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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乐平1910年生于浙江嘉兴海盐，是家里的第三个男孩。按家乡习俗，老大乳名大毛，老二二毛，老三便是三毛。
1935年，脑袋圆圆，头顶摇曳着三根头发的男孩“三毛”诞生，那时张乐平25岁。此后，三毛和创造了他的“三毛爸爸”张乐平一起，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在中国男女老少的心里，都住着一个三毛，一个永远不需要长大的、善良勇敢的三毛。
抗战时期，三毛义无反顾地参军抗战杀鬼子——《三毛的大刀》里，三毛背着大刀报名上前线；《三毛的爸爸》里，三毛的父亲从军杀敌；《游击战争》里，躲在水缸里的三毛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张乐平幼子张慰军这样评价爸爸：站在平民社会的角度看社会，用人人看得懂的图画，刻画那个时代的小人物的善良和伤痛，这就是抗日战争那8年对我父亲的洗礼。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三毛诞生80周年的时候，我们把作者这篇原载1981年6月6日《文汇报》的旧作，连同老人的几幅画作一起奉献给读者。
我今年72岁了。在老年人中，不算老。但在青年人看来，又毕竟老了。近一二年来，自己也感到老之已至，要画画，手就不听使唤，颤颤抖抖，不便下笔。但是我不能放下画笔，我不能放下这个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工具，我不能辜负亿万小朋友的期望。我还要画下去。于是我每天坚持锻炼，练习腕力、指力，以期恢复原有功能，还我一双青春手，永做画坛孺子牛。
我对儿童们有特殊的感情。在我的一生中，有40多年时间是在孩子们中间度过的。从1935年开始画三毛起，就一直接触儿童。解放后，我的小“朋友”更多了。我经常到学校去，到少年宫去，参加少先队的活动，和小学生一起做游戏，还请他们到我家里来作客。每当我同孩子们在一起，看到这些花朵般的笑脸，心里就乐，于是“老三毛”忘乎所以，成了“白发少年”。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两句诗，道出了我的心情。
一般人都有过这种心情：如果淅淅沥沥下了数天春雨，一天早晨起来，忽然发现天气晴朗，阳光灿烂，那是多么愉快。解放以后，我就是这样的心情。
虽然又经受了10年寒雨，但现在雨过天晴，又是一番春色。我觉得八十年代的春天特别好。我爱祖国的今天，爱祖国的花朵。我别无他技，只把为孩子们服务，作为报国的一种手段。
贫穷的童年
我虽然一生画画，但没进过美术学院，连中学也没有读过。我走上艺术道路，是由贫穷驱使的。我出生在浙江海盐县杭州湾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父亲是个穷教师，在离村子不远的一个破庙里教小学。浙江是鱼米之乡，杭州又是人间天堂。可是我幼年的生活，却是离天堂很远，离地狱很近。比起农民来，小学教师的生活要算是好的了。可是光凭父亲这点微薄的工资，我一家六人还是难以糊口。我母亲就帮人家缝缝衣，绣绣花，补贴一点家用。我放学回家，也帮着母亲剪剪纸样，描描图案，我的艺术生命的幼芽就此萌发起来。我爱上了美术。在今天，社会上倒是担心小爸爸、小妈妈们对自己的孩子太娇生惯养。上海的家庭一般都买得起学习用品，可我的童年，父母连供给我画画的纸笔都买不起。初小时候，我的“画纸”是海边的沙滩，我的“画笔”是岸边的芦柴。高小在城里读，海滩没有了，我就只能在黑板上画画。这样居然也有了进步。所以美术老师很喜欢我。1923年，北洋军阀曹锟以5000银元一张选票收买议员，“选”上了大总统，当时人们叫他“贿选总统”。美术老师就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叫《一豕负五千元》，要我画漫画讽刺这位总统。我画了一只猪，背着一只装满钱的大口袋收买选票，这是我的第一幅漫画。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意思。有的青年同志对民主缺乏正确的理解，误认为今天还没有真正的民主。他们如果像我这样年纪，看过军阀是怎样讲“民主”的，蒋介石是怎样讲“民主”的，就会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今天，我国的民主生活是多么可贵。
小学徒三次丢“饭碗”
我在海盐结束了小学的学习生活后，被穷困所迫，15岁上就到了南汇县万祥镇的一家木行当学徒。那时的学徒就是今天的艺徒。可是今天的艺徒又有谁尝到过我当学徒时的辛酸呢？人格的侮辱，累活的重压，逼得我多次想逃出苦海。其实就是不逃，人家也要赶你走。旧社会吃老板的饭，没有什么“铁饭碗”的，要保牢饭碗是何等的不易，何况还是学徒呢。我在学徒期间就一再地打破饭碗，一再地换主顾，这皆是因为画画。做学徒没有零用钱，连吃饭都只能吃职工们的剩饭残羹，有一次吃到一碗豆腐汤，我就高兴极了，至今还记得呢！在这种情况下，哪里有钱买纸呢。我想了个窍门。老板吸水烟要我卷纸媒。我就用墨汁在纸媒上画画，旁边留一条空白卷在外面。可是这样的伪装也被发觉了。有一次因墨汁太多，老板吹不着纸媒，打开一看，见上面有画，我挨了一顿打。从此不敢用墨汁，改用铅笔来画。一个大热天的晚上，我点着油灯关在小屋里学画。为了躲避蚊子咬，找来两只肚大口小的空甏，把双脚藏在甏里。谁知老板提早回来，突然敲门，我心一慌，忘记了两脚还在甏里，就起身去开门，扑通一声，人跌倒了，甏打破了。老板见我又在偷偷学画，还打破他的甏，就飞起一脚，把我踢倒在破甏的碎片上，后脑勺磕破了，至今耳根旁还留着一条伤疤，那是少年时代苦难生活的印记。不用说，从此我的学徒就当不成了。这以后，姐夫把我介绍到上海一家私人学堂学画月份牌。可是我对画月份牌的美女没有兴趣，我要画生活中的人，我要画社会底层的群众，老师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个鸦片烟鬼，我就用漫画讽刺他。有一次他发现我画的不是美女，而是一对瘾君子躺在榻上抽大烟，一气之下把我赶出了画室。这是第二次丢饭碗。第三次是在广告公司做学徒。我住在天通庵路，上班在汉口路，乘不起电车，来回全靠两条腿。老板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我受不了侮辱，含着眼泪离开了广告公司。我这里仅仅举出三次丢饭碗的例子，其实不止这几次，学徒期间，常常是一个月两个月就被老板赶出门，不断停生意，不断换主顾。小小年纪，谋生之难，真是不堪回首。我的这些经历，都画在《三毛流浪记》中。如果没有切身的感受，我是画不出那套连环漫画的。这也是发愤之作吧！ 颠沛流离民族恨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我和上海一些漫画家参加了抗战漫画宣传队，离开上海到内地宣传抗战。几年来颠沛流离，历经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当自己的土地惨遭帝国主义铁蹄蹂躏的时候，那滋味绝不是今天安居乐业的青年们所可想象的。那时漫画宣传队的生活费由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供给。但国民党消极抗日，之后连我们生活费都不管了。当时我已稍有名气，我画的布幅宣传画对激励抗战士气颇有作用。可惜生活无着，穷愁潦倒，有一段时期，只好在江西隆南摆饭摊，卖上海菜饭度日。至今我还保存着当时一幅自画像《携家流徙图》，画中的我，衣衫褴褛，满面胡茬，挈妇将雏，东西奔波。这幅画是辛酸的自嘲，也是我前半生的写照。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满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好日子，谁知美蒋勾结，上海还是鬼的天堂，人的地狱。我亲眼看见美国大兵挟着中国女郎，开着吉普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我亲眼看见街头的收尸车装着倒毙在街头的饿殍摇摇晃晃地开向普善山庄，我亲眼看见头天晚上还在我住的弄堂口吹火取暖的三个流浪儿，第二天一早冻死在雪地里……这一切，都使《三毛流浪记》越画越是画不完。
时人不识余心乐
我的一生经历了清王朝末年、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受过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日本侵略、美帝奴役、“四人帮”祸乱等五次大的劫难。
在抗战漫画宣传队，我也接触过共产党，在长沙大火中，我也见过周总理。这一切，使我有了比较：谁个劣，谁个好，谁是国家的祸害，谁是民族的希望。“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是我早在三十多年以前就有的结论。所以我从那时就心向共产党，盼望得解放。解放后，我这个在苦水里泡大的“三毛”，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尊敬，我对党感激不尽，爱戴不止。特别是当我从“四人帮”的桎梏中挣脱出来，重新拿起画笔为小朋友服务的时候，我对党的感激之情，是语言和画笔都表达不尽的。在十年浩劫之前，我就打过报告，要求入党，未能如愿。十年浩劫并没能把我的心同党分开。1978年“七一”党生日的时候，我又一次写了入党报告，这次终于满足了平生之愿。有的同志也许不大能理解茅盾同志为什么到了八五高龄，口眼将闭之前还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这种对党的深情，我们从旧社会过来又追随着党的老年人，是可以理解的啊！
我把对党的爱，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爱，都倾注在儿童们身上。爱儿童就是爱祖国的未来。我要永远做一条孺子之牛，为儿童们画下去，用我的画教育儿童爱我们的党，爱祖国的今天，爱祖国的未来。用我的画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近几年，我连续画出《三毛学雷锋》《三毛爱科学》，现在又在酝酿新的创作。但是毕竟是个老病之身，有时手不听使唤，脑不听使唤，思路打不开，两手要颤抖。这时我真心急，恨不能再年轻二十年，用自己无言的工作来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春蚕到死丝方尽”，只要一息尚存，就一笔不苟！
1935年，脑袋圆圆，头顶摇曳着三根头发的男孩“三毛”诞生，那时张乐平25岁。此后，三毛和创造了他的“三毛爸爸”张乐平一起，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在中国男女老少的心里，都住着一个三毛，一个永远不需要长大的、善良勇敢的三毛。
抗战时期，三毛义无反顾地参军抗战杀鬼子——《三毛的大刀》里，三毛背着大刀报名上前线；《三毛的爸爸》里，三毛的父亲从军杀敌；《游击战争》里，躲在水缸里的三毛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张乐平幼子张慰军这样评价爸爸：站在平民社会的角度看社会，用人人看得懂的图画，刻画那个时代的小人物的善良和伤痛，这就是抗日战争那8年对我父亲的洗礼。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三毛诞生80周年的时候，我们把作者这篇原载1981年6月6日《文汇报》的旧作，连同老人的几幅画作一起奉献给读者。
我今年72岁了。在老年人中，不算老。但在青年人看来，又毕竟老了。近一二年来，自己也感到老之已至，要画画，手就不听使唤，颤颤抖抖，不便下笔。但是我不能放下画笔，我不能放下这个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工具，我不能辜负亿万小朋友的期望。我还要画下去。于是我每天坚持锻炼，练习腕力、指力，以期恢复原有功能，还我一双青春手，永做画坛孺子牛。
我对儿童们有特殊的感情。在我的一生中，有40多年时间是在孩子们中间度过的。从1935年开始画三毛起，就一直接触儿童。解放后，我的小“朋友”更多了。我经常到学校去，到少年宫去，参加少先队的活动，和小学生一起做游戏，还请他们到我家里来作客。每当我同孩子们在一起，看到这些花朵般的笑脸，心里就乐，于是“老三毛”忘乎所以，成了“白发少年”。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两句诗，道出了我的心情。
一般人都有过这种心情：如果淅淅沥沥下了数天春雨，一天早晨起来，忽然发现天气晴朗，阳光灿烂，那是多么愉快。解放以后，我就是这样的心情。
虽然又经受了10年寒雨，但现在雨过天晴，又是一番春色。我觉得八十年代的春天特别好。我爱祖国的今天，爱祖国的花朵。我别无他技，只把为孩子们服务，作为报国的一种手段。
贫穷的童年
我虽然一生画画，但没进过美术学院，连中学也没有读过。我走上艺术道路，是由贫穷驱使的。我出生在浙江海盐县杭州湾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父亲是个穷教师，在离村子不远的一个破庙里教小学。浙江是鱼米之乡，杭州又是人间天堂。可是我幼年的生活，却是离天堂很远，离地狱很近。比起农民来，小学教师的生活要算是好的了。可是光凭父亲这点微薄的工资，我一家六人还是难以糊口。我母亲就帮人家缝缝衣，绣绣花，补贴一点家用。我放学回家，也帮着母亲剪剪纸样，描描图案，我的艺术生命的幼芽就此萌发起来。我爱上了美术。在今天，社会上倒是担心小爸爸、小妈妈们对自己的孩子太娇生惯养。上海的家庭一般都买得起学习用品，可我的童年，父母连供给我画画的纸笔都买不起。初小时候，我的“画纸”是海边的沙滩，我的“画笔”是岸边的芦柴。高小在城里读，海滩没有了，我就只能在黑板上画画。这样居然也有了进步。所以美术老师很喜欢我。1923年，北洋军阀曹锟以5000银元一张选票收买议员，“选”上了大总统，当时人们叫他“贿选总统”。美术老师就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叫《一豕负五千元》，要我画漫画讽刺这位总统。我画了一只猪，背着一只装满钱的大口袋收买选票，这是我的第一幅漫画。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意思。有的青年同志对民主缺乏正确的理解，误认为今天还没有真正的民主。他们如果像我这样年纪，看过军阀是怎样讲“民主”的，蒋介石是怎样讲“民主”的，就会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今天，我国的民主生活是多么可贵。
小学徒三次丢“饭碗”
我在海盐结束了小学的学习生活后，被穷困所迫，15岁上就到了南汇县万祥镇的一家木行当学徒。那时的学徒就是今天的艺徒。可是今天的艺徒又有谁尝到过我当学徒时的辛酸呢？人格的侮辱，累活的重压，逼得我多次想逃出苦海。其实就是不逃，人家也要赶你走。旧社会吃老板的饭，没有什么“铁饭碗”的，要保牢饭碗是何等的不易，何况还是学徒呢。我在学徒期间就一再地打破饭碗，一再地换主顾，这皆是因为画画。做学徒没有零用钱，连吃饭都只能吃职工们的剩饭残羹，有一次吃到一碗豆腐汤，我就高兴极了，至今还记得呢！在这种情况下，哪里有钱买纸呢。我想了个窍门。老板吸水烟要我卷纸媒。我就用墨汁在纸媒上画画，旁边留一条空白卷在外面。可是这样的伪装也被发觉了。有一次因墨汁太多，老板吹不着纸媒，打开一看，见上面有画，我挨了一顿打。从此不敢用墨汁，改用铅笔来画。一个大热天的晚上，我点着油灯关在小屋里学画。为了躲避蚊子咬，找来两只肚大口小的空甏，把双脚藏在甏里。谁知老板提早回来，突然敲门，我心一慌，忘记了两脚还在甏里，就起身去开门，扑通一声，人跌倒了，甏打破了。老板见我又在偷偷学画，还打破他的甏，就飞起一脚，把我踢倒在破甏的碎片上，后脑勺磕破了，至今耳根旁还留着一条伤疤，那是少年时代苦难生活的印记。不用说，从此我的学徒就当不成了。这以后，姐夫把我介绍到上海一家私人学堂学画月份牌。可是我对画月份牌的美女没有兴趣，我要画生活中的人，我要画社会底层的群众，老师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个鸦片烟鬼，我就用漫画讽刺他。有一次他发现我画的不是美女，而是一对瘾君子躺在榻上抽大烟，一气之下把我赶出了画室。这是第二次丢饭碗。第三次是在广告公司做学徒。我住在天通庵路，上班在汉口路，乘不起电车，来回全靠两条腿。老板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我受不了侮辱，含着眼泪离开了广告公司。我这里仅仅举出三次丢饭碗的例子，其实不止这几次，学徒期间，常常是一个月两个月就被老板赶出门，不断停生意，不断换主顾。小小年纪，谋生之难，真是不堪回首。我的这些经历，都画在《三毛流浪记》中。如果没有切身的感受，我是画不出那套连环漫画的。这也是发愤之作吧！ 颠沛流离民族恨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我和上海一些漫画家参加了抗战漫画宣传队，离开上海到内地宣传抗战。几年来颠沛流离，历经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当自己的土地惨遭帝国主义铁蹄蹂躏的时候，那滋味绝不是今天安居乐业的青年们所可想象的。那时漫画宣传队的生活费由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供给。但国民党消极抗日，之后连我们生活费都不管了。当时我已稍有名气，我画的布幅宣传画对激励抗战士气颇有作用。可惜生活无着，穷愁潦倒，有一段时期，只好在江西隆南摆饭摊，卖上海菜饭度日。至今我还保存着当时一幅自画像《携家流徙图》，画中的我，衣衫褴褛，满面胡茬，挈妇将雏，东西奔波。这幅画是辛酸的自嘲，也是我前半生的写照。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满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好日子，谁知美蒋勾结，上海还是鬼的天堂，人的地狱。我亲眼看见美国大兵挟着中国女郎，开着吉普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我亲眼看见街头的收尸车装着倒毙在街头的饿殍摇摇晃晃地开向普善山庄，我亲眼看见头天晚上还在我住的弄堂口吹火取暖的三个流浪儿，第二天一早冻死在雪地里……这一切，都使《三毛流浪记》越画越是画不完。
时人不识余心乐
我的一生经历了清王朝末年、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受过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日本侵略、美帝奴役、“四人帮”祸乱等五次大的劫难。
在抗战漫画宣传队，我也接触过共产党，在长沙大火中，我也见过周总理。这一切，使我有了比较：谁个劣，谁个好，谁是国家的祸害，谁是民族的希望。“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是我早在三十多年以前就有的结论。所以我从那时就心向共产党，盼望得解放。解放后，我这个在苦水里泡大的“三毛”，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尊敬，我对党感激不尽，爱戴不止。特别是当我从“四人帮”的桎梏中挣脱出来，重新拿起画笔为小朋友服务的时候，我对党的感激之情，是语言和画笔都表达不尽的。在十年浩劫之前，我就打过报告，要求入党，未能如愿。十年浩劫并没能把我的心同党分开。1978年“七一”党生日的时候，我又一次写了入党报告，这次终于满足了平生之愿。有的同志也许不大能理解茅盾同志为什么到了八五高龄，口眼将闭之前还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这种对党的深情，我们从旧社会过来又追随着党的老年人，是可以理解的啊！
我把对党的爱，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爱，都倾注在儿童们身上。爱儿童就是爱祖国的未来。我要永远做一条孺子之牛，为儿童们画下去，用我的画教育儿童爱我们的党，爱祖国的今天，爱祖国的未来。用我的画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近几年，我连续画出《三毛学雷锋》《三毛爱科学》，现在又在酝酿新的创作。但是毕竟是个老病之身，有时手不听使唤，脑不听使唤，思路打不开，两手要颤抖。这时我真心急，恨不能再年轻二十年，用自己无言的工作来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春蚕到死丝方尽”，只要一息尚存，就一笔不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