高龄，奉明宜宗之命第七次下西洋，“凡所历忽鲁漠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柯枝、卜喇哇、木骨都束、南渤利、苏门答剌、剌撤、溜山、阿鲁、甘把里、阿丹、佐法儿、竹步、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其君长皆赐采币有差。”(22)说明此次远航，仍是访问亚非各国的外交活动。据明人祝允明的《前闻记》云，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船队返航到古里，大腙船队集中后，同月回洋，郑和在此航次中病故，遗体由随船官兵运载回国，葬于南京中华门外牛首山下。
在郑和七下西洋，与邻国交往中，也发生过自卫性的军事冲突，其中除歼灭中国海盗陈祖义外，涉外事件有两起：
一次发生在锡兰山。“永乐中郑和使西洋，至其地，王亚烈苦奈儿欲害和。和觉去之他国。王又不睦邻境，屡邀劫来往使臣，诸番皆苦之。及和归，复经其地，乃诱和至国中，发兵五万劫和，塞归路。和乃率步卒二千，由问道乘虚攻拔其城，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妻子、头目，献俘于朝廷。廷臣请戮。帝悯其无知，并妻子皆释，且给与食。”(23)宜德初，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又礼访了锡兰山国。
另一次发生在苏门答刺国。永乐十三年 (1415年)，郑和使团到达该国，老王弟苏干刺“以颁赐不及己，怒，统数万人邀击。和勒部卒及国人御之，大破贼众，追至南渤利国，俘以归。”(24)事因也是郑和遭袭以自卫，由于是正义之举，所以得到苏门答刺人民的支持。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在亚非人民中留下了和平友好的深刻印象，产生了广泛的历史影响，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至今还流传着郑和航海友好访问的许多故事，留存不少以郑和尊号命名的遗迹：在泰国有三保港、三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三宝寺塔；在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城、三宝井；在爪哇有三宝垅、三宝港、三宝洞、三宝井、三宝墩、三宝公庙；在印度还保存着三宝石刻雕像。这一切充分说明，郑和献身航海外交，积极执行明成祖的对外开放、敦睦邦交的政策，使世界人民认识了中国，也使中国人民知道了世界，因此赢得了海内外人民的崇敬和怀念。
注释：
①英国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7章32页
②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的碑文
③《明成祖实录》卷37
④《明史·郑和传》
⑤《明史。古里传》
⑥、(14)马欢《瀛涯胜览》
⑦、⑩巩珍《西洋番国志》
⑧、⑨、⑩《明史·暹罗传》卷324
(11)、(12)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15)《明史·满剌加传》卷324
(16)《明史》卷325
(17)《明实录》卷24
(18)《明史·麻林传》卷326
(19)《明史·榜葛剌国》卷326
(20)《永乐实录》卷170
(21)《永乐实录》卷127
(22)《宣德实录》卷67
(23)《明史·外国传锡兰山》
(24)《明史·外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