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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破产”。
当时知识界，普遍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阔、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意义”在于创造新文化。
把整个国家变成一所学校
1928年梁漱溟在河南进行过短期的村治实验，1931年又来到山东的邹平，进行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后来实验区逐步扩大到全省十几个县，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漱溟把乡村建设运动称为“知识分子下乡运动”。梁漱溟推行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学校教育，而是“政教合一、以教统政”的社会化教育。1933年7月，邹平的“县政改革”把基层的行政机关全部撤掉，村公所撤了设村学，乡公所、镇公所撤了设乡学。乡学和村学既是乡村行政机关，又是乡村教育机关。其实质是“行政机关学校机关化”，借以避免行政的暴力和法律的冷酷，而改用传统的礼俗和教育等柔性手段。
乡村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梁漱溟认为，抓住这个关键，不仅可以培养民众的纪律习惯和自治习惯，还能提高经济收入，最终实现“以农业引发工业”的目标。
研究院建立了实验农场，专门负责农业科技的研究和推广。农场先后举办了两届农品展览会，向农民宣传科技知识。当时，从各种先进的外国家畜、农作物品种，到各种新式工具、农药、化肥等，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科技，在邹平几乎都能见得到。如果没有资金，金融流通处提供贷款。最后，产品统一回收外销。但是，有一个前提，即一家一户来申请这些帮助不行，必须是几十户、至少是十几户农民组成一个合作社才行，目的是改变农民传统的个体生产方式，这与当下盛行的农业合作社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他们早在八十年前就已经把“产供销”做得很市场化了。
当时，邹平做得最好的合作社是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1932—1935年短短三年，棉花合作社数量增长7倍，社员增长12倍，棉田增长32倍。到1936年底，按照“因地制宜、分区推广”的原则，邹平建立了棉花、林业、蚕业、信用、庄仓、购买等六大类，社数总计307所，社员总数8828户。
此外，研究院还在行政改革、公共卫生、移风易俗、民兵自卫、学校教育等领域做了相当多的实验工作。一时间，邹平上下，气象一新。
乡村建设时期，有几百个知识分子追随着梁漱溟，抛弃城市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环境，脱下西装，深入民间。现代学者顾红亮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可以视作修养共同体的建设。丹麦学者曹诗弟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理解为教育改革运动，尝试着通过教育的手段实现对乡村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根本性重建，把“整个国家变成一所学校，在这里，所有的人民都将学会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
1937年11月24日清晨，敌机轰炸了邹平县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炮火中化为灰烬。
1000多个实验区的民国乡村现代化
1926年10月，几个穿长袍的人来到定县翟城村。
从1926年起到1936年，在晏陽初的带领下，先后有500多人从北京移居定县，从事乡村建设实验工作。在村民的记忆中，穿着灰色长袍的晏阳初，“眼睛出奇的明亮”“说话时面带微笑”“对穷人亲”。
500余人中，有许多是留洋归来的硕士与博士，著名学者、作家，如：熊佛西，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为农民写作了多部戏剧;冯锐，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原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兼乡村生活研究所主任，他为定县种子改良、农械改进贡献颇多;陈志潜，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曾赴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公共卫生学，担任平教总会卫生教育部的主任;刘拓，美国衣阿华大学博士，原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平教总会乡村工艺部主任，他在定县设计改良汲取井水辘轳取得很大成效;李景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主持了对定县宗教、风俗、政治、教育、工商、人口、灾荒等的调查，辑成两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域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为晏阳初主导的平教总会在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提供了重要依据……
晏阳初认为，中国的问题虽然复杂，但必须先从发生问题的“人”上去求，进行“人的建设”。他总结出底层民众四大病：愚、贫、弱、私，用一整套的计划来应对这四大病，改造底层社会。
一是以文艺教育解决知识贫乏。他们创造了乡村平民学校，晏阳初自编了《平民千字课》，还编写了600余种平民读物，包括鼓词、歌谣、谚语、故事、笑话等60万字的民间文艺资料。他们用五年把定县的文盲率由84%降到了40%。用戏剧表演的形式来搞文艺教育，提升了农民的精神面貌。
二是以生计教育解决贫困。农业专家通过育种改良，让棉花增产56%，小麦增产20%，高粱增产30%。
三是以卫生教育解决体质弱。晏阳初他们在定县创设了三级保健网，村里设保健员，从村民中选出，负责卫生宣传和疫苗接种，配发几种常用药，可以给几种普通疾病开药。乡镇有保健所，设医生护士助理各一人，都是医学院毕业生，负责训练村保健员和日常门诊。县里设保健院，就相当于综合医院。到1934年，全县建成这一体系，农民每年人均负担还不足银元一角，却在控制天花流行、传染病、治疗沙眼和皮肤病方面取得明显成绩。后来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农村三级医疗网，其实就是这个定县模式。
四是以公民教育解决自私狭隘问题。比如组织村民合作干一些公共事务，像修桥补路和植树，合作看管农作物等，旨在建立一些合作意识和奉献意识。定县实验的很多成果都得到了全国推广，还有很多国家前来考察，赢得了国际声誉。定县沦陷后，定县实验被迫结束。
1943年5月24日，晏阳初在这一天与爱因斯坦、杜威、福特等人一道被评为“现代对世界具有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表扬状上写道：杰出的发明者，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又是他伟大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方法，肥沃他们的田土，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
这些荣誉虽是加给晏阳初个人的，但正如晏本人所说，这是给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是对其自1920年以来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开展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工作的嘉许。
据统计，20世纪 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1926年1月，陶行知提出了“师范教育下乡运动”，并绘制出心中蓝图：“募集一百万基金，征集一百万通知，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南陶北晏”与卢作孚被誉为“民国乡建三杰”。从1927年至1949年底，卢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应该是民国时期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持续时间最长、成效特别突出的一个。
各主要乡建团体有的从扫盲出发，有的从推广工商职业教育起始，如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有的身感土匪祸乱的切肤之痛，因此以农民自卫为出发点，如彭禹廷领导的镇平自治;有的则以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为发轫，如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无论以何者为切入点，后来基本上都包含政“政、教、富、卫”四个方面，最终汇合成有相同内涵的乡建运动——以乡村的现代化来带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这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复兴的认知和实践。
当时知识界，普遍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阔、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意义”在于创造新文化。
把整个国家变成一所学校
1928年梁漱溟在河南进行过短期的村治实验，1931年又来到山东的邹平，进行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后来实验区逐步扩大到全省十几个县，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漱溟把乡村建设运动称为“知识分子下乡运动”。梁漱溟推行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学校教育，而是“政教合一、以教统政”的社会化教育。1933年7月，邹平的“县政改革”把基层的行政机关全部撤掉，村公所撤了设村学，乡公所、镇公所撤了设乡学。乡学和村学既是乡村行政机关，又是乡村教育机关。其实质是“行政机关学校机关化”，借以避免行政的暴力和法律的冷酷，而改用传统的礼俗和教育等柔性手段。
乡村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梁漱溟认为，抓住这个关键，不仅可以培养民众的纪律习惯和自治习惯，还能提高经济收入，最终实现“以农业引发工业”的目标。
研究院建立了实验农场，专门负责农业科技的研究和推广。农场先后举办了两届农品展览会，向农民宣传科技知识。当时，从各种先进的外国家畜、农作物品种，到各种新式工具、农药、化肥等，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科技，在邹平几乎都能见得到。如果没有资金，金融流通处提供贷款。最后，产品统一回收外销。但是，有一个前提，即一家一户来申请这些帮助不行，必须是几十户、至少是十几户农民组成一个合作社才行，目的是改变农民传统的个体生产方式，这与当下盛行的农业合作社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他们早在八十年前就已经把“产供销”做得很市场化了。
当时，邹平做得最好的合作社是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1932—1935年短短三年，棉花合作社数量增长7倍，社员增长12倍，棉田增长32倍。到1936年底，按照“因地制宜、分区推广”的原则，邹平建立了棉花、林业、蚕业、信用、庄仓、购买等六大类，社数总计307所，社员总数8828户。
此外，研究院还在行政改革、公共卫生、移风易俗、民兵自卫、学校教育等领域做了相当多的实验工作。一时间，邹平上下，气象一新。
乡村建设时期，有几百个知识分子追随着梁漱溟，抛弃城市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环境，脱下西装，深入民间。现代学者顾红亮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可以视作修养共同体的建设。丹麦学者曹诗弟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理解为教育改革运动，尝试着通过教育的手段实现对乡村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根本性重建，把“整个国家变成一所学校，在这里，所有的人民都将学会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
1937年11月24日清晨，敌机轰炸了邹平县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炮火中化为灰烬。
1000多个实验区的民国乡村现代化
1926年10月，几个穿长袍的人来到定县翟城村。
从1926年起到1936年，在晏陽初的带领下，先后有500多人从北京移居定县，从事乡村建设实验工作。在村民的记忆中，穿着灰色长袍的晏阳初，“眼睛出奇的明亮”“说话时面带微笑”“对穷人亲”。
500余人中，有许多是留洋归来的硕士与博士，著名学者、作家，如：熊佛西，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为农民写作了多部戏剧;冯锐，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原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兼乡村生活研究所主任，他为定县种子改良、农械改进贡献颇多;陈志潜，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曾赴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公共卫生学，担任平教总会卫生教育部的主任;刘拓，美国衣阿华大学博士，原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平教总会乡村工艺部主任，他在定县设计改良汲取井水辘轳取得很大成效;李景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主持了对定县宗教、风俗、政治、教育、工商、人口、灾荒等的调查，辑成两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域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为晏阳初主导的平教总会在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提供了重要依据……
晏阳初认为，中国的问题虽然复杂，但必须先从发生问题的“人”上去求，进行“人的建设”。他总结出底层民众四大病：愚、贫、弱、私，用一整套的计划来应对这四大病，改造底层社会。
一是以文艺教育解决知识贫乏。他们创造了乡村平民学校，晏阳初自编了《平民千字课》，还编写了600余种平民读物，包括鼓词、歌谣、谚语、故事、笑话等60万字的民间文艺资料。他们用五年把定县的文盲率由84%降到了40%。用戏剧表演的形式来搞文艺教育，提升了农民的精神面貌。
二是以生计教育解决贫困。农业专家通过育种改良，让棉花增产56%，小麦增产20%，高粱增产30%。
三是以卫生教育解决体质弱。晏阳初他们在定县创设了三级保健网，村里设保健员，从村民中选出，负责卫生宣传和疫苗接种，配发几种常用药，可以给几种普通疾病开药。乡镇有保健所，设医生护士助理各一人，都是医学院毕业生，负责训练村保健员和日常门诊。县里设保健院，就相当于综合医院。到1934年，全县建成这一体系，农民每年人均负担还不足银元一角，却在控制天花流行、传染病、治疗沙眼和皮肤病方面取得明显成绩。后来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农村三级医疗网，其实就是这个定县模式。
四是以公民教育解决自私狭隘问题。比如组织村民合作干一些公共事务，像修桥补路和植树，合作看管农作物等，旨在建立一些合作意识和奉献意识。定县实验的很多成果都得到了全国推广，还有很多国家前来考察，赢得了国际声誉。定县沦陷后，定县实验被迫结束。
1943年5月24日，晏阳初在这一天与爱因斯坦、杜威、福特等人一道被评为“现代对世界具有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表扬状上写道：杰出的发明者，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又是他伟大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方法，肥沃他们的田土，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
这些荣誉虽是加给晏阳初个人的，但正如晏本人所说，这是给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是对其自1920年以来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开展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工作的嘉许。
据统计，20世纪 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1926年1月，陶行知提出了“师范教育下乡运动”，并绘制出心中蓝图：“募集一百万基金，征集一百万通知，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南陶北晏”与卢作孚被誉为“民国乡建三杰”。从1927年至1949年底，卢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应该是民国时期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持续时间最长、成效特别突出的一个。
各主要乡建团体有的从扫盲出发，有的从推广工商职业教育起始，如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有的身感土匪祸乱的切肤之痛，因此以农民自卫为出发点，如彭禹廷领导的镇平自治;有的则以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为发轫，如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无论以何者为切入点，后来基本上都包含政“政、教、富、卫”四个方面，最终汇合成有相同内涵的乡建运动——以乡村的现代化来带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这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复兴的认知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