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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蒙语本义五彩斑斓之地，而至4月中旬，这里却依然枯黄一片。被贺兰山阻隔的银川与阿拉善盟，不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农耕与游牧文化，同时也将阿拉善渴求的绿色留在了山的另一面。
就像沙漠里的梭梭林渴求春天的雨水，阿拉善治沙也在等待国家政策的眷顾。从十年前的京津风沙源治理一期工程开始，阿拉善就在为申请更多的国家项目做准备。
项目意味着资金，而阿拉善天然的恶劣气候及不断扩张的三大沙漠仿佛成了一个无底洞，没有人知道时间和金钱的上限究竟在哪里。
进入2013年，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已然启动，阿拉善却依旧没有纳入该工程。
嬗变的治理步调
腾格里沙漠坐落在阿拉善盟（简称“阿盟”）东南部，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是横亘阿拉善的三大沙漠之一。2003年，由阿拉善盟生态文明建设和黄河文化经济促进会、日本国绿化世界沙漠协会合作开发的腾格里沙漠东缘生态治理示范区在此落成。
十年后，该示范区建成了一条长约11公里、造林面积达1万余亩的防沙林带。2009年，为减缓三大沙漠“握手”的步伐，阿拉善盟沙漠锁边工程启动，该示范区亦被列入工程范围，目的是锁住腾格里沙漠东扩的势头。
如今，腾格里沙漠正以每年10米的速度向贺兰山、巴彦浩特推进。该示范区主任吴向荣曾测算过，如要拦住腾格里800多公里的沙线，示范区需运作160年；如要覆盖治理整个腾格里沙漠，则需运作8000年。
由于整个示范区实施的是精细化管理，实现了“三通”（通水、通电、通路），因此其后期维护成本非常高、治沙速度十分缓慢。大量的资金缺口及不固定来源，使得示范区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压力。
资金压力同样在考验着阿拉善政府。2011年3月9日，时任阿拉善盟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维东在全盟林业工作会议上提出，在2015年“沙漠锁边框架基本形成”。而对于这一目标的完成，阿拉善盟林业局副局长徐世华却无法形容出目前的进度。
“锁边工程的工程量非常大，而沙漠又是不可控的，有可能在这边治理了，那边又扩展了。”徐世华坦言，阿拉善沙漠治理的最大难题之一，就在于每年的治理任务量与沙化速度不匹配。据了解，阿拉善现有待治理沙化土地近1000万亩，“阿拉善每年的沙化速度是300多平方公里，而治理的面积连100万亩都达不到，你说这个速度能赶上吗？”
34岁的吉兰泰镇牧民柴玉敏（化名）生活在阿拉善左旗城区，而在几十公里外的戈壁腹地，却有她曾生活了20余年的牧场。在柴家牧场的最西端，近两米高的沙丘已经进犯到了草场边缘。
“我小时候沙丘离这儿还远着呢，这几年正以每年近一米的速度向牧区逼近。”柴玉敏说。去年秋天，她的哥哥收集了十余麻袋草籽，用摩托车载着妻子沿沙丘边缘撒了一路。一场秋雨过后，植被从沙土中冒出，如今正在用干黄的身躯抵挡着沙漠的脚步。
目前阿拉善采取的主要治沙手段是“飞、封、造”，即飞播、围栏封育及人工造林，涉及“三北”、“天保”等重点国家工程。飞播的成本大约在每亩120元左右，基本不需要后期维护，但却仅限于年降水量不小于200毫米左右的地区。
柴家牧场处于国家公益林保护范围，却不属于飞播区。而无论飞播，还是公益林补偿，依赖的均是国家项目拨付的资金。没有项目就没有资金，治沙目标也无法完成，这成了包括阿拉善在内的治沙区的普遍现状，也决定了其治沙目标及完成情况的不确定性。
2011年，阿拉善盟从国家项目获得的治沙资金为2.8亿元，2012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4亿元。除总体项目资金不确定外，飞播、造林、封育的治理任务及资金也时多时少、并不固定。
“拿飞播来讲，2011年我们计划飞播50万亩，国家实际上给了我们30万亩的任务量和资金；2012年我们计划向国家要50万亩，实际上给我们的只有25万亩。”徐世华说，“国家项目是长期的，如‘天保’工程二期已经启动，‘三北’工程已经实施到了第五期，但涉及到地方的每个项目，每年都需向上申报，申报了也不一定批。一个计划五年完成的项目由于资金不到位有可能延长到十年。”
“这种现象在治沙区十分普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沙漠研究中心主任邹学勇认为，国家林业局的统筹工作是很全面的，地方治沙规划也大多跟着“上面”走。“但地方治沙对国家资金依赖性大，如果资金不能按时到位，治沙就无法继续下去。”
“国家不会因为你的地理环境恶劣、每亩所需的投入成本高，就会多给你钱，每个省市都是一样的。比如给阿拉善每亩人工造林的成本是120元，那么广东也是120元。”据徐世华介绍，锁边工程涉及到多个国家林业项目，由于工程量大，资金缺口尚无法估算。
项目申请之困
进入2013年，为期十年、总投资近878亿元的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规划开始实施，并将范围扩展至6个省市地区。在内蒙古自治区，与阿拉善盟东部紧邻的乌海市也被纳入到二期工程的范围内，却止步于阿拉善。
其实早在十年前，阿拉善政府就在为加入京津风沙源治理一期工程奔波。据阿盟林业治沙研究所工程师田永祯回忆，由于我国北方地区在1993年至1998年间发生了多起特大沙尘暴，且风沙路径均经过阿拉善，因此全盟对进入一期工程抱有很大期待，结果却以“失败”告终。
一期工程没争取下来，在二期工程启动前的两三年，阿盟政府便开始了“进京”活动。“我们自己主动跑，找有关专家，提供大量资料，包括风沙路径图、风沙治理成果等。谁知工程下来后最远到了乌海，又把我们甩掉了。”田永祯说。
事实上，阿拉善与京津治沙二期工程仅是“擦肩而过”。
据中国林科院荒漠化所研究员杨文斌透露，在二期工程方案敲定之前，该所共有4名专家参与了相关方案的制定，杨文斌也是协助者之一。当时林科院共出具了三份方案，其中一份建议维持京津治沙工程现有范围不变；第二套方案将治理范围扩展到贺兰山以东，包括鄂尔多斯高原；第三套方案则将阿拉善和河西走廊地区纳入到了考虑范围。 杨文斌解释称，在探讨方案时，就有许多专家提出阿拉善的治理难度太大，以目前的技术和资金难以支撑，可能会沦为一种“撒胡椒面”式的治理，于是最终选择了中间方案。
有人曾经用“精卫填海”、“杯水车薪”来形容阿拉善治沙的资金缺口与现实困境。据邹学勇了解，国家之前在阿拉善的投入并不小，如黑河流域的分水工程，上世纪90年代就投入了近亿元。“关于阿拉善的治沙方向，我认为能够恢复到上世纪70年代的状态就已经非常好了，不可能把沙漠变成绿洲，就算投入再多也改变不了，是气候形成的。”
而在徐世华、田永祯眼里，只要技术、资金、政策到位，阿拉善的生态环境是可以治理的，甚至是可以扭转的。
2006年，在首届巴丹吉林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百平提出了“阿拉善国家生态特区”（下称“治沙特区”）的概念。他认为，我国西部生态地位重要，影响范围大，恢复难度大，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走出生态与经济的恶性循环，甚至会影响整个国家的长远战略发展。
2007年前后，由中科院7位院士、十几位博士联名签署的一份调查报告呈交给了中央，其主要内容就是在阿拉善建立“治沙特区”。
据徐世华回忆，治沙特区的内容包括60多亿元的治理资金及特殊的政策倾斜。“比如，阿拉善人口少，能不能将国家的某些资金用来解决老百姓的养老津贴？能不能给转移出来的牧民发放工资？我们土地面积和人口比例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国家的项目资金是专款专用，不能用作其它。”
2012年，阿盟林业局副局长王新民曾向媒体披露，“国家再次把阿拉善盟确定为特殊生态功能规划区，盟区发改委已经完成整体治沙规划设计并上报中央，‘近期会有大动作’。”然而时至今日，阿拉善依旧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水困行难
柴玉敏的丈夫李禄善是阿拉善左旗腰坝滩镇人。腰坝滩位于腾格里沙漠东北边缘，是阿拉善少有的几个农业区之一。由于农业人口逐渐增多，腰坝滩现面临地下水超采的压力。
“农田基本依靠灌溉，现在水井越打越深，打出的井水都是苦的。” 李禄善说，为了限制地下水的使用，政府已经实施了限水、限电政策。而实际上，腰坝滩全镇人口只有2万人。
然而随着阿盟矿产、工业的逐渐开发，水资源紧缺成了阿拉善改善环境、发展经济的最大制约因素。
吴精忠曾于1993年至2000年间担任主管阿拉善盟农牧林业的副盟长，亲身经历了“黑河分水”及“孪井滩引黄”两大水利工程。
黑河发源于青海，流经甘肃河西走廊、张掖地区，后到达内蒙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黑河注入阿盟额济纳旗的年最高来水量曾达到10亿立方米。随着上游甘肃的农业开发和工业发展，黑河的来水量逐渐下降到两三亿立方米，直到上世纪90年代断流。
随着黑河断流，几百平方公里的的东、西居延海干枯，大片湖泊变成荒漠，额济纳旗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这种情况下，1995年5月，一场震惊中外的特大沙尘暴从河西走廊、阿拉善，一直刮到北京，使我国整个北部地区掩埋在了风沙下。阿拉善的名字也由此被国人知晓。
事件发生后，阿拉善政府向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上报文件，自治区又上报中央。在先后听取国家部委考察团、中国科学院专家组的报告后，国务院召开会议，批准在黑河成立依附于水利部黄河委员会的黑河管理局，并制定了黑河分水方案。
2000年，黑河分水方案开始实施，并用行政手段强制限定上游甘肃的分水量。据《阿拉善日报》报道，当时国家水利部在《黑河流域水资源问题及其对策》文本的基础上，编制出《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于2001年7月呈报给国务院。
同年8月3日，国务院批复了水利部的治理规划，并要求：“要以国家已批准的分水方案为依据，按照分步实施、逐步到位的原则，采取综合措施，逐步增加正义峡下泄水量。当莺落峡多年平均来水15.8亿立方米时，正义峡下泄水量9.5亿立方米。”
规划同时还要求在2003年以前，黑河干流甘肃省境内要完成32万亩农田退耕，废除引水口21处，合并减少干渠20条，废弃平原水库8座”，以增加下游输水量，实现分水目标。
据相关报道，2000年的尝试性分水，曾引起上中游反弹，各省稍微扯皮一下，2002年东居延海马上见底，沙尘暴再起，中央紧急协调，才最终形成今天的分水机制。
1991年至2000年，吴精忠主持了孪井滩黄河引水工程，并在工程区内建立了一个10万亩的农业开发区，安置了近8000牧民。
“由于牧民不会种地，第一年转移到孪井滩时非常苦，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由牧转农，由穷变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10年时间是无法实现的。”吴精忠回忆，上世纪90年代，阿盟财政收入不到一个亿，连自身的运转都比较困难，更无法给予牧民支持。“孪井滩引水工程总投资8千万元，其中盟财政拿出4千万元，中央补助2千万元，自治区补助2千万元。工程全部完工后，总共花费了1亿1380万元，超出的3000多万元最终由中央和自治区补给。”
“引水工程是解决阿拉善缺水问题的有效措施，但这势必会制约上下游城市的发展，况且黄河也已出现断流。”邹学勇认为，水是限制阿拉善发展的关键问题。“阿拉善现有的人口压力大，经济发展要转变思路，应尽量发展一些低耗水、低耗能的产业。”
而对于依旧生活在吉兰泰牧区的马芳来说，她最盼望的，就是今年的雨水能够眷顾自家的草场。她至今仍然记得20年前父亲骑着骆驼消失在梭梭林中的背影，可如今丰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脚下的沙土。
就像沙漠里的梭梭林渴求春天的雨水，阿拉善治沙也在等待国家政策的眷顾。从十年前的京津风沙源治理一期工程开始，阿拉善就在为申请更多的国家项目做准备。
项目意味着资金，而阿拉善天然的恶劣气候及不断扩张的三大沙漠仿佛成了一个无底洞，没有人知道时间和金钱的上限究竟在哪里。
进入2013年，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已然启动，阿拉善却依旧没有纳入该工程。
嬗变的治理步调
腾格里沙漠坐落在阿拉善盟（简称“阿盟”）东南部，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是横亘阿拉善的三大沙漠之一。2003年，由阿拉善盟生态文明建设和黄河文化经济促进会、日本国绿化世界沙漠协会合作开发的腾格里沙漠东缘生态治理示范区在此落成。
十年后，该示范区建成了一条长约11公里、造林面积达1万余亩的防沙林带。2009年，为减缓三大沙漠“握手”的步伐，阿拉善盟沙漠锁边工程启动，该示范区亦被列入工程范围，目的是锁住腾格里沙漠东扩的势头。
如今，腾格里沙漠正以每年10米的速度向贺兰山、巴彦浩特推进。该示范区主任吴向荣曾测算过，如要拦住腾格里800多公里的沙线，示范区需运作160年；如要覆盖治理整个腾格里沙漠，则需运作8000年。
由于整个示范区实施的是精细化管理，实现了“三通”（通水、通电、通路），因此其后期维护成本非常高、治沙速度十分缓慢。大量的资金缺口及不固定来源，使得示范区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压力。
资金压力同样在考验着阿拉善政府。2011年3月9日，时任阿拉善盟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维东在全盟林业工作会议上提出，在2015年“沙漠锁边框架基本形成”。而对于这一目标的完成，阿拉善盟林业局副局长徐世华却无法形容出目前的进度。
“锁边工程的工程量非常大，而沙漠又是不可控的，有可能在这边治理了，那边又扩展了。”徐世华坦言，阿拉善沙漠治理的最大难题之一，就在于每年的治理任务量与沙化速度不匹配。据了解，阿拉善现有待治理沙化土地近1000万亩，“阿拉善每年的沙化速度是300多平方公里，而治理的面积连100万亩都达不到，你说这个速度能赶上吗？”
34岁的吉兰泰镇牧民柴玉敏（化名）生活在阿拉善左旗城区，而在几十公里外的戈壁腹地，却有她曾生活了20余年的牧场。在柴家牧场的最西端，近两米高的沙丘已经进犯到了草场边缘。
“我小时候沙丘离这儿还远着呢，这几年正以每年近一米的速度向牧区逼近。”柴玉敏说。去年秋天，她的哥哥收集了十余麻袋草籽，用摩托车载着妻子沿沙丘边缘撒了一路。一场秋雨过后，植被从沙土中冒出，如今正在用干黄的身躯抵挡着沙漠的脚步。
目前阿拉善采取的主要治沙手段是“飞、封、造”，即飞播、围栏封育及人工造林，涉及“三北”、“天保”等重点国家工程。飞播的成本大约在每亩120元左右，基本不需要后期维护，但却仅限于年降水量不小于200毫米左右的地区。
柴家牧场处于国家公益林保护范围，却不属于飞播区。而无论飞播，还是公益林补偿，依赖的均是国家项目拨付的资金。没有项目就没有资金，治沙目标也无法完成，这成了包括阿拉善在内的治沙区的普遍现状，也决定了其治沙目标及完成情况的不确定性。
2011年，阿拉善盟从国家项目获得的治沙资金为2.8亿元，2012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4亿元。除总体项目资金不确定外，飞播、造林、封育的治理任务及资金也时多时少、并不固定。
“拿飞播来讲，2011年我们计划飞播50万亩，国家实际上给了我们30万亩的任务量和资金；2012年我们计划向国家要50万亩，实际上给我们的只有25万亩。”徐世华说，“国家项目是长期的，如‘天保’工程二期已经启动，‘三北’工程已经实施到了第五期，但涉及到地方的每个项目，每年都需向上申报，申报了也不一定批。一个计划五年完成的项目由于资金不到位有可能延长到十年。”
“这种现象在治沙区十分普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沙漠研究中心主任邹学勇认为，国家林业局的统筹工作是很全面的，地方治沙规划也大多跟着“上面”走。“但地方治沙对国家资金依赖性大，如果资金不能按时到位，治沙就无法继续下去。”
“国家不会因为你的地理环境恶劣、每亩所需的投入成本高，就会多给你钱，每个省市都是一样的。比如给阿拉善每亩人工造林的成本是120元，那么广东也是120元。”据徐世华介绍，锁边工程涉及到多个国家林业项目，由于工程量大，资金缺口尚无法估算。
项目申请之困
进入2013年，为期十年、总投资近878亿元的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规划开始实施，并将范围扩展至6个省市地区。在内蒙古自治区，与阿拉善盟东部紧邻的乌海市也被纳入到二期工程的范围内，却止步于阿拉善。
其实早在十年前，阿拉善政府就在为加入京津风沙源治理一期工程奔波。据阿盟林业治沙研究所工程师田永祯回忆，由于我国北方地区在1993年至1998年间发生了多起特大沙尘暴，且风沙路径均经过阿拉善，因此全盟对进入一期工程抱有很大期待，结果却以“失败”告终。
一期工程没争取下来，在二期工程启动前的两三年，阿盟政府便开始了“进京”活动。“我们自己主动跑，找有关专家，提供大量资料，包括风沙路径图、风沙治理成果等。谁知工程下来后最远到了乌海，又把我们甩掉了。”田永祯说。
事实上，阿拉善与京津治沙二期工程仅是“擦肩而过”。
据中国林科院荒漠化所研究员杨文斌透露，在二期工程方案敲定之前，该所共有4名专家参与了相关方案的制定，杨文斌也是协助者之一。当时林科院共出具了三份方案，其中一份建议维持京津治沙工程现有范围不变；第二套方案将治理范围扩展到贺兰山以东，包括鄂尔多斯高原；第三套方案则将阿拉善和河西走廊地区纳入到了考虑范围。 杨文斌解释称，在探讨方案时，就有许多专家提出阿拉善的治理难度太大，以目前的技术和资金难以支撑，可能会沦为一种“撒胡椒面”式的治理，于是最终选择了中间方案。
有人曾经用“精卫填海”、“杯水车薪”来形容阿拉善治沙的资金缺口与现实困境。据邹学勇了解，国家之前在阿拉善的投入并不小，如黑河流域的分水工程，上世纪90年代就投入了近亿元。“关于阿拉善的治沙方向，我认为能够恢复到上世纪70年代的状态就已经非常好了，不可能把沙漠变成绿洲，就算投入再多也改变不了，是气候形成的。”
而在徐世华、田永祯眼里，只要技术、资金、政策到位，阿拉善的生态环境是可以治理的，甚至是可以扭转的。
2006年，在首届巴丹吉林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百平提出了“阿拉善国家生态特区”（下称“治沙特区”）的概念。他认为，我国西部生态地位重要，影响范围大，恢复难度大，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走出生态与经济的恶性循环，甚至会影响整个国家的长远战略发展。
2007年前后，由中科院7位院士、十几位博士联名签署的一份调查报告呈交给了中央，其主要内容就是在阿拉善建立“治沙特区”。
据徐世华回忆，治沙特区的内容包括60多亿元的治理资金及特殊的政策倾斜。“比如，阿拉善人口少，能不能将国家的某些资金用来解决老百姓的养老津贴？能不能给转移出来的牧民发放工资？我们土地面积和人口比例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国家的项目资金是专款专用，不能用作其它。”
2012年，阿盟林业局副局长王新民曾向媒体披露，“国家再次把阿拉善盟确定为特殊生态功能规划区，盟区发改委已经完成整体治沙规划设计并上报中央，‘近期会有大动作’。”然而时至今日，阿拉善依旧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水困行难
柴玉敏的丈夫李禄善是阿拉善左旗腰坝滩镇人。腰坝滩位于腾格里沙漠东北边缘，是阿拉善少有的几个农业区之一。由于农业人口逐渐增多，腰坝滩现面临地下水超采的压力。
“农田基本依靠灌溉，现在水井越打越深，打出的井水都是苦的。” 李禄善说，为了限制地下水的使用，政府已经实施了限水、限电政策。而实际上，腰坝滩全镇人口只有2万人。
然而随着阿盟矿产、工业的逐渐开发，水资源紧缺成了阿拉善改善环境、发展经济的最大制约因素。
吴精忠曾于1993年至2000年间担任主管阿拉善盟农牧林业的副盟长，亲身经历了“黑河分水”及“孪井滩引黄”两大水利工程。
黑河发源于青海，流经甘肃河西走廊、张掖地区，后到达内蒙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黑河注入阿盟额济纳旗的年最高来水量曾达到10亿立方米。随着上游甘肃的农业开发和工业发展，黑河的来水量逐渐下降到两三亿立方米，直到上世纪90年代断流。
随着黑河断流，几百平方公里的的东、西居延海干枯，大片湖泊变成荒漠，额济纳旗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这种情况下，1995年5月，一场震惊中外的特大沙尘暴从河西走廊、阿拉善，一直刮到北京，使我国整个北部地区掩埋在了风沙下。阿拉善的名字也由此被国人知晓。
事件发生后，阿拉善政府向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上报文件，自治区又上报中央。在先后听取国家部委考察团、中国科学院专家组的报告后，国务院召开会议，批准在黑河成立依附于水利部黄河委员会的黑河管理局，并制定了黑河分水方案。
2000年，黑河分水方案开始实施，并用行政手段强制限定上游甘肃的分水量。据《阿拉善日报》报道，当时国家水利部在《黑河流域水资源问题及其对策》文本的基础上，编制出《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于2001年7月呈报给国务院。
同年8月3日，国务院批复了水利部的治理规划，并要求：“要以国家已批准的分水方案为依据，按照分步实施、逐步到位的原则，采取综合措施，逐步增加正义峡下泄水量。当莺落峡多年平均来水15.8亿立方米时，正义峡下泄水量9.5亿立方米。”
规划同时还要求在2003年以前，黑河干流甘肃省境内要完成32万亩农田退耕，废除引水口21处，合并减少干渠20条，废弃平原水库8座”，以增加下游输水量，实现分水目标。
据相关报道，2000年的尝试性分水，曾引起上中游反弹，各省稍微扯皮一下，2002年东居延海马上见底，沙尘暴再起，中央紧急协调，才最终形成今天的分水机制。
1991年至2000年，吴精忠主持了孪井滩黄河引水工程，并在工程区内建立了一个10万亩的农业开发区，安置了近8000牧民。
“由于牧民不会种地，第一年转移到孪井滩时非常苦，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由牧转农，由穷变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10年时间是无法实现的。”吴精忠回忆，上世纪90年代，阿盟财政收入不到一个亿，连自身的运转都比较困难，更无法给予牧民支持。“孪井滩引水工程总投资8千万元，其中盟财政拿出4千万元，中央补助2千万元，自治区补助2千万元。工程全部完工后，总共花费了1亿1380万元，超出的3000多万元最终由中央和自治区补给。”
“引水工程是解决阿拉善缺水问题的有效措施，但这势必会制约上下游城市的发展，况且黄河也已出现断流。”邹学勇认为，水是限制阿拉善发展的关键问题。“阿拉善现有的人口压力大，经济发展要转变思路，应尽量发展一些低耗水、低耗能的产业。”
而对于依旧生活在吉兰泰牧区的马芳来说，她最盼望的，就是今年的雨水能够眷顾自家的草场。她至今仍然记得20年前父亲骑着骆驼消失在梭梭林中的背影，可如今丰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脚下的沙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