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7年1月，号称总投资16亿元的上海大学科技园区“四通纳米港”落成完工，成为四通向新产业进军的又一标志。我们不得不问，“四通纳米港”是否又会成为三井物产带领日本财团进军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新跳板?
新浪网的前身可以追溯至1996年4月29日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第一个正式中文站点的建设启动。这个四通利方公司是1993年王志东在四通集团段永基的资助下创立的，当时作为投资人的段永基（现任新浪联席董事长）持股70%，王志东（新浪网第一任CEO）和他的团队持股30%。
然而，对于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来说，2005年1月19日是一个颇为值得玩味的日子。这一天，中关村标志之一的四通商标将被作价拍卖，以抵偿四通集团拖欠光大银行四年之久的上千万借款和利息。曾经辉煌一时，位列“四方联”（四通、方正、联想）之首的中关村元老——四通，居然走到了这样的境地，不禁让人感叹。好在四通集团和光大银行之间最终达成了和解，暂时走出了窘境。
作为中国最早的高科技企业之一，四通以开拓者的身份走过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它与日本三井物产公司（综合商社）的不解之缘尤为值得一提。四通的兴盛与失落，似乎都与三井物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四通与三井物产的合资企业，无一例外地都最终落入了日本财团企业之手，其中的原因令人深思。
充当日本财团企业的跳板
上世纪80年代，三井物产以贸易商的身份与中国的厂商建立高科技产品（电子打字机）的贸易关系。面对进口高科技产品带来的高额利润，中国的厂商毫无疑问想赚取更多的利润，而实现这一点只能靠扩大销售量、降低成本或提升商品的附加值这三个途径实现。作为中国高科技企业中的佼佼者，四通选择了与三井物产的合作，积极改进产品性能，提升其附加值的做法。这时，三井物产积极地为四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994年8月，四通与三井物产、日本LOTTE和韩国LOTTE制果合资2000万美元建立乐天四通，从事糕点、糖果、儿童食品及饮料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中国市场上如今很常见的“派”类（蛋黄派、巧克力派等）、小熊饼等食品，最早就是由乐天四通开始生产的。而早在2003年6月的时候，乐天（四通）食品有限公司就已经低调更名为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日本乐天（LOTTE）首次以独资身份在中国亮相。
似乎所有四通与三井物产合资的企业都难逃落入日本财团的命运。三菱四通（三井物产有10%股份）成立之后，迅速跻身于国内芯片制造业的顶尖企业之列，1999年时其8英寸芯片的月产能就达到了20000片，在同类产品的制造企业中位居前茅。作为国内当时最强的芯片封装企业，三菱四通还入选了“北京市科技兴贸重点企业目录”，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会。
然而，在2005年10月的时候，瑞萨四通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三菱四通更名后的称谓）中四通拥有的股份被日本瑞萨公司全额购入。瑞萨公司实际上是三菱电机（属三菱财团）与日立（属富士财团）专门从事半导体产品生产的合资企业。从此，中国半导体制造业中再也没有了四通的身影。
四通圆满完成了作为日本企业登陆中国的跳板的任务。由此可见，实际上从一开始四通就是一个壳，日本企业正是通过四通才顺利地进入了中国。概括地讲，日本财团跳板战略的基本步骤就是:积极扶持——逐步控制——彻底抛弃。在开始的时候，虽然日本企业牺牲了相当大的利润，但这样做正是为了日后获取更多的利润打基础。
对于四通来说，在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前提下，尽管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但结局只能是为他人作嫁衣。在合资的过程中，四通的研发力量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培养和锻炼，而经营管理团队的素质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最终彻底丧失了独立自主发展的契机，沦为一个干瘪的躯壳。
人脉与渠道的特殊价值
众所周知，经营企业离不开人脉的建立和维护。而对于三井物产来说，选择四通时最为看重的就是它的人脉。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序幕才刚刚拉开，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仍然受到很多政策体制和观念的制约。在这样的情况下，四通能够开创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先河，除了创业者的个人素质之外，很关键的就是他们具有的独特身份和与政府等各方面的密切联系。
根据统计，在四通鼎盛的时候，在全国各地共建立了32家分公司、100多家培训中心、900多家维修服务中心和1280家销售代理商。这样庞大的网络在同时期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中，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就算是到了现在，有相当多四通旗下的企业仍然具有贸易职能。而这些公司销售的产品，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外国的进口产品，来自日本的产品更是占据了绝对的多数。更有甚者，有些公司还经营对日本输出技术人员和劳务人员的业务。注重营销的日本企业，尤其是三井物产这样以贸易为主业的综合商社，更是不可能低估四通网络的战略价值。
如果仔细观察，四通俨然就是三井物产培育起的一个“小综合商社”，只不过她缺少中国本土大资本的支持，不得不依赖于日本财团谋求发展。一旦他的渠道和人脉被日本财团企业所熟悉和掌握后，四通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无论四通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会被日本财团边缘化，最后结局也就只能是将手中的股权廉价转让给日本财团企业，换得一些现金去投身新的资本运作。
2007年1月，号称总投资16亿元的上海大学科技园区“ 四通纳米港”落成完工，成为四通向新产业进军的又一标志。项目的主导者四通集团元老沈国钧表示，对于上海纳米港的前景充满了信心。此时，我们却看到三井物产公司作为世界纳米技术大规模产业化的领头羊正在日本积极扮演产业开拓者和组织者的角色。我们不得不问，“四通纳米港”是否又会成为三井物产带领日本财团进军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新跳板？
日本财团告诉了我们什么？
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充满了坎坷:经历过死于安乐的产业保护时期，也经历过被动挨打的狼狈;经历过互联网泡沫破灭带来的打击，也经历过收购IBMPC的兴奋。随着世界高科技产业一次次的变革和动荡，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总是在调整着自己，不断适应世界潮流的变化。四通为中国高科技企业提供了一个有益的例子。如何避免成为外资企业拓展市场、升级产业结构的跳板，是中国企业应该首先注意的。如果还陶醉在“市场换技术”、“双赢”之类的迷梦中的话，中国企业将永无出头之日。
在中国，绝大多数如“四通”类的企业都在过去十年中不断挣扎，许多制造企业进入内容产业，四通公司的创始人结果也都成了“新浪网”的董事。以内容为主的互联网产业最初可能是对主业有益的辅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兴的事业就会逐渐占据管理层和董事会的兴奋点，当然它们也是令股市产生亢奋的题材，使人们误将“互联网产业”等同于“高科技产业”。
中国大型上市公司的经理们，在MBA、投资银行和管理咨询公司的协助下，常常很容易信服地进入“资本运作”这一更高层次的管理阶段，从而放弃“工程师”文化。而在日本和德国等国家，大型电子电气公司的社会地位仍然坚如磐石，本国政府和财团对它们仍相当支持，令其“工程师”文化得以保留。
显然，尽管从网络游戏到炒作地产都能聚集相当多的财富，但是，要累积起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为和谐社会打下基础，这些投机性相当强的行业无法胜任。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进一步电气化的时代，电子设备生产商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这也是诞生有世界竞争力的民族工业集团的摇篮。
这些基础行业的产出虽然不会戏剧性地暴涨，但却会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而有稳定的增长。所以就中国而言，“原四通”类的工业集团应该是政府所鼓励的对象。在它们的发展道路上，如果有中国自己的财团和商社来扶持和服务，就可以避免 “新四通”高级经理们热衷于“资本运作”，而就可以专心埋头生产可靠的技术设备了。
从四通身上，人们不仅能够吸取教训，也可以学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正如《三井帝国启示录》一书所揭示的:日本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以相互持股方式形成利益共同体，在海外扩张方面有着成熟的运作模式，在许多国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本文即是对此的一个印证，三井财团的核心组织——三井物产在其中起到的指挥和协调作用清晰可见。
面对强大的日本财团，单兵作战的中国技术型企业很容易在资金、渠道和管理等方面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此时，如果能够得到来自中国自己的财团（如果中国有这样的财团）在这三个方面的支持，他们就能够渡过难关，继续发展下去。但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是不够的，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让中国企业团结起来，建立类似日本和韩国财团的组织机制，从而有效地抵御外资冲击，同时向海外扩展。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企业很早就认识到团结起来对抗强大的欧美竞争对手的重要性，并且在上百年的时间里不断完善和改进自己的财团机制，才得以在如今的世界经济领域占据显赫的地位。而韩国也是在认真学习日本财团机制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著名的三星、LG、现代等韩国企业都是这方面出色的学习者。如何向日本学习，尤其是向三井物产之类的企业学习，应该是中国企业家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新浪网的前身可以追溯至1996年4月29日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第一个正式中文站点的建设启动。这个四通利方公司是1993年王志东在四通集团段永基的资助下创立的，当时作为投资人的段永基（现任新浪联席董事长）持股70%，王志东（新浪网第一任CEO）和他的团队持股30%。
然而，对于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来说，2005年1月19日是一个颇为值得玩味的日子。这一天，中关村标志之一的四通商标将被作价拍卖，以抵偿四通集团拖欠光大银行四年之久的上千万借款和利息。曾经辉煌一时，位列“四方联”（四通、方正、联想）之首的中关村元老——四通，居然走到了这样的境地，不禁让人感叹。好在四通集团和光大银行之间最终达成了和解，暂时走出了窘境。
作为中国最早的高科技企业之一，四通以开拓者的身份走过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它与日本三井物产公司（综合商社）的不解之缘尤为值得一提。四通的兴盛与失落，似乎都与三井物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四通与三井物产的合资企业，无一例外地都最终落入了日本财团企业之手，其中的原因令人深思。
充当日本财团企业的跳板
上世纪80年代，三井物产以贸易商的身份与中国的厂商建立高科技产品（电子打字机）的贸易关系。面对进口高科技产品带来的高额利润，中国的厂商毫无疑问想赚取更多的利润，而实现这一点只能靠扩大销售量、降低成本或提升商品的附加值这三个途径实现。作为中国高科技企业中的佼佼者，四通选择了与三井物产的合作，积极改进产品性能，提升其附加值的做法。这时，三井物产积极地为四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994年8月，四通与三井物产、日本LOTTE和韩国LOTTE制果合资2000万美元建立乐天四通，从事糕点、糖果、儿童食品及饮料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中国市场上如今很常见的“派”类（蛋黄派、巧克力派等）、小熊饼等食品，最早就是由乐天四通开始生产的。而早在2003年6月的时候，乐天（四通）食品有限公司就已经低调更名为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日本乐天（LOTTE）首次以独资身份在中国亮相。
似乎所有四通与三井物产合资的企业都难逃落入日本财团的命运。三菱四通（三井物产有10%股份）成立之后，迅速跻身于国内芯片制造业的顶尖企业之列，1999年时其8英寸芯片的月产能就达到了20000片，在同类产品的制造企业中位居前茅。作为国内当时最强的芯片封装企业，三菱四通还入选了“北京市科技兴贸重点企业目录”，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会。
然而，在2005年10月的时候，瑞萨四通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三菱四通更名后的称谓）中四通拥有的股份被日本瑞萨公司全额购入。瑞萨公司实际上是三菱电机（属三菱财团）与日立（属富士财团）专门从事半导体产品生产的合资企业。从此，中国半导体制造业中再也没有了四通的身影。
四通圆满完成了作为日本企业登陆中国的跳板的任务。由此可见，实际上从一开始四通就是一个壳，日本企业正是通过四通才顺利地进入了中国。概括地讲，日本财团跳板战略的基本步骤就是:积极扶持——逐步控制——彻底抛弃。在开始的时候，虽然日本企业牺牲了相当大的利润，但这样做正是为了日后获取更多的利润打基础。
对于四通来说，在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前提下，尽管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但结局只能是为他人作嫁衣。在合资的过程中，四通的研发力量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培养和锻炼，而经营管理团队的素质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最终彻底丧失了独立自主发展的契机，沦为一个干瘪的躯壳。
人脉与渠道的特殊价值
众所周知，经营企业离不开人脉的建立和维护。而对于三井物产来说，选择四通时最为看重的就是它的人脉。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序幕才刚刚拉开，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仍然受到很多政策体制和观念的制约。在这样的情况下，四通能够开创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先河，除了创业者的个人素质之外，很关键的就是他们具有的独特身份和与政府等各方面的密切联系。
根据统计，在四通鼎盛的时候，在全国各地共建立了32家分公司、100多家培训中心、900多家维修服务中心和1280家销售代理商。这样庞大的网络在同时期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中，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就算是到了现在，有相当多四通旗下的企业仍然具有贸易职能。而这些公司销售的产品，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外国的进口产品，来自日本的产品更是占据了绝对的多数。更有甚者，有些公司还经营对日本输出技术人员和劳务人员的业务。注重营销的日本企业，尤其是三井物产这样以贸易为主业的综合商社，更是不可能低估四通网络的战略价值。
如果仔细观察，四通俨然就是三井物产培育起的一个“小综合商社”，只不过她缺少中国本土大资本的支持，不得不依赖于日本财团谋求发展。一旦他的渠道和人脉被日本财团企业所熟悉和掌握后，四通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无论四通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会被日本财团边缘化，最后结局也就只能是将手中的股权廉价转让给日本财团企业，换得一些现金去投身新的资本运作。
2007年1月，号称总投资16亿元的上海大学科技园区“ 四通纳米港”落成完工，成为四通向新产业进军的又一标志。项目的主导者四通集团元老沈国钧表示，对于上海纳米港的前景充满了信心。此时，我们却看到三井物产公司作为世界纳米技术大规模产业化的领头羊正在日本积极扮演产业开拓者和组织者的角色。我们不得不问，“四通纳米港”是否又会成为三井物产带领日本财团进军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新跳板？
日本财团告诉了我们什么？
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充满了坎坷:经历过死于安乐的产业保护时期，也经历过被动挨打的狼狈;经历过互联网泡沫破灭带来的打击，也经历过收购IBMPC的兴奋。随着世界高科技产业一次次的变革和动荡，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总是在调整着自己，不断适应世界潮流的变化。四通为中国高科技企业提供了一个有益的例子。如何避免成为外资企业拓展市场、升级产业结构的跳板，是中国企业应该首先注意的。如果还陶醉在“市场换技术”、“双赢”之类的迷梦中的话，中国企业将永无出头之日。
在中国，绝大多数如“四通”类的企业都在过去十年中不断挣扎，许多制造企业进入内容产业，四通公司的创始人结果也都成了“新浪网”的董事。以内容为主的互联网产业最初可能是对主业有益的辅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兴的事业就会逐渐占据管理层和董事会的兴奋点，当然它们也是令股市产生亢奋的题材，使人们误将“互联网产业”等同于“高科技产业”。
中国大型上市公司的经理们，在MBA、投资银行和管理咨询公司的协助下，常常很容易信服地进入“资本运作”这一更高层次的管理阶段，从而放弃“工程师”文化。而在日本和德国等国家，大型电子电气公司的社会地位仍然坚如磐石，本国政府和财团对它们仍相当支持，令其“工程师”文化得以保留。
显然，尽管从网络游戏到炒作地产都能聚集相当多的财富，但是，要累积起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为和谐社会打下基础，这些投机性相当强的行业无法胜任。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进一步电气化的时代，电子设备生产商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这也是诞生有世界竞争力的民族工业集团的摇篮。
这些基础行业的产出虽然不会戏剧性地暴涨，但却会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而有稳定的增长。所以就中国而言，“原四通”类的工业集团应该是政府所鼓励的对象。在它们的发展道路上，如果有中国自己的财团和商社来扶持和服务，就可以避免 “新四通”高级经理们热衷于“资本运作”，而就可以专心埋头生产可靠的技术设备了。
从四通身上，人们不仅能够吸取教训，也可以学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正如《三井帝国启示录》一书所揭示的:日本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以相互持股方式形成利益共同体，在海外扩张方面有着成熟的运作模式，在许多国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本文即是对此的一个印证，三井财团的核心组织——三井物产在其中起到的指挥和协调作用清晰可见。
面对强大的日本财团，单兵作战的中国技术型企业很容易在资金、渠道和管理等方面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此时，如果能够得到来自中国自己的财团（如果中国有这样的财团）在这三个方面的支持，他们就能够渡过难关，继续发展下去。但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是不够的，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让中国企业团结起来，建立类似日本和韩国财团的组织机制，从而有效地抵御外资冲击，同时向海外扩展。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企业很早就认识到团结起来对抗强大的欧美竞争对手的重要性，并且在上百年的时间里不断完善和改进自己的财团机制，才得以在如今的世界经济领域占据显赫的地位。而韩国也是在认真学习日本财团机制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著名的三星、LG、现代等韩国企业都是这方面出色的学习者。如何向日本学习，尤其是向三井物产之类的企业学习，应该是中国企业家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