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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一个文学读者熟悉而又亲切的名字。
尽管，由于评论界及创作界的更新换代，新生阅读界审美疲劳的原因，他作品的影响力曾经一度式微，屠格涅夫等文学大家为此忧心忡忡，但正如他自己曾经预言的那样：“我的名字会远扬，只要在这月光下的世界哪怕仅仅有一个诗人流传。”
俄羅斯19世纪著名诗人丘特切夫在普希金离世不久后的一首悼念诗里写道，“俄罗斯的初恋，我们不会忘记你”，而对于众多的俄苏文学读者来说，普希金的经典，也是他们的俄罗斯文学“初恋”。
俄苏文学“光明梦”的传统之源
奥地利小说家茨威格在概括俄罗斯文学的特点时，特别强调了战斗民族文学的“苦难审美特征”，他借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表述方式指出，俄罗斯文学是“我苦故我在”。然而，俄国文学自普希金登上文坛后，文学的叙述与抒情不再一味地倾诉苦难，从如歌如泣的倾诉中常常闪现出一道“忧伤的明亮”。正像高尔基对普希金感恩的那句赞词：“普希金像在寒冷而又阴沉的国度的天空，燃起了一轮新的太阳；这轮太阳的光辉，立即使得这个国家变得肥沃富饶。”苏联著名的文化史学者利哈乔夫院士说：普希金那句“我的忧伤也明亮”感动了千千万万个俄罗斯人。伟大诗人艺术风格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俄国作家，他们在描写俄罗斯民众的苦痛时也没有一味沉沦，而时常写出苦痛中的坚忍与希望。“一无所有的脸上，连伤痕也是点缀”，高尔基自传小说《童年》中的这句话，诗人西蒙诺夫的“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只是要苦苦地等待”这句诗，都明显传承着一种普希金式的“明亮的忧伤”。
“同志，请相信，那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就要升起”“那快乐的时日，相信吧，终将来临！”普希金的这些光明诗句，两百多年来始终照耀着俄罗斯文坛。其实，苏联文学，主要是俄罗斯文学所具有的那种“悲情的乐观”的传统，最早就是源于伟大的诗人普希金。那是一种基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的乐观信仰，这种深信人类美好未来的“光明梦”的传统，与俄国19世纪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接受歌德《亲和力》、席勒《欢乐颂》的乐观情绪有关。只要回味一下普希金“最心爱的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连斯基诗意的憧憬就能深切地体会到：
他相信，命运选定一些人作为人类神圣的朋友，他们结成的家族永垂不朽，他们的光辉终将照耀我们，美不胜言的光辉啊，总有一天把幸福赐给人间。
俄罗斯民族文化自信的诗意宣示
最近两年，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带到中国来的由普希金名著《叶甫盖尼·奥涅金》改编的同名话剧先后在乌镇戏剧节、上海和北京上演，演出盛况空前，好评如潮，剧场和剧评界刮起了一阵不小的“普希金旋风”。普希金的原著写出了俄国曾经的一个时代，描绘了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全景图画，这部经典不仅成为19世纪初“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别林斯基语），而且也为欧洲“浪漫的现实主义”（屠格涅夫语）的产生增加了俄罗斯的绚丽色彩。19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界关于普希金思想的“俄罗斯性”“斯拉夫性”“欧洲性”“欧亚性”“全人类性”都可以从这部经典中找到丰富的阐释依据。
更重要的是，通过普希金这部经典，俄罗斯文学找回了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尽管，英国“湖畔派诗歌”和拜伦作品风格对普希金的这部创作具有深刻影响。“奥涅金”姓氏的创造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美丽的奥涅加湖，是彼得堡西北的一个静谧自然的所在，在湖畔，有浪漫诗人的心灵追求，在那里，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俄国湖畔诗人”模仿拜伦式忧郁症的惆怅、忧郁和徘徊。但普希金毕竟是民族文化的代表，他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和所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来。法国文化学家丹纳认为，地理环境决定民族的文化特点，奥涅金这个姓氏的创造正是来自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普希金选取奥涅加湖作为主人公姓氏的来源，既为浪漫主义使然，更是对作者俄国地理环境的钟情。奥涅金——这个由俄国湖泊化来的主人公姓氏具有俄罗斯地理意涵，主人公却取了一个法国式的名字欧仁，这反映了当时俄国上层对欧洲文化的崇尚，可以理解为这是在姓名符号上做俄欧对话的文章！而小说的女主人公塔吉雅娜，更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族名字，一个普通而响亮的俄罗斯名字，它象征着诗人心中俄罗斯美丽的本土文化。奥涅金与塔吉雅娜，一个欧化的心灵漂泊的俄罗斯人与一个坚守斯拉夫价值观的俄罗斯人在思想情感上的相互对峙。从这个意义上看，《奥涅金》整部小说既可以看作是作者与西欧文化的对话，也是俄罗斯西欧派与斯拉夫派初始的思想交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普希金这个经典中，看出了留恋俄国乡村生活的“灵魂上的俄国人”塔吉雅娜的“圣象”意义，正是充分体会到了普希金对民族文化的传统价值观的坚守。
《茨冈人》，普希金南俄时期最优美的传奇长诗，由瞿秋白先生最早翻译成中文。歌剧《卡门》，则被誉为“世界歌剧艺术皇冠上的明珠”。读者不禁要问，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为何在纪念普希金文章中要提及它们？当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陶醉在法兰西这部歌剧艺术中，是否能想到这里竟然也有普希金诗歌之魂呢？
据丹麦文学批评大家，《19世纪文学主流》的作者勃兰兑斯考证，正是《茨冈人》启发了热爱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的著名小说家普罗斯佩·梅里美。梅里美把普希金的比萨拉比亚草原茨冈姑娘珍妃儿的悲剧故事，改编成了发生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嘉尔曼（卡门）的悲剧故事。作曲家比才和他的歌剧剧本在梅里美小说《嘉尔曼》（卡门）的基础上，又结合普希金的《茨冈人》完成了著名歌剧的创作，特别是卡门咏叹调《哈巴涅拉》、堂·何塞的《花之歌》的歌词主题与歌词，明显来源于普希金的原诗（《茨冈人》和《一朵小花》）。因此，当我们在欣赏歌剧《卡门》的传奇剧情与歌唱艺术时，实在应当了解俄国近代文学奠基人普希金对世界文艺的巨大贡献。普希金在世界歌剧经典的创立上也功不可没！
俄罗斯文学最早的中译本便是普希金作品
普希金这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的名字，是中国广大读者非常熟悉的，他的不朽的作品也是最为我们所喜爱的。
远在清光绪29年（1903年），我国就已经翻译了他的著名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当时这本书的题名被译为“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一名“花心蝶梦录”）。根据我们目前所发现的史料，这不仅是普希金的作品在我国最早的中译，也是俄罗斯文学作品在我国最早的中译。
接着在1907年，鲁迅先生即用令飞的笔名写了《摩罗诗力说》（发表在1908年的《河南》月刊上），其中介绍了普式庚（即普希金）的生平和作品，并指出：“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独立，故文史家芘宾谓真正之俄国文章，实与斯人偕起也。”鲁迅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还介绍了来尔孟多夫（莱蒙托夫）和鄂戈理（果戈里），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介绍俄国文学的论文。
普希金的作品广泛地被介绍到我国来，主要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首先是1920年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其中收了沈颖翻译的普希金的两个短篇《驿站监察史》和《雪媒》（即《暴风雪》），瞿秋白还专为前一篇小说写了序言。1921年，《小说月报》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号外，其中刊载有普希金的传记和郑振铎翻译的小悲剧《莫萨特与沙莱里》。在单行本方面，共学社编译了一套“俄罗斯文学丛书”。这套丛书的第一种，就是1921年出版的安寿颐翻译的《甲必丹之女》，书前附有耿济之、郑振铎两人写的序文。1924年，亚东书局出版了赵诚之翻译的《普希金小说集》。从这个时候起，普希金的作品就陆续地被介绍到我国来，他的诗歌作品译本，也开始出现在报章刊物上。至鲁迅先生1934年创办了《译文》杂志之后，除零星地介绍过他的作品之外，还出过几次关于他的特辑，使中国的读者更有可能经常读到普希金的作品。
直到目前为止，普希金的诗歌作品、散文作品和戏剧作品，差不多全部有了中译本，每一种作品都有几种译文。
（源自《全民阅读导报》）
责编：马京京
尽管，由于评论界及创作界的更新换代，新生阅读界审美疲劳的原因，他作品的影响力曾经一度式微，屠格涅夫等文学大家为此忧心忡忡，但正如他自己曾经预言的那样：“我的名字会远扬，只要在这月光下的世界哪怕仅仅有一个诗人流传。”
俄羅斯19世纪著名诗人丘特切夫在普希金离世不久后的一首悼念诗里写道，“俄罗斯的初恋，我们不会忘记你”，而对于众多的俄苏文学读者来说，普希金的经典，也是他们的俄罗斯文学“初恋”。
俄苏文学“光明梦”的传统之源
奥地利小说家茨威格在概括俄罗斯文学的特点时，特别强调了战斗民族文学的“苦难审美特征”，他借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表述方式指出，俄罗斯文学是“我苦故我在”。然而，俄国文学自普希金登上文坛后，文学的叙述与抒情不再一味地倾诉苦难，从如歌如泣的倾诉中常常闪现出一道“忧伤的明亮”。正像高尔基对普希金感恩的那句赞词：“普希金像在寒冷而又阴沉的国度的天空，燃起了一轮新的太阳；这轮太阳的光辉，立即使得这个国家变得肥沃富饶。”苏联著名的文化史学者利哈乔夫院士说：普希金那句“我的忧伤也明亮”感动了千千万万个俄罗斯人。伟大诗人艺术风格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俄国作家，他们在描写俄罗斯民众的苦痛时也没有一味沉沦，而时常写出苦痛中的坚忍与希望。“一无所有的脸上，连伤痕也是点缀”，高尔基自传小说《童年》中的这句话，诗人西蒙诺夫的“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只是要苦苦地等待”这句诗，都明显传承着一种普希金式的“明亮的忧伤”。
“同志，请相信，那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就要升起”“那快乐的时日，相信吧，终将来临！”普希金的这些光明诗句，两百多年来始终照耀着俄罗斯文坛。其实，苏联文学，主要是俄罗斯文学所具有的那种“悲情的乐观”的传统，最早就是源于伟大的诗人普希金。那是一种基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的乐观信仰，这种深信人类美好未来的“光明梦”的传统，与俄国19世纪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接受歌德《亲和力》、席勒《欢乐颂》的乐观情绪有关。只要回味一下普希金“最心爱的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连斯基诗意的憧憬就能深切地体会到：
他相信，命运选定一些人作为人类神圣的朋友，他们结成的家族永垂不朽，他们的光辉终将照耀我们，美不胜言的光辉啊，总有一天把幸福赐给人间。
俄罗斯民族文化自信的诗意宣示
最近两年，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带到中国来的由普希金名著《叶甫盖尼·奥涅金》改编的同名话剧先后在乌镇戏剧节、上海和北京上演，演出盛况空前，好评如潮，剧场和剧评界刮起了一阵不小的“普希金旋风”。普希金的原著写出了俄国曾经的一个时代，描绘了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全景图画，这部经典不仅成为19世纪初“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别林斯基语），而且也为欧洲“浪漫的现实主义”（屠格涅夫语）的产生增加了俄罗斯的绚丽色彩。19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界关于普希金思想的“俄罗斯性”“斯拉夫性”“欧洲性”“欧亚性”“全人类性”都可以从这部经典中找到丰富的阐释依据。
更重要的是，通过普希金这部经典，俄罗斯文学找回了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尽管，英国“湖畔派诗歌”和拜伦作品风格对普希金的这部创作具有深刻影响。“奥涅金”姓氏的创造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美丽的奥涅加湖，是彼得堡西北的一个静谧自然的所在，在湖畔，有浪漫诗人的心灵追求，在那里，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俄国湖畔诗人”模仿拜伦式忧郁症的惆怅、忧郁和徘徊。但普希金毕竟是民族文化的代表，他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和所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来。法国文化学家丹纳认为，地理环境决定民族的文化特点，奥涅金这个姓氏的创造正是来自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普希金选取奥涅加湖作为主人公姓氏的来源，既为浪漫主义使然，更是对作者俄国地理环境的钟情。奥涅金——这个由俄国湖泊化来的主人公姓氏具有俄罗斯地理意涵，主人公却取了一个法国式的名字欧仁，这反映了当时俄国上层对欧洲文化的崇尚，可以理解为这是在姓名符号上做俄欧对话的文章！而小说的女主人公塔吉雅娜，更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族名字，一个普通而响亮的俄罗斯名字，它象征着诗人心中俄罗斯美丽的本土文化。奥涅金与塔吉雅娜，一个欧化的心灵漂泊的俄罗斯人与一个坚守斯拉夫价值观的俄罗斯人在思想情感上的相互对峙。从这个意义上看，《奥涅金》整部小说既可以看作是作者与西欧文化的对话，也是俄罗斯西欧派与斯拉夫派初始的思想交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普希金这个经典中，看出了留恋俄国乡村生活的“灵魂上的俄国人”塔吉雅娜的“圣象”意义，正是充分体会到了普希金对民族文化的传统价值观的坚守。
《茨冈人》，普希金南俄时期最优美的传奇长诗，由瞿秋白先生最早翻译成中文。歌剧《卡门》，则被誉为“世界歌剧艺术皇冠上的明珠”。读者不禁要问，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为何在纪念普希金文章中要提及它们？当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陶醉在法兰西这部歌剧艺术中，是否能想到这里竟然也有普希金诗歌之魂呢？
据丹麦文学批评大家，《19世纪文学主流》的作者勃兰兑斯考证，正是《茨冈人》启发了热爱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的著名小说家普罗斯佩·梅里美。梅里美把普希金的比萨拉比亚草原茨冈姑娘珍妃儿的悲剧故事，改编成了发生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嘉尔曼（卡门）的悲剧故事。作曲家比才和他的歌剧剧本在梅里美小说《嘉尔曼》（卡门）的基础上，又结合普希金的《茨冈人》完成了著名歌剧的创作，特别是卡门咏叹调《哈巴涅拉》、堂·何塞的《花之歌》的歌词主题与歌词，明显来源于普希金的原诗（《茨冈人》和《一朵小花》）。因此，当我们在欣赏歌剧《卡门》的传奇剧情与歌唱艺术时，实在应当了解俄国近代文学奠基人普希金对世界文艺的巨大贡献。普希金在世界歌剧经典的创立上也功不可没！
俄罗斯文学最早的中译本便是普希金作品
普希金这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的名字，是中国广大读者非常熟悉的，他的不朽的作品也是最为我们所喜爱的。
远在清光绪29年（1903年），我国就已经翻译了他的著名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当时这本书的题名被译为“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一名“花心蝶梦录”）。根据我们目前所发现的史料，这不仅是普希金的作品在我国最早的中译，也是俄罗斯文学作品在我国最早的中译。
接着在1907年，鲁迅先生即用令飞的笔名写了《摩罗诗力说》（发表在1908年的《河南》月刊上），其中介绍了普式庚（即普希金）的生平和作品，并指出：“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独立，故文史家芘宾谓真正之俄国文章，实与斯人偕起也。”鲁迅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还介绍了来尔孟多夫（莱蒙托夫）和鄂戈理（果戈里），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介绍俄国文学的论文。
普希金的作品广泛地被介绍到我国来，主要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首先是1920年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其中收了沈颖翻译的普希金的两个短篇《驿站监察史》和《雪媒》（即《暴风雪》），瞿秋白还专为前一篇小说写了序言。1921年，《小说月报》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号外，其中刊载有普希金的传记和郑振铎翻译的小悲剧《莫萨特与沙莱里》。在单行本方面，共学社编译了一套“俄罗斯文学丛书”。这套丛书的第一种，就是1921年出版的安寿颐翻译的《甲必丹之女》，书前附有耿济之、郑振铎两人写的序文。1924年，亚东书局出版了赵诚之翻译的《普希金小说集》。从这个时候起，普希金的作品就陆续地被介绍到我国来，他的诗歌作品译本，也开始出现在报章刊物上。至鲁迅先生1934年创办了《译文》杂志之后，除零星地介绍过他的作品之外，还出过几次关于他的特辑，使中国的读者更有可能经常读到普希金的作品。
直到目前为止，普希金的诗歌作品、散文作品和戏剧作品，差不多全部有了中译本，每一种作品都有几种译文。
（源自《全民阅读导报》）
责编：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