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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１９４６年的郭平英是郭沫若的小女儿，现任郭沫若纪念馆的馆长，她朴素、和蔼、平易近人。
我请她谈谈记忆中的父亲，这实际上是给她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我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题目太大了。作为父亲的郭沫若，他留在女儿记忆中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于是我立即补充了一句：“就谈谈您记忆中父亲与子女的故事吧！”
父亲教我们吃野菜
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期，父亲带我们到颐和园去玩，在后山散步时，见到几个人正在采摘二月兰。一打听，原来他们是弄回去吃的。父亲说，我们也可以采摘一些回去吃嘛。回去一尝，味道果然不错，被我们全家认为是野菜中的极品。后来只要家里人外出，只要能见到二月兰，总要采一些回来。为了食用上的方便，索性引来一些种子，把二月兰种在了我们家的院子里。每年初春，当新鲜蔬菜还没有上市时，我们就吃它。不但自己吃，还用来招待客人。二月兰成了父亲的“郭氏推荐菜”。
父亲认识很多种野菜，什么马齿苋、野苋菜，红薯秧的尖，不结瓜的南瓜花、白色紫荆花、枸杞芽什么的，许多别人家一般不吃的东西，我们家都吃。父亲绝对不允许作为子女的我们有挑食的习惯。什么这个不爱吃，那个不能吃的坏毛病，在我们身上绝对没有。在这方面父亲管得很严。对于国家机关管理局派来的厨师，他也同样严格要求。厨师给首长做饭，切菜时一般只取精华部分，剩下的便都扔掉了。一次父亲来到厨房，偶尔看到厨师把切下的许多菜叶都随手扔掉了。父亲弯下腰，重新从桶里把这些菜叶捡出来，语重心长地对年轻厨师说：“这些菜叶扔掉了多可惜，这不是还可以吃吗？”父亲是一位崇尚节俭的人，做任何一件小事，他都忘不了节俭。
父亲培养我们的动手能力
每年的寒暑假，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父亲尽管很忙，还是抽出时间来和我们一起做这做那。放暑假后，他积极倡导搞家庭厨艺大赛。我们兄弟姐妹每人做一个菜，比色彩、比形状、比味道。大家做得都很认真，尽管手艺不怎么样，可大家都很开心。对于我们的“劳动成果”，父亲都要品评一番，指出优点，说出不足。每次家庭厨艺大赛没有输者，全是赢家。我们在欢乐与开心中，不知不觉学会了做饭菜。稍微大了一点儿，我们才真正明白了父亲举办家庭厨艺大赛的含义。
父亲是享誉海内外的一代文豪。在一般人看来，父亲似乎是个除了动笔杆子，其他什么都不会的人。其实不然，父亲还具备一双巧手。在我国的经济困难时期，物质供应相当贫乏，连肥皂也需要凭票供应。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就带领我们自制肥皂。我们往加了热的牛油里不断地滴入火碱（氢氧化钠），一边滴一边搅拌均匀，直到牛油和火碱完全溶合在一起，冷却后定型，便成了一块块肥皂。尽管这种制作方法过于简陋，但它产生于父亲和我们的劳动之中，用起来格外自豪。这里有劳动的喜悦。
有人曾经问我，你的父亲做家务吗？我觉得他们问得挺奇怪的。父亲特别忙，忙外事活动，忙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忙著书立说。但他只要一闲下来，就会带领我们帮助妈妈做家务。我们就吃过父亲设计的拔丝苹果；吃过父亲协助母亲做成的风味香肠，那味道真的是好极了。父亲生产加工的菜不仅仅是自给自足，还送亲朋好友，大家品尝后都夸赞味道不错，都夸我父亲字写得有味儿，香肠做得同样有味儿。
父亲给弟弟当家庭教师
父亲对子女爱得深沉，管教起来相当严格。生于１９５３年的小弟建英，“文革”开始那年正上初中。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学校停了课，建英没学可上。尽管学校停课了，可我们家里的特殊课堂却开学了。父亲给弟弟讲英语，教他每天读《史记》。翻译成白话文。教者特别认真，学者也格外努力。父亲往往带他念一两遍英语课文，弟弟几乎就能把全文背下来。这个特殊家庭课堂，对弟弟建英后来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父亲严格而行之有效的辅导，后来建英在北京大学当研究生时，为英国一个计算机代表团当翻译，相当成功。他的导师评价说，建英翻译得好，是因为他有坚实的汉语基础。
发生在同一天的寒冷与温暖
从１９７３年底到１９７４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已在全国展开。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上午，“四人帮”召开了有一万八千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会上多次指名道姓地批判我父亲，让当年已经８３岁高龄的父亲站起来。江青还在大会上叫嚣：“在对待秦始皇和对待孔子的态度上，郭沫若和林彪一样。”这次“批林批孔”大会，周总理也参加了。当晚他便派人来到我们家。据秘书王廷芳回忆，总理指示的主要内容是郭老已经是８０多岁的高龄老人了，一定要保护好，确保他的安全，并十分具体地作了四条指示：一是郭老身边２４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好专门昼夜值班的工作人员；二是让郭老从他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卧室里搬出来，搬到大房间里去住，因为郭老的卧室面积太小，氧气少，空气流通差，对老年人的健康不利；三是郭老在家里活动的地方，需要铺上地毯或胶垫，以避免滑倒后跌伤；四是具体工作由秘书王廷芳执行，由他负责。后来总理一再强调，如果再不铺上地毯，他就不会到家里来了。周伯伯对我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们全家为之感动，一直温暖着我们的心。
穷长者与富朋友
父亲既是长者，又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兄弟姐妹在一起回忆起父亲时，都有这样的感受。
父亲作为人大副委员长，作为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他一直提倡推广普通话，首先自己身体力行，他经常会把事先写好的讲话稿念给我们听，让我们纠正他的读音，一旦我们指出他对哪个字的读音没有念准，他总会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直到我们觉得这个字的读音念得差不多了，他才会停止练习。他还经常把他的作品念给我们听，请我们给他的稿子提意见。汉英、世英有时就会对某个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父亲有时一时接受不了，但他会认真地去思考。一旦他认为孩子们的意见提得对时，他会欣然接受。这种朋友式的平等讨论，成为我们的家风。
父亲经常对我们说，他是个连一分钱都没有的穷人。当时我们只认为他是在和我们开玩笑。他写了那么多书，就是稿费再少，也不至于一分钱都没有吧！据妈妈说，解放以后他自己向党中央提出，不再接受出书的版税。在许多父亲故人的文章里都真实记录了父亲慷慨救助他人，慷慨出资支持革命文艺事业的感人故事。
母亲也曾对我们回忆起父亲曾把他获得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１０万元卢布捐赠给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他又将１５万元稿费捐给了中国科学院，后经党中央批准，将这笔款放在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设了“郭沫若奖学金”。父亲究竟捐出过多少稿费，连母亲也记不清了。
我们有一位贫穷的长者，又有一位学富五车的朋友。我们为此骄傲和自豪。
（据《世纪》）
我请她谈谈记忆中的父亲，这实际上是给她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我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题目太大了。作为父亲的郭沫若，他留在女儿记忆中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于是我立即补充了一句：“就谈谈您记忆中父亲与子女的故事吧！”
父亲教我们吃野菜
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期，父亲带我们到颐和园去玩，在后山散步时，见到几个人正在采摘二月兰。一打听，原来他们是弄回去吃的。父亲说，我们也可以采摘一些回去吃嘛。回去一尝，味道果然不错，被我们全家认为是野菜中的极品。后来只要家里人外出，只要能见到二月兰，总要采一些回来。为了食用上的方便，索性引来一些种子，把二月兰种在了我们家的院子里。每年初春，当新鲜蔬菜还没有上市时，我们就吃它。不但自己吃，还用来招待客人。二月兰成了父亲的“郭氏推荐菜”。
父亲认识很多种野菜，什么马齿苋、野苋菜，红薯秧的尖，不结瓜的南瓜花、白色紫荆花、枸杞芽什么的，许多别人家一般不吃的东西，我们家都吃。父亲绝对不允许作为子女的我们有挑食的习惯。什么这个不爱吃，那个不能吃的坏毛病，在我们身上绝对没有。在这方面父亲管得很严。对于国家机关管理局派来的厨师，他也同样严格要求。厨师给首长做饭，切菜时一般只取精华部分，剩下的便都扔掉了。一次父亲来到厨房，偶尔看到厨师把切下的许多菜叶都随手扔掉了。父亲弯下腰，重新从桶里把这些菜叶捡出来，语重心长地对年轻厨师说：“这些菜叶扔掉了多可惜，这不是还可以吃吗？”父亲是一位崇尚节俭的人，做任何一件小事，他都忘不了节俭。
父亲培养我们的动手能力
每年的寒暑假，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父亲尽管很忙，还是抽出时间来和我们一起做这做那。放暑假后，他积极倡导搞家庭厨艺大赛。我们兄弟姐妹每人做一个菜，比色彩、比形状、比味道。大家做得都很认真，尽管手艺不怎么样，可大家都很开心。对于我们的“劳动成果”，父亲都要品评一番，指出优点，说出不足。每次家庭厨艺大赛没有输者，全是赢家。我们在欢乐与开心中，不知不觉学会了做饭菜。稍微大了一点儿，我们才真正明白了父亲举办家庭厨艺大赛的含义。
父亲是享誉海内外的一代文豪。在一般人看来，父亲似乎是个除了动笔杆子，其他什么都不会的人。其实不然，父亲还具备一双巧手。在我国的经济困难时期，物质供应相当贫乏，连肥皂也需要凭票供应。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就带领我们自制肥皂。我们往加了热的牛油里不断地滴入火碱（氢氧化钠），一边滴一边搅拌均匀，直到牛油和火碱完全溶合在一起，冷却后定型，便成了一块块肥皂。尽管这种制作方法过于简陋，但它产生于父亲和我们的劳动之中，用起来格外自豪。这里有劳动的喜悦。
有人曾经问我，你的父亲做家务吗？我觉得他们问得挺奇怪的。父亲特别忙，忙外事活动，忙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忙著书立说。但他只要一闲下来，就会带领我们帮助妈妈做家务。我们就吃过父亲设计的拔丝苹果；吃过父亲协助母亲做成的风味香肠，那味道真的是好极了。父亲生产加工的菜不仅仅是自给自足，还送亲朋好友，大家品尝后都夸赞味道不错，都夸我父亲字写得有味儿，香肠做得同样有味儿。
父亲给弟弟当家庭教师
父亲对子女爱得深沉，管教起来相当严格。生于１９５３年的小弟建英，“文革”开始那年正上初中。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学校停了课，建英没学可上。尽管学校停课了，可我们家里的特殊课堂却开学了。父亲给弟弟讲英语，教他每天读《史记》。翻译成白话文。教者特别认真，学者也格外努力。父亲往往带他念一两遍英语课文，弟弟几乎就能把全文背下来。这个特殊家庭课堂，对弟弟建英后来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父亲严格而行之有效的辅导，后来建英在北京大学当研究生时，为英国一个计算机代表团当翻译，相当成功。他的导师评价说，建英翻译得好，是因为他有坚实的汉语基础。
发生在同一天的寒冷与温暖
从１９７３年底到１９７４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已在全国展开。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上午，“四人帮”召开了有一万八千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会上多次指名道姓地批判我父亲，让当年已经８３岁高龄的父亲站起来。江青还在大会上叫嚣：“在对待秦始皇和对待孔子的态度上，郭沫若和林彪一样。”这次“批林批孔”大会，周总理也参加了。当晚他便派人来到我们家。据秘书王廷芳回忆，总理指示的主要内容是郭老已经是８０多岁的高龄老人了，一定要保护好，确保他的安全，并十分具体地作了四条指示：一是郭老身边２４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好专门昼夜值班的工作人员；二是让郭老从他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卧室里搬出来，搬到大房间里去住，因为郭老的卧室面积太小，氧气少，空气流通差，对老年人的健康不利；三是郭老在家里活动的地方，需要铺上地毯或胶垫，以避免滑倒后跌伤；四是具体工作由秘书王廷芳执行，由他负责。后来总理一再强调，如果再不铺上地毯，他就不会到家里来了。周伯伯对我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们全家为之感动，一直温暖着我们的心。
穷长者与富朋友
父亲既是长者，又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兄弟姐妹在一起回忆起父亲时，都有这样的感受。
父亲作为人大副委员长，作为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他一直提倡推广普通话，首先自己身体力行，他经常会把事先写好的讲话稿念给我们听，让我们纠正他的读音，一旦我们指出他对哪个字的读音没有念准，他总会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直到我们觉得这个字的读音念得差不多了，他才会停止练习。他还经常把他的作品念给我们听，请我们给他的稿子提意见。汉英、世英有时就会对某个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父亲有时一时接受不了，但他会认真地去思考。一旦他认为孩子们的意见提得对时，他会欣然接受。这种朋友式的平等讨论，成为我们的家风。
父亲经常对我们说，他是个连一分钱都没有的穷人。当时我们只认为他是在和我们开玩笑。他写了那么多书，就是稿费再少，也不至于一分钱都没有吧！据妈妈说，解放以后他自己向党中央提出，不再接受出书的版税。在许多父亲故人的文章里都真实记录了父亲慷慨救助他人，慷慨出资支持革命文艺事业的感人故事。
母亲也曾对我们回忆起父亲曾把他获得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１０万元卢布捐赠给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他又将１５万元稿费捐给了中国科学院，后经党中央批准，将这笔款放在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设了“郭沫若奖学金”。父亲究竟捐出过多少稿费，连母亲也记不清了。
我们有一位贫穷的长者，又有一位学富五车的朋友。我们为此骄傲和自豪。
（据《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