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者和大诗人一样难得，亚理士多德的光辉并不在莎士比亚之下。小学者和小诗人一样平凡，两者的处境今天却有了极大不同。我们通常都会不动声色地默认：再没有比做小诗人更丢脸的事了，小诗人甚至不配成为一门职业，充其量只能在业余爱好的领域得到些许肯定。小学者却不必担心脸面受损，因为首先，根本不存在“小学者”这一说，人们提到这号人物时，称呼往往是专家、教授、研究员或博导；因而其次，小学者似乎总是意味着一份体面的职业。在艺术领域，永远奉行“胜者通吃”的残酷法则，大诗人席卷了所有荣誉，不会考虑给小诗人留下一杯残羹；在学术领域，虽然历史最终也只会记住少数领跑者的名字，但在每一个当下，小学者却非常容易分享大学者的荣耀。艺术领域的拾人牙慧极易遭致唾弃，学术领域的蹈常袭故，一不小心就会成为上升的阶梯。
　　当学术腐败就像萨斯病毒那样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社会性耻辱时，探索原因之际，我发现人们非常擅长在体制或操作层面寻找原因（这方面的寻找当然需要，通常也较容易探捣核心），却很少思考另一面，即我们对于学者的人格尊严，是否放弃了起码要求？
　　我同意，今天高等学府或研究机构里的学术评判机制，由于机械采用所谓“数目字管理法”，确实有可能产生逼良为娼的负面效果，使平庸之辈通过“跑量”的方式出人头地，而优秀之士则可能无端受到骚扰，其中个别人难免放松自律，加入到这股以量为取舍标准的平庸化浪潮之中。按数目字管理法产生出来的学者，甚至不如同样依赖数目字管理法产生出来的时装模特。对时装模特，人们除了在三围数字方面提出苛刻要求外，毕竟还要求她们同时展现出一定的艺术气质，说到气质，那可是任何数字都无法代替的空灵之物。而对学者的评判体系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串串也许日益严格的数目字标准，却始终觑不到类似的空灵之物。严格的标准（如各种以ISO900×打头的标准）只能保证高质量的产品，不能保证优秀的人才。我们几乎忘记了这个事实，大学者就像大诗人一样，往往也身具大气象。即使能力有限，成就不逮，终其一生不过是一名小学者，他也不应在为学为人两方面都显得无足挂齿。
　　下述情况我以为是非常奇怪的，当国内某学者某作家被人检举出剽窃行径时，总会出现为他竭力辩护的人。而那些东窗事发的雅贼，除了极个别因性质过于恶劣而触犯众怒的家伙外，不少人还能把位置依旧坐得稳稳当当，文章照发，书籍照旧出版。对此我绝对无法产生同感。愚见以为，西红柿不必长得与众不同，在各个流水线上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人们也不必像诗人一样声称以立法者的方式行事，但学者既然是一种荣誉，学者的学术活动既然可以给人类带来无穷福祉，我们只能要求他在获得荣誉、领受使命的同时，顺便放弃一只西红柿的特权。平庸不属于学术，创新才是；无能不是罪恶，无能者偏要跻身学术领域才是罪过。比如，在中国针对《红楼梦》每年大量批发生产出的论文里，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一筐筐不含维生素的西红柿，区别仅仅在于，标签上贴的却不是西红柿，而是各种代表着尊荣和体面的名称。
　　学者，按其本义，应该属于一个优秀阶层，学者是优秀俱乐部，不是平价大卖场。任何人想要进入学术圈（即使表现为想要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理论上他也应该具备这样的自我认识：我是一个优秀的人，平庸是我的天敌，剽窃是我的大忌，创新是我的义务。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要求，就学者这一行当来说，高贵是他内在的职业要求，正如对球员来说，勇敢是他的职业要求。一个内心葆有学者尊严的人，不会因为职称评定上的数目字因素，放弃对空灵之物的追求。我们听说叔本华和弗洛伊德（甚至包括康德）也曾在职称上有所抱怨，但这并没有紊乱他们自身的学者气象，吴宓先生也许不够智慧聪明，但却同样没有辱没学者的尊严——在那些对剽窃者的同情声中，恕我直言，我总能嗅出同党的气息。
　　数目字管理法中的缺陷，正如高考中的缺陷，属于制度运作上的“必要之恶”或难免之弊。但这种制度缺陷与学者们的投机取巧，并不能简单划上等号。世界上同样不存在没有缺陷的法律，老想着钻法律空子的，却只有存心犯法之徒。
　　写一种不偷不抢的文字，为什么那么艰难？“书斋里的革命”非常少见，书斋里的偷猎，为什么却一直在进行？我以为，除了制度之恶外，更可怕的是，我们有一大批对学者气象视若无物的学术人，他们心中没有圣灵，两眼盯着指标，所有的表达只是为了满足“正如某某某所说”这个条件，写作的缘起往往也只是因为“某某某说得好”。这样的学术人，非常可能因為一次成功的征引而沾沾自喜，以至他根本不会扪心自问：此等喜悦，是否属于一名学者的正当欢欣。
　　窃以为，不是制度，而是学术品格的集体卑下，学者气象的集体漠视，造成了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平庸化浪潮。那些人一个个像鸡蛋一样拒绝长出猗角，像鸡蛋一样外圆内圆，像鸡蛋一样外表完整内里易碎，像鸡蛋一样无法长期储藏，长此以往，难免也就像鸡蛋一样永远无法站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