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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部剧有20%的成本都花在买收视率上”，这对于电视剧行业的发展极其不利
“大概有上千条都是这个消息。”和《瞭望东方周刊》聊起这场风波，导演车径行颇为感慨。
这两天，车径行的微信朋友圈已被《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向收视造假宣战》一文刷屏。
12月12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委托其法务委员会发布声明，表示将正式启动打击收视率作假黑势力，努力打造电视剧播出新环境。
就在此前几天，浙江卫视播出电视剧《美人私房菜》，由于制作方没有购买收视率，导致其在浙江卫视收视过低而被撤档。这场风波被认为是这次打击收视率作假的导火索。
在车径行看来，《美人私房菜》的风波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又是一个必然爆发，“收视率作假每天都在谈、都在骂，大家对此深恶痛绝。”
“每年40多亿元”买收视率？
电视行存在的收视率作假问题，并不算爆炸性的新闻。在2015年全国“两会”时，作为人大代表的央视主持人张泽群、政协委员欧阳常林与张国立，曾先后向收视率造假“开炮”。
此次，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更是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坐实”了此前的种种传闻。收视率造假问题，由此进入公众视野。
声明发出后引发了行业震动。车径行告诉本刊记者，这两天圈子里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件事情。
收视率调查原本是为广告商向电视台投放广告服务的，但是，一些电视台广告部为争夺广告资源，开始打起了假收视率的主意。
据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法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张鸣山介绍，电视剧已成为所有卫视频道黄金时段的主打节目，播出机构强行要求在购剧合同中，将收视率与购片价格挂钩，引导制作机构购买收视率。
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在12月3日的第七届财新峰会上直言，“当时我们看到的电视节目、电视剧的收视率90%以上都是假的。”在不买收视率难以生存的状况下，光线传媒放弃了电视业务。
车径行说，如今的情况是，无论你的作品好坏，不买假数据就无法达到电视台要求的收视率，就可能面临停播、降价。
张鸣山透露，“目前购买收视率的价格已攀升至每集30万元至50万元人民币。以全国排行前20名的卫视频道每年播出13000集电视剧计，每年有40多亿元人民币。”
制作人郭现春也说，部分优秀作品也被迫下水，“出淤泥而被染”，大台播的剧要再花一千多万元的“银子”买收视，美其名曰“宣传推广”，彼此心照不宣。
中国是电视剧生产大国，但是“每部剧有20%的成本都花在买收视率上”，车径行痛陈，这对于电视剧行业的发展极其不利。
送米、送油“讨好”样本户
2015年就有媒体报道称，越来越多的影视机构和数据公司加入到造假阵营，成为收视率造假的主犯或帮凶。有业内人士曾透露，目前在市场活跃的制作公司中就有曾是做数据发家的。同时，市场上还活跃着专门操作购买收视和污染样本户的第三方机构，这些人以“宣传公司”的名头进行包装，并许诺收视效果。
车径行告诉本刊记者，这些造假主体多年来的作假手段多样，最常用的还是靠送米、送面、送油“讨好”样本户。
目前，一家收视调查机构在全国可能有几万个样本户，而平均到各个省、市，每个地区的样本户数可能就几百个。收视调查机构会给每个样本户家庭电视机上安装收视测量仪，用以回收数据，进行统计。
每个地区的样本户数量有限，这样一来，造假人员只需要“贿赂”其中若干户就可以影响数据。有媒体测算过，一个地区的样本户有500个，某节目希望提升收视排名，只要找出其中10个样本户进行游说，收视率就能提高至少0.5。
造假人员在拿到样本户信息后，或是直接给钱，或是送大米、食用油，“大爷、大妈最容易被这一套影响。”车径行说。
此外，还有更“高级”的造假手段——直接改数据。有媒体报道过，通过收买数据公司的工作人员，只要支付每集3万元左右的价格，收视就可以上升15%～20%，卫视排行也可以提高2～3个名次。
更高科技的还有通过黑客等手段，对样本户家中上传的数据进行干扰。比如你本来看的是A卫视，但上传的数据却变成了B卫视。
似乎只要钱花得足，一切数据作假都不是问题。
各方利益驱动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法务委员会此次的声明称：即日起，联合全国电视剧制作机构签署自律公约，抵制电视台购买、播出电视剧与收视率挂钩的行为，禁止一切电视剧制播方的对赌行为。
其实，早在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曾召集所谓“电视剧大台”的相关负责人，签署了反对唯收视率论、规范电视剧购播行为的自律公约。这些电视台包括中央电视台以及北京、湖南、上海、江苏、浙江、天津、山东、安徽等省级卫视在内。
然而，在利益的驱动下，“收视对赌协议”越来越盛行。
当电视台在购剧时与制作公司产生较大价格分歧，双方讨价还价过程中产生了“妥协方案”，这便是“收视对赌协议”的由来。比如，电视台购剧时认为某部作品只值30万元一集，而制片方的心理价格为50万元，两方协商无果，就进行“收视率对赌”。条款的核心是双方约定一个收视率，如果达不到这一约定数字，制片公司将无法得到卖片款。
车径行告诉本刊记者，“收视对赌协议”早在三四年前就已出现，但只局限于小范围，直到2015年后蔓延开来，从个别现象发展为常态。
驱动作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告费。央视主持人张泽群曾说，“目前所有的广告投放都是依靠收视率，都是拿收视率说事儿，电视台也要靠收视率作评价，背后都是利益驱动，收视率数据已经被污染了。” 制作单位在生存压力下，只能依靠收视造假来“自救”;电视台在考核指标、广告的压力下，看重虚高的收视率;广告商虽然明知数据存疑，但仍将其作为广告投入的依据。在多方共同利益的驱动下，数据造假的路越走越远，有业内人士感叹，“收视率造假已成地下黑产业。”
缺法律制约成行业困惑
“从制假、买假，到有人配合、认可，再到最后的受益，里面涉及的内容庞大又复杂。作假已经不单是某一方，可以说是形成了整个产业链。”从事影视法律服务工作多年的律师罗伊（化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导演郭靖宇在《大秧歌》开播前就遭遇过“收视率敲诈”，“如果你不买收视率，戏再好绝对进不了前十名！”
2012年，中视丰德影视版权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锋曾拿出包括短信、沟通邮件甚至是商业合同在内的各种证据来指证收视作假。其中，有机构承诺一年只需5000万元便可帮他迈进全国收视十强。这家机构甚至还在当年的6月18日、6月21日两日，对新疆卫视“中视丰德热播剧场”的西宁、乌鲁木齐两个城市的收视率作了两次数据飙升“实验”，以取得王建锋信任。
车径行也告诉本刊记者，某卫视曾经有一档节目已经下架半年，但是仍有收视率。数据的真实性如何，不言而喻。
王建锋先是向收视率调查公司索福瑞举报，之后又选择微博爆料，但是这都没有给事情带来实质进展，他反而多次收到“威胁短信和邮件”。
罗伊说，现在的状况是很多人被裹挟着前进，无法自拔。
由于购买收视率成为行业潜规则，导致了“资源”紧缺，于是“第三方”趁火打劫，在同一城市、同一时段同时收取两家、三家制作机构的费用，导致许多公司花了钱也买不到收视率，不仅要遭到播出机构的停播、降价、欠款，还要承受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经济损失。
据了解，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正式授权其法务委员会，对涉嫌电视剧收视率造假行为调查取证，并向司法部门报案。
罗伊告诉本刊记者，从法律层面上讲，收视率作假很难用现行的法律条款直接作为依据套用。“没有真正的法律制约，是我们行业里面的困惑。”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将考试作弊入刑，归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罗伊认为，收视率作假与考试作弊在某种程度上十分相似，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产业链。如果要在法律上进行制约，应该涉及到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从买假、制假、售假，到最后获益，每个环节都不应该放过。
车径行认为，打击收视率作假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依靠司法，一个是改变现有的“唯收视率论”，建立多维度的评价体系。
“大概有上千条都是这个消息。”和《瞭望东方周刊》聊起这场风波，导演车径行颇为感慨。
这两天，车径行的微信朋友圈已被《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向收视造假宣战》一文刷屏。
12月12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委托其法务委员会发布声明，表示将正式启动打击收视率作假黑势力，努力打造电视剧播出新环境。
就在此前几天，浙江卫视播出电视剧《美人私房菜》，由于制作方没有购买收视率，导致其在浙江卫视收视过低而被撤档。这场风波被认为是这次打击收视率作假的导火索。
在车径行看来，《美人私房菜》的风波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又是一个必然爆发，“收视率作假每天都在谈、都在骂，大家对此深恶痛绝。”
“每年40多亿元”买收视率？
电视行存在的收视率作假问题，并不算爆炸性的新闻。在2015年全国“两会”时，作为人大代表的央视主持人张泽群、政协委员欧阳常林与张国立，曾先后向收视率造假“开炮”。
此次，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更是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坐实”了此前的种种传闻。收视率造假问题，由此进入公众视野。
声明发出后引发了行业震动。车径行告诉本刊记者，这两天圈子里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件事情。
收视率调查原本是为广告商向电视台投放广告服务的，但是，一些电视台广告部为争夺广告资源，开始打起了假收视率的主意。
据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法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张鸣山介绍，电视剧已成为所有卫视频道黄金时段的主打节目，播出机构强行要求在购剧合同中，将收视率与购片价格挂钩，引导制作机构购买收视率。
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在12月3日的第七届财新峰会上直言，“当时我们看到的电视节目、电视剧的收视率90%以上都是假的。”在不买收视率难以生存的状况下，光线传媒放弃了电视业务。
车径行说，如今的情况是，无论你的作品好坏，不买假数据就无法达到电视台要求的收视率，就可能面临停播、降价。
张鸣山透露，“目前购买收视率的价格已攀升至每集30万元至50万元人民币。以全国排行前20名的卫视频道每年播出13000集电视剧计，每年有40多亿元人民币。”
制作人郭现春也说，部分优秀作品也被迫下水，“出淤泥而被染”，大台播的剧要再花一千多万元的“银子”买收视，美其名曰“宣传推广”，彼此心照不宣。
中国是电视剧生产大国，但是“每部剧有20%的成本都花在买收视率上”，车径行痛陈，这对于电视剧行业的发展极其不利。
送米、送油“讨好”样本户
2015年就有媒体报道称，越来越多的影视机构和数据公司加入到造假阵营，成为收视率造假的主犯或帮凶。有业内人士曾透露，目前在市场活跃的制作公司中就有曾是做数据发家的。同时，市场上还活跃着专门操作购买收视和污染样本户的第三方机构，这些人以“宣传公司”的名头进行包装，并许诺收视效果。
车径行告诉本刊记者，这些造假主体多年来的作假手段多样，最常用的还是靠送米、送面、送油“讨好”样本户。
目前，一家收视调查机构在全国可能有几万个样本户，而平均到各个省、市，每个地区的样本户数可能就几百个。收视调查机构会给每个样本户家庭电视机上安装收视测量仪，用以回收数据，进行统计。
每个地区的样本户数量有限，这样一来，造假人员只需要“贿赂”其中若干户就可以影响数据。有媒体测算过，一个地区的样本户有500个，某节目希望提升收视排名，只要找出其中10个样本户进行游说，收视率就能提高至少0.5。
造假人员在拿到样本户信息后，或是直接给钱，或是送大米、食用油，“大爷、大妈最容易被这一套影响。”车径行说。
此外，还有更“高级”的造假手段——直接改数据。有媒体报道过，通过收买数据公司的工作人员，只要支付每集3万元左右的价格，收视就可以上升15%～20%，卫视排行也可以提高2～3个名次。
更高科技的还有通过黑客等手段，对样本户家中上传的数据进行干扰。比如你本来看的是A卫视，但上传的数据却变成了B卫视。
似乎只要钱花得足，一切数据作假都不是问题。
各方利益驱动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法务委员会此次的声明称：即日起，联合全国电视剧制作机构签署自律公约，抵制电视台购买、播出电视剧与收视率挂钩的行为，禁止一切电视剧制播方的对赌行为。
其实，早在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曾召集所谓“电视剧大台”的相关负责人，签署了反对唯收视率论、规范电视剧购播行为的自律公约。这些电视台包括中央电视台以及北京、湖南、上海、江苏、浙江、天津、山东、安徽等省级卫视在内。
然而，在利益的驱动下，“收视对赌协议”越来越盛行。
当电视台在购剧时与制作公司产生较大价格分歧，双方讨价还价过程中产生了“妥协方案”，这便是“收视对赌协议”的由来。比如，电视台购剧时认为某部作品只值30万元一集，而制片方的心理价格为50万元，两方协商无果，就进行“收视率对赌”。条款的核心是双方约定一个收视率，如果达不到这一约定数字，制片公司将无法得到卖片款。
车径行告诉本刊记者，“收视对赌协议”早在三四年前就已出现，但只局限于小范围，直到2015年后蔓延开来，从个别现象发展为常态。
驱动作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告费。央视主持人张泽群曾说，“目前所有的广告投放都是依靠收视率，都是拿收视率说事儿，电视台也要靠收视率作评价，背后都是利益驱动，收视率数据已经被污染了。” 制作单位在生存压力下，只能依靠收视造假来“自救”;电视台在考核指标、广告的压力下，看重虚高的收视率;广告商虽然明知数据存疑，但仍将其作为广告投入的依据。在多方共同利益的驱动下，数据造假的路越走越远，有业内人士感叹，“收视率造假已成地下黑产业。”
缺法律制约成行业困惑
“从制假、买假，到有人配合、认可，再到最后的受益，里面涉及的内容庞大又复杂。作假已经不单是某一方，可以说是形成了整个产业链。”从事影视法律服务工作多年的律师罗伊（化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导演郭靖宇在《大秧歌》开播前就遭遇过“收视率敲诈”，“如果你不买收视率，戏再好绝对进不了前十名！”
2012年，中视丰德影视版权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锋曾拿出包括短信、沟通邮件甚至是商业合同在内的各种证据来指证收视作假。其中，有机构承诺一年只需5000万元便可帮他迈进全国收视十强。这家机构甚至还在当年的6月18日、6月21日两日，对新疆卫视“中视丰德热播剧场”的西宁、乌鲁木齐两个城市的收视率作了两次数据飙升“实验”，以取得王建锋信任。
车径行也告诉本刊记者，某卫视曾经有一档节目已经下架半年，但是仍有收视率。数据的真实性如何，不言而喻。
王建锋先是向收视率调查公司索福瑞举报，之后又选择微博爆料，但是这都没有给事情带来实质进展，他反而多次收到“威胁短信和邮件”。
罗伊说，现在的状况是很多人被裹挟着前进，无法自拔。
由于购买收视率成为行业潜规则，导致了“资源”紧缺，于是“第三方”趁火打劫，在同一城市、同一时段同时收取两家、三家制作机构的费用，导致许多公司花了钱也买不到收视率，不仅要遭到播出机构的停播、降价、欠款，还要承受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经济损失。
据了解，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正式授权其法务委员会，对涉嫌电视剧收视率造假行为调查取证，并向司法部门报案。
罗伊告诉本刊记者，从法律层面上讲，收视率作假很难用现行的法律条款直接作为依据套用。“没有真正的法律制约，是我们行业里面的困惑。”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将考试作弊入刑，归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罗伊认为，收视率作假与考试作弊在某种程度上十分相似，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产业链。如果要在法律上进行制约，应该涉及到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从买假、制假、售假，到最后获益，每个环节都不应该放过。
车径行认为，打击收视率作假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依靠司法，一个是改变现有的“唯收视率论”，建立多维度的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