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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使你又一次过上了群居生活。
红包党、点赞党、晒幸福党、国外度假党、鸡汤党、谣言党、养生党、营销党、健身党、隐身党……你总要加入某个“党”。
从刎颈之交到点赞之交，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假装在国外。中国式社交到了今天，朋友圈從饭局转移到了微信。
微信只是工具意义的革新，基于熟人社会的朋友圈，一方面无法摆脱中国式社交关系的弊病和圈子文化的壁垒，另一方面，比现实交往更随意和不负责任的网络生态，使得种种乱象在这个微缩平台上放大，演化为焦虑、混乱的精神病场。
“熟人社会”延伸的线上朋友圈，
无法改变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
有病的当然不只是微信朋友圈。溯本追源，病根在于圈子背后的中国式社交关系。微信是把线下关系向线上移植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所以，中国圈子文化的弊病林林总总都在朋友圈浮现。
关于中国式关系，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有精准的论述：“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形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认为，在中国圈子文化中，亲疏远近以及经济水平、社会地位、知识水准，都可以导致“差序格局”。
基于“熟人社会”的朋友圈，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线下圈子那根深蒂固的壁垒和等级。长辈、领导、同学、同事的角色，依然制约着个体在朋友圈的言行。于是，发表状态就变得不是真正自由了，提供沟通便利的朋友圈有时反带来误解。2014年4月，北京海淀区法院审理了一则朋友圈引发的离职纠纷。李女士因为家事困扰，写了一段“扪心自问，自认坚强，不知还能坚持多久，泪流满面，无愧良心和天地，此时窗外雷声不断，老天为我在流泪，人在做，天在看”的文字发在朋友圈，老板看到后愤而评论：“如果一份工作让人如此悲伤，不做也罢”，“你把我置于何地，周扒皮？刽子手？这是公众平台，请所有员工自律！”虽然李女士立即解释了双方语境不对等，但还是被动离职。
这并非个案。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硕士新生郝相赫在朋友圈点名称两位学界专家为“庸才”，这令他的导师孙家洲极为震怒，怒斥“狂徒”，出于“学界的规矩与尊严”，公开宣布断绝师徒关系。“言多必失”的中国式关系学，在看似“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朋友圈，依然灵验。
朋友圈甚至比线下圈子更庞杂。出于社交工具的特性，微信“好友关系”的建立更为随意，碍于各种考虑，我们不得不把原本敬而远之的领导、远房亲戚、一面之缘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八百年不联系的同学，乃至钟点工阿姨、送外卖大叔，通通放进朋友圈。
朋友圈里只有你过得不好？
那可能是因为别人都在演戏
有一种剧毒叫“朋友圈里，每个人都过得比我好”。
你失恋，他晒花；你加班，他度假；你蜗居家中蓬头垢面，他游走派对衣饰光鲜；你存够钱来海南挨宰，他一骑绝尘去了马尔代夫。没完没了的对比，衬得你外貌平平、感情乏味、思想肤浅、内心阴暗，人生的辛酸仿佛全集中在刷朋友圈的一刻。
冷门喜剧《波特兰迪亚》有一个片段，男主角带着新欢去意大利度假，虽然在酒店睡过了整个无聊的周末，但他们还是发布了许多秀恩爱的照片，收到来自朋友的恭喜。于是片中有了这个对话——“网上的所有人，他们过得并没有你觉得的那么爽”，“我想，人们只不过是把悲伤都裁剪掉了”。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生活的年代还没有Twitter、Facebook以及微博、微信，但他却先知般地洞见了一切社交网络中的人格，提出了著名的“拟剧理论”。
戈夫曼认为，日常生活就像剧场，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演员，只要站到前台，就会戴上假面具，有意识地通过各种符号美化自己，进行合乎他人期待的表演。
“拟剧理论”从1959年提出就招致批评，因为它戳伤了无数玻璃心。不过，隔了半个世纪后再看，戈夫曼简直为网络社交的种种病态提供了绝佳的解释。
中国人爱面子的程度恐怕举世皆知。戈夫曼对人际交往四类表演模式的剖析，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到处可以找到案例：理想化表演，譬如晒花、晒书、晒美食，晒经过包装的生活方式，塑造想成为的自己，在点赞和评论中获得满足；误解性表演，譬如富人哭穷、穷人摆阔、大智若愚、假装高冷；神秘化表演，譬如发文留悬念，发图马赛克，欲拒还迎，犹抱琵琶半遮面；补救性表演，譬如自称各种狗、“人丑就该多读书”，看似自我矮化，实则求表扬。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技不如人，难免失意。
不必对技术因噎废食，
但永远不要放弃对被圈养和绑架的警惕
所有社交媒体的初衷都是为促进沟通、消减孤独。“它是个快乐的地方，一个可以找乐子、提供消遣，一个和朋友聊天，让你感到愉快，受人认同的地方。”瑞士伯尔尼大学研究信息系统的汉娜·克拉斯诺娃说。
Facebook起初让人们从交流中获得积极、快乐体验，但后来却出现了被称为“脸书抑郁”的社交综合症。
密歇根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伊桑·克劳斯在2013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人们汇报自己在某一时段上Facebook越多，这一时段他们的情绪就恶化得越多。
交友过热，反而孤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越刷朋友圈真正的朋友反而越少。
廉价的点赞、虚伪的感动、没脸没皮的哗众取宠、不经思考的愤怒，异化的朋友圈带跑了生活，表演性质的“前台”无限扩大，属于自己的“后台”时间越来越少，人们仿佛成了被圈养其中、被牵着走的动物。
我们都是朋友圈的病人，但，有些病也不是关闭朋友圈就能痊愈的。
在中国式社交关系格局里，无论什么圈，都不要忘记对被绑架、被圈养、被同化、被规训的警惕。
（摘自《新周刊》2016年第6期）
红包党、点赞党、晒幸福党、国外度假党、鸡汤党、谣言党、养生党、营销党、健身党、隐身党……你总要加入某个“党”。
从刎颈之交到点赞之交，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假装在国外。中国式社交到了今天，朋友圈從饭局转移到了微信。
微信只是工具意义的革新，基于熟人社会的朋友圈，一方面无法摆脱中国式社交关系的弊病和圈子文化的壁垒，另一方面，比现实交往更随意和不负责任的网络生态，使得种种乱象在这个微缩平台上放大，演化为焦虑、混乱的精神病场。
“熟人社会”延伸的线上朋友圈，
无法改变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
有病的当然不只是微信朋友圈。溯本追源，病根在于圈子背后的中国式社交关系。微信是把线下关系向线上移植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所以，中国圈子文化的弊病林林总总都在朋友圈浮现。
关于中国式关系，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有精准的论述：“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形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认为，在中国圈子文化中，亲疏远近以及经济水平、社会地位、知识水准，都可以导致“差序格局”。
基于“熟人社会”的朋友圈，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线下圈子那根深蒂固的壁垒和等级。长辈、领导、同学、同事的角色，依然制约着个体在朋友圈的言行。于是，发表状态就变得不是真正自由了，提供沟通便利的朋友圈有时反带来误解。2014年4月，北京海淀区法院审理了一则朋友圈引发的离职纠纷。李女士因为家事困扰，写了一段“扪心自问，自认坚强，不知还能坚持多久，泪流满面，无愧良心和天地，此时窗外雷声不断，老天为我在流泪，人在做，天在看”的文字发在朋友圈，老板看到后愤而评论：“如果一份工作让人如此悲伤，不做也罢”，“你把我置于何地，周扒皮？刽子手？这是公众平台，请所有员工自律！”虽然李女士立即解释了双方语境不对等，但还是被动离职。
这并非个案。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硕士新生郝相赫在朋友圈点名称两位学界专家为“庸才”，这令他的导师孙家洲极为震怒，怒斥“狂徒”，出于“学界的规矩与尊严”，公开宣布断绝师徒关系。“言多必失”的中国式关系学，在看似“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朋友圈，依然灵验。
朋友圈甚至比线下圈子更庞杂。出于社交工具的特性，微信“好友关系”的建立更为随意，碍于各种考虑，我们不得不把原本敬而远之的领导、远房亲戚、一面之缘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八百年不联系的同学，乃至钟点工阿姨、送外卖大叔，通通放进朋友圈。
朋友圈里只有你过得不好？
那可能是因为别人都在演戏
有一种剧毒叫“朋友圈里，每个人都过得比我好”。
你失恋，他晒花；你加班，他度假；你蜗居家中蓬头垢面，他游走派对衣饰光鲜；你存够钱来海南挨宰，他一骑绝尘去了马尔代夫。没完没了的对比，衬得你外貌平平、感情乏味、思想肤浅、内心阴暗，人生的辛酸仿佛全集中在刷朋友圈的一刻。
冷门喜剧《波特兰迪亚》有一个片段，男主角带着新欢去意大利度假，虽然在酒店睡过了整个无聊的周末，但他们还是发布了许多秀恩爱的照片，收到来自朋友的恭喜。于是片中有了这个对话——“网上的所有人，他们过得并没有你觉得的那么爽”，“我想，人们只不过是把悲伤都裁剪掉了”。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生活的年代还没有Twitter、Facebook以及微博、微信，但他却先知般地洞见了一切社交网络中的人格，提出了著名的“拟剧理论”。
戈夫曼认为，日常生活就像剧场，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演员，只要站到前台，就会戴上假面具，有意识地通过各种符号美化自己，进行合乎他人期待的表演。
“拟剧理论”从1959年提出就招致批评，因为它戳伤了无数玻璃心。不过，隔了半个世纪后再看，戈夫曼简直为网络社交的种种病态提供了绝佳的解释。
中国人爱面子的程度恐怕举世皆知。戈夫曼对人际交往四类表演模式的剖析，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到处可以找到案例：理想化表演，譬如晒花、晒书、晒美食，晒经过包装的生活方式，塑造想成为的自己，在点赞和评论中获得满足；误解性表演，譬如富人哭穷、穷人摆阔、大智若愚、假装高冷；神秘化表演，譬如发文留悬念，发图马赛克，欲拒还迎，犹抱琵琶半遮面；补救性表演，譬如自称各种狗、“人丑就该多读书”，看似自我矮化，实则求表扬。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技不如人，难免失意。
不必对技术因噎废食，
但永远不要放弃对被圈养和绑架的警惕
所有社交媒体的初衷都是为促进沟通、消减孤独。“它是个快乐的地方，一个可以找乐子、提供消遣，一个和朋友聊天，让你感到愉快，受人认同的地方。”瑞士伯尔尼大学研究信息系统的汉娜·克拉斯诺娃说。
Facebook起初让人们从交流中获得积极、快乐体验，但后来却出现了被称为“脸书抑郁”的社交综合症。
密歇根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伊桑·克劳斯在2013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人们汇报自己在某一时段上Facebook越多，这一时段他们的情绪就恶化得越多。
交友过热，反而孤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越刷朋友圈真正的朋友反而越少。
廉价的点赞、虚伪的感动、没脸没皮的哗众取宠、不经思考的愤怒，异化的朋友圈带跑了生活，表演性质的“前台”无限扩大，属于自己的“后台”时间越来越少，人们仿佛成了被圈养其中、被牵着走的动物。
我们都是朋友圈的病人，但，有些病也不是关闭朋友圈就能痊愈的。
在中国式社交关系格局里，无论什么圈，都不要忘记对被绑架、被圈养、被同化、被规训的警惕。
（摘自《新周刊》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