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李敏求都不像是那種会影响医学史走向的人物。
　　这个出生于广东肇庆德庆县的小伙子，在上世纪50年代闯入了美国的医学界——在一家私人诊所里当助理产科医师。这不是啥正经的研究职位，可为了能留在美国，他一点也不介意研不研究的，找到工作就行。
　　虽然，要按照肇庆乡亲们编写当地名人录时的说法，李敏求正是在当医生时见到了癌症的严重危害，才下决心研究孕妇绒毛膜癌的。但在美国医学作家悉达多·穆克吉笔下，当李敏求跟他的诊所老板一块儿躲在美国贝塞斯达国立癌症研究院时，他的主要目标，还是等着朝鲜战争结束，自己能顺顺利利回国。
　　到20世纪50年代，在业内人士的眼中，癌症治疗师们依然是一群没头苍蝇般“在地下室调配毒药”的家伙。
　　那是真正的毒药：因为具备高度细胞毒性，能够杀死肆意生长的癌细胞、灭了病人体内恶性肿瘤的药剂。走在研究前沿的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里一伙治疗白血病的医生，由于单一用药效果并不好，病人也活不了几个月，他们想着，要不把几种药搭配一下，同时给患者使用，织成一张“药网”，看看能不能来个一网打尽？
　　怀着这种想法，白血病病房被癌症研究院里的其他人赠送了“屠宰场”的雅号。医学界甚至没人说得清：那么多毒药同时上场，是会拦住癌细胞，还是直接就把患者毒死？
　　李敏求的办公室和“屠宰场”隔了没几扇门，天晓得他当时都在忙乎啥——癌症治疗师已经被视为学术界的局外人了，李敏求的位置比他们还远。1956年秋天，一个得了孕妇绒毛膜癌、濒临死亡的年轻女子被送进他所在的部门，李医生“脑洞大开”了一下，把能暂时阻止白血病细胞生长的叶酸拮抗物用在了她身上。
　　他是第一个这么干的人。关键是，病患活了下来。4轮化疗结束，李敏求和他的搭档赫兹想看看肿瘤有没有变小，就给患者照了个X射线的胸透，然后两人傻了：肿瘤不见了。
　　他们以为是胸透出了问题，于是重新做了一遍检查，还是没瞧见肿瘤。
　　奇迹出现了：“病人看起来和正常人一样！”李敏求和赫兹欢天喜地地发表了他们的新发现。
　　要按照当时的标准，病人已经被治愈。李医生大可以开香槟庆祝，而不应像他后来做的那样，跟病患体内的“绒毛促性腺素”抬杠。这一激素是由绒毛癌细胞分泌的，不知为什么，就算肿瘤已经消失，病人体内的这一指标却还是回不到正常的数值。
　　在所有人都欢欣鼓舞之际，李敏求看起来就像是大侠走火入魔，生生跟病人化验单铆上了，继续一剂又一剂地往人体内灌“毒药”，直到“绒毛促性腺素”数值为零。
　　癌症研究所的制度委员会被他的做法吓着了。委员会对这种“人体实验”感到愤怒，以至于一点没客气，直接把李敏求给开除。
　　李医生气呼呼地跑去了纽约。
　　多年以后，李敏求跟当年把他开了的癌症研究所的领导共享了一尊拉斯克临床医学奖。他们的功绩，是历史上第一次，以化疗方法治愈了成年人的恶性实体肿瘤。在时光流逝之后，人们才发现，早早停药的病人再一次面对癌症复发的局面，而被李敏求加大剂量治愈的病人，则再也没有复发。
　　他以断送职业生涯的代价，得出了一个如今很基本的癌症治疗原理：必须在每一种可见迹象都消失后，仍继续保持系统的治疗。
　　这个当年盛京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就这么在人类对癌症的治疗中刻下了一道抹不去的印记。
　　然而他终身没能回到故乡，也没被太多人记得。在1980年死于脑血栓时，他留下了一本没写完的《癌症的化学治疗》，以及一段尚在筹备中的大陆探亲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