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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小东
《南方都市报》记者
采访事件：阜阳手足口病
个人语录：我只是一名新闻行业里的“技师”，通过调查，用细节尽可能地接近新闻事件的真相。
今年３月上旬，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接收了5例患儿。４月２３日，手足口病（EV71肠道病毒感染）疫情确认。这段时间里，恐慌蔓延，谣言四起。
凭着职业敏感，《南方都市报》记者鲍小东和新华社等新闻单位的记者一起迅速展开采访调查，反复求证后，发出了《16名婴幼儿患手足口病死亡 安徽阜阳疫情上报出现误判》等重要报道。
这些报道被新浪等众多网站转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许正是在舆论的影响下，国家卫生部最终将手足口病列为法定传染病，并通过网络直报系统对疫情进行监测。
当记者提及此事时，鲍小东并不愿意谈及太多，他说：“我只是新闻行业里的一名‘技师’，通过调查，用细节尽可能地接近新闻事件的真相。”
儿童死亡引起关注
2008年3月上旬，阜阳市人民医院接收了5例患病儿童，症状一样，到了3月27日死亡1例，3月28日死亡两例，3月29日又死亡两例。
极短时间内，连续死亡5例患病儿童，医院感到不同寻常。于是在3月31日上报，安徽省派出的专家组迅速赶赴阜阳，而患者仍在增加。
“在之前一段时间，关于‘怪病’致儿童无故夭折的传言，在阜阳大街小巷已大量传播，死亡人数有几例、十几例等各种不同说法。‘百度贴吧’里也已出现了‘阜阳儿童突然死亡那么多为什么不公布’的帖子。”
“当时我在广州，有读者报料称，阜阳有儿童被怪病夺去生命。但是这名报料人在广州工作，他只是通过道听途说获得这些信息，很难进行求证，而且我从广州打电话到阜阳去了解情况，对方称，情况并不严重。因此我将此事放下来了。”鲍小东回忆道。
直到4月15日，当地政府才在本地媒体上公开了关于此病的信息。这天，当地媒体同时刊登、播出了《市医院儿科专家就出现呼吸道疾病问题答记者问》和《有关人士就近期阜城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较重患儿问题答记者问》等文件。
文件确认，该市最近呼吸道感染症状比较重的患儿，有“几例”已死亡。经疾控中心专家流行病学调查，表明这几个病例没有相互传染联系，患儿家庭和他们接触的人群至今未发现类似症状的患者，“请转告群众不用担心”。
阴影笼罩阜阳上空
4月25日，鲍小东因为另一个采访任务飞赴阜阳。当他得知他的好友新华社记者周立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李继峰都在阜阳调查手足口病事件时，随即临时改变计划，转入手足口病的调查。
在调查中，鲍小东采访到了沙启桂，他的孙子沙香茹已是第6例死亡病例。鲍小东了解了整个过程，内心纠结。
4月1日临近中午时，奶奶张玉英发现孩子发烧了，体温达38℃。爷爷沙启桂做了32年乡村赤脚医生，他给孙子打了退烧针。午饭后，又给他挂了吊针。
14时，沙香茹的母亲发现他的手心和脚心起满了米粒大小的疱疹。沙启桂起初以为孩子起了疹子，没有太在意。翌日凌晨两点钟，沙香茹还能自己起床小便。
凌晨4点，沙香茹又发了高烧，沙启桂又给他挂了吊针。40多分钟后，沙香茹的高烧退了。
但沙启桂在听了孙子的胸音后，发现孩子肺部已感染，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他才意识到病情十分严重，立即拨打了120。
凌晨5：10，沙香茹被送到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始抢救时，沙香茹呼吸越来越急促，嘴里不断吐出浅红色的泡沫。两个多小时后，即8：30左右，沙香茹不幸夭折。
发烧为何导致死亡？病历上没有写明病因，也没有医生告诉家属。不明原因的亲属去医院讨说法。但医生告诉他们：我们也尽了力了，之前阜阳市人民医院已经有5例婴幼儿患者死亡，病症相似，省里的专家都来了，但没有找出具体病因。“事后发现，医院并未撒谎，那时，专家、医院均未将此病视为传染病，是因为当时没有接触过类似的症状。”鲍小东说。
与官方的沉默呈鲜明对比的是，手足口病在阜阳已经不是一个卫生事件，而上升到社会事件，甚至政治事件，因为截至4月26日，阜阳市共发生789例EV71感染，4月26日凌晨，再次死亡1例，使得死亡儿童人数已经达到19例。
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阜阳市民都笼罩在“怪病”的阴霾中，有人称这种病是“小儿非典”，有人称是“人禽流感”，还有人说是“口蹄疫”，有人说是 “手足口病”等等，不一而足。
家长们不敢带着孩子上街。有的家长把孩子送到了外地的亲戚家或者乡下。虽然教育局没有要求放假，但有些幼儿园主动放假。
隐藏身份艰难采访
当时，收治手足口病的定点医院拒绝接受采访，所以鲍小东不得不通过关系，找到阜阳市某医院的一名医生，该医生利用星期天，回到办公室，当着鲍小东的面，帮他间接采访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儿科的医生，因为他们是同学关系。
之后，鲍小东分别给阜阳市分管科教文卫的副市长杜长平、宣传部副部长柳庭峰、阜阳市政府新闻办主任王浩、市卫生局局长、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打电话联系采访，但正如所预料的，他们都拒绝了。
4月26日、27日两天，鲍小东发现，作为当时阜阳市唯一的传染病医院——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急救中心的大堂，以及走廊里都增加了临时的床铺。新增的病人都被转到阜阳市人民医院。其中，4月26日，阜阳市人民医院已经安排了130多张床铺。
“到医院采访患儿家长时，我只带了一只录音笔，并且带着一名本地的朋友一起进去的。采访时，也没有暴露记者身份，我的朋友先用本地话与家长们交谈，然后我进行插话，这样既没有引起医院的警觉，也没有使家长们紧张，采访十分顺利。”鲍小东回忆说。
谈起这段采访经历时，鲍小东说，每一个事件都是由纷乱细节构成的，而细节都被掌握在不同的人的手中，不同的人，又因为立场之不同，所以处理这些信息的态度全然不同，有的人愿意提供给你信息，有的人尽量掩盖事实，有的人故意传递假的信息，有的人阻止你采访等等，所以作为一个记者，应该千方百计地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并且进行认真地求证，“采访其实就是一个求证的过程”。
4月27日，新华社记者周立民第一次在新华网上发布了阜阳手足口病的新闻。次日，鲍小东采访的关于手足口病的报道，也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
“据一名接近当地政府的记者称，当地政府对我的稿子很满意，但是，之后的几天，我又进行了追踪报道，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最后我被迫离开阜阳。”鲍小东说。
任何职业都有酸甜苦辣。鲍小东认为，记者这个职业虽然辛苦，有时甚至艰险，但作为一个普通人却能通过采访工作，最大限度地参与社会、见证历史，这对于他，是个很大的诱惑。
《南方都市报》记者
采访事件：阜阳手足口病
个人语录：我只是一名新闻行业里的“技师”，通过调查，用细节尽可能地接近新闻事件的真相。
今年３月上旬，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接收了5例患儿。４月２３日，手足口病（EV71肠道病毒感染）疫情确认。这段时间里，恐慌蔓延，谣言四起。
凭着职业敏感，《南方都市报》记者鲍小东和新华社等新闻单位的记者一起迅速展开采访调查，反复求证后，发出了《16名婴幼儿患手足口病死亡 安徽阜阳疫情上报出现误判》等重要报道。
这些报道被新浪等众多网站转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许正是在舆论的影响下，国家卫生部最终将手足口病列为法定传染病，并通过网络直报系统对疫情进行监测。
当记者提及此事时，鲍小东并不愿意谈及太多，他说：“我只是新闻行业里的一名‘技师’，通过调查，用细节尽可能地接近新闻事件的真相。”
儿童死亡引起关注
2008年3月上旬，阜阳市人民医院接收了5例患病儿童，症状一样，到了3月27日死亡1例，3月28日死亡两例，3月29日又死亡两例。
极短时间内，连续死亡5例患病儿童，医院感到不同寻常。于是在3月31日上报，安徽省派出的专家组迅速赶赴阜阳，而患者仍在增加。
“在之前一段时间，关于‘怪病’致儿童无故夭折的传言，在阜阳大街小巷已大量传播，死亡人数有几例、十几例等各种不同说法。‘百度贴吧’里也已出现了‘阜阳儿童突然死亡那么多为什么不公布’的帖子。”
“当时我在广州，有读者报料称，阜阳有儿童被怪病夺去生命。但是这名报料人在广州工作，他只是通过道听途说获得这些信息，很难进行求证，而且我从广州打电话到阜阳去了解情况，对方称，情况并不严重。因此我将此事放下来了。”鲍小东回忆道。
直到4月15日，当地政府才在本地媒体上公开了关于此病的信息。这天，当地媒体同时刊登、播出了《市医院儿科专家就出现呼吸道疾病问题答记者问》和《有关人士就近期阜城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较重患儿问题答记者问》等文件。
文件确认，该市最近呼吸道感染症状比较重的患儿，有“几例”已死亡。经疾控中心专家流行病学调查，表明这几个病例没有相互传染联系，患儿家庭和他们接触的人群至今未发现类似症状的患者，“请转告群众不用担心”。
阴影笼罩阜阳上空
4月25日，鲍小东因为另一个采访任务飞赴阜阳。当他得知他的好友新华社记者周立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李继峰都在阜阳调查手足口病事件时，随即临时改变计划，转入手足口病的调查。
在调查中，鲍小东采访到了沙启桂，他的孙子沙香茹已是第6例死亡病例。鲍小东了解了整个过程，内心纠结。
4月1日临近中午时，奶奶张玉英发现孩子发烧了，体温达38℃。爷爷沙启桂做了32年乡村赤脚医生，他给孙子打了退烧针。午饭后，又给他挂了吊针。
14时，沙香茹的母亲发现他的手心和脚心起满了米粒大小的疱疹。沙启桂起初以为孩子起了疹子，没有太在意。翌日凌晨两点钟，沙香茹还能自己起床小便。
凌晨4点，沙香茹又发了高烧，沙启桂又给他挂了吊针。40多分钟后，沙香茹的高烧退了。
但沙启桂在听了孙子的胸音后，发现孩子肺部已感染，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他才意识到病情十分严重，立即拨打了120。
凌晨5：10，沙香茹被送到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始抢救时，沙香茹呼吸越来越急促，嘴里不断吐出浅红色的泡沫。两个多小时后，即8：30左右，沙香茹不幸夭折。
发烧为何导致死亡？病历上没有写明病因，也没有医生告诉家属。不明原因的亲属去医院讨说法。但医生告诉他们：我们也尽了力了，之前阜阳市人民医院已经有5例婴幼儿患者死亡，病症相似，省里的专家都来了，但没有找出具体病因。“事后发现，医院并未撒谎，那时，专家、医院均未将此病视为传染病，是因为当时没有接触过类似的症状。”鲍小东说。
与官方的沉默呈鲜明对比的是，手足口病在阜阳已经不是一个卫生事件，而上升到社会事件，甚至政治事件，因为截至4月26日，阜阳市共发生789例EV71感染，4月26日凌晨，再次死亡1例，使得死亡儿童人数已经达到19例。
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阜阳市民都笼罩在“怪病”的阴霾中，有人称这种病是“小儿非典”，有人称是“人禽流感”，还有人说是“口蹄疫”，有人说是 “手足口病”等等，不一而足。
家长们不敢带着孩子上街。有的家长把孩子送到了外地的亲戚家或者乡下。虽然教育局没有要求放假，但有些幼儿园主动放假。
隐藏身份艰难采访
当时，收治手足口病的定点医院拒绝接受采访，所以鲍小东不得不通过关系，找到阜阳市某医院的一名医生，该医生利用星期天，回到办公室，当着鲍小东的面，帮他间接采访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儿科的医生，因为他们是同学关系。
之后，鲍小东分别给阜阳市分管科教文卫的副市长杜长平、宣传部副部长柳庭峰、阜阳市政府新闻办主任王浩、市卫生局局长、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打电话联系采访，但正如所预料的，他们都拒绝了。
4月26日、27日两天，鲍小东发现，作为当时阜阳市唯一的传染病医院——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急救中心的大堂，以及走廊里都增加了临时的床铺。新增的病人都被转到阜阳市人民医院。其中，4月26日，阜阳市人民医院已经安排了130多张床铺。
“到医院采访患儿家长时，我只带了一只录音笔，并且带着一名本地的朋友一起进去的。采访时，也没有暴露记者身份，我的朋友先用本地话与家长们交谈，然后我进行插话，这样既没有引起医院的警觉，也没有使家长们紧张，采访十分顺利。”鲍小东回忆说。
谈起这段采访经历时，鲍小东说，每一个事件都是由纷乱细节构成的，而细节都被掌握在不同的人的手中，不同的人，又因为立场之不同，所以处理这些信息的态度全然不同，有的人愿意提供给你信息，有的人尽量掩盖事实，有的人故意传递假的信息，有的人阻止你采访等等，所以作为一个记者，应该千方百计地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并且进行认真地求证，“采访其实就是一个求证的过程”。
4月27日，新华社记者周立民第一次在新华网上发布了阜阳手足口病的新闻。次日，鲍小东采访的关于手足口病的报道，也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
“据一名接近当地政府的记者称，当地政府对我的稿子很满意，但是，之后的几天，我又进行了追踪报道，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最后我被迫离开阜阳。”鲍小东说。
任何职业都有酸甜苦辣。鲍小东认为，记者这个职业虽然辛苦，有时甚至艰险，但作为一个普通人却能通过采访工作，最大限度地参与社会、见证历史，这对于他，是个很大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