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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在改革开放中虽被认为保守，但在“文革”中，邓力群曾保护过邓小平，甚至是第一个指出反对“两个凡是”的人。可是后来，他与邓小平在理论和政见上产生了分歧，愈演愈烈，就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前一刻，邓力群还曾撰文《重提姓社姓资》……
邓力群在“文革”中帮了邓小平
邓力群在改革开放中虽被认为保守，但在“文革”中乃至改革初期，有着反“左”的另一面，突出表现就是在政治运动中力保邓小平。1975年，邓力群按邓小平的授意，主持写了一篇大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后来“批邓”时，这篇文章被“四人帮”打成“三株大毒草”之一，说这是邓小平反“文革”的宣言书，因而追查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面对政治高压，不少人都战战兢兢了，但是，邓力群出面承揽一切责任，他当着清查人员的面，在原稿的题目上画一个圈，一条直线划下来，签上邓力群的名字，并说：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我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邓小平后来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峤（社科院秘书长），一个邓力群。王震同志也曾多次和很多人说，邓力群在“文革”期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保了邓小平，没有上推下卸。
“文革”后邓力群帮助小平同志反对“两个凡是”，提供一定的理论辅助。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邓力群看了之后很快就找到了王震。邓力群对王震说，这“两个凡是”里面的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
没过几天，王震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震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震找邓小平反映。后来，邓小平说：首先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是邓力群。
从上述几件事情来看，邓力群可以称之为邓小平的“患难之交”，可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邓力群逐渐与邓小平在理论和政见上产生了分歧。
针锋相对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任中宣部长王忍之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第一篇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重头文章，文中提出一个日后引起激烈争议的著名议题：“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此后，不断有媒体对这个问题发出疑惑之声。
北京《当代思潮》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信念》。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集中攻击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及道德伦理方面的集体主义，竭力美化资本主义。”
1991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发表了上海谈话。2月15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凌河执笔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署名皇甫平。文章说，要“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3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施芝鸿执笔的一篇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也署名皇甫平。这篇文章把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提了出来。
3月15日，《人民日报》与《解放日报》针锋相对，发表《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解放日报》不理会北京的责难，3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老作者沈峻坡执笔的一篇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时仍旧署名皇甫平。文章的要害在下面一句话：“如果我们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邓力群与邓小平的思想差异
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这篇文章重新祭起了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这就把基本路线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非但如此，阶级斗争还排在经济建设的前面。邓力群说：“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这岂不是要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拾“以阶级斗争为纲”么？
随着邓力群文章的发表，其它媒体纷纷发声。
《真理的追求》7月号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8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直接批判皇甫平。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文章重申邓力群的观点，说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形势变化
入秋，形势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先是邓小平对媒介上出现的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等提法提出批评，说不要再这样提了。1991年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
但1992年1月5日，即南方谈话前一刻，邓力群还是强硬之极，再度出面高调反对邓小平。这一天，北京出版的刊物《理论动态》刊出他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左倾思潮急剧膨胀导致了严重后果，董辅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十四章说，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私营企业人心惶惶。
到了这个时刻，改革开放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邓小平不能不出手了。1992年1月到2月，南方谈话的声音再一次震动了全国。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这一年召开的十四大上，根据江泽民的提议，中国的经济体制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还提出，主要是防止“左”。
邓力群在“文革”中帮了邓小平
邓力群在改革开放中虽被认为保守，但在“文革”中乃至改革初期，有着反“左”的另一面，突出表现就是在政治运动中力保邓小平。1975年，邓力群按邓小平的授意，主持写了一篇大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后来“批邓”时，这篇文章被“四人帮”打成“三株大毒草”之一，说这是邓小平反“文革”的宣言书，因而追查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面对政治高压，不少人都战战兢兢了，但是，邓力群出面承揽一切责任，他当着清查人员的面，在原稿的题目上画一个圈，一条直线划下来，签上邓力群的名字，并说：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我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邓小平后来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峤（社科院秘书长），一个邓力群。王震同志也曾多次和很多人说，邓力群在“文革”期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保了邓小平，没有上推下卸。
“文革”后邓力群帮助小平同志反对“两个凡是”，提供一定的理论辅助。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邓力群看了之后很快就找到了王震。邓力群对王震说，这“两个凡是”里面的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
没过几天，王震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震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震找邓小平反映。后来，邓小平说：首先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是邓力群。
从上述几件事情来看，邓力群可以称之为邓小平的“患难之交”，可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邓力群逐渐与邓小平在理论和政见上产生了分歧。
针锋相对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任中宣部长王忍之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第一篇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重头文章，文中提出一个日后引起激烈争议的著名议题：“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此后，不断有媒体对这个问题发出疑惑之声。
北京《当代思潮》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信念》。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集中攻击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及道德伦理方面的集体主义，竭力美化资本主义。”
1991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发表了上海谈话。2月15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凌河执笔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署名皇甫平。文章说，要“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3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施芝鸿执笔的一篇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也署名皇甫平。这篇文章把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提了出来。
3月15日，《人民日报》与《解放日报》针锋相对，发表《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解放日报》不理会北京的责难，3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老作者沈峻坡执笔的一篇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时仍旧署名皇甫平。文章的要害在下面一句话：“如果我们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邓力群与邓小平的思想差异
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这篇文章重新祭起了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这就把基本路线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非但如此，阶级斗争还排在经济建设的前面。邓力群说：“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这岂不是要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拾“以阶级斗争为纲”么？
随着邓力群文章的发表，其它媒体纷纷发声。
《真理的追求》7月号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8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直接批判皇甫平。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文章重申邓力群的观点，说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形势变化
入秋，形势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先是邓小平对媒介上出现的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等提法提出批评，说不要再这样提了。1991年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
但1992年1月5日，即南方谈话前一刻，邓力群还是强硬之极，再度出面高调反对邓小平。这一天，北京出版的刊物《理论动态》刊出他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左倾思潮急剧膨胀导致了严重后果，董辅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十四章说，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私营企业人心惶惶。
到了这个时刻，改革开放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邓小平不能不出手了。1992年1月到2月，南方谈话的声音再一次震动了全国。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这一年召开的十四大上，根据江泽民的提议，中国的经济体制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还提出，主要是防止“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