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直白的，请是为了‘捞’，有时候是为了捞‘外快’，有时候是为了捞‘成本’——赶出去的礼，只能通过请的方式又收回来。”
　　住在江西一个县城里的王云经常收到不请自来的“红色炸弹”。她既烦恼，又无奈，因为身边这样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地方小，大家好像都是熟人，但又熟不到哪里去。甚至有的人连你名字都不知道，仅仅是面熟，也会热情地迎上来，给你手上塞上一张结婚的喜帖。”王云说：“有一回真是气人，头天参加完一场婚礼，赶了200元的礼，第二天上街遇见新郎新娘，人家连个招呼都没打，就好像不认识似的。”
　　王云的烦恼，反映出民间办酒赶礼的纷繁乱象。人们大呼“人情特烦恼”，到底人情往来的负担有多重？
　　婚丧大事，重负难担
　　四川金阳县放马坪村村口小卖部，一群包着彩色头巾的彝族妇女围坐在火炉旁拉家常。听说记者想了解当地高价彩礼的情况，一个彝族大妈格外激动，猛地站起身来，用彝语说了一通。有人帮忙翻译说：“她说自己有4个儿子，如果彩礼真的能如政府所引导的降下去，她要宰牛请客呢。”
　　彝族大妈反应如此激烈，让人不禁好奇当地的彩礼到底是个什么行情？
　　放马坪乡乡长葛布刘作表示，他了解到的当地农村嫁女一般十万“起步”，要是读了大学，或者考上公务员的，三四十万也不算多。
　　小彭家住对坪乡，大学毕业后曾在成都地区工作过一段时间。他觉得，和城市相比，家乡的彩礼确实高得不可理喻。“我有个同学结婚，许下48万的礼金，预付11万，剩下的37万就成了慢慢还的婚贷。”
　　如此高额的彩礼，对于这个农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7000元的贫困县来说，不是人人都能负担得起的。当一对男女互相喜欢，家长也比较认同两人的交往，就有人想出“瞒天过海”的奇招。
　　马哥在当地是个文艺青年，爱写诗，爱唱歌，在公务系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的小伙子，姑娘全家都对他很满意。到了下彩礼的时候，十万彩礼对于马哥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后来我们就对外宣称礼金十万，实际上我只给了三万。这样做也是没办法，主要是害怕外面人说闲话。”马哥搔搔头，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除了婚嫁彩禮，另一件压在彝区群众身上的重担就是杀牛治丧。按照彝族的习俗，老人去世必须杀牛，好与前来吊唁的亲属分食。家属为了有面子，动辄宰杀几十上百头的牛。死者亲属要么牵牛来，要么比着牛价挂礼，互相之间也是憋着一股攀比的劲儿，甚至有人借钱买牛赶礼。
　　丧礼大操大办，既加重了客人的负担，牛杀了却吃不完，也给主家造成巨大的浪费。“现在农民大多出去打工了，家里留下一些老人。杀那么多头牛没人吃，全村到处丢的是牛脚、牛头和内脏，办一场丧事整个村都要臭几个星期。”提起丧事大操大办的现象，放马坪村的乃古有发意见很大。
　　“太浪费了！”放马坪乡石而且村书记石以尔海挥着拳头说。这个今天态度坚决抵制铺张浪费的汉子，去年还差点办了一场宰杀一百头牛的丧礼。经乡上干部的思想动员，这名老党员认识到铺张浪费风气的危害，放弃了之前的想法，现在还现身说法劝阻其他村民大办丧事。
　　“我们村有个老板，他家老人去世，想杀120头牛。我就去劝了，你家有钱也不该这么浪费。你只管自己有面子，就不顾其他人的死活了吗？后来他也只杀了10头牛，我们村至今没再出现杀上百头牛的情况了。”石以尔海说。
　　办酒请客，没完没了
　　去年夏天，大学生张伟强经历了一件“奇事”。“高考过后，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家为了庆祝孩子‘升学’，办了场宴，我去了，场面热闹，在村里办了十几桌。后来从别的亲戚那里才知道，原来他们家那一个月，办了不止一场‘升学宴’！”他向记者讲述起自己的经历，感慨万分。
　　原来，那个亲戚的孩子高考考了两百多分，收了近十封职业学院的通知书，于是每来一封通知书，他家里就办一场升学宴。
　　这让张伟强感到哭笑不得。“再后来把这事儿和高中同学一说，他们都笑话我没见识，说这在那儿根本不稀奇。”
　　张伟强住在川北某市的城区里，而他的亲戚家，则在其下辖县的一个村子里。在很多当地人看来，该县的大请之风在全市范围内最为普遍。“说句直白的，请是为了‘捞’，有时候是为了捞‘外快’，有时候是为了捞‘成本’——赶出去的礼，只能通过请的方式又收回来。”他表示。
　　而另一名当地人李斯则向记者总结了最常见的大请名目——升学，乔迁，生日。“只要考过试的，不管考没考上，都喜欢请。讽刺的是，这些‘升学’的娃娃里，屋头请完客就背起行李出去打工的大有人在，算是借着‘升学’的名头弄点路费和生活费吧。”李斯印象中，这种风气在他小时候是没有的，是在近十年兴起的。
　　乔迁宴最极端的情况则是，一个小区里的人轮流请。李斯向记者回忆起一个朋友的经历。“他家本是住在村里平房的，后来新居建设，和大批人一起搬进了楼房。结果，整个小区的人你请完了我请，我请完了他请，前后折腾了两三个月都没完。”李斯表示，自己的这个朋友对此也感到疲惫不堪，“大家仿佛都陷入一个循环，赶了别家的礼，自己肯定也要办才行。”
　　至于生日宴，则有“年轻化”和“小生日大办”的趋势。李斯向记者透露，从前的生日宴大请，一般只出现在中老人满十的情况中，近十年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生日也大办起来。“而且这里面甚至有很多属于‘小生’，都不是满十。一年里头，爷爷办了爸爸办、爸爸办了儿子办、儿子办了孙子办的情形不在少数。”
　　与此同时，礼金的起点也水涨船高。“城里的‘起步价’是300元，农村里，现在送200元‘起步’的地方则很多——而这些地方，有相当部分还是贫困村。村子里普通人家一年花在礼金上的钱就有一万五左右，而在城镇做点小生意的那种可能就得两三万。”李斯说。
　　“总的说来就是‘又穷又想办’。”张伟强评价道。在他看来，现在民间的借宴敛财的情况有点“想刹刹不住”的意味。
　　不过，李斯觉得，从全市来看，近两年的情况开始慢慢有所好转。“很多公务员不再参加宴请，这就少了一部分敛财的情况，只不过这种效应还没有完全渗透到民间基层，农村的情况仍然严重。”张伟强感慨地说，尤其一些当地的年轻人花大笔钱来“走人情”，而不是用在有意义的事上，这限制了他们的自身发展。
　　一种风俗习惯一旦养成，就会产生一定的惯性。移风易俗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