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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稿纸的荒原上,邹静之的圆珠笔仿佛钻头,打出了影视界一个又一个大油田。
邹静之是影视界一棵摇钱树,不论《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还是《五月槐花香》,在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乐子的同时,也让投资方赚得盆满钵满。
邹静之没有一点架子,个子不伟岸,肤色不性感,眼睛虽小,若电—其实,邹静之本身就是电,是那种直流电,跟你掏心窝子,人好,文好,脾气好,可谓文娱界的“三好生”。有人说他是继老舍之后又一个全能选手—能诗会文,偶然“触电”(接触电视剧),火得一塌糊涂,玩话剧,弄歌剧,小说、散文、诗歌更是手到擒来。邹静之下过乡,插过队,曾是手艺人,会泥工、瓦工,曾苦练8年小提琴,文学界著名男高音,一嗓子可以吼到高音C……
采访邹静之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提前2个小时抵达,邹静之刚从创作室出来,脸上泛着写作带来的兴奋与疲惫。这些年来,他每天都雷打不动地写上2个小时,仿佛康德每天散步,小城哥尼斯堡的居民都可以对家里的钟表了。那天,邹静之给我的印象仿佛一位铁匠,刚从铺子里出来,窗外偶尔响起的爆竹声,仿佛是他把一块刚打出来的铁“呼”一下扔水里。说邹静之是铁匠,并非空穴来风,是他一手打造了王刚、张国立、张铁林这荧屏“铁三角”。当然,《铁齿铜牙纪晓岚》也让邹静之火遍大江南北,至于说邹静之是金牌编剧,是棵摇钱树,每个剧本的收视率与回报率都是如山“铁证”。在稿纸的荒原上,邹静之的圆珠笔仿佛钻头,打出了影视界一个又一个大油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邹静之,影视界的铁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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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抒情,右手叙事
《中关村》:见到你总要提到《康熙微服私访记》,怎么会从诗歌转向电视剧?
邹静之:说来话长。我最早走上文坛是一个很小的小说,发在《北京晚报》上,这是我的处女作。接下来,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写诗歌了,对诗歌的热爱一直延续到现在,最愉快的(事)还是看诗歌。写诗大概十多年,之后在《诗刊》当编辑,后来写随笔、小说,再后来就开始写影视剧本,最早播出的是《康熙微服私访记》。
《中关村》:你是1994年开始“触电”(接触电视剧),现在从电视剧转向了舞台剧?
邹静之:对。从1994年的《琉璃厂传奇》开始,2003年“非典”以后就不怎么写电视剧了,改写舞台剧。
《中关村》:你的话剧《我爱桃花》在“非典”期间,连续演出了一百场,后来又去日本、意大利演出。这几年你又“炮制”了话剧《HI可爱》《莲花》《操场》,歌剧《夜宴》《西施》以及京剧《新白蛇传》等,你如此迷恋舞台剧,可谓“舞”林高手。
邹静之:我原来有一个想法,想不断地靠改变文体来增加写作的新鲜感。现在我觉得不仅仅是这样的,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能写诗歌也能写电视剧、歌剧,很多人不一定能兼顾。
《中关村》:从雅到俗?或者说大俗就是大雅?
邹静之:不是。有的人不屑于叙述,对情节特别抵触,或者是认为它不高级。但是我呢,抒情与叙事都各得其所、各得其乐……我看过老舍写的小说,也看过他写的戏剧,甚至看过他写的大鼓词,突然明白我为什么就能写舞台剧,是得益于既写过纯文学又写过影视剧等“俗文学”,再来写舞台剧就得心应手、水到渠成了。
《操场》:我有痛苦招不得
《中关村》:你和作家刘恒、编剧方方成立了一个龙马社,你和刘恒任社长,“下海”了?
邹静之:不能这么说,成立龙马社无非是三个热爱戏剧的人,像三块砖头,搭建了一个场子。
《中关村》:龙马社第一次上活儿就是你的《操场》,你对《操场》似乎情有独钟,你在剧中借主角老迟之口演绎甚至质疑痛苦,强调痛苦的质量问题。
邹静之:对,痛苦一定要有质量,但我尊重痛苦。
《中关村》:你早已大红大紫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痛苦”?
邹静之:其实我说的痛苦并不是世俗所谓的那种痛苦。比如说这世界越来越缺水,我痛苦;婴儿在医院里被抱错了,我痛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打仗我也痛苦;一个人被误诊为癌症,从此一生的命运都因为这个错误而改变我也痛苦,又或者是前一段时期沸沸扬扬的三聚氰胺事件,我痛苦。甚至看到一些罪犯的眼泪,也让我痛之苦之。还有一个痛苦就是,我个人老觉得我无法准确地表达自己。我总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来没有让人正确地认识过,但我又表达不出来。比如说我刚说了的这段话,在我看来也是不准确的。这么说吧,痛苦是人心中的光亮,可贵的光亮。
《中关村》:李贺诗云“我有迷魂招不得”,你是“我有痛苦招不得”。除了你所说的“痛苦”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让你产生写《操场》的冲动呢?
邹静之:那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怀疑与批判。
《中关村》:怎么讲?
邹静之:我在念小学的时候看托尔斯泰的《复活》,故事里玛斯洛娃被聂赫留朵夫始乱终弃,它跟很多中国的始乱终弃的故事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知识分子在忏悔。聂赫留朵夫明着是救赎玛斯洛娃,其实是在救赎自己。托尔斯泰在批判着自己。我在少年时读阿Q就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初读觉得写得非常好,但后来就不明白什么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个“其”字,好像自己被撇清了,谁给了一个人在空中指点江山的神的位置呢?你有没有对自己哀过、怒过?为什么知识分子会有这样不同的姿态和位置来面世?好像我在说另一个问题,其实不然,你受过教育,但不能表明你就是真理的化身。这种知识分子的凌驾之感一直都有,看看现在的那些明星学者吧。我曾跟朋友说过,《操场》里的人都是我,我做过不好的事,或者说我做过与我的精神追求不符的事,但是唯一对自己有信心的是我知道我有痛苦。我写《操场》可能主要还是批判自己。这是一种自我的挣扎。最初是我极力想要告诉别人我有痛苦,我极力想要告诉别人我不是你们所认为的那样。但是到了现在,这些东西可能反而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中关村》:那什么才重要?
邹静之:就是怎么才能用一部戏剧把想的表现出来,还是归到艺术上去了。不是想到掏心窝子就一切都解决了,你还要是艺术品。这就是为什么我老想永远把它改下去的原因。《操场》这个本子,4年来一直在修修改改,后来我突然就想用一生去修改这个话剧。
《中关村》:不演?
邹静之:不发表也不演,永远改下去。
《中关村》:这不成行为艺术了?
邹静之:如果我把现在的11部稿子罗列出来的话,这可能就是一个行为艺术,从第一稿到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操场》是我掏心窝子写的。
《中关村》:是不是想以这个名垂青史?
邹静之:名垂青史这种事我过了18岁就不想了。
圆珠笔写作: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中关村》:你一直在用笔写作?
邹静之:对。和电脑相比,我对笔更有感觉。从甲骨文到金石文、毛笔、宋代活字印刷,到钢笔、圆珠笔,再到现在的这个键盘时代,书写工具的改变意味着速度越来越快,写出的东西也越来越不讲究了。鲁迅那一代都是用毛笔在写,我看过他的手稿,(20世纪)30年代写作速度就是不一样,因为他边写边蘸,有优美的停顿,有思考的节奏,所以他的文风是这样或者是那样。
《中关村》:以笔划分,你属于哪个时代?
邹静之:我属于圆珠笔时代。我写的大多数作品,现在从底稿看,除少部分是用钢笔之外,90%是用圆珠笔划拉出来的,我就不用蘸着写,可以一根一根把笔抛掉,所以写的速度和讲究的程度我认为就没有(20世纪)30年代的那种文风好,跟古人就更没法比。
《中关村》:用圆珠笔,你最想写的是什么?
邹静之:我一直想写关于“北大荒”的长篇小说,我认为是压箱底的,现在抛出去的也许不是成色最好的,但我总觉得我箱子里有一大块宝石闪闪发光在等着我呢!但我又无端害怕,有一天打开箱子,变魔法似的,这块宝石倏地变石头子了。
《中关村》:怎么会这样?
邹静之:现在正处于信息泛滥的键盘时代,每个人都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才能杀开一条血路,我得在成千上万的“战士”中博出位,我怎么才能博出位?原来的温良敦厚也好,讲究也好,细致也好,都没用,因为你要讲究你就被湮没了。这是我前一个阶段最痛苦的一件事。但是特别奇怪的是,最近看了大都市版的昆曲《西厢记》,让我如痴如醉……不仅仅是我,旁边的年轻人也如痴如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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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西厢记》给了你力量?
邹静之:或许吧,我突然又觉得原来的那种“害怕”太悲观了,担心也是多余的。我最近看了欧洲的两部电影,《革命之路》和《摔跤王》,按常理说是两部很闷的电影,但却非常打动我的心。
《中关村》:这种很闷的电影一般来说,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
邹静之:对,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这话有意思。我原来的害怕可能源于我太功利了,或者说我写的东西太想让别人看了,至少是希望有人阅读。现在不了,至少放下了,借助别人的眼光去肯定或否定自己,那太不自信了。压箱底的东西只要我认为它是钻石,那它就是钻石。
《中关村》: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你现在越来越为自己的内心去写作了,不再为票房和收视率写了。
邹静之:不是。我现在越来越想写那种内心饱满,核桃仁一样满得不得了,砸开是一种惊喜的东西。
失败和不专业是两把梯子
《中关村》:《康熙微服私访记》还要往下续吗?
邹静之:如果可能的话,会续,因为这次已经续《铁齿铜牙纪晓岚》第四部了。
《中关村》:你有意把王刚、张铁林、张国立组合成“铁三角”?
邹静之:不能这么说,因为没有什么意义,人家离开你一样活,当然你离开他们也一样能写出东西,编剧和演员都非常重要。我们算相得益彰,他们喜欢我的剧本,我也喜欢他们的表演。
《中关村》:你现在是某大学影视艺术学院的研究生导师,你对考影视表演、做演员梦的学子们有何建议?
邹静之:我觉得考试仅仅是一条出路,我所认识的“铁三角”除张铁林外,王刚与张国立都不是影视学院毕业的。
《中关村》:你也不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
邹静之:别说北大中文系,我都没学过编剧,我认识的很多编剧也都不是编剧科班出身的。侯宝林说过一句话,好演员是地里长出来的,他说的地就是撂地的地,就是打场的,郭德纲也是地里长出来的,好的“二人转”演员都是地里长出来的。
《中关村》:比如小沈阳?
邹静之:对,他们天天演出,接触观众。日本有一种教编剧的方式,就是天天让你抄好的剧本。
《中关村》:就像学书法临帖一样?
邹静之:对,就是变相临帖。我曾经跟我的学生说,看到一部好的电影,你就口述,一边放一边口述,你口述个十部二十部就会写了。写剧本也不要怕失败,其实任何事情都不能怕失败,曾经碰到一个大学生,他说这一生对他最有帮助的就是他第一次考中央美院没有考上,但那一年对于他的一生来说是伟大的一年。你看看,人生是不是特别奇怪?失败和不专业是你通往理想殿堂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是助你成功的两把梯子。
《中关村》:失败和不专业?
邹静之:嗯,非专业,比如鲁迅是学医的,郭沫若也是学医的。老北京有一句话叫“不迷不成家”,迷就是自觉地学。
特别需要年轻人给我建议
《中关村》: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邹静之:我对年轻人没有什么建议,包括对我女儿。现在特别需要年轻人给我建议,我觉得自己落伍了。跟年轻人接触的时候,其实他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用功的时候非常用功,甚至让人感动。包括我的学生,我的女儿。我女儿写《福娃奥运漫游记》大概写了20多集,动不动写到深夜。他们和我这一代的区别或许就是,娱乐很重要,但娱乐里面的思想不重要。
《中关村》:思想不重要?
邹静之:对,他们或许搞不明白,为什么要让“思想”那么大的事来折磨自己,也许他们将来看《操场》的时候,会觉得邹静之你把事情搞得太沉重了。他们甚至认为娱乐可以没有意义,这些我都理解,但是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提到的那句话,有些东西只能“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现在的年轻人缺少我们原来那种深度的无聊。
《中关村》:深度的无聊?
邹静之:对,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真的是深度的无聊,没有书,没有广播,什么都没有。现在这些学生刚一难受或孤独,一上网就刷地解决了,很多人陪他聊天,如果不聊天,就一个人玩电子游戏,就解脱了,他们就快乐了。但我还是觉得没有我那时候的深度无聊好。那时我多会发呆呀,一个人,忘了天忘了地忘了自己,仿佛发呆是一种工作。
《中关村》:现在的年轻人不屑于发呆了。
邹静之:他们很忙,上厕所都是掐着时间去的。
《中关村》:我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你是继老舍之后,涉猎文体最多且最善于驾驭的作家,甚至……
邹静之:我上网很少。老舍是山峰,咱们只是追随先贤。说到各种文体,我涉猎了那么多,是为了增加写作的新鲜感,好比你玩一种游戏,当你玩到头的时候再也不想玩了,而去找另一种东西,这可能就是增加难度,具体到戏剧、舞台剧,都是非常非常之难的。对于没有弄过的东西,我得弄一下试试。
《中关村》:那你有没有想过当导演来自我挑战,甚至自编自导自演?
邹静之:没有,写作上的文体转变,并不意味着我是那种原来是卖袜子的却心血来潮去研究航天飞机,我不是这种人。
《中关村》:其实你的生活经历非常的丰富,当过瓦工什么的,你还会鉴赏明清家具,要是搞那玩意儿,大概会挣不少银子。
邹静之:我不是为了挣钱,我喜欢写作。
《中关村》:如果真要搞了,可能也像写作一样有很多的烦恼。
邹静之:对,或许我骨子里有北京的“大爷情结”,大爷喜欢的东西不挣钱也要干,大爷不喜欢的东西挣钱也不干,不冤不乐。好多人问我,你写一集电视剧不比写话剧挣钱多啊?是的,但我喜欢,喜欢就做,比如,我吃饭不喜欢AA制,要么我请客,要么你请客。我不能忍受AA制,有时候看着那些出国的朋友,原来在北京还挺大爷的,出国回来后完全变成三孙子了,那种大爷的风范怎么突然没有了呢?所以我就特别不爱出国。
“潜规则”这词无聊
《中关村》:对影视界的潜规则怎么看?
邹静之:所有地方都有潜规则,或者说也许从古到今都有潜规则,“潜规则”这词无聊,至少我所接触的影视圈,比我原来接触过的所有的机构都要干净。
《中关村》:会不会是久居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
邹静之:哈哈,我就没有怎么接触过鲍鱼,我对鲍鱼这个东西很敏感。影视圈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地方,只要拍起戏来,人吃马喂几万块钱说扔就扔了,所以最大的问题是节省开支,赶进程,拍好戏,把戏卖出去,这是一个生产流程。而且这种生产流程比所有的流水线都要紧张,省一天就是十几万,风花雪月没有这个重要,所以说我更相信“潜规则”是一些局外人的臆造和臆想。或者说那些动不动就玩潜规则的人,严格来讲不是影视圈的主要人群。
《中关村》:你对贺岁片怎么看?
邹静之:贺岁片给我的感觉就是过年得包饺子。我不反对贺岁片,但我一直反对为一个特定的时间写作,我一直在说好的作品要穿透时间,当然好的贺岁片可能也会穿透时间,但我不会为一个时间来写作,我也没有那种能力。
《中关村》:你有没有什么座右铭?
邹静之:我有一个时期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是“不冤不乐”。
《中关村》:不被冤枉就不乐?
邹静之:不是冤枉,“冤”是北京话,大概就是玩什么要喜欢,要尽兴,要玩出个真快乐、大自在。比如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要买这么多旧家具搁这儿,辛辛苦苦挣的钱买回来了,天天擦,为啥?大爷我喜欢。我原来见过一个开出租车的司机,绰号“的士顾”,就热爱交响乐,天天车不好好开,开车挣点钱就听交响乐了,为啥?大爷我喜欢。让人佩服得不行。他们知道生活的真谛,所有的生活都是为自己在活着。他的一分一秒都是他自己的,不像我那阵子,睁开眼,哗,欠人家5000字。
《中关村》:一种惶惑、抓挠之感涌上心头?
邹静之:对,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慢慢地想通了,我也要尽可能为自己活着,比如这几年我为什么写舞台剧呢?就是因为写舞台剧我不欠人家的。我尽量地让我的时间都属于我自己。农民为什么造飞机?农民造一架飞机有什么用呢?花钱还落累,甚至搞得倾家荡产,图啥?就图个高兴呗,图个“大爷我喜欢”,我就是向往这样的境界,不冤不乐,真的快乐一定是痴迷、沉醉而又不计功利的。
邹静之是影视界一棵摇钱树,不论《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还是《五月槐花香》,在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乐子的同时,也让投资方赚得盆满钵满。
邹静之没有一点架子,个子不伟岸,肤色不性感,眼睛虽小,若电—其实,邹静之本身就是电,是那种直流电,跟你掏心窝子,人好,文好,脾气好,可谓文娱界的“三好生”。有人说他是继老舍之后又一个全能选手—能诗会文,偶然“触电”(接触电视剧),火得一塌糊涂,玩话剧,弄歌剧,小说、散文、诗歌更是手到擒来。邹静之下过乡,插过队,曾是手艺人,会泥工、瓦工,曾苦练8年小提琴,文学界著名男高音,一嗓子可以吼到高音C……
采访邹静之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提前2个小时抵达,邹静之刚从创作室出来,脸上泛着写作带来的兴奋与疲惫。这些年来,他每天都雷打不动地写上2个小时,仿佛康德每天散步,小城哥尼斯堡的居民都可以对家里的钟表了。那天,邹静之给我的印象仿佛一位铁匠,刚从铺子里出来,窗外偶尔响起的爆竹声,仿佛是他把一块刚打出来的铁“呼”一下扔水里。说邹静之是铁匠,并非空穴来风,是他一手打造了王刚、张国立、张铁林这荧屏“铁三角”。当然,《铁齿铜牙纪晓岚》也让邹静之火遍大江南北,至于说邹静之是金牌编剧,是棵摇钱树,每个剧本的收视率与回报率都是如山“铁证”。在稿纸的荒原上,邹静之的圆珠笔仿佛钻头,打出了影视界一个又一个大油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邹静之,影视界的铁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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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抒情,右手叙事
《中关村》:见到你总要提到《康熙微服私访记》,怎么会从诗歌转向电视剧?
邹静之:说来话长。我最早走上文坛是一个很小的小说,发在《北京晚报》上,这是我的处女作。接下来,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写诗歌了,对诗歌的热爱一直延续到现在,最愉快的(事)还是看诗歌。写诗大概十多年,之后在《诗刊》当编辑,后来写随笔、小说,再后来就开始写影视剧本,最早播出的是《康熙微服私访记》。
《中关村》:你是1994年开始“触电”(接触电视剧),现在从电视剧转向了舞台剧?
邹静之:对。从1994年的《琉璃厂传奇》开始,2003年“非典”以后就不怎么写电视剧了,改写舞台剧。
《中关村》:你的话剧《我爱桃花》在“非典”期间,连续演出了一百场,后来又去日本、意大利演出。这几年你又“炮制”了话剧《HI可爱》《莲花》《操场》,歌剧《夜宴》《西施》以及京剧《新白蛇传》等,你如此迷恋舞台剧,可谓“舞”林高手。
邹静之:我原来有一个想法,想不断地靠改变文体来增加写作的新鲜感。现在我觉得不仅仅是这样的,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能写诗歌也能写电视剧、歌剧,很多人不一定能兼顾。
《中关村》:从雅到俗?或者说大俗就是大雅?
邹静之:不是。有的人不屑于叙述,对情节特别抵触,或者是认为它不高级。但是我呢,抒情与叙事都各得其所、各得其乐……我看过老舍写的小说,也看过他写的戏剧,甚至看过他写的大鼓词,突然明白我为什么就能写舞台剧,是得益于既写过纯文学又写过影视剧等“俗文学”,再来写舞台剧就得心应手、水到渠成了。
《操场》:我有痛苦招不得
《中关村》:你和作家刘恒、编剧方方成立了一个龙马社,你和刘恒任社长,“下海”了?
邹静之:不能这么说,成立龙马社无非是三个热爱戏剧的人,像三块砖头,搭建了一个场子。
《中关村》:龙马社第一次上活儿就是你的《操场》,你对《操场》似乎情有独钟,你在剧中借主角老迟之口演绎甚至质疑痛苦,强调痛苦的质量问题。
邹静之:对,痛苦一定要有质量,但我尊重痛苦。
《中关村》:你早已大红大紫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痛苦”?
邹静之:其实我说的痛苦并不是世俗所谓的那种痛苦。比如说这世界越来越缺水,我痛苦;婴儿在医院里被抱错了,我痛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打仗我也痛苦;一个人被误诊为癌症,从此一生的命运都因为这个错误而改变我也痛苦,又或者是前一段时期沸沸扬扬的三聚氰胺事件,我痛苦。甚至看到一些罪犯的眼泪,也让我痛之苦之。还有一个痛苦就是,我个人老觉得我无法准确地表达自己。我总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来没有让人正确地认识过,但我又表达不出来。比如说我刚说了的这段话,在我看来也是不准确的。这么说吧,痛苦是人心中的光亮,可贵的光亮。
《中关村》:李贺诗云“我有迷魂招不得”,你是“我有痛苦招不得”。除了你所说的“痛苦”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让你产生写《操场》的冲动呢?
邹静之:那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怀疑与批判。
《中关村》:怎么讲?
邹静之:我在念小学的时候看托尔斯泰的《复活》,故事里玛斯洛娃被聂赫留朵夫始乱终弃,它跟很多中国的始乱终弃的故事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知识分子在忏悔。聂赫留朵夫明着是救赎玛斯洛娃,其实是在救赎自己。托尔斯泰在批判着自己。我在少年时读阿Q就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初读觉得写得非常好,但后来就不明白什么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个“其”字,好像自己被撇清了,谁给了一个人在空中指点江山的神的位置呢?你有没有对自己哀过、怒过?为什么知识分子会有这样不同的姿态和位置来面世?好像我在说另一个问题,其实不然,你受过教育,但不能表明你就是真理的化身。这种知识分子的凌驾之感一直都有,看看现在的那些明星学者吧。我曾跟朋友说过,《操场》里的人都是我,我做过不好的事,或者说我做过与我的精神追求不符的事,但是唯一对自己有信心的是我知道我有痛苦。我写《操场》可能主要还是批判自己。这是一种自我的挣扎。最初是我极力想要告诉别人我有痛苦,我极力想要告诉别人我不是你们所认为的那样。但是到了现在,这些东西可能反而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中关村》:那什么才重要?
邹静之:就是怎么才能用一部戏剧把想的表现出来,还是归到艺术上去了。不是想到掏心窝子就一切都解决了,你还要是艺术品。这就是为什么我老想永远把它改下去的原因。《操场》这个本子,4年来一直在修修改改,后来我突然就想用一生去修改这个话剧。
《中关村》:不演?
邹静之:不发表也不演,永远改下去。
《中关村》:这不成行为艺术了?
邹静之:如果我把现在的11部稿子罗列出来的话,这可能就是一个行为艺术,从第一稿到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操场》是我掏心窝子写的。
《中关村》:是不是想以这个名垂青史?
邹静之:名垂青史这种事我过了18岁就不想了。
圆珠笔写作: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中关村》:你一直在用笔写作?
邹静之:对。和电脑相比,我对笔更有感觉。从甲骨文到金石文、毛笔、宋代活字印刷,到钢笔、圆珠笔,再到现在的这个键盘时代,书写工具的改变意味着速度越来越快,写出的东西也越来越不讲究了。鲁迅那一代都是用毛笔在写,我看过他的手稿,(20世纪)30年代写作速度就是不一样,因为他边写边蘸,有优美的停顿,有思考的节奏,所以他的文风是这样或者是那样。
《中关村》:以笔划分,你属于哪个时代?
邹静之:我属于圆珠笔时代。我写的大多数作品,现在从底稿看,除少部分是用钢笔之外,90%是用圆珠笔划拉出来的,我就不用蘸着写,可以一根一根把笔抛掉,所以写的速度和讲究的程度我认为就没有(20世纪)30年代的那种文风好,跟古人就更没法比。
《中关村》:用圆珠笔,你最想写的是什么?
邹静之:我一直想写关于“北大荒”的长篇小说,我认为是压箱底的,现在抛出去的也许不是成色最好的,但我总觉得我箱子里有一大块宝石闪闪发光在等着我呢!但我又无端害怕,有一天打开箱子,变魔法似的,这块宝石倏地变石头子了。
《中关村》:怎么会这样?
邹静之:现在正处于信息泛滥的键盘时代,每个人都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才能杀开一条血路,我得在成千上万的“战士”中博出位,我怎么才能博出位?原来的温良敦厚也好,讲究也好,细致也好,都没用,因为你要讲究你就被湮没了。这是我前一个阶段最痛苦的一件事。但是特别奇怪的是,最近看了大都市版的昆曲《西厢记》,让我如痴如醉……不仅仅是我,旁边的年轻人也如痴如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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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西厢记》给了你力量?
邹静之:或许吧,我突然又觉得原来的那种“害怕”太悲观了,担心也是多余的。我最近看了欧洲的两部电影,《革命之路》和《摔跤王》,按常理说是两部很闷的电影,但却非常打动我的心。
《中关村》:这种很闷的电影一般来说,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
邹静之:对,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这话有意思。我原来的害怕可能源于我太功利了,或者说我写的东西太想让别人看了,至少是希望有人阅读。现在不了,至少放下了,借助别人的眼光去肯定或否定自己,那太不自信了。压箱底的东西只要我认为它是钻石,那它就是钻石。
《中关村》: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你现在越来越为自己的内心去写作了,不再为票房和收视率写了。
邹静之:不是。我现在越来越想写那种内心饱满,核桃仁一样满得不得了,砸开是一种惊喜的东西。
失败和不专业是两把梯子
《中关村》:《康熙微服私访记》还要往下续吗?
邹静之:如果可能的话,会续,因为这次已经续《铁齿铜牙纪晓岚》第四部了。
《中关村》:你有意把王刚、张铁林、张国立组合成“铁三角”?
邹静之:不能这么说,因为没有什么意义,人家离开你一样活,当然你离开他们也一样能写出东西,编剧和演员都非常重要。我们算相得益彰,他们喜欢我的剧本,我也喜欢他们的表演。
《中关村》:你现在是某大学影视艺术学院的研究生导师,你对考影视表演、做演员梦的学子们有何建议?
邹静之:我觉得考试仅仅是一条出路,我所认识的“铁三角”除张铁林外,王刚与张国立都不是影视学院毕业的。
《中关村》:你也不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
邹静之:别说北大中文系,我都没学过编剧,我认识的很多编剧也都不是编剧科班出身的。侯宝林说过一句话,好演员是地里长出来的,他说的地就是撂地的地,就是打场的,郭德纲也是地里长出来的,好的“二人转”演员都是地里长出来的。
《中关村》:比如小沈阳?
邹静之:对,他们天天演出,接触观众。日本有一种教编剧的方式,就是天天让你抄好的剧本。
《中关村》:就像学书法临帖一样?
邹静之:对,就是变相临帖。我曾经跟我的学生说,看到一部好的电影,你就口述,一边放一边口述,你口述个十部二十部就会写了。写剧本也不要怕失败,其实任何事情都不能怕失败,曾经碰到一个大学生,他说这一生对他最有帮助的就是他第一次考中央美院没有考上,但那一年对于他的一生来说是伟大的一年。你看看,人生是不是特别奇怪?失败和不专业是你通往理想殿堂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是助你成功的两把梯子。
《中关村》:失败和不专业?
邹静之:嗯,非专业,比如鲁迅是学医的,郭沫若也是学医的。老北京有一句话叫“不迷不成家”,迷就是自觉地学。
特别需要年轻人给我建议
《中关村》: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邹静之:我对年轻人没有什么建议,包括对我女儿。现在特别需要年轻人给我建议,我觉得自己落伍了。跟年轻人接触的时候,其实他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用功的时候非常用功,甚至让人感动。包括我的学生,我的女儿。我女儿写《福娃奥运漫游记》大概写了20多集,动不动写到深夜。他们和我这一代的区别或许就是,娱乐很重要,但娱乐里面的思想不重要。
《中关村》:思想不重要?
邹静之:对,他们或许搞不明白,为什么要让“思想”那么大的事来折磨自己,也许他们将来看《操场》的时候,会觉得邹静之你把事情搞得太沉重了。他们甚至认为娱乐可以没有意义,这些我都理解,但是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提到的那句话,有些东西只能“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现在的年轻人缺少我们原来那种深度的无聊。
《中关村》:深度的无聊?
邹静之:对,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真的是深度的无聊,没有书,没有广播,什么都没有。现在这些学生刚一难受或孤独,一上网就刷地解决了,很多人陪他聊天,如果不聊天,就一个人玩电子游戏,就解脱了,他们就快乐了。但我还是觉得没有我那时候的深度无聊好。那时我多会发呆呀,一个人,忘了天忘了地忘了自己,仿佛发呆是一种工作。
《中关村》:现在的年轻人不屑于发呆了。
邹静之:他们很忙,上厕所都是掐着时间去的。
《中关村》:我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你是继老舍之后,涉猎文体最多且最善于驾驭的作家,甚至……
邹静之:我上网很少。老舍是山峰,咱们只是追随先贤。说到各种文体,我涉猎了那么多,是为了增加写作的新鲜感,好比你玩一种游戏,当你玩到头的时候再也不想玩了,而去找另一种东西,这可能就是增加难度,具体到戏剧、舞台剧,都是非常非常之难的。对于没有弄过的东西,我得弄一下试试。
《中关村》:那你有没有想过当导演来自我挑战,甚至自编自导自演?
邹静之:没有,写作上的文体转变,并不意味着我是那种原来是卖袜子的却心血来潮去研究航天飞机,我不是这种人。
《中关村》:其实你的生活经历非常的丰富,当过瓦工什么的,你还会鉴赏明清家具,要是搞那玩意儿,大概会挣不少银子。
邹静之:我不是为了挣钱,我喜欢写作。
《中关村》:如果真要搞了,可能也像写作一样有很多的烦恼。
邹静之:对,或许我骨子里有北京的“大爷情结”,大爷喜欢的东西不挣钱也要干,大爷不喜欢的东西挣钱也不干,不冤不乐。好多人问我,你写一集电视剧不比写话剧挣钱多啊?是的,但我喜欢,喜欢就做,比如,我吃饭不喜欢AA制,要么我请客,要么你请客。我不能忍受AA制,有时候看着那些出国的朋友,原来在北京还挺大爷的,出国回来后完全变成三孙子了,那种大爷的风范怎么突然没有了呢?所以我就特别不爱出国。
“潜规则”这词无聊
《中关村》:对影视界的潜规则怎么看?
邹静之:所有地方都有潜规则,或者说也许从古到今都有潜规则,“潜规则”这词无聊,至少我所接触的影视圈,比我原来接触过的所有的机构都要干净。
《中关村》:会不会是久居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
邹静之:哈哈,我就没有怎么接触过鲍鱼,我对鲍鱼这个东西很敏感。影视圈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地方,只要拍起戏来,人吃马喂几万块钱说扔就扔了,所以最大的问题是节省开支,赶进程,拍好戏,把戏卖出去,这是一个生产流程。而且这种生产流程比所有的流水线都要紧张,省一天就是十几万,风花雪月没有这个重要,所以说我更相信“潜规则”是一些局外人的臆造和臆想。或者说那些动不动就玩潜规则的人,严格来讲不是影视圈的主要人群。
《中关村》:你对贺岁片怎么看?
邹静之:贺岁片给我的感觉就是过年得包饺子。我不反对贺岁片,但我一直反对为一个特定的时间写作,我一直在说好的作品要穿透时间,当然好的贺岁片可能也会穿透时间,但我不会为一个时间来写作,我也没有那种能力。
《中关村》:你有没有什么座右铭?
邹静之:我有一个时期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是“不冤不乐”。
《中关村》:不被冤枉就不乐?
邹静之:不是冤枉,“冤”是北京话,大概就是玩什么要喜欢,要尽兴,要玩出个真快乐、大自在。比如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要买这么多旧家具搁这儿,辛辛苦苦挣的钱买回来了,天天擦,为啥?大爷我喜欢。我原来见过一个开出租车的司机,绰号“的士顾”,就热爱交响乐,天天车不好好开,开车挣点钱就听交响乐了,为啥?大爷我喜欢。让人佩服得不行。他们知道生活的真谛,所有的生活都是为自己在活着。他的一分一秒都是他自己的,不像我那阵子,睁开眼,哗,欠人家5000字。
《中关村》:一种惶惑、抓挠之感涌上心头?
邹静之:对,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慢慢地想通了,我也要尽可能为自己活着,比如这几年我为什么写舞台剧呢?就是因为写舞台剧我不欠人家的。我尽量地让我的时间都属于我自己。农民为什么造飞机?农民造一架飞机有什么用呢?花钱还落累,甚至搞得倾家荡产,图啥?就图个高兴呗,图个“大爷我喜欢”,我就是向往这样的境界,不冤不乐,真的快乐一定是痴迷、沉醉而又不计功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