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杨昌济是我国近代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关注国事，极力倡导教育救国，主张通过“教化”转变社会风气达到救治国家的目的。他认为，教育关乎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而要实现教育救国，须要拥有一批品德高尚且有“公共心”的有志青年。围绕培养社会有用之才，杨昌济提出辩证的中西文化观，合适的教育方法和手段，德智体全面发展等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救国思想。
关键词：杨昌济；思想历程；教育救国；思想评价
中图分类号：G40；G092；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7）03-0050-03
1 教育救国思想形成历程
杨昌济，生于1871年4月21日湖南长沙板仓，字华生，后改名怀中。原祖籍长沙金井蒲塘，族人“以聚居蒲塘者为多”[1]且以“务农者多，读书者少”。[1]大概清代乾隆末年，其高祖父迁居板仓，由于“迁徙异地暌隔本宗之人”“与异姓接触，得新感化”[1]，有重视子弟教育的社会氛围，加之家族理学传统“源远流长”，自幼耳濡目染，学习刻苦，终成大学问家。他潜心修行学业，博览群书，十几岁时已“熟读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还阅读了大量的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人的著作，初步掌握了一些哲学、历史和文字训诂知识，还学会了写“八股文”。”[2]甲午战争前的杨昌济也和当时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企图通过科举考取功名、进入仕途。但是由于家庭教育的良好影响，先生又与社会上大多数参加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不同，他很重视“修身养性”，留心时务，注重人生实际，极其厌恶“上层统治者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2]虽然此时他仍以从政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但据此已初步显示出他与社会上以官位谋私利、鱼肉百姓的人不同。1893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表现的软弱、妥协、退让让国人失望。杨昌济也是忧思之情无处排解，挥笔写下“天下苍生，尤多意外之变”的担忧与愁苦。后来偶然看到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宣传的变法思想，他如获至宝，认为国家有救了，救国之道便是变法图存，发出“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也”的感慨。由于维新变法寄希望于在不破坏原有封建统治秩序的基础上挽救民族存亡，决定了此次变法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变法失败后，杨昌济又一次陷入“日内忽忽不乐”的忧国忧民的悲苦之中。但同时也使他看清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与残忍，看破了科举功名的虚伪和无用，从此绝意仕途，决心以教育方式来为国家培养各种人才，以达到改造腐败社会、救治濒临灭亡的国家的目的。1903年，在时代的大趋势和感召下，杨昌济背井离乡，东渡日本，希望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来改善当时国内的状况。从这时起，杨昌济便开始实施了他长达十七年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和抱负，教育救国思想初步形成。
2 教育救国思想主要内容
2.1 辩证的中西文化观
杨昌济在国外居住长达十年之久，曾“留于日本者六年，复至英国留居三年有余，又往德国留居九月”[6]在这期间，他“系统地研究了西方的哲学史、伦理学史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从古代希腊罗马哲学，到近代的英国哲学、法国哲学、德国哲学；从资产阶级早期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各种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以及“伦理学上的各种主义，如禁欲主义、快乐主义、功利主义、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等。”[4]学习之余，杨昌济还特别注意考察日、英、德三国的生活风貌、教育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以期从中获取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对于西方提倡的言论自由、通信自由，不说谎、不随地吐痰、不随便借錢和使用别人的钱等，他也一一细心考察，并加以肯定。杨昌济虽留学西方多年、熟读西方各种著作，但对于西方文化却没有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关于中西方文化之态度，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劝学篇》中，他指出：“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先生这种辩证的中西文化观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他将这种西为中用、中西结合的进步思想运用于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之中，力求使西方先进之处真正融入本国、受益于本国人民。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对本国文化熟悉、了解。先生出国留学之前，已十分熟悉经史子集等传统经典文化。其次，“以新时代之眼光，研究吾国旧学”，他指出应使本国文化顺应时代之要求，不应原封不动地继承。
2.2 施以国民正确“教化”
先生在对国外情况进行将近十年的深入考察之后，便壮志踌躇、满怀希望起身回国，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怀抱，以期将自己毕生所学贡献于国家和社会。自先生回国至去世的七年时间里，他前五年定居长沙，后两年任教北大，一心专注于实践教育救国理想，不为任何利益、权势所动摇，因此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湖南军阀谭延闿罗致他担任湖南省教育司长的职务。先生之所以能做到心无旁骛、坚信教育救国思想，与他的唯心世界观密切相关。他曾在《达化斋日记》中明确写道：“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心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以及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归结为由于“国民苟无道德”、民族之精神”未变，导致“虽有良法，未由收效”。社会腐败恶浊，他在1914年3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宾客所谈“多赌钱渔色招权纳贿之事，此皆中上等社会宜为国民之模仿者”“此等习惯已成，未有挽救”，只能“与青年之天良尚未凿丧者讲明义理，使未入腐败社会之前，即知此等事之为俗恶，庶将来入社会之时不为所动”；国民自私自利，“盖言今日唯有自私自利之可言，他可不必顾也”“人惟自私自利而无爱社会爱国家之心，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此种议论，生心害政，真有烈于洪水猛兽也”，要转变风气也只有借助于“教化”。除此之外，先生还列出当时社会的其他陋习，如近亲结婚、一夫多妻、打麻雀牌、小说多势力、神怪思想等，指出这些社会陋习毒害国人思想、制约社会发展，必须革除。而以上社会陋习，只要对社会之人施以“教化”，引导其树立正确的思想，社会上多些“君子”、少些“小人”，“君子”掌握国家政权，“小人”则自动退居无权，无需激烈的阶级斗争，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和谐。此为“教化”之根本目的也。 2.3 德智体全面发展
先生极其推崇以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念。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重视道德教育，并将其置于中心位置，同时又强调智育和体育的全面发展。他把教育分为三部，即智、德、体。与这三部相适应的教育方法，“第一教授，第二训练，第三养护”。他还特别解释了这三种教育方法的涵义，所谓“教授”，就是给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养成发达的智力；所谓“训练”，则是通过教育者的言论和行动，直接感化学生，端正学生的发展方向，养成优良的品性；所谓“养护”，则是保护学生身体不受损害，开展体育运动，增强学生的体质。”[5]（“教授”、“训练”培养学生的精神品质，而“养护”培养学生强健的体魄。精神健全、体格强健，就是先生倡导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先生认为，只有一个各方面都全面发展的人，才能适应资本主义社会激烈竞争的需要，才能为改造社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并身体力行实践它。而要使一个具备改造社会能力的人自愿投入到社会事业之中，还需要培养他的“公共心”。“公共心盛，则社会隆盛；公共心薄，则社会衰微”[6]。如果全社会尽是“自私自利”之人而无“公共心”，那么社会就不能发展，更没有美好理想的实现。在先生看来，全面发展之人加上“公共心”，国家的面貌就会很快改变，人民期盼的幸福生活也很快就会实现。
3 教育救国思想价值评价
杨昌济先生一生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自觉将个人理想与时代需求结合起来，亲身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爱国情操。他为国家陷入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剥削之中而痛心疾首，为百姓生活与水深火热之中而忧思愁苦。为了改变国家现状，他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出国留学、学习外国教育、钻研本国文化，逐步确立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归国后，他便坚定立场，立志“要以教育为己任，“余自弱冠，即有志于教育，企图用教育的手段，达到端正人心，纠正时弊的目的。”[2]但是，事与愿违，杨先生直到去世也没有看到他所期望的盛世到来。究其失败原因，根本则在于其坚持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他提出“积诚立行，以回易世俗之耳目，而轉移其风气”、“志诚动物”以及“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认为可以利用道德力量扭转社会风气，只要有诚意就可以感动一切、推动一切以及他一直实践的通过教育手段根本改变尔虞我诈、积贫积弱、受奴役、受压迫的中华民族和国内劳动人民的状况。
但实际上，国家一切矛盾的根源在于经济基础，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借助物质力量，光靠思想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当然，当时的杨昌济是不可能懂得这个道理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早期领导人，正是在比较、分析杨昌济的唯心思想和改良主义的基础上，得出必须坚持唯物立场、走暴力革命的正确道路。杨昌济先生的世界观虽然是不可取的，但是其对党的早期领导人所起的的积极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客观评价杨昌济的贡献，对于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认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早年思想仍具有很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1]杨昌济.达化斋日记[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53.
[2]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2：14.
[3]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2：45.
[4]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2：61.
[5]李沛成.杨昌济教育思想简论[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1：36.
[6]转引自李沛成.杨昌济教育思想简论[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1：39.
关键词：杨昌济；思想历程；教育救国；思想评价
中图分类号：G40；G092；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7）03-0050-03
1 教育救国思想形成历程
杨昌济，生于1871年4月21日湖南长沙板仓，字华生，后改名怀中。原祖籍长沙金井蒲塘，族人“以聚居蒲塘者为多”[1]且以“务农者多，读书者少”。[1]大概清代乾隆末年，其高祖父迁居板仓，由于“迁徙异地暌隔本宗之人”“与异姓接触，得新感化”[1]，有重视子弟教育的社会氛围，加之家族理学传统“源远流长”，自幼耳濡目染，学习刻苦，终成大学问家。他潜心修行学业，博览群书，十几岁时已“熟读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还阅读了大量的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人的著作，初步掌握了一些哲学、历史和文字训诂知识，还学会了写“八股文”。”[2]甲午战争前的杨昌济也和当时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企图通过科举考取功名、进入仕途。但是由于家庭教育的良好影响，先生又与社会上大多数参加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不同，他很重视“修身养性”，留心时务，注重人生实际，极其厌恶“上层统治者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2]虽然此时他仍以从政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但据此已初步显示出他与社会上以官位谋私利、鱼肉百姓的人不同。1893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表现的软弱、妥协、退让让国人失望。杨昌济也是忧思之情无处排解，挥笔写下“天下苍生，尤多意外之变”的担忧与愁苦。后来偶然看到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宣传的变法思想，他如获至宝，认为国家有救了，救国之道便是变法图存，发出“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也”的感慨。由于维新变法寄希望于在不破坏原有封建统治秩序的基础上挽救民族存亡，决定了此次变法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变法失败后，杨昌济又一次陷入“日内忽忽不乐”的忧国忧民的悲苦之中。但同时也使他看清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与残忍，看破了科举功名的虚伪和无用，从此绝意仕途，决心以教育方式来为国家培养各种人才，以达到改造腐败社会、救治濒临灭亡的国家的目的。1903年，在时代的大趋势和感召下，杨昌济背井离乡，东渡日本，希望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来改善当时国内的状况。从这时起，杨昌济便开始实施了他长达十七年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和抱负，教育救国思想初步形成。
2 教育救国思想主要内容
2.1 辩证的中西文化观
杨昌济在国外居住长达十年之久，曾“留于日本者六年，复至英国留居三年有余，又往德国留居九月”[6]在这期间，他“系统地研究了西方的哲学史、伦理学史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从古代希腊罗马哲学，到近代的英国哲学、法国哲学、德国哲学；从资产阶级早期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各种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以及“伦理学上的各种主义，如禁欲主义、快乐主义、功利主义、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等。”[4]学习之余，杨昌济还特别注意考察日、英、德三国的生活风貌、教育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以期从中获取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对于西方提倡的言论自由、通信自由，不说谎、不随地吐痰、不随便借錢和使用别人的钱等，他也一一细心考察，并加以肯定。杨昌济虽留学西方多年、熟读西方各种著作，但对于西方文化却没有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关于中西方文化之态度，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劝学篇》中，他指出：“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先生这种辩证的中西文化观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他将这种西为中用、中西结合的进步思想运用于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之中，力求使西方先进之处真正融入本国、受益于本国人民。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对本国文化熟悉、了解。先生出国留学之前，已十分熟悉经史子集等传统经典文化。其次，“以新时代之眼光，研究吾国旧学”，他指出应使本国文化顺应时代之要求，不应原封不动地继承。
2.2 施以国民正确“教化”
先生在对国外情况进行将近十年的深入考察之后，便壮志踌躇、满怀希望起身回国，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怀抱，以期将自己毕生所学贡献于国家和社会。自先生回国至去世的七年时间里，他前五年定居长沙，后两年任教北大，一心专注于实践教育救国理想，不为任何利益、权势所动摇，因此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湖南军阀谭延闿罗致他担任湖南省教育司长的职务。先生之所以能做到心无旁骛、坚信教育救国思想，与他的唯心世界观密切相关。他曾在《达化斋日记》中明确写道：“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心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以及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归结为由于“国民苟无道德”、民族之精神”未变，导致“虽有良法，未由收效”。社会腐败恶浊，他在1914年3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宾客所谈“多赌钱渔色招权纳贿之事，此皆中上等社会宜为国民之模仿者”“此等习惯已成，未有挽救”，只能“与青年之天良尚未凿丧者讲明义理，使未入腐败社会之前，即知此等事之为俗恶，庶将来入社会之时不为所动”；国民自私自利，“盖言今日唯有自私自利之可言，他可不必顾也”“人惟自私自利而无爱社会爱国家之心，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此种议论，生心害政，真有烈于洪水猛兽也”，要转变风气也只有借助于“教化”。除此之外，先生还列出当时社会的其他陋习，如近亲结婚、一夫多妻、打麻雀牌、小说多势力、神怪思想等，指出这些社会陋习毒害国人思想、制约社会发展，必须革除。而以上社会陋习，只要对社会之人施以“教化”，引导其树立正确的思想，社会上多些“君子”、少些“小人”，“君子”掌握国家政权，“小人”则自动退居无权，无需激烈的阶级斗争，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和谐。此为“教化”之根本目的也。 2.3 德智体全面发展
先生极其推崇以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念。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重视道德教育，并将其置于中心位置，同时又强调智育和体育的全面发展。他把教育分为三部，即智、德、体。与这三部相适应的教育方法，“第一教授，第二训练，第三养护”。他还特别解释了这三种教育方法的涵义，所谓“教授”，就是给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养成发达的智力；所谓“训练”，则是通过教育者的言论和行动，直接感化学生，端正学生的发展方向，养成优良的品性；所谓“养护”，则是保护学生身体不受损害，开展体育运动，增强学生的体质。”[5]（“教授”、“训练”培养学生的精神品质，而“养护”培养学生强健的体魄。精神健全、体格强健，就是先生倡导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先生认为，只有一个各方面都全面发展的人，才能适应资本主义社会激烈竞争的需要，才能为改造社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并身体力行实践它。而要使一个具备改造社会能力的人自愿投入到社会事业之中，还需要培养他的“公共心”。“公共心盛，则社会隆盛；公共心薄，则社会衰微”[6]。如果全社会尽是“自私自利”之人而无“公共心”，那么社会就不能发展，更没有美好理想的实现。在先生看来，全面发展之人加上“公共心”，国家的面貌就会很快改变，人民期盼的幸福生活也很快就会实现。
3 教育救国思想价值评价
杨昌济先生一生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自觉将个人理想与时代需求结合起来，亲身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爱国情操。他为国家陷入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剥削之中而痛心疾首，为百姓生活与水深火热之中而忧思愁苦。为了改变国家现状，他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出国留学、学习外国教育、钻研本国文化，逐步确立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归国后，他便坚定立场，立志“要以教育为己任，“余自弱冠，即有志于教育，企图用教育的手段，达到端正人心，纠正时弊的目的。”[2]但是，事与愿违，杨先生直到去世也没有看到他所期望的盛世到来。究其失败原因，根本则在于其坚持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他提出“积诚立行，以回易世俗之耳目，而轉移其风气”、“志诚动物”以及“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认为可以利用道德力量扭转社会风气，只要有诚意就可以感动一切、推动一切以及他一直实践的通过教育手段根本改变尔虞我诈、积贫积弱、受奴役、受压迫的中华民族和国内劳动人民的状况。
但实际上，国家一切矛盾的根源在于经济基础，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借助物质力量，光靠思想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当然，当时的杨昌济是不可能懂得这个道理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早期领导人，正是在比较、分析杨昌济的唯心思想和改良主义的基础上，得出必须坚持唯物立场、走暴力革命的正确道路。杨昌济先生的世界观虽然是不可取的，但是其对党的早期领导人所起的的积极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客观评价杨昌济的贡献，对于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认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早年思想仍具有很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1]杨昌济.达化斋日记[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53.
[2]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2：14.
[3]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2：45.
[4]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2：61.
[5]李沛成.杨昌济教育思想简论[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1：36.
[6]转引自李沛成.杨昌济教育思想简论[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