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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大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一幢石库门建筑内召开。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工作报告。中共四大最重要的历史功绩是立足当时的革命形势，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提出了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具体方略和实现工农联盟的主要路径——群众性政党建设。
一、群众性政党建设的共产国际背景
（一）建设群众性政党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党目标
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的组织建设和组织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积极的帮助，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不久，就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了中国广大人民利益而奋斗，党的革命活动要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大的“群众党”①。1922年底，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其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还未能贴近人民群众。因此决议指出“为了在这场斗争中能代表一种实际的力量，共产党人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②这个把中共建设成群众性政党的目标，规定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扩大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成为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独立地开展政治活动。
（二）群众性政党建设受到共产国际的显著影响
“二七”失败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党的领袖陈独秀对党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中共三大期间，马林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党内主要领导人之一蔡和森认为“马林的意见，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给国民党，因此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③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马林路线的指引下，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决议案特别指出：“国民运动之主要动力固然是国民党，而国民党之力量必须建设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上面，必须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创造或参加各种人民的组织”④。
在这种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党的组织工作开始出现关门主义倾向，党的组织发展不快，甚至有的地方停顿不前。因此，中共四大开始重新思考党的自身建设问题。
二、中共四大使党走上了建设群众性政党的道路
（一）建设群众性政党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
群众性政党建设的本质是通过加强党的群众基础，来迫使国民党的纲领和政策左倾，从而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群众性政党建设关系到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党的生命线。但是，直到中共四大，党才真正视“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并决定从各个方面加强党的建设，使党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可以说，从中共四大开始，党走上了建设群众性政党的道路。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中共四大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革命形势、统一战线及党的状况出发，不仅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还通过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及妇女运动等一系列决议案。中共四大对民族革命运动及各种群众运动作了具体的计划和安排;为了加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及妇女部等新机构;为了加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通过了关于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的议决案;中共四大还首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这是建设群众性政党、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问题。
（二）建设群众性政党的根本方法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中共四大明确提出要解决领导权问题，必须解决党自身的组织建设问题。四大《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强调：“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倘若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不能实际地实行，则吾党决不能前进，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决议案还指出“不能以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国民党之政策为满足”①。只有解决组织问题，党才能走上群众性政党的道路。为此，中共四大决定主要从四个方面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大会决定，为着扩大我党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在产业工人积聚的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扩大党的组织。在尚未建有党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地，也应努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大会提出，对于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党指导之下，即使已经在国民党名义之下的工人组织，我们党也应尽力去从中活动，取得指导权。
二是简化入党程序，积极吸收工农入党。为了克服组织工作中的闭关主义，以便吸收更多的先进分子到党内来，中共四大决定简化入党程序，要求广东改变吸收党员必须经过“十人团”、其他地方必须经过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实与吾党组织的原则相违背”的做法，使有阶级觉悟的分子能够“直接加入本党”②。
三是修改党章，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大会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指出：“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并要求将原来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③。
四是强化组织部，组织党团。中共四大针对中央指导地方组织不力的状况，决定“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大会对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结构和分工也做了具体规定，加强了组织部的地位，并规定组织部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设立一能够普遍地传布党的印刷品的机关”，使党的印刷品“能够经常地传布到各农会、各学校、教职员的组织、工商业办事人的组织里去”。决议案强调设立党的印刷品机关是“给吾党深入群众的一个好方法。我们借此可以与党的组织和群众树立继续更为接近的基础。”①此外，还要在国民党和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组织中共的党团，以便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 三、群众性政党建设与党的群众路线的提出
（一）建设群众性政党的直接影响
中共四大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使党开始走上群众性政党的道路。蔡和森认为，“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发展到第四次大会时，革命的情形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宣传的时期，现在到了行动的时期，使党走上领导群众的路上去，且是走上广大的道路。但到中共四大时，“党的政治组织开始走向正确的道路。”②
中共四大以后，工农革命运动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并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③党员人数也迅速增加。从中共四大到中共五大的两年零三个月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从994人猛增到57967人，增加了近60倍。党员队伍的不断扩大，推动了工农运动和革命形势的发展。
（二）从群众性政党建设到党的群众路线的转变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在第一次国民革命运动中加强群众性政党建设的经验，根据风云突变的革命形势，适时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概念。1928年11月，李立三在与江浙地区党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首先使用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李立三说：“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④紧接着，周恩来也使用了这个概念，并给群众路线以明确含义。他在1929年9月28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讲到筹款工作时专门用了“红军与群众”一节的篇幅论述了包括军队在内的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指示信就军队的给养问题指出“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并且强调，“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⑤同年12月，毛泽东据此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指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⑥
“群众路线”提出的历史背景与建设群众性政党的历史背景不甚一致，前者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党被迫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背景下;后者是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合作中扩大党的力量、取得革命领导权的历史背景下。但是“群众路线”提出的根本目的和群众性政党建设如出一辙，二者都是为了搞清楚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革命动力和力量源泉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群众性政党建设为“群众路线”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能够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始终从群众的实际出发、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为群众谋利益。
四、群众性政党建设的当代启示
中共四大根据建设群众性政党的目标，加强了党的建设，使党开始走上群众性政党的道路。“五卅”运动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在当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无论从党员人数、党员结构和党组织的覆盖面来说，还是从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来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群众性的政党。然而，由于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新时期对群众性政党建设的要求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点：第一，政党类型由革命动员型政党向政治凝聚型政党转变。第二，政治目标由夺取革命领导权向密切联系群众、稳固执政基础转变。第三，行为方式由扩大党员规模到优化党员结构转变。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年代，可以说，群众观念和群众路线都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和执政地位的源泉。因此，新时期继续加强群众性政党建设从本质上要求我们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优化党员结构、践行群众路线。
（一）群众性政党建设要求我们党建设成为服务型政党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大革命时期，群众性政党建设主要是通过对党的革命立场、党的性质和党的远大目标的宣传和积极的革命动员的方式来获得广大工农、青年、妇女等团体的支持，从而壮大自身力量。当前，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早已经从革命理念认同转向服务认同和利益认同，人民群众对党的支持程度取决于党对人民群众服务的程度，人民群众对党的拥护程度取决于党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程度。因此，要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服务群众工作机制，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点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利益、满足群众的诉求，这对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党的执政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二）群众性政党建设要求我们党要优化党员结构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组织的力量依赖于党员队伍的扩大和群众基础的加强，这对于维持革命的有生力量、保障有充足的组织力量参加革命斗争至关重要。但是当前，党员规模过大和党员结构不合理也是不争的事实。根据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668.6万名。其中，牧渔民党员为2570.3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730.3万名，离退休人员1589.1万名。此外，2013年全国共发展党员240.8万名，较上年减少82.5万名，降幅为25.5%。十年来，共产党发展党员数量首次低于上一年。因此，要正确处理党员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优化党员的结构，才有利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和党组织正常功能的实现。
（三）群众性政党建设要求我们党始终践行群众路线、永葆共产党员本色
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根本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在当代，践行群众路线不仅仅意味着革命战争年代的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而是要在社会思潮多元化、利益分化加剧的时代条件下，践行群众路线，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做到为民务实清廉，真正做到人民的“公仆”。作为服务群众的中坚力量，党组织应积极履行自身职责，适时、适度地给群众“晾家底”，从“坐下来，谈一谈”开始，坦诚相待，与群众常态化顺畅沟通。尤其在涉及到旧区改造等矛盾集中的领域，党组织要积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主动与群众加强沟通，躬亲先行，重视被拆迁户普遍关注的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就业及养老等民生问题，满足群众的合理诉求。建立有效的群众意见反馈机制，保证群众合理诉求得以满足。党组织应当及时回应群众意见，避免使群众座谈会、民意调查、来信来访等民意沟通渠道流于形式，及时将处理结果及时向群众进行反馈。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校讲师、法学硕士）
一、群众性政党建设的共产国际背景
（一）建设群众性政党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党目标
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的组织建设和组织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积极的帮助，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不久，就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了中国广大人民利益而奋斗，党的革命活动要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大的“群众党”①。1922年底，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其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还未能贴近人民群众。因此决议指出“为了在这场斗争中能代表一种实际的力量，共产党人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②这个把中共建设成群众性政党的目标，规定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扩大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成为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独立地开展政治活动。
（二）群众性政党建设受到共产国际的显著影响
“二七”失败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党的领袖陈独秀对党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中共三大期间，马林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党内主要领导人之一蔡和森认为“马林的意见，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给国民党，因此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③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马林路线的指引下，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决议案特别指出：“国民运动之主要动力固然是国民党，而国民党之力量必须建设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上面，必须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创造或参加各种人民的组织”④。
在这种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党的组织工作开始出现关门主义倾向，党的组织发展不快，甚至有的地方停顿不前。因此，中共四大开始重新思考党的自身建设问题。
二、中共四大使党走上了建设群众性政党的道路
（一）建设群众性政党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
群众性政党建设的本质是通过加强党的群众基础，来迫使国民党的纲领和政策左倾，从而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群众性政党建设关系到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党的生命线。但是，直到中共四大，党才真正视“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并决定从各个方面加强党的建设，使党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可以说，从中共四大开始，党走上了建设群众性政党的道路。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中共四大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革命形势、统一战线及党的状况出发，不仅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还通过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及妇女运动等一系列决议案。中共四大对民族革命运动及各种群众运动作了具体的计划和安排;为了加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及妇女部等新机构;为了加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通过了关于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的议决案;中共四大还首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这是建设群众性政党、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问题。
（二）建设群众性政党的根本方法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中共四大明确提出要解决领导权问题，必须解决党自身的组织建设问题。四大《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强调：“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倘若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不能实际地实行，则吾党决不能前进，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决议案还指出“不能以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国民党之政策为满足”①。只有解决组织问题，党才能走上群众性政党的道路。为此，中共四大决定主要从四个方面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大会决定，为着扩大我党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在产业工人积聚的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扩大党的组织。在尚未建有党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地，也应努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大会提出，对于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党指导之下，即使已经在国民党名义之下的工人组织，我们党也应尽力去从中活动，取得指导权。
二是简化入党程序，积极吸收工农入党。为了克服组织工作中的闭关主义，以便吸收更多的先进分子到党内来，中共四大决定简化入党程序，要求广东改变吸收党员必须经过“十人团”、其他地方必须经过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实与吾党组织的原则相违背”的做法，使有阶级觉悟的分子能够“直接加入本党”②。
三是修改党章，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大会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指出：“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并要求将原来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③。
四是强化组织部，组织党团。中共四大针对中央指导地方组织不力的状况，决定“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大会对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结构和分工也做了具体规定，加强了组织部的地位，并规定组织部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设立一能够普遍地传布党的印刷品的机关”，使党的印刷品“能够经常地传布到各农会、各学校、教职员的组织、工商业办事人的组织里去”。决议案强调设立党的印刷品机关是“给吾党深入群众的一个好方法。我们借此可以与党的组织和群众树立继续更为接近的基础。”①此外，还要在国民党和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组织中共的党团，以便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 三、群众性政党建设与党的群众路线的提出
（一）建设群众性政党的直接影响
中共四大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使党开始走上群众性政党的道路。蔡和森认为，“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发展到第四次大会时，革命的情形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宣传的时期，现在到了行动的时期，使党走上领导群众的路上去，且是走上广大的道路。但到中共四大时，“党的政治组织开始走向正确的道路。”②
中共四大以后，工农革命运动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并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③党员人数也迅速增加。从中共四大到中共五大的两年零三个月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从994人猛增到57967人，增加了近60倍。党员队伍的不断扩大，推动了工农运动和革命形势的发展。
（二）从群众性政党建设到党的群众路线的转变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在第一次国民革命运动中加强群众性政党建设的经验，根据风云突变的革命形势，适时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概念。1928年11月，李立三在与江浙地区党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首先使用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李立三说：“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④紧接着，周恩来也使用了这个概念，并给群众路线以明确含义。他在1929年9月28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讲到筹款工作时专门用了“红军与群众”一节的篇幅论述了包括军队在内的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指示信就军队的给养问题指出“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并且强调，“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⑤同年12月，毛泽东据此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指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⑥
“群众路线”提出的历史背景与建设群众性政党的历史背景不甚一致，前者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党被迫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背景下;后者是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合作中扩大党的力量、取得革命领导权的历史背景下。但是“群众路线”提出的根本目的和群众性政党建设如出一辙，二者都是为了搞清楚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革命动力和力量源泉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群众性政党建设为“群众路线”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能够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始终从群众的实际出发、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为群众谋利益。
四、群众性政党建设的当代启示
中共四大根据建设群众性政党的目标，加强了党的建设，使党开始走上群众性政党的道路。“五卅”运动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在当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无论从党员人数、党员结构和党组织的覆盖面来说，还是从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来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群众性的政党。然而，由于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新时期对群众性政党建设的要求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点：第一，政党类型由革命动员型政党向政治凝聚型政党转变。第二，政治目标由夺取革命领导权向密切联系群众、稳固执政基础转变。第三，行为方式由扩大党员规模到优化党员结构转变。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年代，可以说，群众观念和群众路线都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和执政地位的源泉。因此，新时期继续加强群众性政党建设从本质上要求我们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优化党员结构、践行群众路线。
（一）群众性政党建设要求我们党建设成为服务型政党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大革命时期，群众性政党建设主要是通过对党的革命立场、党的性质和党的远大目标的宣传和积极的革命动员的方式来获得广大工农、青年、妇女等团体的支持，从而壮大自身力量。当前，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早已经从革命理念认同转向服务认同和利益认同，人民群众对党的支持程度取决于党对人民群众服务的程度，人民群众对党的拥护程度取决于党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程度。因此，要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服务群众工作机制，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点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利益、满足群众的诉求，这对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党的执政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二）群众性政党建设要求我们党要优化党员结构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组织的力量依赖于党员队伍的扩大和群众基础的加强，这对于维持革命的有生力量、保障有充足的组织力量参加革命斗争至关重要。但是当前，党员规模过大和党员结构不合理也是不争的事实。根据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668.6万名。其中，牧渔民党员为2570.3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730.3万名，离退休人员1589.1万名。此外，2013年全国共发展党员240.8万名，较上年减少82.5万名，降幅为25.5%。十年来，共产党发展党员数量首次低于上一年。因此，要正确处理党员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优化党员的结构，才有利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和党组织正常功能的实现。
（三）群众性政党建设要求我们党始终践行群众路线、永葆共产党员本色
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根本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在当代，践行群众路线不仅仅意味着革命战争年代的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而是要在社会思潮多元化、利益分化加剧的时代条件下，践行群众路线，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做到为民务实清廉，真正做到人民的“公仆”。作为服务群众的中坚力量，党组织应积极履行自身职责，适时、适度地给群众“晾家底”，从“坐下来，谈一谈”开始，坦诚相待，与群众常态化顺畅沟通。尤其在涉及到旧区改造等矛盾集中的领域，党组织要积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主动与群众加强沟通，躬亲先行，重视被拆迁户普遍关注的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就业及养老等民生问题，满足群众的合理诉求。建立有效的群众意见反馈机制，保证群众合理诉求得以满足。党组织应当及时回应群众意见，避免使群众座谈会、民意调查、来信来访等民意沟通渠道流于形式，及时将处理结果及时向群众进行反馈。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校讲师、法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