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善治沙的“项目依赖症”

来源 :民生周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hong2007quan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阿拉善”蒙语本义五彩斑斓之地,而至4月中旬,这里却依然枯黄一片。被贺兰山阻隔的银川与阿拉善盟,不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农耕与游牧文化,同时也将阿拉善渴求的绿色留在了山的另一面。
  就像沙漠里的梭梭林渴求春天的雨水,阿拉善治沙也在等待国家政策的眷顾。从十年前的京津风沙源治理一期工程开始,阿拉善就在为申请更多的国家项目做准备。
  项目意味着资金,而阿拉善天然的恶劣气候及不断扩张的三大沙漠仿佛成了一个无底洞,没有人知道时间和金钱的上限究竟在哪里。
  进入2013年,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已然启动,阿拉善却依旧没有纳入该工程。
  嬗变的治理步调
  腾格里沙漠坐落在阿拉善盟(简称“阿盟”)东南部,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是横亘阿拉善的三大沙漠之一。2003年,由阿拉善盟生态文明建设和黄河文化经济促进会、日本国绿化世界沙漠协会合作开发的腾格里沙漠东缘生态治理示范区在此落成。
  十年后,该示范区建成了一条长约11公里、造林面积达1万余亩的防沙林带。2009年,为减缓三大沙漠“握手”的步伐,阿拉善盟沙漠锁边工程启动,该示范区亦被列入工程范围,目的是锁住腾格里沙漠东扩的势头。
  如今,腾格里沙漠正以每年10米的速度向贺兰山、巴彦浩特推进。该示范区主任吴向荣曾测算过,如要拦住腾格里800多公里的沙线,示范区需运作160年;如要覆盖治理整个腾格里沙漠,则需运作8000年。
  由于整个示范区实施的是精细化管理,实现了“三通”(通水、通电、通路),因此其后期维护成本非常高、治沙速度十分缓慢。大量的资金缺口及不固定来源,使得示范区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压力。
  资金压力同样在考验着阿拉善政府。2011年3月9日,时任阿拉善盟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维东在全盟林业工作会议上提出,在2015年“沙漠锁边框架基本形成”。而对于这一目标的完成,阿拉善盟林业局副局长徐世华却无法形容出目前的进度。
  “锁边工程的工程量非常大,而沙漠又是不可控的,有可能在这边治理了,那边又扩展了。”徐世华坦言,阿拉善沙漠治理的最大难题之一,就在于每年的治理任务量与沙化速度不匹配。据了解,阿拉善现有待治理沙化土地近1000万亩,“阿拉善每年的沙化速度是300多平方公里,而治理的面积连100万亩都达不到,你说这个速度能赶上吗?”
  34岁的吉兰泰镇牧民柴玉敏(化名)生活在阿拉善左旗城区,而在几十公里外的戈壁腹地,却有她曾生活了20余年的牧场。在柴家牧场的最西端,近两米高的沙丘已经进犯到了草场边缘。
  “我小时候沙丘离这儿还远着呢,这几年正以每年近一米的速度向牧区逼近。”柴玉敏说。去年秋天,她的哥哥收集了十余麻袋草籽,用摩托车载着妻子沿沙丘边缘撒了一路。一场秋雨过后,植被从沙土中冒出,如今正在用干黄的身躯抵挡着沙漠的脚步。
  目前阿拉善采取的主要治沙手段是“飞、封、造”,即飞播、围栏封育及人工造林,涉及“三北”、“天保”等重点国家工程。飞播的成本大约在每亩120元左右,基本不需要后期维护,但却仅限于年降水量不小于200毫米左右的地区。
  柴家牧场处于国家公益林保护范围,却不属于飞播区。而无论飞播,还是公益林补偿,依赖的均是国家项目拨付的资金。没有项目就没有资金,治沙目标也无法完成,这成了包括阿拉善在内的治沙区的普遍现状,也决定了其治沙目标及完成情况的不确定性。
  2011年,阿拉善盟从国家项目获得的治沙资金为2.8亿元,2012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4亿元。除总体项目资金不确定外,飞播、造林、封育的治理任务及资金也时多时少、并不固定。
  “拿飞播来讲,2011年我们计划飞播50万亩,国家实际上给了我们30万亩的任务量和资金;2012年我们计划向国家要50万亩,实际上给我们的只有25万亩。”徐世华说,“国家项目是长期的,如‘天保’工程二期已经启动,‘三北’工程已经实施到了第五期,但涉及到地方的每个项目,每年都需向上申报,申报了也不一定批。一个计划五年完成的项目由于资金不到位有可能延长到十年。”
  “这种现象在治沙区十分普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沙漠研究中心主任邹学勇认为,国家林业局的统筹工作是很全面的,地方治沙规划也大多跟着“上面”走。“但地方治沙对国家资金依赖性大,如果资金不能按时到位,治沙就无法继续下去。”
  “国家不会因为你的地理环境恶劣、每亩所需的投入成本高,就会多给你钱,每个省市都是一样的。比如给阿拉善每亩人工造林的成本是120元,那么广东也是120元。”据徐世华介绍,锁边工程涉及到多个国家林业项目,由于工程量大,资金缺口尚无法估算。
  项目申请之困
  进入2013年,为期十年、总投资近878亿元的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规划开始实施,并将范围扩展至6个省市地区。在内蒙古自治区,与阿拉善盟东部紧邻的乌海市也被纳入到二期工程的范围内,却止步于阿拉善。
  其实早在十年前,阿拉善政府就在为加入京津风沙源治理一期工程奔波。据阿盟林业治沙研究所工程师田永祯回忆,由于我国北方地区在1993年至1998年间发生了多起特大沙尘暴,且风沙路径均经过阿拉善,因此全盟对进入一期工程抱有很大期待,结果却以“失败”告终。
  一期工程没争取下来,在二期工程启动前的两三年,阿盟政府便开始了“进京”活动。“我们自己主动跑,找有关专家,提供大量资料,包括风沙路径图、风沙治理成果等。谁知工程下来后最远到了乌海,又把我们甩掉了。”田永祯说。
  事实上,阿拉善与京津治沙二期工程仅是“擦肩而过”。
  据中国林科院荒漠化所研究员杨文斌透露,在二期工程方案敲定之前,该所共有4名专家参与了相关方案的制定,杨文斌也是协助者之一。当时林科院共出具了三份方案,其中一份建议维持京津治沙工程现有范围不变;第二套方案将治理范围扩展到贺兰山以东,包括鄂尔多斯高原;第三套方案则将阿拉善和河西走廊地区纳入到了考虑范围。   杨文斌解释称,在探讨方案时,就有许多专家提出阿拉善的治理难度太大,以目前的技术和资金难以支撑,可能会沦为一种“撒胡椒面”式的治理,于是最终选择了中间方案。
  有人曾经用“精卫填海”、“杯水车薪”来形容阿拉善治沙的资金缺口与现实困境。据邹学勇了解,国家之前在阿拉善的投入并不小,如黑河流域的分水工程,上世纪90年代就投入了近亿元。“关于阿拉善的治沙方向,我认为能够恢复到上世纪70年代的状态就已经非常好了,不可能把沙漠变成绿洲,就算投入再多也改变不了,是气候形成的。”
  而在徐世华、田永祯眼里,只要技术、资金、政策到位,阿拉善的生态环境是可以治理的,甚至是可以扭转的。
  2006年,在首届巴丹吉林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百平提出了“阿拉善国家生态特区”(下称“治沙特区”)的概念。他认为,我国西部生态地位重要,影响范围大,恢复难度大,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走出生态与经济的恶性循环,甚至会影响整个国家的长远战略发展。
  2007年前后,由中科院7位院士、十几位博士联名签署的一份调查报告呈交给了中央,其主要内容就是在阿拉善建立“治沙特区”。
  据徐世华回忆,治沙特区的内容包括60多亿元的治理资金及特殊的政策倾斜。“比如,阿拉善人口少,能不能将国家的某些资金用来解决老百姓的养老津贴?能不能给转移出来的牧民发放工资?我们土地面积和人口比例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国家的项目资金是专款专用,不能用作其它。”
  2012年,阿盟林业局副局长王新民曾向媒体披露,“国家再次把阿拉善盟确定为特殊生态功能规划区,盟区发改委已经完成整体治沙规划设计并上报中央,‘近期会有大动作’。”然而时至今日,阿拉善依旧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水困行难
  柴玉敏的丈夫李禄善是阿拉善左旗腰坝滩镇人。腰坝滩位于腾格里沙漠东北边缘,是阿拉善少有的几个农业区之一。由于农业人口逐渐增多,腰坝滩现面临地下水超采的压力。
  “农田基本依靠灌溉,现在水井越打越深,打出的井水都是苦的。” 李禄善说,为了限制地下水的使用,政府已经实施了限水、限电政策。而实际上,腰坝滩全镇人口只有2万人。
  然而随着阿盟矿产、工业的逐渐开发,水资源紧缺成了阿拉善改善环境、发展经济的最大制约因素。
  吴精忠曾于1993年至2000年间担任主管阿拉善盟农牧林业的副盟长,亲身经历了“黑河分水”及“孪井滩引黄”两大水利工程。
  黑河发源于青海,流经甘肃河西走廊、张掖地区,后到达内蒙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黑河注入阿盟额济纳旗的年最高来水量曾达到10亿立方米。随着上游甘肃的农业开发和工业发展,黑河的来水量逐渐下降到两三亿立方米,直到上世纪90年代断流。
  随着黑河断流,几百平方公里的的东、西居延海干枯,大片湖泊变成荒漠,额济纳旗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这种情况下,1995年5月,一场震惊中外的特大沙尘暴从河西走廊、阿拉善,一直刮到北京,使我国整个北部地区掩埋在了风沙下。阿拉善的名字也由此被国人知晓。
  事件发生后,阿拉善政府向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上报文件,自治区又上报中央。在先后听取国家部委考察团、中国科学院专家组的报告后,国务院召开会议,批准在黑河成立依附于水利部黄河委员会的黑河管理局,并制定了黑河分水方案。
  2000年,黑河分水方案开始实施,并用行政手段强制限定上游甘肃的分水量。据《阿拉善日报》报道,当时国家水利部在《黑河流域水资源问题及其对策》文本的基础上,编制出《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于2001年7月呈报给国务院。
  同年8月3日,国务院批复了水利部的治理规划,并要求:“要以国家已批准的分水方案为依据,按照分步实施、逐步到位的原则,采取综合措施,逐步增加正义峡下泄水量。当莺落峡多年平均来水15.8亿立方米时,正义峡下泄水量9.5亿立方米。”
  规划同时还要求在2003年以前,黑河干流甘肃省境内要完成32万亩农田退耕,废除引水口21处,合并减少干渠20条,废弃平原水库8座”,以增加下游输水量,实现分水目标。
  据相关报道,2000年的尝试性分水,曾引起上中游反弹,各省稍微扯皮一下,2002年东居延海马上见底,沙尘暴再起,中央紧急协调,才最终形成今天的分水机制。
  1991年至2000年,吴精忠主持了孪井滩黄河引水工程,并在工程区内建立了一个10万亩的农业开发区,安置了近8000牧民。
  “由于牧民不会种地,第一年转移到孪井滩时非常苦,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由牧转农,由穷变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10年时间是无法实现的。”吴精忠回忆,上世纪90年代,阿盟财政收入不到一个亿,连自身的运转都比较困难,更无法给予牧民支持。“孪井滩引水工程总投资8千万元,其中盟财政拿出4千万元,中央补助2千万元,自治区补助2千万元。工程全部完工后,总共花费了1亿1380万元,超出的3000多万元最终由中央和自治区补给。”
  “引水工程是解决阿拉善缺水问题的有效措施,但这势必会制约上下游城市的发展,况且黄河也已出现断流。”邹学勇认为,水是限制阿拉善发展的关键问题。“阿拉善现有的人口压力大,经济发展要转变思路,应尽量发展一些低耗水、低耗能的产业。”
  而对于依旧生活在吉兰泰牧区的马芳来说,她最盼望的,就是今年的雨水能够眷顾自家的草场。她至今仍然记得20年前父亲骑着骆驼消失在梭梭林中的背影,可如今丰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脚下的沙土。
其他文献
合肥市儿童福利院近日被曝光用社会捐款买豪华奔驰商务车,并且一直闲置。对此,合肥儿童福利院表示,奔驰车是上级财政拨款39万元购买的,用于外国客人来儿童福利院认养儿童时使用,平时很少用,“偶尔我们也用”。  慈善福利院,豪车奔驰,这两个本应是毫无关联的关键词,谁能想到竟然是有交集的。质疑也便随之而来,福利院为何有豪车?豪车从何而来?豪车供谁用?合肥儿童福利院倒也不藏着掖着,“大方”表示,豪车的确有,在
“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格外引人关注。  中国近期的经济数据大幅低于预期。8月份的数据显示,除出口回暖外,其他经济指标都出现下滑,有的甚至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低。对于这些数据,有人失望,有人乐观。在“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形势显得十分微妙。  成就不易 下行压力大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长速度同比回落1.3个百分
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调查数据,我国欠发达地区平均每县缺桥数量达100座以上,仅仅西南5省207个国家级贫困县就有12420座便民桥等待援建,需求量非常大。  2007年4月,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联手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汽车报社、中国汽车新闻工作者协会共同发起主办“江铃·溪桥工程”大型公益项目,以“架设爱心,让过河者有其桥”为宗旨,旨在为我国欠发达地区提供资金援建便民桥,让走绳索、趟河水、绕远路的贫困
“做好被搬迁群众的安置工作是件大事,不能马虎……”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正定新区管委会党工委副书记王威便忙个不停,除了十几份需要批转的文件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到辖区所属的村庄进行调研。  这座破土于2010年底的“新城”虽然与石家庄主城区仅一河之隔,但她的诞生已经让这里的人们翘首了多年。  作为除海口市之外全国最年轻的省会城市,从1968年至今,石家庄仅有40余年的省城史。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进
2008年,全国设立的第一个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花落“合芜蚌”。在中国改革开放走过 30个年头之后,蚌埠与合肥、芜湖一起,站到了全国创新改革的前沿。  日前,蚌埠市委书记陈启涛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合芜蚌”试验区的亮相,给蚌埠指明了一条寻求地区突破与跨越的根本途径——自主创新,同时也带来了含金量极高的综合优惠政策。三年的实践表明,试验区的“光环”浓厚了蚌埠这座城市的创新氛围,并
7月中旬以来,本刊连续推出南水北调系列报道,选择水源地、干渠、受水地等近10座城市,记录沿途各地因水而变的城市境遇。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多位沿线城市市长以及地市南水北调负责人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他们不避质疑,直面水质安全、移民发展、生态补偿等热点问题。  如今,历时近3个月的系列报道将画上句号。10月秋汛结束后,随着江水北送,新的故事亦将开启……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这句诗,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心中向往的生活。而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见南山”越来越不可能,甚至连“赏菊”都成为一种奢侈。  “人不能总生活在钢筋水泥建成的大厦里。一到周末,郊区的宾馆经常客满,这反映了人们对绿色的渴望,对园林的需求。”在北京生活的农业部原副部长路明这样感叹。  在新一轮城镇化的大潮中,园林绿化可谓是“旧恨未了,又添新愁。”尽管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建成
5月6日起,北京对非机动车、行人秩序整治行动进入第二阶段。对闯红灯的行人处罚10元,非机动车处罚20元。而此前在其他城市,罚款遭遇了各种阻碍。浙江金华曾有女子闯红灯被罚款后,当街追着交警吐口水……  @李加美:没素质,都知道闯红灯的危害,只是存着侥幸心理,就该好好整顿。  @龚政: 为了个人生命安全,我觉得应该这么做,而且罚得越重越好,不然等出了事故才知道生命的可贵。  @魁梧者: 红绿灯前不去约
民生与公款的关系如此密切,却很少得到关注,这种局面该结束了。  如果我们真要致力于民生政治,那么,敬畏公款就是一个最佳切入点;如果真要敬畏公款,那么,坚守公款管理的5条底线就是一个最佳切入点。  民生政治的本质是亲民政治。在我看来,政治有诸多议题,但最大的政治莫过于花好人民的钱。亲民政治的前提条件就是约束和引导政治家与公共官员保持对公款的敬畏感:公款神圣不可侵犯。  “人民”最容易被挂在嘴上,写在
一年一度的“双11”购物狂欢节,销售额又创新高,据说当天天猫就达571.12亿元,比去年的362亿元增长57.7%,产生物流订单2.78亿单。其他电商也是硕果累累,如京东的交易额是去年的2倍以上。  虽然“双11”电商销售业绩鼓舞人心,但决不能因此冲昏了头脑,忽视对“双11”产生的各种问题的深入思考。也就是说,“双11”不光是网络购物的狂欢节,不能只盯着订单和销量的增长,更应该检讨由此发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