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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1997年进入常州书画院对我来说是我写字的转折点。不进书画院,自己可能会松松垮垮,吊儿郎当。从这时起我开始严肃起来,认识到应该要好好写字了。这里有一个故事,我进画院是没有成绩的,当时我们的院长阙长山对我说:“陈海良我告诉你,你没得成绩。你进画院,我们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你的学历高,是第一届书法本科班的学生。你得作品在书画院艺术委员会评的时候,评价比较高,全票通过。因为你没有成绩,没有参加过任何巡展。画院是国家画院,是被国家养着的。要是5年内没有成绩,是要被解聘的,解聘是很难为情的。”我为了不被解聘,就只有好好写字。
当时,我有一幅大的草书作品挂在书画院的展厅里展出,言恭达老师从常熟来常州办事,应阙院长邀请来看新画师的作品,言老师一下就看中了我的作品。言老师很惊讶,问这人是谁。阙院长告诉他是画院来的新画师,正在帮自己的父亲搞推销。言老师叮嘱阙院长,要好好培养。就这样,言老师对我有了很深的印象。1998年言老师调到省书协任秘书长,但言老师还不认识我。1998年第七届全国书展在江苏征稿,新一届省书协主席团成员到全省各地去评点作品。当时,常州来的是尉天池、孙晓云、徐利明几位老师,言恭达老师在苏北。言恭达老师想到我一定会参加常州的评点活动,他专程从苏北赶到常州,把他剩下的最后一张名片给了我,他对我说:“我就是特地来看看你和你的作品。”他特地来看我,使我非常激动,更使我坚定了好好写字的决心。他让我知道了自己的字可能是挺好的,使我产生了写字的自信心。从此,就更加认真地来搞创作。结果是我投了两张作品,一张是大草书,一张是具有杨维桢风格的行书。我从1990年到1991年就研究了杨维桢,我的毕业论文写的也是杨维桢。当时社会上行书流行米字风,草书流行王铎风,还有信札风。还有谁去研究杨维桢?在米字风盛行的时候,唯独我的作品是杨维桢的风格,所以非常怪异,在整个展厅里非常突出。但是,我也看到了我的问题,就是我的字写的还不够细致。孙晓云老师告诉我,还要下点细致方面的功夫,多写一些王字系统的字。之后我就开始写《圣教序》,有空就写。我写《圣教序》遇到了一次特殊的机会,就是后来我调入了常州市少年宫。
薛:你在常州市书画院是边写字、边经商,还没有完全脱离商海,你完全脱离商海专心从事书法创作是什么时候?这一段的创作经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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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书法是一门创造性的艺术,投身于书法事业需要哪些方面的条件,你能来谈谈吗?
陈:写字天赋要占到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二十是老师,一定要心传口授的,第三是运气。中国书法史就是一个链子,这个链子是有大师连接起来的,能成为这样的连接点就是大师。书法艺术就是要靠天赋,是天上掉下个书法家。艺术家的产生就如同炼金,只有是金矿才能炼出金子,是铁矿炼一万年也练不出金子,它的元素是不会改变的。没有写字的天赋,练一辈子也不能成为一个书法家。人各有天赋,未必非要来从事书法创作,我说天赋占百分之七十,道理就在这里。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大才子多的是,需要老师、社会来发现。
薛:如你所言,在你学习和创作的道路上遇到了许多前辈的发现、指导、鼓励、支持,你能表达一下这方面的感受吗?
陈:有这样几条,以尉天池老师为首的老师给了我扎实的基本功,给了我怎样学习书法的审美观,走艺术道路这种思想是他们灌输给我的。言恭达老师给了我自信心,所以要认真写字。这两个人对我来说很重要。孙晓云老师对我怎样扎实、下功夫提了很多意见,还有徐利明老师,常州的叶鹏飞老师等等。我的成绩是从1999年开始的,一直到现在。从新一届的省书协主席团开始,我一共获了八次奖,我就像他们的产品一样。从这一点来讲,我很幸运。是常州书画院使我确定了以书法作为自己的事业,我非常感谢常州书画院,尤其是阙长山院长!常州市少年宫给了我自由的生活空间,时间很充裕,工资待遇也较优厚,以及常州的市领导对我的关心和呵护。
薛:最后,得知你正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书法创作方向的博士学位,希望看到你更新、更好的作品。
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