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国内出版界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便是有选择地大量翻印我国历代笔记。关于此类书籍的价值和重印的必要，鲁迅说得最明白，也提倡得最有力。他在逝世前不久还谆谆嘱咐，不要浪费闲钱买纸墨白布为他开追悼会或出纪念册，而要“选几部明人，清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
　　我在这里想的与鲁迅稍微不同，鲁迅主要是从内容方面著眼劝人多看些笔记之类的书，而我注意的却是文风问题。文风之成为问题，由来已久。这种状态过去已不适宜，今天更不应让它继续存在。目前百废俱兴，社会上闲人不多，大家都忙得团团转的时候，试问谁有工夫经常去读万字以上的长文？倘使文长而言之有物，那总算还有可取之处，不幸的是长与空往往结合在一起，看这种文章恰似看慢动镜头或坐逢站必停的慢车，真叫人闷得发慌。读者倘嫌我言之过重，不妨认真重读毛泽东同志的名文《反对党八股》。
　　和别的坏东西一样，八股也有土洋之别。平心而论，土八股(或称老八股)多少还比洋八股强一点，其好处就是短，一般只有几百字一篇。洋八股可不得了，动辄在万字以上。试拿有关文艺理论的著作来说，陆机的包罗万有的杰作(不是八股)《文赋》一共才一千六百多字，假使请洋八股文艺理论家来写，同样内容，字数起码得增加十倍。这种文风实在要不得，受害最烈的是青年学生。现在大学里的文科学生写毕业论文甚至学年论文，非要一万字便不过瘾，而有些老师也往往以字数多少来衡量一篇论文的价值，仿佛写得越长越有本领。
　　要改革文风，抵制洋八股，办法自然很多，其中之一我认为是在大学里开一门“笔记文学”的课程，在中小学的语文教科书里不妨多选些精采的笔记文。笔记文学，如同工艺美术，是我国的特产。这种东西别国也有，但就数量和质量来看，他们恐怕无法和我们相比。
　　就我看过的一些唐、宋、明、清四朝好笔记而言，我觉得其中在文风方面值得借鉴的有如下几点：第一是短而不空。每则笔记，少则几十字，多则几百字，或议论，或记叙，或写景，或抒情，都能令人读后有所得。以议论为例，这是最不易做到短而不空的，千载传诵的正规文章只有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达到了这个标准并夺得锦标，因为它只用八十六字说清了孟尝君不足以言得士的道理。笔记文中却不乏此例。拿纪购《阅微草堂笔记·箴书痴》一则为例，全文只有三百多字，前面用二百多字记一个患本本主义毛病的书呆子害人害已的典型事件，然后借别人的口发一通议论，也只用六十一字说清了书要读得活的道理，全无拖泥带水的弊病。第二是隽永有味，这与前面一点有联系。文章只有短才能精，如果短到不用发议论而读者却能从所举事例领会其中含蕴的道理，那就合乎隽永有味的标准。前人笔记中此种文章多不胜举，姑以沈括《梦溪笔谈·王荆公》一则为例：“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不可得。时薛师政自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曰：‘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辞。’公曰：‘平生无紫团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门人忧之，以问医，医曰：‘此垢污，非疾也。’进澡豆令公面。公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仅用一百零八字讲两桩事，把一个“拗相公”的形象活生生地描写出来了，真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第三是精妙细致。有些人担心文章短了容易流于粗糙，其实恰恰相反，篇幅不长，下笔时定会惜墨如珍，字斟句酌，这样更能写得集中、周到，而不致陷入粗制滥造的泥潭。前人笔记，如苏轼《东坡志林》、张岱《陶庵梦忆》、谢肇《五杂俎》等，提供了大量具有这个特点的文章。第四是多态善变。这是指词汇、句型和文章结构诸方面而言的。唐宋以后作家的文集，总的情况是，思想僵化，形式板滞，讲“义法”，重摹仿，没有什么可看的。他们倘有才华，多半表现在自以为是小道的笔记里面，那里有丰富的词汇，多变的句型和灵活的结构；风格上各显神通，有的华丽，有的朴素，有的典雅，有的通俗，有的奇诡，有的平正，个别作家甚至能兼具各体。第五是活泼自然。这点无须多说，既然自认为是小道，信手写来，毫无拘束，是理所当然的，一般不会“装腔做势，借以吓人”。吓人或骗人的笔记当然也有，但出自名家笔下的为数确实不多。
　　把笔记文的这些优点用于写别种文章，应该也行得通。即以鲁迅为例，他那大量短小精悍的杂文和用通俗文言写的著作，如《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等，倘加以细心的研究，可看出他的文风得力于历代笔记者着实不小。他曾劝人“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这也有可能是从“随便翻翻”历代笔记时领悟出来的。
　　鲁迅先生对历代笔记的重视，应该引起今天人们的注意，但我们的文学史家们似乎至今还熟视无睹，一直认为唐宋以后的诗文无足观，只有小说和戏曲当行出色，因而大讲特讲，这样做自然也是应该的，但把笔记文学完全撇在一边却不应该，因为笔记文学不仅是我国丰富的文学宝库的一部分，而且它所特有的那种优良文风，更可以在今天给我们不少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