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碍如何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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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大环境下,节能环保行业以长期稳定的现金回报成为资本追逐的投资对象。与其他新兴行业不同,节能环保产业有特殊的属性,伴随资金涌入的还有技术、运营、管理、商业模式的创新和集成,在行业跨越式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多问题。一方面,“十三五”已经开局,环保产业是否实现了从战略新兴产业到支柱产业的华丽转身?还有哪些痛点在影响产业发展?环保企业能否从“等、靠、要”政策,主动转型承担更多责任,更好地为改善环境质量做贡献?
  融资打破常规
  政策利好之下,环保产业的市场前景被看好。但是环保领域的投资收益并不高,获取收益的周期较长,并不受社会资本青睐。曾经银行贷款是我国环保产业主要的资金来源,但这种融资方式存在很多弊端,当前环保产业有哪些创新的融资方式?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管理与政策教研所所长常杪对《经济》记者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政府,但是政府资金主要用于市政基础建设,比如污水处理,垃圾焚烧填埋,大江大河湖泊的治理,“但像工业污染治理,由于责任主要在企业,所以工业废水,脱硫脱硝的火电、非电行业,主要资金还是企业投资,政府可能会通过价格和低息贷款做些补贴”。
  但按照目前全社会环境保护投资口径来看,“数万亿资金的需求和实际的投入,政府投入的数量相对来说并不是太多。环境保护需求在不断地增加,完全依靠财政的投入,或者是政府的投入难以为继”。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公共财政与投资咨询部副主任逯元堂对《经济》记者表示。
  推动节能环保发展,仅依靠政府拨款是远远不够的,解决资金问题应该借助社会的力量。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侯宇轩对《经济》记者表示,“政府应当鼓励社会资金进入节能环保行业,可采用政府和社会合作的PPP等模式,拓宽社会资金参与的广度。与此同时,也要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可以设立节能环保产业投资基金,提高资本活跃度”。PPP模式的推广被企业寄予厚望。
  近几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力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及PPP模式,尤其在大气、污水及垃圾污染治理设施的投融资、工程建设,以及运营维护过程中,应用了BOT、TOT等多种PPP模式,赵笠钧向记者介绍,“2015年各地陆续公布和推介的PPP项目超过4000个,总投资达到5万亿元”,带动了各地环境治理设施的快速建设及社会资本的广泛介入。各地招标项目结构日益复杂,根据项目边界条件及融资情况设计了多样化的模式。
  这确实为环保企业寻找资金难题找到了突破口,因为环境基础设施项目存在初始投资大和建设周期长的特点,前期融资需求迫切。赵笠钧还表示,尽管国家各部门制定的绿色金融政策较多,但缺乏可操作性。除了国企及上市环保公司外,多数环保企业相对其他传统行业规模小,抵押担保能力不足,大多股份制银行还以收取财务顾问费、手续费等形式上浮利率,较难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低成本贷款,申请信贷审批流程较长且条件严苛,难以满足长期及流动资金的贷款需求。
  当前企业融资成本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各种融资方式和渠道都会有不同的障碍存在。张安华也表示,从政策层考虑,解决资金问题也可以发行企业债券,建立P2B理财平台等合规的互联网融资模式,或以“资产信用”为基础,进行融资租赁,以及设立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基金、开展国际合作,合理引进国外资金等。节能环保产业有巨大的成长空间,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上市”都是节能环保公司更为关心的融资方式,部分节能环保公司纷纷启动上市流程,但是基于其特殊的经营模式,在上市过程中需要面对更多问题仍需谨慎。
  垄断壁垒亟需破除
  节能环保企业需要政府颁发专门的营业执照,并审核相关资质和经营年限,形成了初始的行业准入壁垒。环保行业对于行业经验及实际问题处理能力要求极高。同时,环保行业还有比较明显的区域特点,具有相对的区域垄断性,某一家企业在该区域深耕细作,会获得当地政府及企业的信任,获得越来越多的订单,形成良性循环。上述因素的叠加,使得环保行业的准入门槛高、技术要求高。
  赵笠钧表示,在环保项目招标中,地方保护主义的人为壁垒,导致外地企业须付出大量的额外成本,或要与本地企业合作才能参与竞标,造成许多项目在没有充分竞争的情况下就早早落入本地企业手中,项目的质量和价格并未得到最大优化。“最典型的壁垒就是为获得当地环保项目投标资格,外地企业须额外办理一系列繁杂手续。这些手续通常涉及多个部门,且审批速度慢,在办理过程中会耗费大量人力、时间,不仅加重了成本负担,还可能导致外地企业最终无法参与竞标”。
  地方政府不愿开放市场,一方面是担心外地企业的工程质量问题追责难,另一方面也出于保护本地企业发展的私心,想维护当地经济成绩。但从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市场壁垒追求的“安全感”并不可靠,也不健康,它所保护的其实是寻租的温床以及落后的生产力。
  环保是一个朝阳产业,建立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才有利于推动先进技术更广泛地应用,在行业内部形成良性的竞合与融通。赵笠钧表示,由人才和资金储备方面充足的大企业带动技术进步,专业型小企业可与之优势互补,进而形成一条完善的产业生态链,这才是多方共赢之道。
  民企走出围城
  在被称作“PPP元年”的2015年,全国160多个环保PPP项目中,“企业性质”成为重要的“竞争指标”,专业实力没有得到地方政府应有的重视。赵笠钧告诉记者,比如,在某县以PPP模式进行的10万吨供水项目招标中,闻讯而来的企业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是不是国有企业”。在招商公告中,也表明要“优先考虑国有企业”。这样的导向让所有的非国有企业都退出了此次竞争,最终由一家国企中标。
  “在部分地方政府眼中,国企有两点可取之处,一是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政府可以放心前期垫资。二是如果环保项目出现了问题,那么由国企承接的项目,地方政府遭到问责时容易推责。所以,地方政府主要领导通常会对执行层面的政府机构暗示甚至命令,要求优先考虑国有企业,造成了央企、地方国企在环保PPP项目中的垄断性。”赵笠钧说。   这种选择偏向性没能真正体现PPP模式的优势。PPP模式不仅要解决资金问题,其深层意义在于引入专业化公司的力量,为环保建设带来更有效的方案,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事实上,许多中标国企并非是环保产业的内行,承接项目后还要分包给专业的环保公司,且由于国企相关程序较为繁琐,项目工程进度和质量也不能得到保证,导致时间和资金上的损失。
  对此,薛涛表示,“在PPP领域,政府买单的环境治理项目应该让国企上,但是尽量上市场化程度高的国企。国企的管理制度比较完善,但是按照国企的决策机制和企业文化,并不适合做技术研发和设备供应。这就需要民企去做。”
  除此之外,初入企业应该选择一些市场竞争程度相对不高的领域进入为好。张安华举例称,例如土壤修复技术及其应用领域,以及污水处理逐步延伸的领域,如县级和村、镇级区域的污水处理,过去污水处理主要以大中城市为主,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升,县、镇、村级的污水处理需求会日益增大,另外还有如黑臭河体整治、海绵城市建设,节能环保物联网等,“十三五”期间,数据开放有望逐步实现,大数据技术在节能环保领域的用武之地将越来越广,其市场前景也越来越大,通过节能环保与物联网、大数据的融合,产生新兴企业的条件非常丰实。同时,对于节能环保领域的后入者,还有如环境监测、污泥处理、信息服务等领域可供优选。
  因此,只有让不同企业在环保的专业服务能力上一较高低,才能充分发挥出环保PPP的威力,充分促成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更好的公共服务。
  为精细化发展续航
  尽管节能环保产业前景乐观,但我们也要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面临着一些制约因素,主要在政策、法规、管理体制等软性因素方面。
  张安华分析称,“目前我国的节能环保企业极大多数规模较小,与一些正不断向综合化、大型化、集团化发展的国际环保公司的规模相距甚远,竞争力明显不足,虽然我国在常规技术方面已较成熟,但是在高端技术方面,与一些正向尖端化、深度化方向发展的国际环保企业相比,弱势突出,差距极大。并且在产品制造方面,能力偏低”。
  尽管面临众多制约因素,但是节能环保产业未来依旧拥有大量的发展机会。“十三五”规划中,改善环境质量成为国家的终极环保追求,这是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新目标,也为环保产业带来了巨大的上升空间。伴随这一转变,一系列新的环保政策不断出台,在此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各种政策之间的相互配合关系,构建完善的顶层设计,对环保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国家经济实行“供给侧改革”,将推动环保需求更加专业化、精细化。伴随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上的深刻变革,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将会减少高污染的增量,甚至随着改革深入,存量也会出现减少。同时,现有的高污染存量将需要更为专业化、精细化的环境服务。
  张安华表示,节能环保行业要不断形成优化产业结构的动力,以技术、模式、机制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加快优化调整,促进与中国节能环保市场相匹配的技术实力和优秀企业的不断形成,努力形成有持续生命力的可持续发展的节能环保产业格局。推动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向集约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合理进行相关企业的并购,加强相关要素的融合,促进企业规模、优势的不断形成,不断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持续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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