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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逢已丑，牛年话牛，不可免俗，意义特殊。有关牛的文物藏品，在牛年无疑成为最“牛”的艺术欣赏品，这是一道独特的景观。为此，我们特意撷采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美国赛克勒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及湖南省博物馆等中外著名博物馆藏的中国古代牛形铜雕精品数例，以期与读者藏家共享。
综观我国古代典籍史料，有关牛的记载非常之多，关于牛的神话传说更是不可胜数。牛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十分神圣，颇受重视。在传统文化中，它有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和平安祥和之意。牛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朋友，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它的良好形象往往蕴含着自强不息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同时也是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象征。因此，古往今来很多艺术品中，牛的形象都有完美地体现，古代青铜雕塑艺术当然也不例外，各个地区都遗留下来不少以牛为题材的作品。这些中国古牛文化遗产，无疑是极其难得的文物瑰宝，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牛是人类最早表现的动物之一，其艺术形象来自古老的农耕文明。《说文解字》曰：“牛，大牲也。”即驯养的最大牲畜。牛是一种反刍类哺乳动物，饲养牛是从野牛驯化而来的，为“六畜”之一。中国古代对牛的役使出现很早，它既是耕畜又是挽畜。《山海经》中讲到周人祖先叔均发明了牛耕。如从古文字来考证，安阳殷墟甲骨文中已见“犁”字，说明驯养、牛耕不会晚于殷商以后。至于牛作挽畜，古籍记载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就已使牛拉车。据三国时期蜀国史学家谯周的《古史考》记载：“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其后少昊驾牛，禹时奚仲驾马。”少昊乃黄帝之子，所以黄帝时即使牛驾车。
商周时期，牛一直是统治阶级祭祀祖先的供品。周代实行了列鼎制度，史载礼祭天子有九鼎，其中第一鼎就是专门用来盛放牛的。牛除了用于肉食、祭祀外，还被用于拉车服役。牛与殷商之族很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传说商人的祖先王亥就已掌握了“服牛”的役畜技术，使用牛拉车运货贸易，并且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诸如《周易》中曾经提到：“王亥丧牛羊于有易。”就是说商的先祖王亥客于有易部落，有易首领夺其牛羊。又如《山海经·大荒东经》中关于王亥的事迹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这里的仆是指童仆，牛是指牧牛。不久，他的儿子为父报仇，打败了抢夺财物的有易部落，使商人逐渐成为一方霸主，所以后世也把生意人称作“商人”。
商代(约公元前1600一前1046)青铜器，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宗教等活动密切相关，绝大多数是礼器和兵器，除牛首浮雕造型出现较多外，做成牛形的圆雕象生铜器也不乏其例。如清道光年间在山东寿张梁山出土的商代晚期小臣艅犀尊，高22.9厘米，长37厘米。这是一件形制特殊的盛酒器，模拟动物形状，造型为双角犀牛形象。犀首前伸，双眼圆鼓，大嘴微张，上唇下垂。鼻吻部上竖一尖角，额上也有一角。两只大耳向上耸立。犀身丰腴，滚圆敦实，四足较短，粗壮有力，蹄为三趾，呈站立状。犀腹内空，显然容器，背部开一圆口，原应有盖，现已无存。器表素面无饰，与晚商注重装饰、花纹丰富的青铜器形成鲜明对比。其体积感很强，表现出犀牛蹒跚行进的动态。犀牛躯体庞大笨重的感觉，与作为容器的实用功能和谐一致，体现了商代艺术工匠观察自然和提炼生活的能力。
犀属奇蹄目，犀牛科，哺乳动物，形状略像牛，名犀牛。犀多生长在亚洲和非洲的热带森林中。历史上犀不仅在北美各地生存，也在欧亚大陆存在。上古时期，犀曾广泛生活在我国中南部地区，浙江河姆渡、河南淅川下王岗、安阳殷墟等遗址中，都曾发现有犀骨。东周时期，长江流域仍生存着大量的犀牛，而且，盛行以犀革制甲，用以护身。同时，犀还是一种被我国古代民间神话了的一种瑞兽，其皮坚韧，用以制甲，有刀枪不入之说。到了西汉后期，中国气候变冷，再加上滥杀，犀的数量逐渐减少，开始从国外进口犀角。进入唐宋以后，犀在我国基本绝迹。目前世界上，印度和非洲仍有犀牛存在，印度多是单角犀，非洲多系双角犀。
小臣艅犀尊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腹内底部铸有铭文四行二十七字：“丁巳，王省夔京。王赐小臣艅夔贝。唯王来征人方，唯王十祀又五，日。”记载了商王十五年，王征伐人方的事情，并在归来巡察夔地时，赏赐给小臣艅以夔贝。铭文中的“唯王十祀又五，日”属于时间署辞，其中“唯王十祀又五”是纪年，“日”是以周祭祭祀作时间署辞。该尊的器主是艅，小臣是艅的职官名，系奴隶总管，他为能得到商王的赏赐而感到非常荣耀，于是制作此器以作纪念。有专家考证，“人方”可能即在汉水中游的荆巴之境，是当时商都南方的一个邦国。尊铭所反映的这次历史事件，可与同时期的殷墟金文和甲骨卜辞相印证。遗憾的是，这件珍贵文物早已流失海外，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是该馆知名度最高的中国藏品，也是商代青铜器中以犀牛造型作为器物形制的一个孤例(图1—2)。
同样素面无饰的牛形圆雕象生铜器，又如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商代晚期牺觥，高16.6厘米，器作牛形，牛首及背作盖，上立龙钮，牛颈作流，双角翘起，后垂短尾，朴素无纹，清新简洁(图3)。而1977年湖南省衡阳市郊包家台子出土的凤纹牺觥，虽然造型与其基本相同，但装饰风格却截然不同。它仍为商代晚期的青铜铸品，现藏湖南省博物馆，高14厘米，长19厘米。该器构思巧妙，以水牛为造型，躯体丰圆，四肢健壮，整件器物显得稳重浑厚。牛首及背作盖，盖上立一小虎形钮，既是捉手，又是装饰，盖饰兽面鱼身纹。腹内盛酒，颈部为流。全器满花，纹饰繁缛，以云雷纹衬地，器腹饰凤乌纹，颈饰龙纹和兽面纹。这种小巧精致的牛形尊 在商周青铜器中极为罕见，整件作品纹饰精美、壮观华丽，融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集飞禽走兽于一身，显示了高超的设计制作水平(图4)。上海博物馆也藏有一件与此相类的同一时期器物，经专家考证，出土地仍为湖南衡阳，距今已有3300多年的历史，证明了中华文明不仅起源于黄河流域，而且在长江流域也有了滥觞。《说文》曰：“牺，宗庙之牲也。”可见中国古代一般以牛为祭祀牺牲，所以这类牛形觥也称为牺觥。觥乃古代盛酒或饮酒器，是一种大型酒具，多用青铜制成。《诗经》屡见其名，如在《周南·卷耳》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我姑酌彼兕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姑且斟满那酒觥。”说明觥是古代盛酒用的，且容量甚大。兕是一种与犀牛相当类似的生物。《山海经·海内南经》有这样两段记载：“兕在舜葬东，湘水南。其状如牛，苍黑，一角。”“兕兕西北有犀牛，其状如牛而黑。”由此可见。虽然相似，但二者并非完全相同。觥有椭圆形腹或方形腹。圈足或四足，有流和錾，盖多作成带角的兽首形。有的觥内附有酌酒用的斗。铜觥主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前期。
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0年)的象生铜器雕塑作品，继承商代传统，而又有西周特色，风格趋向于写实，逐渐淘汰了商代艺术中神秘 恐怖的气氛，出现一种更加现实的因素。如1967年3月，陕西省岐山县贺家村出土的西周中期牛形铜尊，通高24厘米，通长38厘米，腹深10.7厘米，重6.9公斤，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尊为盛酒器，整体呈写实之牛状，躯体浑圆，蹄腿有力，双目圆突，两耳斜出，犄角后盘，吻部突出，翘首引颈，似在吼叫。牛伸舌作流，尾下垂为錾。牛身中空，背开方口置盖，上有一立状虎钮。虎大头竖耳，身体后缩，似欲前扑，极为形象。盖和器以套环连接。体饰兽目交连纹和兽体卷曲纹，盖饰回首卷尾夔龙纹，均以云雷纹为地。造型生动，纹饰华美，堪称艺术珍品(图5)。
古代青铜器中，有不少造型是以动物为原形的，既有写实的一面，又有夸张的手法。从上海博物馆藏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前476年)牺尊来看，造型就很有特色。民国12年(1923年)，它出土于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通高33.7厘米，长58.7厘米，重10760克。其整体造型是一基本写实的水牛，凝重健壮，双耳竖起，两角向下弯曲，鼻上置一圆环，可见当时人们已经采用穿鼻的方法驯牛。牛背之上开有三个孔穴，中间一穴置一小锅，用来盛酒。前后二穴及锅原应有盖，今已不存。腹部中空，与前后两个孔穴相通，可以注水，是用以温酒的器物。此尊多处饰有盘绕回旋的龙蛇组成的兽面纹。牛颈及锅的口沿上饰有虎、犀等动物浮雕，制作细腻，生动精美。牛的面部、腹部、臀部上下的兽面纹，都是用同一模子翻印的，只是按部位的不同，有的取纹饰的全部，有的则取局部或倒置，说明春秋晚期在青铜器铸造技术上，已有了用印模法塑造纹饰的陶范。春秋时期牺尊出土甚少，浑源牺尊形制独特，是一件极为珍贵的象生铜器，为迄今所仅见(图6)。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的牛形铜雕，已不仅仅是单纯的象生器皿，种类逐渐增多，工艺更加复杂。如美国赛克勒美术馆收藏的战国错金云纹犀形带钩，通长24.8厘米，宽9.4厘米。器身为苏门答腊犀，长形带钩含在犀牛口中似一回首挣扎的怪兽，钩为兽首，颈较细长。全器饰以错金云纹，造型优美，装饰新颖，是青铜带钩中的佳作(图7)。又如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出土的两件战国中期错金银犀、牛形插座，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均为青铜铸器。犀形括座通高22厘米，长55.5厘米。犀身正立，躯体浑圆，腰部下弓，背驮一饰兽面的长方形銎，銎内尚存木榫，尾长且向后挺直，四腿微屈，偶形蹄足，重心较低，显得平稳有力。头略上扬，大嘴微张，两耳直竖，双目圆睁，并在眉骨上饰以金片，更显得炯炯有神。在头顶、额、鼻上各竖一角，上下排列，并用细密的金线来表现角的犀利坚硬。颈部饰有用金线银片构成的项带。犀身遍饰黄白相间的涡卷云纹(图8)。牛形插座通高22厘米，长53厘米，双角内曲尖锐，金线勾画眼眶和眉毛，周身则饰细金线勾边、宽银线为主的卷云纹，造型及装饰与犀形插座相近(图9)，疑为一对，均以错金银工艺装饰，纹饰简明，华丽非凡。
还有的作品则是纯粹的青铜圆雕工艺品，如1978年在山东平阴孝直镇出土的战国晚期嵌绿松石卧牛，现藏于山东省平阴县博物馆，长14.5厘米，高9.7厘米。牛前肢跪伏，呈右卧姿，作回首顾盼状，圆眼大睁，嘴巴微张，鼻吻部略翘，耳朵横立两侧，犄角外弯高耸，尾巴上卷贴于右臀。通体镶嵌绿松石，眉、耳、角、尾等，局部则以阴线装饰。于静寓动，活灵活现，寥寥点缀，雅致不俗(图10)。又如1956年，在安徽寿县城南邱家花园附近楚墓中出土的战国晚期大府卧牛，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长10厘米，高5厘米。这是一件小型青铜雕刻，牛作回首俯卧状，大眼，小角，耳朵横立，前膝双跪，后腿曲于腹下，甩尾贴于左臀上。牛的脊背与臀部塑造得浑圆饱满，物件虽小，体量感却显得十分丰厚。牛的动态也富有生气，特别是周身饰有错银云纹，显得更为华美。所谓“错”，在古汉语里即为“镶嵌”之意。像这样精巧的雕塑、细致的镶嵌，还是较为罕见的。腹下铸有阴刻铭文“大府之器”四字。府即府库。大府，则为战国时期楚国王室掌管收藏各种货物、宝器的府库机构。这件大府卧牛，显然属于楚国王室之物无疑(图11)。
汉代是中国第二个大一统的王朝。前期定都长安，称西汉、前汉；后期定都洛阳，又称东汉、后汉。汉高祖刘邦建国初期即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减轻租赋徭役，农业生产得到恢复。文帝和景帝时继续重视农业，轻徭薄赋，奖励生产，社会经济从恢复走向繁荣，手工业及商业也有发展，人民出现了安居乐业的局面。因此，两汉时期牛的雕塑也开始明显增多。如1981年灵宝市坡头乡坡头村农民王千省上交的西汉(公元前206—25年)铜牛，长18.5厘米，高13厘米，昂首向左，双耳横立，犄角弯曲内勾，嘴巴微张似鸣，长尾斜垂，背有一穿，四肢分向前后，呈走姿。身披一褡裢，右侧阴刻行书五行十五字：“大汉文帝三年二月口氏□□□□□。”造形优美，形象逼真，并有铭文，对研究汉代牲畜、铸造和文字提供了实物资料(图12)。又如1968年，在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妻宝绾墓出土、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的西汉中期青铜立牛，高4.4厘米。牛抬头前伸，作立姿凝视状，眼睛睁开，鼻孔略大，嘴巴微张，犄角较小，尾巴稍短，躯体浑圆，俨然黄牛造型，具象写实，工艺高超(图13)。
中国古代动物形的象生酒尊，继商代铜器中的牛尊、象尊、豕尊等，以及周代铜器中的驹尊、兔尊、鸭尊等，1963年在陕西省兴平县豆马村出土的西汉早期错金银云纹犀尊，更是工艺精湛、技高一筹，将象生铜器的造型装饰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一件具象作品，高34.4厘米，长58.1厘米，造型较“小臣赊犀尊”更为精准。犀牛昂首伫立，两耳前耸，双角竖起，眼睛嵌以料珠，乌黑光亮，勾状厚唇，鼻孔作流，四足蹄形较矮壮，短尾下垂且微翘，背上有盖可启合。体态雄健，肌肉发达，颈胸多皱，臀肚滚圆，为古代生息在中国的苏门答腊犀形象，说明当时犀牛仍未在华北绝迹。整件器物满饰错金银云纹，精美华丽，虽为实用重器，却又洋溢着充沛的活力，堪称古代青铜器中的奇葩，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国家宝藏”之一(图14)。
云南简称滇，大约在战国秦汉时期，滇人，一个世代定居于云南滇池周围的少数民族，在这里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滇国。自1955年以来，云南省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发掘出万余件滇国各类文物，尘封的滇国历史逐渐显露真容，璀璨神奇而自成体系的滇文化震惊了世界。从这些珍贵的滇文物中可以看出，有关牛的铜器数量较多，制作也最精美，整体而言，极具地方特色与民族风格。在滇国，牛被视为财富的象征，拥有众多数量的牛是富贵的标志。这些情景可从出土文物中的贮贝器上找到。如1979年，在云南省呈贡县天子庙古墓群出土的战国时期铜五牛盖贮贝器，束腰形，子母盖。子盖上焊有一立牛，母盖周围立有四牛，形体稍小。较为特殊的是，筒身刻有七人，高髻，跣足，衣尾着地，肩 负长矛，好像滇国的武士正在操练，从着装和武器的整齐划一来看，当时的滇族可能已是一支具有一定规模、训练有素的军队。贮贝器是云南青铜文化特有的青铜容器，主要用于贮存海贝。海贝是古滇国历史时期的交换媒介货币。古滇国的统治阶级为了保存这些珍稀之物，专门制造了特殊的收藏容器来储存这些宝贝，于是，代表青铜文化的贮贝器应运而生。牛则是古代滇族工匠最爱表现的题材，反映了贮贝器主人对财富的追求与渴望。
在滇文化青铜器中，众多牛的造型装饰出现，反映了古滇民族与牛的密切关系。对于以稻作为生的古滇人来说，牛是他们重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中的重要财富。在这些青铜器中，牛的形态多种多样，牛的表现淋漓尽致。如1972年，在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古墓中出土的西汉时期五牛铜枕，长70厘米，宽13厘米，高36.4厘米。整体作马鞍形，左右两端上翘并饰二圆雕立牛，中部侧面则饰三浮雕立牛。牛的造型雄健威猛，犄角挺立。在铜枕上装饰牛的形象，为滇文化所特有，除了表示滇人的财富梦外，祈求得到神灵保护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件五牛铜枕，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国家宝藏”之一(图15)。
牛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上古时期人们通过刀耕火种拓荒营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开始出现铁农具和牛耕技术；汉代牛耕逐渐普及，不但在中原地区盛行，而且开始向长江和珠江流域推广；东汉出现二牛抬杠、一牛挽犁等先进的耕作方式，牛耕在农业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据《后汉书》卷九十四《礼仪志》载：“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祠春用“土牛”，足见牛耕的重要性。应劭《风俗通义·佚文》亦云：“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可以说，东汉的农业生产较西汉更有发展，冶金铸造工艺也比西汉有所进步，这在当时的牛形象生铜雕作品中均有明显反映。
如1980年，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甘泉山广陵王墓出土的东汉(公元25—220年)早期错银饰青铜牛灯，通高46.2厘米，牛身长36.4厘米。该器由灯座、灯盘、灯罩、顶盖、烟管等主要部件构成。灯座为一体态雄健的黄牛，四蹄粗壮有力，短尾向上卷曲，头部下俯，竖耳耸角，张嘴嘲艮，似欲抵触。牛背上驮有短柄灯盘，盘旁有柄，可以转动。盘上承有两瓣也可转动的灯罩，罩面设有菱形镂空窗棂，并加环耳。罩上为一穹隆顶盖。盖顶有烟管，弯曲而下通至牛首。它除了灯盘和灯罩可以转动，用以挡风、散热、调节灯光照度外，奇特之处还在牛腹。古代灯具烧的是动物油脂，容易污染空气。而此牛腹部中空，从头部到背部设弯管与灯罩相通作为烟道，将烟尘导入牛腹，进行过滤，以起到清洁室内空气的作用。该灯不但设计精美，而且在制作时巧用铜银色泽，形成完美的颜色搭配。其工艺精湛，巧夺天工，整体运用流云纹、三角纹、螺旋纹图案为地，并饰以精细的龙、凤、虎、鹿等多种神禽异兽错银图案，线条流畅，飘逸潇洒，是汉代众多青铜灯具中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上乘之作，难怪它被列为南京博物院42万余件藏品中，万里挑一的十大镇馆官珍宝之一(图16)。
东汉时期的牛形青铜圆雕作品，则表现出明显的写实倾向。如1974年，河南省偃师市寇店乡李家村东汉晚期窖藏出土的鎏金铜牛，长7.2厘米，高5.7厘米，作站立状，双角直立，两耳竖起，圆眼，有鼻穿，嘴微张，长尾下垂，四肢粗壮，体态雄健。该牛通体鎏金，铸造成型，小巧玲珑，比例得体，造型逼真，制作精美，是东汉鎏金铜器中的佳品，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铜雕造型艺术、冶金铸造工艺以及注重畜牧牛耕的历史，具有较高的历史、科研和艺术价值(图17)。
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牛的文化也在不断丰富。关于牛的青铜雕塑艺术，到了清代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韵味无穷。明清时期，由于历史发展和社会需要，城市工商经济与世俗生活进一步走向繁荣，手工业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工艺性雕塑艺术也得到空前重视，甚至超过了以往的各个时代。雕塑艺术的功用更加宽泛，并且深入到日常家居生活当中，体现了实用与观赏的结合，反映出技术和艺术的融会。比如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公元1644—1911年)水牛形铜锁，就是其中颇为别致的一件。它高6.5厘米，长10.6厘米，铜质雕塑，色泽金黄。整体造型为一卧姿水牛，头向左侧，尖角内弯，大眼，横耳。锁舌呈圆锥状“L”形，由牛首上端向后伸出，穿于翘起弯曲的牛尾上，可前后开启。开锁匙孔作“T”形，设在牛的臀部。整件作品手法写实，略带夸张，小巧玲珑，精致典雅，既实用又美观，充分说明了清代雕塑造型艺术的多样化(图18)。
中国古代牛形铜雕，数量众多，内涵丰富，品味高雅，伴随着中国历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造型，千百年来为世人瞩目。牛的形象，牛的精神，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一个时代的雕塑，代表了一个时期的风格，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上述这些牛形铜雕，仅是古代雕塑中的极少部分精品，但由此我们可以约略看到中国青铜雕塑艺术的发展，感受到中华民族古老传统文化的精粹，同时，也反映了牛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不同时期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向。(注：本文图片由王蔚波、刘小放、王书德、张惠等提供)
综观我国古代典籍史料，有关牛的记载非常之多，关于牛的神话传说更是不可胜数。牛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十分神圣，颇受重视。在传统文化中，它有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和平安祥和之意。牛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朋友，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它的良好形象往往蕴含着自强不息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同时也是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象征。因此，古往今来很多艺术品中，牛的形象都有完美地体现，古代青铜雕塑艺术当然也不例外，各个地区都遗留下来不少以牛为题材的作品。这些中国古牛文化遗产，无疑是极其难得的文物瑰宝，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牛是人类最早表现的动物之一，其艺术形象来自古老的农耕文明。《说文解字》曰：“牛，大牲也。”即驯养的最大牲畜。牛是一种反刍类哺乳动物，饲养牛是从野牛驯化而来的，为“六畜”之一。中国古代对牛的役使出现很早，它既是耕畜又是挽畜。《山海经》中讲到周人祖先叔均发明了牛耕。如从古文字来考证，安阳殷墟甲骨文中已见“犁”字，说明驯养、牛耕不会晚于殷商以后。至于牛作挽畜，古籍记载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就已使牛拉车。据三国时期蜀国史学家谯周的《古史考》记载：“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其后少昊驾牛，禹时奚仲驾马。”少昊乃黄帝之子，所以黄帝时即使牛驾车。
商周时期，牛一直是统治阶级祭祀祖先的供品。周代实行了列鼎制度，史载礼祭天子有九鼎，其中第一鼎就是专门用来盛放牛的。牛除了用于肉食、祭祀外，还被用于拉车服役。牛与殷商之族很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传说商人的祖先王亥就已掌握了“服牛”的役畜技术，使用牛拉车运货贸易，并且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诸如《周易》中曾经提到：“王亥丧牛羊于有易。”就是说商的先祖王亥客于有易部落，有易首领夺其牛羊。又如《山海经·大荒东经》中关于王亥的事迹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这里的仆是指童仆，牛是指牧牛。不久，他的儿子为父报仇，打败了抢夺财物的有易部落，使商人逐渐成为一方霸主，所以后世也把生意人称作“商人”。
商代(约公元前1600一前1046)青铜器，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宗教等活动密切相关，绝大多数是礼器和兵器，除牛首浮雕造型出现较多外，做成牛形的圆雕象生铜器也不乏其例。如清道光年间在山东寿张梁山出土的商代晚期小臣艅犀尊，高22.9厘米，长37厘米。这是一件形制特殊的盛酒器，模拟动物形状，造型为双角犀牛形象。犀首前伸，双眼圆鼓，大嘴微张，上唇下垂。鼻吻部上竖一尖角，额上也有一角。两只大耳向上耸立。犀身丰腴，滚圆敦实，四足较短，粗壮有力，蹄为三趾，呈站立状。犀腹内空，显然容器，背部开一圆口，原应有盖，现已无存。器表素面无饰，与晚商注重装饰、花纹丰富的青铜器形成鲜明对比。其体积感很强，表现出犀牛蹒跚行进的动态。犀牛躯体庞大笨重的感觉，与作为容器的实用功能和谐一致，体现了商代艺术工匠观察自然和提炼生活的能力。
犀属奇蹄目，犀牛科，哺乳动物，形状略像牛，名犀牛。犀多生长在亚洲和非洲的热带森林中。历史上犀不仅在北美各地生存，也在欧亚大陆存在。上古时期，犀曾广泛生活在我国中南部地区，浙江河姆渡、河南淅川下王岗、安阳殷墟等遗址中，都曾发现有犀骨。东周时期，长江流域仍生存着大量的犀牛，而且，盛行以犀革制甲，用以护身。同时，犀还是一种被我国古代民间神话了的一种瑞兽，其皮坚韧，用以制甲，有刀枪不入之说。到了西汉后期，中国气候变冷，再加上滥杀，犀的数量逐渐减少，开始从国外进口犀角。进入唐宋以后，犀在我国基本绝迹。目前世界上，印度和非洲仍有犀牛存在，印度多是单角犀，非洲多系双角犀。
小臣艅犀尊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腹内底部铸有铭文四行二十七字：“丁巳，王省夔京。王赐小臣艅夔贝。唯王来征人方，唯王十祀又五，日。”记载了商王十五年，王征伐人方的事情，并在归来巡察夔地时，赏赐给小臣艅以夔贝。铭文中的“唯王十祀又五，日”属于时间署辞，其中“唯王十祀又五”是纪年，“日”是以周祭祭祀作时间署辞。该尊的器主是艅，小臣是艅的职官名，系奴隶总管，他为能得到商王的赏赐而感到非常荣耀，于是制作此器以作纪念。有专家考证，“人方”可能即在汉水中游的荆巴之境，是当时商都南方的一个邦国。尊铭所反映的这次历史事件，可与同时期的殷墟金文和甲骨卜辞相印证。遗憾的是，这件珍贵文物早已流失海外，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是该馆知名度最高的中国藏品，也是商代青铜器中以犀牛造型作为器物形制的一个孤例(图1—2)。
同样素面无饰的牛形圆雕象生铜器，又如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商代晚期牺觥，高16.6厘米，器作牛形，牛首及背作盖，上立龙钮，牛颈作流，双角翘起，后垂短尾，朴素无纹，清新简洁(图3)。而1977年湖南省衡阳市郊包家台子出土的凤纹牺觥，虽然造型与其基本相同，但装饰风格却截然不同。它仍为商代晚期的青铜铸品，现藏湖南省博物馆，高14厘米，长19厘米。该器构思巧妙，以水牛为造型，躯体丰圆，四肢健壮，整件器物显得稳重浑厚。牛首及背作盖，盖上立一小虎形钮，既是捉手，又是装饰，盖饰兽面鱼身纹。腹内盛酒，颈部为流。全器满花，纹饰繁缛，以云雷纹衬地，器腹饰凤乌纹，颈饰龙纹和兽面纹。这种小巧精致的牛形尊 在商周青铜器中极为罕见，整件作品纹饰精美、壮观华丽，融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集飞禽走兽于一身，显示了高超的设计制作水平(图4)。上海博物馆也藏有一件与此相类的同一时期器物，经专家考证，出土地仍为湖南衡阳，距今已有3300多年的历史，证明了中华文明不仅起源于黄河流域，而且在长江流域也有了滥觞。《说文》曰：“牺，宗庙之牲也。”可见中国古代一般以牛为祭祀牺牲，所以这类牛形觥也称为牺觥。觥乃古代盛酒或饮酒器，是一种大型酒具，多用青铜制成。《诗经》屡见其名，如在《周南·卷耳》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我姑酌彼兕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姑且斟满那酒觥。”说明觥是古代盛酒用的，且容量甚大。兕是一种与犀牛相当类似的生物。《山海经·海内南经》有这样两段记载：“兕在舜葬东，湘水南。其状如牛，苍黑，一角。”“兕兕西北有犀牛，其状如牛而黑。”由此可见。虽然相似，但二者并非完全相同。觥有椭圆形腹或方形腹。圈足或四足，有流和錾，盖多作成带角的兽首形。有的觥内附有酌酒用的斗。铜觥主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前期。
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0年)的象生铜器雕塑作品，继承商代传统，而又有西周特色，风格趋向于写实，逐渐淘汰了商代艺术中神秘 恐怖的气氛，出现一种更加现实的因素。如1967年3月，陕西省岐山县贺家村出土的西周中期牛形铜尊，通高24厘米，通长38厘米，腹深10.7厘米，重6.9公斤，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尊为盛酒器，整体呈写实之牛状，躯体浑圆，蹄腿有力，双目圆突，两耳斜出，犄角后盘，吻部突出，翘首引颈，似在吼叫。牛伸舌作流，尾下垂为錾。牛身中空，背开方口置盖，上有一立状虎钮。虎大头竖耳，身体后缩，似欲前扑，极为形象。盖和器以套环连接。体饰兽目交连纹和兽体卷曲纹，盖饰回首卷尾夔龙纹，均以云雷纹为地。造型生动，纹饰华美，堪称艺术珍品(图5)。
古代青铜器中，有不少造型是以动物为原形的，既有写实的一面，又有夸张的手法。从上海博物馆藏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前476年)牺尊来看，造型就很有特色。民国12年(1923年)，它出土于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通高33.7厘米，长58.7厘米，重10760克。其整体造型是一基本写实的水牛，凝重健壮，双耳竖起，两角向下弯曲，鼻上置一圆环，可见当时人们已经采用穿鼻的方法驯牛。牛背之上开有三个孔穴，中间一穴置一小锅，用来盛酒。前后二穴及锅原应有盖，今已不存。腹部中空，与前后两个孔穴相通，可以注水，是用以温酒的器物。此尊多处饰有盘绕回旋的龙蛇组成的兽面纹。牛颈及锅的口沿上饰有虎、犀等动物浮雕，制作细腻，生动精美。牛的面部、腹部、臀部上下的兽面纹，都是用同一模子翻印的，只是按部位的不同，有的取纹饰的全部，有的则取局部或倒置，说明春秋晚期在青铜器铸造技术上，已有了用印模法塑造纹饰的陶范。春秋时期牺尊出土甚少，浑源牺尊形制独特，是一件极为珍贵的象生铜器，为迄今所仅见(图6)。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的牛形铜雕，已不仅仅是单纯的象生器皿，种类逐渐增多，工艺更加复杂。如美国赛克勒美术馆收藏的战国错金云纹犀形带钩，通长24.8厘米，宽9.4厘米。器身为苏门答腊犀，长形带钩含在犀牛口中似一回首挣扎的怪兽，钩为兽首，颈较细长。全器饰以错金云纹，造型优美，装饰新颖，是青铜带钩中的佳作(图7)。又如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出土的两件战国中期错金银犀、牛形插座，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均为青铜铸器。犀形括座通高22厘米，长55.5厘米。犀身正立，躯体浑圆，腰部下弓，背驮一饰兽面的长方形銎，銎内尚存木榫，尾长且向后挺直，四腿微屈，偶形蹄足，重心较低，显得平稳有力。头略上扬，大嘴微张，两耳直竖，双目圆睁，并在眉骨上饰以金片，更显得炯炯有神。在头顶、额、鼻上各竖一角，上下排列，并用细密的金线来表现角的犀利坚硬。颈部饰有用金线银片构成的项带。犀身遍饰黄白相间的涡卷云纹(图8)。牛形插座通高22厘米，长53厘米，双角内曲尖锐，金线勾画眼眶和眉毛，周身则饰细金线勾边、宽银线为主的卷云纹，造型及装饰与犀形插座相近(图9)，疑为一对，均以错金银工艺装饰，纹饰简明，华丽非凡。
还有的作品则是纯粹的青铜圆雕工艺品，如1978年在山东平阴孝直镇出土的战国晚期嵌绿松石卧牛，现藏于山东省平阴县博物馆，长14.5厘米，高9.7厘米。牛前肢跪伏，呈右卧姿，作回首顾盼状，圆眼大睁，嘴巴微张，鼻吻部略翘，耳朵横立两侧，犄角外弯高耸，尾巴上卷贴于右臀。通体镶嵌绿松石，眉、耳、角、尾等，局部则以阴线装饰。于静寓动，活灵活现，寥寥点缀，雅致不俗(图10)。又如1956年，在安徽寿县城南邱家花园附近楚墓中出土的战国晚期大府卧牛，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长10厘米，高5厘米。这是一件小型青铜雕刻，牛作回首俯卧状，大眼，小角，耳朵横立，前膝双跪，后腿曲于腹下，甩尾贴于左臀上。牛的脊背与臀部塑造得浑圆饱满，物件虽小，体量感却显得十分丰厚。牛的动态也富有生气，特别是周身饰有错银云纹，显得更为华美。所谓“错”，在古汉语里即为“镶嵌”之意。像这样精巧的雕塑、细致的镶嵌，还是较为罕见的。腹下铸有阴刻铭文“大府之器”四字。府即府库。大府，则为战国时期楚国王室掌管收藏各种货物、宝器的府库机构。这件大府卧牛，显然属于楚国王室之物无疑(图11)。
汉代是中国第二个大一统的王朝。前期定都长安，称西汉、前汉；后期定都洛阳，又称东汉、后汉。汉高祖刘邦建国初期即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减轻租赋徭役，农业生产得到恢复。文帝和景帝时继续重视农业，轻徭薄赋，奖励生产，社会经济从恢复走向繁荣，手工业及商业也有发展，人民出现了安居乐业的局面。因此，两汉时期牛的雕塑也开始明显增多。如1981年灵宝市坡头乡坡头村农民王千省上交的西汉(公元前206—25年)铜牛，长18.5厘米，高13厘米，昂首向左，双耳横立，犄角弯曲内勾，嘴巴微张似鸣，长尾斜垂，背有一穿，四肢分向前后，呈走姿。身披一褡裢，右侧阴刻行书五行十五字：“大汉文帝三年二月口氏□□□□□。”造形优美，形象逼真，并有铭文，对研究汉代牲畜、铸造和文字提供了实物资料(图12)。又如1968年，在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妻宝绾墓出土、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的西汉中期青铜立牛，高4.4厘米。牛抬头前伸，作立姿凝视状，眼睛睁开，鼻孔略大，嘴巴微张，犄角较小，尾巴稍短，躯体浑圆，俨然黄牛造型，具象写实，工艺高超(图13)。
中国古代动物形的象生酒尊，继商代铜器中的牛尊、象尊、豕尊等，以及周代铜器中的驹尊、兔尊、鸭尊等，1963年在陕西省兴平县豆马村出土的西汉早期错金银云纹犀尊，更是工艺精湛、技高一筹，将象生铜器的造型装饰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一件具象作品，高34.4厘米，长58.1厘米，造型较“小臣赊犀尊”更为精准。犀牛昂首伫立，两耳前耸，双角竖起，眼睛嵌以料珠，乌黑光亮，勾状厚唇，鼻孔作流，四足蹄形较矮壮，短尾下垂且微翘，背上有盖可启合。体态雄健，肌肉发达，颈胸多皱，臀肚滚圆，为古代生息在中国的苏门答腊犀形象，说明当时犀牛仍未在华北绝迹。整件器物满饰错金银云纹，精美华丽，虽为实用重器，却又洋溢着充沛的活力，堪称古代青铜器中的奇葩，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国家宝藏”之一(图14)。
云南简称滇，大约在战国秦汉时期，滇人，一个世代定居于云南滇池周围的少数民族，在这里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滇国。自1955年以来，云南省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发掘出万余件滇国各类文物，尘封的滇国历史逐渐显露真容，璀璨神奇而自成体系的滇文化震惊了世界。从这些珍贵的滇文物中可以看出，有关牛的铜器数量较多，制作也最精美，整体而言，极具地方特色与民族风格。在滇国，牛被视为财富的象征，拥有众多数量的牛是富贵的标志。这些情景可从出土文物中的贮贝器上找到。如1979年，在云南省呈贡县天子庙古墓群出土的战国时期铜五牛盖贮贝器，束腰形，子母盖。子盖上焊有一立牛，母盖周围立有四牛，形体稍小。较为特殊的是，筒身刻有七人，高髻，跣足，衣尾着地，肩 负长矛，好像滇国的武士正在操练，从着装和武器的整齐划一来看，当时的滇族可能已是一支具有一定规模、训练有素的军队。贮贝器是云南青铜文化特有的青铜容器，主要用于贮存海贝。海贝是古滇国历史时期的交换媒介货币。古滇国的统治阶级为了保存这些珍稀之物，专门制造了特殊的收藏容器来储存这些宝贝，于是，代表青铜文化的贮贝器应运而生。牛则是古代滇族工匠最爱表现的题材，反映了贮贝器主人对财富的追求与渴望。
在滇文化青铜器中，众多牛的造型装饰出现，反映了古滇民族与牛的密切关系。对于以稻作为生的古滇人来说，牛是他们重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中的重要财富。在这些青铜器中，牛的形态多种多样，牛的表现淋漓尽致。如1972年，在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古墓中出土的西汉时期五牛铜枕，长70厘米，宽13厘米，高36.4厘米。整体作马鞍形，左右两端上翘并饰二圆雕立牛，中部侧面则饰三浮雕立牛。牛的造型雄健威猛，犄角挺立。在铜枕上装饰牛的形象，为滇文化所特有，除了表示滇人的财富梦外，祈求得到神灵保护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件五牛铜枕，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国家宝藏”之一(图15)。
牛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上古时期人们通过刀耕火种拓荒营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开始出现铁农具和牛耕技术；汉代牛耕逐渐普及，不但在中原地区盛行，而且开始向长江和珠江流域推广；东汉出现二牛抬杠、一牛挽犁等先进的耕作方式，牛耕在农业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据《后汉书》卷九十四《礼仪志》载：“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祠春用“土牛”，足见牛耕的重要性。应劭《风俗通义·佚文》亦云：“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可以说，东汉的农业生产较西汉更有发展，冶金铸造工艺也比西汉有所进步，这在当时的牛形象生铜雕作品中均有明显反映。
如1980年，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甘泉山广陵王墓出土的东汉(公元25—220年)早期错银饰青铜牛灯，通高46.2厘米，牛身长36.4厘米。该器由灯座、灯盘、灯罩、顶盖、烟管等主要部件构成。灯座为一体态雄健的黄牛，四蹄粗壮有力，短尾向上卷曲，头部下俯，竖耳耸角，张嘴嘲艮，似欲抵触。牛背上驮有短柄灯盘，盘旁有柄，可以转动。盘上承有两瓣也可转动的灯罩，罩面设有菱形镂空窗棂，并加环耳。罩上为一穹隆顶盖。盖顶有烟管，弯曲而下通至牛首。它除了灯盘和灯罩可以转动，用以挡风、散热、调节灯光照度外，奇特之处还在牛腹。古代灯具烧的是动物油脂，容易污染空气。而此牛腹部中空，从头部到背部设弯管与灯罩相通作为烟道，将烟尘导入牛腹，进行过滤，以起到清洁室内空气的作用。该灯不但设计精美，而且在制作时巧用铜银色泽，形成完美的颜色搭配。其工艺精湛，巧夺天工，整体运用流云纹、三角纹、螺旋纹图案为地，并饰以精细的龙、凤、虎、鹿等多种神禽异兽错银图案，线条流畅，飘逸潇洒，是汉代众多青铜灯具中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上乘之作，难怪它被列为南京博物院42万余件藏品中，万里挑一的十大镇馆官珍宝之一(图16)。
东汉时期的牛形青铜圆雕作品，则表现出明显的写实倾向。如1974年，河南省偃师市寇店乡李家村东汉晚期窖藏出土的鎏金铜牛，长7.2厘米，高5.7厘米，作站立状，双角直立，两耳竖起，圆眼，有鼻穿，嘴微张，长尾下垂，四肢粗壮，体态雄健。该牛通体鎏金，铸造成型，小巧玲珑，比例得体，造型逼真，制作精美，是东汉鎏金铜器中的佳品，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铜雕造型艺术、冶金铸造工艺以及注重畜牧牛耕的历史，具有较高的历史、科研和艺术价值(图17)。
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牛的文化也在不断丰富。关于牛的青铜雕塑艺术，到了清代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韵味无穷。明清时期，由于历史发展和社会需要，城市工商经济与世俗生活进一步走向繁荣，手工业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工艺性雕塑艺术也得到空前重视，甚至超过了以往的各个时代。雕塑艺术的功用更加宽泛，并且深入到日常家居生活当中，体现了实用与观赏的结合，反映出技术和艺术的融会。比如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公元1644—1911年)水牛形铜锁，就是其中颇为别致的一件。它高6.5厘米，长10.6厘米，铜质雕塑，色泽金黄。整体造型为一卧姿水牛，头向左侧，尖角内弯，大眼，横耳。锁舌呈圆锥状“L”形，由牛首上端向后伸出，穿于翘起弯曲的牛尾上，可前后开启。开锁匙孔作“T”形，设在牛的臀部。整件作品手法写实，略带夸张，小巧玲珑，精致典雅，既实用又美观，充分说明了清代雕塑造型艺术的多样化(图18)。
中国古代牛形铜雕，数量众多，内涵丰富，品味高雅，伴随着中国历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造型，千百年来为世人瞩目。牛的形象，牛的精神，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一个时代的雕塑，代表了一个时期的风格，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上述这些牛形铜雕，仅是古代雕塑中的极少部分精品，但由此我们可以约略看到中国青铜雕塑艺术的发展，感受到中华民族古老传统文化的精粹，同时，也反映了牛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不同时期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向。(注：本文图片由王蔚波、刘小放、王书德、张惠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