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一期《开放时代》刊载了讨论“中国话语”的一组专题文章，丁耘就学术“中国性”问题发表了看法。
　　丁耘说，为方便考察，可以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学术分成三个二十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过去了两个二十年，同时还要展望一下未来的二十年。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对未来有憧憬的过渡年代。它有许多的可能性。后来的历史发展展开了其中的一些可能性，但是以牺牲另外一些可能性为代价。中国学术界自身的转型，是从20世纪 90年代开始的。当时有一个概括叫作“从思想到学术”。当时的想法是把学术和思想结合起来，做到有學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这是美好的设想。历史告诉我们，后来学术和思想是相互错失的，渐行渐远。可以说，方法失去了问题，问题失去了方法。方法没有问题只有课题，带方法走的是课题不是问题，而且绝大多数课题是可以通过方法自我再生产的。
　　课题和问题意识，在学术上不可能分离，但现在的课题太小。一些文科本科生，给自己立一个所谓前沿的小课题，二手文献有，但是有限，几乎不需要太多的预先学习的积累，没有问题意识的引导，很容易有虚假的研究成就感。这样下去，大的问题很快就会被驱逐出文科。而大的问题意识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现在没有办法变成学术范式，只能是纲领性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是学术化、规范化的时代。21世纪头十年是课题化与国际化的起步阶段。近十年来大学的科研与教育的国际化取得体制支持而狂飙突进。中国正面临历史上最大的留学运动，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运动。留学生源源不断地回来，过不了多久，就会把本土培养的学生挤到边缘去，大换血。这是这个世纪以来的波澜导致的，溯因当然远不止今日，还有发表中心主义、国际学刊的崇拜、教学体系激进的美国化，等等。
　　丁耘说，当前最大的危机是，中国思想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课题生产再生产的体系非常明显地分离了。这个分离的趋势，现在还看不见有扭转的可能性。如果这个趋势不扭转，中国学术界将名存实亡，整个学界认同的是西方的某些学派。
　　关于未来二十年和三十年的中国学术的总体判断，可以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留学运动的影响达到顶峰，中国学术界全部换血。这是学术和教育上的休克疗法，也就是中国学术史的又一次大断裂。
　　第二种可能是中国思想自身的问题意识不绝如缕，且能转化成各层次的学术议题，重建中国学术的学术主权和自主性，学术共通性可以再生产。这个局面，我称之为“学术上的再建国”。这非常可欲，但现在看上去，实现的可能性，或无曲折地实现的可能性会小一些。
　　第三种可能，就是第一种可能成为学界主流，第二种可能是学界的边缘。后一种虽处边缘，但仍在学界，且不止一种模式。
　　丁耘期望中国学术未来能做到：首先，现实问题化;其次，问题学术化;第三，学术自我批判与整合化。所谓现实问题化，就是说最大的问题意识来源于现实。所谓问题学术化，就是要为问题的提出和回应找到学术方法。为问题找到方法，而非仅仅大而化之地阐释与空想。同时，学术要有一个自我的批判，即学术一方面要不断自我检讨、综合，同时要以学术的方式检讨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