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光绪时期杭州文人王为桢所作《双松馆日记》考察其短暂的仕宦经历，勾勒晚清两广盐政基层官场的运作实态。《双松馆日记》现存第九、第十一本。从日记内容看，王为桢是光绪时期两广盐政东汇关的一名基层吏员。通过轮摇之例，王为桢补班潮州府海山隆澳场委员，留任两次，总计三年，之后再返东汇关。结合地方史志记载可知，光绪二十八年王为桢再补班潮州府东界场盐大使。《双松馆日记》详细记录了海山隆澳场的内部运作，是反映晚清广东盐场内部管理的珍贵史料，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关键词：王为桢;《双松馆日记》;两广盐政;海山隆澳盐场;东汇关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9）03—0121—11
　　

光绪十九年（1893）仲春的一天，广州的一位官员在其日记开篇引用苏东坡诗《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记（计）东西。”^① 就像那雪地上偶然留下爪印的鸿鹄，奔波不定，留不下痕迹，作者嗟叹碌碌人生的心情跃然纸上。日记作者为王为桢，其撰写的《双松馆日记》为每日言行的简要记录。王为桢《双松馆日记》大部分已经散佚，仅第九、第十一本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收藏。随着日记的影印出版，王为桢及其《双松馆日记》始为世人所知^②。
　　读王为桢《双松馆日记》，我们可以知道他曾在光绪时期任职两广盐政，但声名并不显赫，只是一名基层盐政官员。两本日记反映出王为桢三年零三个月的仕宦经历，是研究晚清两广盐政极为难得的原始史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目前，王为桢《双松馆日记》尚未引起史学界关注。本文旨在解读王为桢留下的两本日记，考察其短暂的仕宦经历，勾勒晚清两广盐政基层官场运作之实态。
　　一、王为桢与《双松馆日记》
　　王为桢，杭州仁和人，生卒年不详。其生平著述不见他书记载，惟《中国祠墓志丛刊》收录了一本王为桢撰写的《仁和王氏塋錄》^③，为其家世和生平提供了些许线索。《仁和王氏塋錄》序言由王为桢撰写，成于光绪十七年（1891）夏五月间。序言提及晚清太平天国运动波及杭州，庚申（咸丰十年，1860）、辛酉（咸丰十一年，1861）之乱后，杭州城破，居民四散，“余家服官远游，分驰南北”。同治丁卯（同治六年，1867）后，“族人始渐有归里者”，王为桢其时“马鬣就倾，崇封未暇”。《仁和王氏塋錄》于“戊子（光绪十四年，1888）冬书成，合支谱装而庋之。会仆仆岭表，未遑刊也。今夏得少暇，遂检此卷先授手民。庶几道路虽远，子姓虽繁，得以人手一编，订伪补阙，而不至散而莫纪也。”^①“仆仆岭表”，当是指王为桢在岭南做官一事，与《双松馆日记》内容相对照，可知王为桢在为家族撰写塋錄期间恰在广东任职。该序言由王为桢兄弟三人及其儿子四人共七人落款：“（左起第一行）十二世孙为桢谨识，（中间一行）十二世孫为幹、樂注图，（右边一行）十三世孙维熊、维炯、维煊、维焯校字”^②，这些人名为整理《双松馆日记》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序言来看，王为桢兄弟、子侄还共同为家族撰写了家谱。笔者检索《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发现一本编者为王为桢、王为幹的《仁和王氏重订家谱》（不分卷），出版信息显示，家谱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本，一册，藏于日本，具体藏书机构不详^③。倘若能够整理王氏家谱，当可以发现王为桢生平的更多线索。此外，杭州地方志书中也发现了个别王氏家族成员的身影。纂修于清末，民国铅印本《杭州府志》“选举”卷记载，王为桢的兄弟王为幹于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中举，曾任职山西巡警道^④。但是，府志中找不到有关王为桢的记载，显示他并未能以科举身份或孝善行为留名于地方社会，也说明王为桢可能只是晚清杭州一名普通文人。
　　王为桢为家族修谱等事务操劳期间，供职广东，作为一名基层盐政官员，《双松馆日记》记录了这位“仆仆岭表”盐官的日常生活。
　　《双松馆日记》现存第九、第十一本。其第九本的封面写有起止日期：“癸巳（1893）二月朔日畊伯氏订，甲午（1894）五月廿四日，双松馆日记第九本。”^⑤ 日记时间跨度共16个月，即一年零四个月。第十一本的封面则只写开始日期，未写终止日期：“丙申（1896）春正月畊伯氏订，双松馆日记第十一本。”^⑥ 此本日记始于丙申（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一日，止于丁酉（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二十六日，共23个月，即一年零十一个月。因此，第九、第十一本两本日记所记时间前后共计三年零三个月（39个月）^⑦。所缺第十本日记，起止日期应为甲午（1894）五月廿五日至丙申（1896）正月三十一日，共20个月，即一年零八个月。
　　《双松馆日记》为稿本，原书版框长184毫米，宽105毫米^⑧。日记用的是翰墨斋稿纸，鱼尾中缝，下有“翰墨斋”三字墨印，竖排，每页16行。日记以行楷书写，除个别日期书写潦草较难辨认外，其余皆清晰可辨。日记文字简练，一般每日一行或两行，偶尔十余行，记录作者当天主要会见的人、做过的事。每日页眉处则用两三字或数字记录当天的天气情况。 　　二、基层盐官王为桢
　　《双松馆日记》第九本的记载始自光绪十九年（1893）仲春朔日，日记首页写道：“余自庚寅（光绪十六年，1890）冬仲督记东关，一舸往还，不觉两载余矣。鹾事委缺，有轮摇之例，计余补班，即可挨到。”^① 这段话中的“督记东关”，提供了王为桢从事两广鹾务的第一条线索。光绪十六年至光绪十九年（1890—1893）仲春，王为桢当在两广盐区省河食盐掣配处广州东汇关任职。
　　（一）督记东关
　　

清制，两广盐区实行场配、省配和桥配。康熙五十七年（1718），两广盐运司实行官帑收盐改革，规定沿海各盐场运出的食盐实行官运，运司对广盐海运路线和配运有严格的规定。除就近场配外，食盐配运在广东主要有两处：省河东汇关和潮州广济桥，三种配盐方式分别被称为场配、省配和潮桥。除近场州县到盐场配运（称场配），以及潮商由广济桥上溯韩江流域，转达闽、赣界邻州县外（称潮桥），其余全由海道运至位于广州的东汇关候配（称省配）。嘉庆时，两广总督百龄奏称：“粤东省盐场共二十二处，除近场各县就近坐配，不由省河配运外，余盐俱由外海运至省河候配。”^② 两广盐区食盐的省配之地即是广州的东汇关，简称东关。民国黄佛颐曾考证东汇关的方位，称：“东汇关，在广州府城对河鸭墩。墩枕河旁，为海运各盐船停泊之所。向建盐厂一座三间，稽查到关盐船，验明舱口，挨次督配。南北两岸，竖立旗杆四根，张以黄旗，大书‘上下盐关’字样，以棕缆横截过河，设小艇二只，水手四名，上下分守，依时启闭。令海运盐船，泊于缆内;埠运各船，泊于缆外。配兑则启关放进埠船，用泥排小艇架秤，拢近海艚，挨次秤掣，捆筑成包，拖递过船。官为记筹配足，验明押令出关，请领运照，开行赴埠。”^③
　　清代广州东汇关和西汇关是两广盐区省河配运掣验的枢纽。东汇关“系运盐艚船湾泊候配之所。雍正七年（1729）派委督标把总一员、巡检一员、巡丁二名稽查掣配。乾隆三年（1738）八月添设沙罟船一只、巡丁七名在河下巡缉，旋将巡丁裁汰。五年二月，复设巡丁四名，驾巡船查缉河道。七年，裁去把总、巡检，改设批验所大使一员、候补守备一员，协同稽察配兑。凡遇埠商到关配盐，照单秤掣，打包放行，将配过盐斤造册报查。二十四年，添设上下二关，在六名巡丁之内抽拨四名，配驾上下二关小船二只，职司启闭，稽察运船商船夹私走漏交通等弊。乾隆五十年，移批验大使管理西关验放，奏将广粮通判兼管东汇关监掣事务，其武弁裁撤。道光七年（1827），奏请添委文员，轮派总商督配”^④。经过东汇关掣配，盐船从东汇关出发，需西汇关（简称西关）验放才能驶出广州城。“西汇关，为盐船开行验放要口，委文职一员，候补武弁一员驻扎。凡遇盐船经过，将旗程船照查验放行，按月造册报查。如无旗程，拿解审究。乾隆五十年，因东关改设监掣通判，即以批验所大使管理西关验放事务，裁去文武委员。”^① 此外，清《两广盐法志》中皆有东汇关和西汇关掣配盐的绘图^②。
　　王为桢督记东关，并没有详述自己的职务。从其无科举功名的身份来看，当为东关掣验机构中的一名吏员。《两广盐法志》中的“职官”卷仅记载东汇关盐运批验所大使一员，正八品，“职掌东关配盐之事，稽查海运盐船，验缺溢杜私售，由运司檄饬以次配给各商领运”^③。王为桢不大可能任东关批验所大使一职，只可能是以吏员身份任东关杂职。由于史料缺乏，晚清批验所大使署任用吏员情形今已不明，难以判断王为桢的具体職务。但他在日记里提到“鹾事委缺，有轮摇之例，计余补班，即可挨到”^④。这是首次发现两广盐政机构中吏员内部流动的史料，它表明：盐政机构的吏员可以通过轮摇之法替补各处盐政机构中的空缺，当然也可能是肥缺。王为桢日记开篇的这段话，似乎表明他颇为期待这次补班。
　　（二）海山隆澳盐场委员
　　

《双松馆日记》第九本载，光绪十九年（1893）二月一日至二月二十五日，王为桢一直在东关任职。二十五日当天，王为桢接到委任令：“运宪牌示委篆海山场事。”^⑤ 三月初十日后，王为桢就开始频繁出入于运台衙门。他在三月底的一周，开始各处辞行;三月三十日，辞行结束;四月一日，正式出发。王氏在四月“初三日，挈眷搭汉口夜渡至港，子正二刻抵港。家人登岸，寓鸿安客舍，行李留船”;四月“初四日，未正二刻搭海增轮船放洋，波平如镜”;四月“初五日卯正，抵汕头，寓鸿安客舍”^⑥。王为桢及其家眷离开了省城广州，搭乘渡船至香港，再转乘轮船至汕头。这段航程，透露出近代开埠以后，广东沿海新式轮船运输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⑦。仅用两天，王为桢就从广州到达了汕头。但是，他的行程还没结束。四月初六日，王为桢再坐船去潮州。由于下雨水涨，他一直耽延到十一日暮才从汕头抵达潮州城南门，四月十二日登岸，十三日“见分宪”^⑧。此后五天，王为桢分别前往潮州道宪分司各衙门拜谒。
　　考分宪，当指潮州运同。运同一职设于康熙朝。康熙三十二年（1693）两广盐政职官改制：“两广盐政，向属抚臣兼理。课饷引目，系驿盐道、提举司经管。臣蒙皇上特恩简用，所属之员，自应照例改设，将驿盐道改为运司。潮州一府离省窎远，行盐亦多，必得专员管理。应将提举裁去，改设运同，使之驻扎潮州，催征课饷。”^⑨“设都转运盐使司同知一员，驻扎潮州，秩从四品，掌治分司潮、嘉、汀、赣盐法之政令。”^① 两广盐运使和运同的分置，区分了省河与潮桥的盐政管理。潮桥运同，正是海山隆澳盐场的上级管理机构：“潮桥盐运司同知（简称运同），管理潮、嘉、汀、赣、宁三府二州二十九埠并海山隆澳场”^②。乾隆时期，潮州运同署“在府城东门内生融坊，原系潮桥商人公建，后裁缺其署半为潮州衙署，半为众商公所”^③。日记也显示，潮州运同衙门是王为桢任职海山隆澳盐场期间定期前往之所。 　　

四月十七日，王为桢“买员尾船三只，五肚船一只，与熊儿、陆子绍世兄下河局开船。五点钟至东泷（六十里，下水）。本署书差均在此伺接”。当天，即“渡海角至海山，在饶平浮任乡”^④。至此，王为桢一行结束旅程，到达目的地——海山隆澳盐场。日记中出现的“熊儿”这一昵称，很可能就是其子王维熊。日记中多处出现“熊儿”，尤其是王为桢在海山盐场任职期间，熊儿协助其父直接参与盐场事务管理。从日记来看，同行的这位陆子绍显然与王为桢关系十分密切，是否是其家人或幕僚尚不清楚，但海山隆澳盐场的东边区域即由陆子绍负责督理。四月十八日巳时（上午9点至11点），王为桢一行住“进公馆”，“午时接印”，与“前任徐缙庭世兄、官盐栈丁子俊兄循例事毕，仍回公馆”^⑤。王为桢与徐缙庭完成交接事务后，徐氏于四月二十二日离开海山。“官盐栈丁子俊”的驻所当在柘林，如五月二日“丁子俊兄自柘林来”、“六月初二日，子俊自柘林来”^⑥。
　　王为桢此行的目的地——海山，是粤东海湾里的一座孤岛，位于潮州府饶平县境，花岗岩地貌，是一座丘陵岛^⑦。海山岛，“曾名黄梦岛，在饶平县南面，柘林湾西，北距陆地1.5公里。面积47.6平方公里。岛上山丘起伏，原为两岛，东为海山岛，西北海北岛，两岛间是笠港水道”，“1977年在水道上架桥，两岛连成一体，合称海山岛”^⑧。
　　海山场，全称为海山隆澳盐场，为潮桥七所盐场之一，位于海山岛。“海山场距郡城西北一百里，在县城南一百二十余里之信宁都海山岛浮浔村。东接东界场，西界澄海。”^⑨ 清初，海山场为东界场下辖一盐栅，生产规模较小。康熙四十八年（1709），两广巡盐御史鄂洛就提到“饶平县属海山隆澳地方，孤悬海岛，内有场地产盐”，因无商人承引，故多鬻私^⑩。康熙朝后期，海山栅生产规模逐渐扩大，“东界、海山二场，雍正十一年（1733）详请分辖”。海山由栅升级为盐场，“管辖浮浔、东边、隆澳三栅，共盐田一千七百三十六

，曬池六千四百二十口”^①。不过，海山场从东界场分出，虽然名为盐场，但职官行政级别仍较东界场低，“海山隆澳场，委官一员（由东界场分出，委员管理）”^②。从俸禄来看，海山场官也低于东界场官：“东界盐场大使一员，部选缺，向系委员，雍正七年改为大使，额俸银四十两，养廉银一百二十两。海山隆澳盐场委员一员，不入部选，额支饭食银一百二十两，在运同场脚银内支领（附注：海山场委员后改为大使）。”^③ 海山场委员何时改为大使，由于史料缺乏，不甚清楚。民国《饶平县志补订·职官表》记载了海山场大使的一些零碎情况，乾隆二十五年（1760）刘鹤龄在任，光绪二十九年（1903）田保年在任，期间缺载的原因很可能是海山隆澳场由不入部选的委员署理所致^④。如此说来，王为桢所任即海山隆澳盐场委员。
　　

四月二十二日，王为桢为前任徐缙庭送行。四月二十五日，王为桢“入署”检视衙署修葺事务，并于“海边看盐田”。四月二十六日，“点卯。稿书一，外总书一，经书九，门子一。东班总役四，头役七，差役五。西班总役四，头役六，差役九。浮任内外围长二，押晒四，外围押晒七。东边围长三，押晒八。隆澳围长四，押晒三。隆澳总巡一，盐保一。浮东外三厂总巡一，东边盐保一。共八十二名。”^⑤ 这段日记表明，文书、东西班总役、围长、总巡、盐保等人共同组成了海山场的管理层。海山隆澳场委员署在浮任乡，署内有稿书、外总书、经书、门子等12名，以及东西班总役等各色役共35名。浮任、东边、隆澳三栅分别为盐场下辖的三处盐产区，设有围长和押晒共计35名。海山场各栅人员设置规模，大约“管辖浮

（即浮浔或浮任）、东边、隆澳三栅，共盐田一千七百三十六

，晒池六千四百二十口”^⑥。就盐产量而言，清末海山场在潮桥各盐场中属于中等水平：“粤省盐场，向称东场、西场及潮桥七场。潮桥七场曰隆井、曰小江、曰招收、曰惠来、曰海山、曰东界、曰河西，在潮州府饶平、潮阳、惠来等县境内。统计各场面积不下数百方里，现行场制，共分五等”，海山场为第三等^⑦。值得注意的是，王为桢到达海山场的四月二十二日就“派隆澳、东边官厂司友、家人”，表明海山场各处产盐区皆由王为桢所派司友、家人督理。其中，东边即是此次同行的陆子绍督理，隆澳则为郑毅臣（参见下文）督理。《双松馆日记》关于海山场管理人员及其分工的详细记录，是反映晚清广东盐场内部管理的珍贵史料，为我们了解晚清广东盐场结构提供了重要佐证。 　　此后，直至甲午年（光绪二十年，1894）五月二十四日，也就是第九本日记的最末一日，王为桢一直在海山隆澳场履职。《双松馆日记》所缺第十本，自甲午（1894）五月二十五日始，至丙申（光绪二十二年，1896）一月三十日止，包括乙未（1895）整整一年，前后共缺载20个月，即一年零八个月。王为桢在第十一本日记的开篇即写道：“余来权海山，因地属饶平，为先大夫遗棠之邦。敬慎自持，不堕先德，谬荷上考及瓜留任。复以奋勉从公，始终罔懈，修

督晒，经理咸宜，再留一次。今又匆匆届满。”^① 这说明王为桢在这一年零八个月中仍留在海山场管理盐场事务。至丙申年（1896）四月二十九日，王为桢在场署“料理交卸各事”。五月十八日，王氏写手折，陈述三年来盐场办理情形。六月二十四日，其接任者吴次白到郡城。六月二十六日，“辰刻交印。（吴）次白即于辰刻接印”^②。至此，王为桢的海山隆澳场委员任期结束。自癸巳（1893）四月至丙申（1896）六月，王为桢在海山盐场任职共计三年零两个月。前引第十一本日记序言提及，王为桢因经理咸宜而留任两次，说明正常情形下一届盐场委员的任期当为一年，其留任两次共计三年。因第十本日记缺失，我们不清楚王为桢在海山场三年的全部事迹，但从第九、第十一本日记的相关内容来看，王为桢在海山场任上的大致情形尚可清晰地勾勒。
　　

其一，督修埕

与押晒。王为桢到任时间为癸巳年（1893）四月下旬，此时海山场正值春汛：“海山场春秋十日一汛，次汛七日，久晴则五日;夏季八日一汛，次汛五日，久晴则三日;冬季十一日一汛，次汛八日，久晴则六日。盐颗大色白，每两洗沙四分。”^③ 从日记来看，五、六、七月王为桢直接督促盐场生产的内容不多，主要是熟悉盐场盐务。从八月开始，海山场进入了夏汛期，为海山场生产旺季。因此，王为桢自八月起，就逐渐忙于督修埕

、督促押曬：
　　八月三十日，督修埕

。
　　九月十一日，东边、外围各处督修埕

。
　　九月十二日，传各厂围长押晒，佥查收盐数目。
　　九月廿二日，出示都客，赶紧来埠，并禁私售与桥下埠，发贴五乡。
　　九月廿三日，传各海运伙记。
　　九月廿五日，派托港差，冬季畅旺，添派二名，以资查缉。
　　十月十三日，寅时到署，午后传本厂记盐，责成围押。
　　十月十四日，下午盐田一行。
　　十月廿一日，看记都盐。
　　十月廿五日，至东边外围巡看

埕，日暮始返。本来一切诣押晒供应，苛派各丁。余皆由自备，出示晓谕，并诫语四条。
　　十一月廿五日，拟记本厂盐价，议未可。^④
　　八月至年底，王为桢忙于盐场埕

督修，以及督促围长押晒。期间他曾“出示都客”“看记都盐”，表明他特别关心省河盐船到场配盐。前文提及，两广盐区以省城广州为中心的省配，广东各盐场皆有海运盐商到场配运食盐：“东界、海山二场除坐配本县属之黄冈、海山二埠外，余归海运。由澄属之樟林港，入东陇口查验，直抵广济桥应配。如省运，由海外经过佛堂门、虎头门查验，直抵东汇关应配。”^⑤ 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二月十一日，王为桢写下了“都船有三四十只来埠，今年最盛”^①，透露出晚清时期省河盐商来海山场配盐规模最盛时为三四十只盐船。

• 九月间，王为桢还处理了一单因偷盐引发的械斗案件。八月十二日，“赖（达）坑乡晒户被东边人窃盐致斗，彼此互伤”。王为桢援用省例进行了调解，并未上报，此事似乎告一段落。岂料九月十七日，“南澳镇委员云骑尉、傅从龙、谭孙织来拜”，事关械斗。原来，八月械斗一事因汛官索银不成，将械斗事上报，上司遂遣南澳镇委员来海山查明。在王为桢看来，偷盐引起的械斗本已调解妥当，双方达成和解，却因官差介入而变得复杂：“八月初间，东边乡人沈增科夜偷邻村达坑乡之盐，彼此喊警，各出乡人互斗。传人达坑乡来署，递手批注，移县查明办理。正在列文，尚未发行，两乡俱有人来言已和息，伤皆平复”，双方已“见康和之象，两造皆欣然而去”。“孰云汛官索钫杂银四十元”不遂，仍将前情上报“该管上司及厅县司各衙门”，结果“各衙之差陆续而至，滋扰其乡”。王为桢显然认为械斗已息和，事后官差滋扰导致重启衅端，“虑不十年而械斗之风又将炽矣！”^② 九月十七日的日记长达十四行，作者对地方官府调处不当，进而加深地方社会矛盾的愤慨之情溢满字里行间。

　　

其二，督修隆澳栅荒废盐田。隆澳栅位于海山岛隔海相望的南澳岛，其“地分四澳：深澳、隆澳、云澳、青澳”^③。乾隆时期，南澳县征收隆澳盐埕银作为该县的杂税收入：“隆澳官前甲盐埕二十六亩八分四厘，征银五两三钱六分零八毫（每亩征银二钱，后同）。隆澳西阁甲原额盐埕七十六亩三分五厘五毫，征银一十五两二钱七分一厘。又新垦盐埕七十亩八分四厘零九丝，征银一十四两一钱六分八厘一毫。隆澳大围崩埕水埭银四两六钱四分。通共征盐埕饷银三十九两四钱四分。”^④ 隆澳栅归海山场管辖后，为海山场三栅之一。因此，王为桢到任后，即派遣司友、家人赴隆澳栅管理盐务。除围长、押晒以外，王为桢派遣管理隆澳栅的负责人姓郑名毅臣。《双松馆日记》中，郑毅臣一共出现了八次，集中在甲午年（1894）二、三、四月。二月初六日，郑毅臣自隆澳来，初八日返回。二月二十二日，王为桢“雇海船，同朱春师、林每炎往隆澳……住官埠郑毅臣处。下午周历盐田，往前港看罟船。（小字：盐田均在后港）

多荒废，亟须筹复”。二月二十七日，“拟勤修隆澳盐

各稿”。三月初二日，“拟隆澳整顿荒

情形稿”^⑤。这些记载表明，甲午新年之后，王为桢即着手隆澳栅荒废埕

的整顿、督修，除亲自往隆澳栅考察以外，还撰拟公文，向上司报告隆澳栅埕

的整顿情形。隆澳栅的围长、押晒因此特地送来牌匾，褒扬王为桢之举：“三月二十九日，隆澳围、押送牌扁，盖余之愧也。”^⑥
　　其三，缉私。海山场委员王为桢的缉私任务似乎不重。其到任后，总共处理了以下缉私盐船等事务：
　　五月初六日，东边托港差林顺放私一小船，习惯如此，不以为非。向差一月一换，余定以随时更换，渐资整顿。
　　五月廿八日，本厂港差缉获私盐一船。
　　八月初二日，拟禁私告示稿。
　　九月廿二日，出示都客，赶紧来埠，并禁私售与桥下埠，发贴五乡。
　　十一月三十日，壮勇海旁获私一船。
　　甲午（1894）三月十五日，署勇获私一船。
　　三月十七日，解私盐、私船至东陇关。^①
　　由于缺少第十本日记，尚不清楚甲午年五月以后至解任期间王为桢的缉私情况。但显然缉私并非盐场委员的首要之务，缉获的私盐船也解送到东陇关。考东陇，为粤海关的缉私子口：“澄海县属之东陇口，为海运盐船出入之区。设立住船一只，脚踏小船一只，向系委员盘查。雍正八年（1730）撤回委员，归运同衙门差拨。司事一名，书办一名，水手四名。在于该处盘查海运盐船进港，并堵截海山、东界二场水路私盐。”^②
　　

海山是饶平县境的一座孤岛，那么王为桢在海山隆澳场的生活，是否枯燥乏味呢？从其日记来看，非也。他将家眷悉数接到海山安顿，平时处理盐务，闲时和儿孙在郊外登山看海。就在他到任当年的八月十五、十六日，还在衙署为女儿、女婿举行了杭州习俗的婚礼。八月十九日，“衙门有事，满街挂灯为贺，须演纸影戏或大戏”^③。中秋期间，王为桢为庆贺嫁女而满街挂灯、演大戏，可以想象入夜后海山场大街小巷的喧闹。十一月初七日，王为桢生辰，“海运盐行、耆老绅士、厂友摆面四桌，管家、书差、围长、押晒、巡勇均给面，街坊、晒户、常差笼灯为祝，酬以木戏”^④。足见，王为桢生日当天，海山场重要人员都动员起来了，给足面子，讲足排场。除督理场内盐务，王为桢还定期前往樟林、东陇，甚至赴潮州府城，拜見上司、访亲问友。值得一提的是，甲午年（1894）二月十五日，他专程往樟林港看“火神会”。王为桢笔下的火神会场面壮观，十六日夜他“看灯一百余架”，之后看戏、看游神，留连忘返^⑤。四月初三至二十日，王为桢在潮州府城逗留，期间他观赏了三十年一遇的“双忠会”^⑥。透过《双松馆日记》，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百年前潮州社会多元神明崇拜带给这位外来宦者的震撼。
　　（三）西洲埠短差之后再回东关
　　丙申年（1896）六月底，王为桢交印之后，随即离开海山场，赴潮州府城运同衙署办理交代事务。逗留二十余天之后，他于七月二十一日抵汕头，再换乘轮船至香港，二十五日抵达省城广州。七月二十八日，王为桢入两广盐运司署，再办理交代事务。此后两个月，王为桢一直在广州会客访友^①。直到十月初三日，他接到运使“委查西洲埠札”^②，开始了一次短差。十月初四日，王为桢至运使衙门辞行后，即刻启程前往西洲埠^③;十月初八日，“早见县令林棣、刑幕朱佩仰……下午传西洲埠商张熙垣，晓以事理。遵具结”;十月初九日，“会同三水大令，往西洲埠，将仓房、埠屋点交原者，即回。棣留招饮”^④。西洲埠具体发生何事，由于史料缺乏，尚不得知。但十月十一日暮，王为桢就已经返回省城。直到十一月初一日，王为桢才“上衙门，销西洲埠差”^⑤。 　　西洲埠短差之后，王为桢一直在省城广州探亲访友，亦不时到运台衙门、缉私局走动。十二月十八日，王为桢到“运署销服”^⑥，奔波一年的盐务到此告一段落。丁酉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初四日，王为桢从运使处获悉自己即将到差。正月底至二月初，王为桢数次前往运使家应酬。二月初二日“公所六商请”，“即赴席”^⑦。考公所六商，当是指乾隆、嘉庆时期改埠归纲、改纲归所改革后形成的六柜公所总商：“自乾隆五十五年（1790）改埠归局，嘉庆十七年（1812）改局为所，统以中北西东南平六柜。每岁奏销用六柜商名报完咨部。”^⑧
　　

嘉庆十七年（1812），“经两广总督蒋攸铦奏明，总商在局经理，徒资糜费，毫无裨益，裁去總商。即于埠商中之老练者选择六人经理六柜事务，彼皆各有埠地，自顾己赀，不至滥行开销。仍定为三年更换一次，免其盘踞把持。将省城总局改为公所，便宜在广东领引配运，责成六柜总商，有埠之商自运自销，无埠之商另招水客运销，官不得与闻焉。此所谓改纲归所也。”^⑨ 直至晚清，两广盐区由公所六名总商主持六柜盐务的运销格局未再改易：“当咸丰时，兵燹迭经，各埠办法屡易，然六柜敬慕，迄仍未改，虽属旧制，究有沿革上之关系。”^⑩ 看来，王为桢的应酬圈子除了运使这类盐政官员，还包括公所六商，没有他们的支持，要想谋得一官半职，恐怕也是不易。
　　丁酉年（1897）二月十一日，王为桢“到关，到缉私局” ^○11，表明正式返东关任职。一直到第十一本日记结束的十二月二十六日，王为桢的日记频频出现“到关”“上关”“上东关”等词，以及他周期性地赴运使衙门、公所办公，与海山隆澳场时期内容丰富的日记相比，这一部分的日记寥寥数语，内容不详，似乎回到东汇关的生活乏善可陈。十二月二十六日之后，王为桢是否一直在东关任职，我们尚不清楚，但很有可能再次按轮摇之例，赴潮州府盐场做官：“东界场大使：光绪二十八年（1902），王为桢（小字：见《岭东日报》）。”^① 返东关四年之后，王为桢再赴潮州，不过这次不再是无官品、无部选的委员，而是权责更加重要的盐场大使了。
　　三、结   语
　　光绪年间，一位名叫王为桢的杭州文人远赴岭表，在两广盐政基层做一名吏员。如果没有他留下的《双松馆日记》，我们对晚清两广盐政基层运作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而这位盐官的仕宦生活也将湮没无闻。保存至今的两本王为桢日记，使我们得以窥见晚清两广盐政基层之一斑，也窥探了这位基层盐官不算枯燥的日常生活。王为桢是省河东汇关的一名吏员，通过轮摇之例，补班海山隆澳场委员，留任两次总计三年，之后再回东关做吏。四年之后，王为桢再补班东界场盐大使。从东汇关吏员到盐场委员，再回到东汇关吏员，《双松馆日记》为我们呈现了王为桢一段短暂的仕宦经历以及日常生活。令人感兴趣的是，没有科举功名的杭州文人王为桢，为何能够仆仆岭表？民国《饶平县志补订》中的这段话，或许可以部分地解答我们的疑惑：“因向来场官、埠商皆外省人，江浙籍尤多。浙之绍兴人且居大半。黄冈埠商漆惟龙、海山埠商斯作基均浙人也。光绪之季，盐官多准用本省人。然任者殊鲜。入民国则为盐官者，本省多而外省少，盐商几尽本省人矣。”^②
　　（责任编辑：邓  军）

The Experience of an Official in Salt Administr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y Reading the Shuangsong Guan Diary

DUAN Xueyu
　　Abstract： Based on the Shuangsong Guan Diary written by Hangzhou literati Wang Weizhen in the Guangxu period， the paper examines Wang’s short-term official experience and outlines the operational reality of the officialdom of salt administration in Guangdong and Guangxi Provinc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ninth and eleventh editions of the Shuangsong Guan Diary exist. Judging from the contents of the diary， Wang Weizhen is a grassroots employee of the the East Crossing in Guangzhou during the period of Guangxu.Wang Weizhen replenished the member of the Haishan Salt Pan in Chaozhou ， and stayed for three years in total before returning to the East Crossing in Guangzhou .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local history records， in the 28th year of Guangxu （1902）， Wang Weizhen replenished the salt ambassador of East Field in Chaozhou. Shuangsong Guan Diary records in detail the internal operation of Haishan Salt Pan， which is a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 reflecting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of Guangdong salter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has a high historical value.
　　Key words： Shuangsong Guan Diary; Wang Weizhen; salt administration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Province;the Haishan Salt Pan; the East Crossing in Guangz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