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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折衷”是刘勰的主要“论文”方法。刘勰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衷”、“折中”概念加以再认识的运用到论文中，构建起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方法体系。《文心雕龙》的“折衷”方法是以对象的“势”、“理”为依据，以对事物“擘肌分理”的过程为基础，对评价对象进行扬弃与取舍。本文将从《文心雕龙》“折衷”研究述评、《文心雕龙》“折衷”分析以及刘勰的“变”乎《骚》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折衷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03
一、《文心雕龙》“折衷”研究述评
“折衷”作为刘勰“论文”的主要方法，曾在很长时期内没有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随着对《文心雕龙》研究的不断深入，使得更多的学者深刻意识到“折衷”的重要性，进而学术界对其研究也在不断增多，目前有不少学者都针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就目前学者对《文心雕龙》“折衷”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对其思想源头的探索上。
一种观点认为刘勰的“折衷”观念，主要来源于儒家思想，在学术界以周勋初《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中”说述评》一文及戴旻棣《“中和”思想与刘勰的“折衷”说——兼析<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构》一文为代表。这两篇文章的观点基本相同，认为刘勰的“折衷”思想来源于儒家，在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同时还深受玄学的影响，此外，《文心雕龙》“论文”有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横向主要体现在对“情”、“采”的阐述方面，而纵向主要是通过“通变”体现出来。
一种观点认为，刘勰“折衷”的思想受到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是其一方面，而佛学从思维方式上对刘勰的“折衷”思想也有很大的启示，这以《刘勰文论中的“中道”观》一文为代表。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刘勰的“折衷”观念并非只受一家影响，而是在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张少康认为，《文心雕龙》中的“折衷”与儒家的“折中”是不同的，刘勰的“折衷”是“折衷于客观的‘势’与‘理’”，而不是“折衷于圣道”，故而贸然的将二者理解为一义是不合理的。同时，张少康还把刘勰的“折衷”的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强调识“大体”、“观衢路”；二、强调“圆通”、“圆照”；三、强调“善于适要”、“得其环中”。并依次指出，它们分别受到了《周易·系辞传》、《荀子·解蔽》等儒家著作，“圆通”、“圆照”等佛学认识论、方法论，以及“三十辐共一毂”，“得其环中”等老庄思想的影响。蔡宗齐《<文心雕龙>与儒、道、佛家的中道思维》一文及陶礼天《试论<文心雕龙>“折中”精神的主要体现》一文也持此观点。
除了对《文心雕龙》中的“折衷”进行探源外，另有学者从其他角度进行研究。如周勋初、王运熙二人他们分析刘勰论文的方法不仅是就其本身而言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分析。将刘勰视为折中派，以区别当时的守旧派以及趋新派，此二人的观点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彭铁浩《<文心雕龙>文学论的折衷性格》一文由辞书对“折衷”的解析入手，指出《文心雕龙》文学论的折衷存在着三种形态，即：追求没有过于不及的适当状态；调和二者，取其中正，无所偏颇；肯定多样性。同时，该文对《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辩骚》“文之枢纽”这五篇的“折衷”也作了简略说明。
上面提到的这些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从而可以了解学术界对于《文心雕龙》“折衷”的研究成果，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启示。
二、《文心雕龙》“折衷”分析
“折衷”在《文心雕龙》中出现了三次，分别出现在：《奏启》篇、《序志》篇以及“折之中和”一语中。下面分别就这三例进行分析：
《奏启》云：“然函人欲全，矢人欲伤，术在纠恶，势必深峭。《诗》刺谗人，投畀豺虎；《礼》疾无礼，方之鹦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轲讥墨，比诸禽兽；《诗》、《礼》儒墨，既其如兹；奏劾严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为文，竞於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1]刘勰在《奏启》篇中说道，制造铠甲的工匠是为了保护人的安全，制作弓箭的工匠，则是希望有人受到伤害；弹劾之文是为了纠正罪恶与谬误，也就势必写得深刻严峻。《诗经》里面批判毁谤好人进谗言的人，说要把这种人投给豺狼虎豹；《礼记》中痛恨无礼的人，把他比作鹦鹉和猩猩。墨翟攻击儒家，称之为公羊和大猪；孟轲讥讽墨家，就比之为禽兽。《诗经》、《礼记》、儒家、墨家，尚且如此，严峻的弹奏之文，又怎么能避免！所以，一般人写这种文章，都是竞相辱骂，吹毛求疵，尖刻的深透骨髓，甚至以谩骂为能，大都失于折衷。“《诗》、《礼》儒墨，既其如兹；奏劾严文，孰云能免。”世人之作文则更是如此。
刘勰所说的“折衷”在《奏启》篇中给予了阐释，《奏启》云“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专席之雄，直方之举也。”[2]写作奏文，应当要确立规范，衡量取舍，应以表达要义为主。必须做到说理有常规，用辞有法度，取法家的判断精神，用儒家的文辞修饰，不畏强暴的权势，使盛气流贯于笔墨之中；也不放任诡诈欺骗的人，使声势振动于竹简之外，这样才称得上是专职弹劾官员的雄杰，耿直方正的举动。这就是刘勰所提倡的“折衷”，他对儒家、法家二家在行文方面的特点较为推崇。
《章句》云：“若乃改韵徙调，所以节文辞气。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刘歆、桓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贸代。陆云亦称，。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3]刘勰此段说的是用韵及转易声调的问题，贾谊和枚乘，往往两韵一换；刘歆和桓谭，则多百韵不变，这也是各有其志趣的。从前曹操论赋，用换韵来改善同韵多次出现的问题。陆云也说“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他对用韵的意见，和枚乘、贾谊相同。但两韵一换，声调音韵略显急促；如较长的辞赋一韵到底，读起来又会使人感到疲劳。才情昂扬的作者，虽然运思顺畅，但也比不上折衷用韵，不疏不密，可以保证不出大的毛病。可见采取“折中”的方法能够避免过犹不及情况的出现，可做到“庶保无咎”。刘勰此处“折之中和”之说，是受到了儒家“执两用中”观念的影响。 《序志》又云：“及其品评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惟务折衷。”[4]在这段话中，刘勰认为品评已有的文章，有些观点和前人相同，但并不是人云亦云，看那势态实在是不能不与之相同；有些说法和前人的不一样，也不是随便地求异，按照情理是不能不表示异议的。而无论是相同还是相异，均不在乎它是古人的还是今人的，都要做到“擘肌分理，惟务折衷”，这样才能做到公允、恰当。
三、刘勰的“变”乎《骚》
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出现的“变乎《骚》”便是刘勰“折衷”方法的体现，他认为《楚辞》的最大特点就是“变”，这是其基于对“文势”、“文理”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辨骚》篇属于《文心雕龙》文之枢纽部分，本篇是对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进行辨析和评论，其根本目的在于借“变乎‘骚’”的论述，阐明“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变则甚久，通则不乏”之理，这是刘勰论文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辨”，刘勰得出了《楚辞》与经书对比有“四同”和“四异”的结论，“四同”即：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四异”即：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
刘勰“论文”虽主“征圣”、“宗经”之说，同时他又十分重视文章须“变”之理。《通变》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5]即写作规律轮回地运转不停，不断地有所更新和变革。《时序》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6]时代风气交替变化，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也各不相同，古往今来，文风变化的情理也是不同的，这是客观的“世情”、“时序”使然的结果。刘勰在《通变》中阐述了文章须变应遵循：“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其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7]刘勰认为作品的体裁是一定的，但写作时的变化却是无限的。如诗歌、辞赋、书札、奏记等等，其名称和写作时运用的道理都有所继承，这说明体裁是一定的，至于文辞的气势和感染力，唯有推陈出新才能永久流传，这说明变化是无限的。名称和写作道理有定，所以体裁方面必须借鉴过去的著作；推陈出新才能有更久远的生命力，所以应该多创作新的作品。这样就可以自由驰骋，左右逢源。刘勰论述通变问题，主要理论依据是“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其实写作方法本身没有欠缺，只是不善于推陈出新罢了，所以讲到创作，就好像草木似的：根茎附着于土地，是它们共同的性质；但由于枝叶所受阳光的变化，同样的草木就会产生不同的种类。即文章的体制安排虽然有一定的规定但在方法上却没有唯一的标准。
刘勰对文“变”的见解极其深刻。《明诗》云“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8]即综观历代的诗歌，其发展变化的情况是可以明白的。《时序》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9]作品的演变联系着社会的情况，文坛的盛衰联系着时代的动态；如想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虽然历史长远也可查清。刘勰鉴于《序志》的缺失“由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10]即像桓谭、刘祯、应贞、陆云等人，也泛论过文章的意义，有时或有较好的意见提出来。但他们都没有能从树木的枝叶寻找到根本，从水的波澜追溯到发源的地方。由于他们未能很好地继承过去圣贤的教导，因此对后代的人也不能给予多少帮助。刘勰正是对几千年来文章变化的思考，让他认识到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不论是古人还是今人所得出的结论都应当予以肯定，应当做到“折衷”。
刘勰在《辨骚》篇中说道：“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11]《楚辞》基本是学习古人的著作，但里边包含的内容已杂有战国时的东西。《楚辞》和《诗经》相比，是要差一些；但和后代辞赋相比，那就要好得多。从各篇中的基本内容和附加上去的词藻来看，虽然也采取了经书中的一些内容，但在文辞上却是自己独创的。刘勰是赞许《楚辞》为“通变”之典范，可谓是：通中有变，变中有通。
刘勰在其他地方对此亦有类似表述，称《楚辞》“体乎经”。如：《明诗》“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12]到了战国时期的楚国，多有讽刺怨愤之情，于是便产生了《离骚》这样的讽刺之作。《通变》“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13]，到了楚国出现以《离骚》为代表的骚体文章，它以周朝的诗歌为规范、楷式；《比兴》“楚衰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14]，楚国两代君王，国政衰败，听信谗言，屈原却怀着忠诚耿介的感情，依照《诗经》的体制、格调创作《离骚》，其中的讽喻兼用“比”、“兴”两种手法。称《楚辞》“酌新声”者。如：《宗经》“楚艳汉侈”说明楚辞淫艳、汉赋侈华；[15]《诠赋》“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直到屈原创作了《离骚》，赋体才铺陈、舒展地描绘事物的声貌；[16]《通变》“楚汉侈而艳”，楚汉时期的文风铺张且艳丽；[17]《时序》“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18]，屈原文章的词藻可与日月争辉，宋玉的文采错综如同风卷云聚，他们艳丽的辩说已经超过了《诗经》，光彩熠耀的奇特文思，是从战国时纵横游说的诡异风俗中产生出来的；《物色》“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19]，到了《离骚》取代《诗经》而兴起，对所写景物触类旁通而有所发展，但景物的形貌难以描摹得淋漓尽致，便多用重叠复合的文词来展现景物的形貌，于是描摹山势险峻的“嵯峨”这类的词聚集在一起，刻画草木花叶茂盛下垂之状的“葳蕤”这类的词语便积累了很多。《才略》“屈、宋以《楚辞》发采”[20]，屈原和宋玉只要是借助《楚辞》而散发出自己的光彩。还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叙述的《辨骚》“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21]，《离骚》在《诗经》之后在汉赋之前这段时间内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源于距离圣人时代不远且楚国人有才华的缘故；《事类》“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22]，屈原、宋玉所著的诗篇，号称仿照《诗经》作者所作，虽引用了古人与古事，但并没有采用旧的言辞。 以上是对“变乎《骚》”所体现的“折衷”观点进行的阐释。刘勰基于“通变”之“文理”，通过对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进行分析，对《楚辞》的“通古”与“新变”均予以肯定。由此可以看出刘勰“变乎《骚》”真正的含义，刘勰将《辨骚》放在“文之枢纽”部分，其目的就是要以《楚辞》为“通变”的榜样，来进行论文创作。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分析，让我们对刘勰《文心雕龙》中“折衷”的方法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折衷”是刘勰“论文”的主要观点，虽然在书中出现次数有限，但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模式，贯穿于《文心雕龙》全篇。
注释：
[1][2]刘勰.文心雕龙[M].（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第277页.
[3][4][5][6][7][8][11]刘勰.文心雕龙[M].（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第397、578、354、496、348、67、49页.
[9][10]刘勰.文心雕龙[M].（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第511页.
[12-[22]刘勰.文心雕龙[M].（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第61、349、414、28、86、349、498、521、532、44、429页.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M].（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
[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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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戴吴棣.中和思想与刘勰的折衷说——兼析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构[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2）.
[6]王涣然.中庸与刘勰的唯务折衷——对文心雕龙思想方法的一种考察[J].辽宁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1）.
[7]徐季子.刘勰文论中的中道观[J].文心雕龙学刊第6辑.济南：齐鲁书社，1992.
[8]张少康.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刘勰论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J].学术月刊1986（2）.
[9]蔡宗齐.文心雕龙与儒道佛家的中道思维[M].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10]陶礼天.试论文心雕龙折中精神的主要体现[M].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11]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M].文史探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2]刘畅.文心雕龙尚北宗南与唯务折衷[J].扬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2）.
[13]彭铁浩.文心雕龙文学论的折衷性格[M].文心雕龙研究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折衷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03
一、《文心雕龙》“折衷”研究述评
“折衷”作为刘勰“论文”的主要方法，曾在很长时期内没有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随着对《文心雕龙》研究的不断深入，使得更多的学者深刻意识到“折衷”的重要性，进而学术界对其研究也在不断增多，目前有不少学者都针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就目前学者对《文心雕龙》“折衷”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对其思想源头的探索上。
一种观点认为刘勰的“折衷”观念，主要来源于儒家思想，在学术界以周勋初《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中”说述评》一文及戴旻棣《“中和”思想与刘勰的“折衷”说——兼析<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构》一文为代表。这两篇文章的观点基本相同，认为刘勰的“折衷”思想来源于儒家，在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同时还深受玄学的影响，此外，《文心雕龙》“论文”有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横向主要体现在对“情”、“采”的阐述方面，而纵向主要是通过“通变”体现出来。
一种观点认为，刘勰“折衷”的思想受到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是其一方面，而佛学从思维方式上对刘勰的“折衷”思想也有很大的启示，这以《刘勰文论中的“中道”观》一文为代表。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刘勰的“折衷”观念并非只受一家影响，而是在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张少康认为，《文心雕龙》中的“折衷”与儒家的“折中”是不同的，刘勰的“折衷”是“折衷于客观的‘势’与‘理’”，而不是“折衷于圣道”，故而贸然的将二者理解为一义是不合理的。同时，张少康还把刘勰的“折衷”的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强调识“大体”、“观衢路”；二、强调“圆通”、“圆照”；三、强调“善于适要”、“得其环中”。并依次指出，它们分别受到了《周易·系辞传》、《荀子·解蔽》等儒家著作，“圆通”、“圆照”等佛学认识论、方法论，以及“三十辐共一毂”，“得其环中”等老庄思想的影响。蔡宗齐《<文心雕龙>与儒、道、佛家的中道思维》一文及陶礼天《试论<文心雕龙>“折中”精神的主要体现》一文也持此观点。
除了对《文心雕龙》中的“折衷”进行探源外，另有学者从其他角度进行研究。如周勋初、王运熙二人他们分析刘勰论文的方法不仅是就其本身而言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分析。将刘勰视为折中派，以区别当时的守旧派以及趋新派，此二人的观点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彭铁浩《<文心雕龙>文学论的折衷性格》一文由辞书对“折衷”的解析入手，指出《文心雕龙》文学论的折衷存在着三种形态，即：追求没有过于不及的适当状态；调和二者，取其中正，无所偏颇；肯定多样性。同时，该文对《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辩骚》“文之枢纽”这五篇的“折衷”也作了简略说明。
上面提到的这些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从而可以了解学术界对于《文心雕龙》“折衷”的研究成果，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启示。
二、《文心雕龙》“折衷”分析
“折衷”在《文心雕龙》中出现了三次，分别出现在：《奏启》篇、《序志》篇以及“折之中和”一语中。下面分别就这三例进行分析：
《奏启》云：“然函人欲全，矢人欲伤，术在纠恶，势必深峭。《诗》刺谗人，投畀豺虎；《礼》疾无礼，方之鹦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轲讥墨，比诸禽兽；《诗》、《礼》儒墨，既其如兹；奏劾严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为文，竞於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1]刘勰在《奏启》篇中说道，制造铠甲的工匠是为了保护人的安全，制作弓箭的工匠，则是希望有人受到伤害；弹劾之文是为了纠正罪恶与谬误，也就势必写得深刻严峻。《诗经》里面批判毁谤好人进谗言的人，说要把这种人投给豺狼虎豹；《礼记》中痛恨无礼的人，把他比作鹦鹉和猩猩。墨翟攻击儒家，称之为公羊和大猪；孟轲讥讽墨家，就比之为禽兽。《诗经》、《礼记》、儒家、墨家，尚且如此，严峻的弹奏之文，又怎么能避免！所以，一般人写这种文章，都是竞相辱骂，吹毛求疵，尖刻的深透骨髓，甚至以谩骂为能，大都失于折衷。“《诗》、《礼》儒墨，既其如兹；奏劾严文，孰云能免。”世人之作文则更是如此。
刘勰所说的“折衷”在《奏启》篇中给予了阐释，《奏启》云“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专席之雄，直方之举也。”[2]写作奏文，应当要确立规范，衡量取舍，应以表达要义为主。必须做到说理有常规，用辞有法度，取法家的判断精神，用儒家的文辞修饰，不畏强暴的权势，使盛气流贯于笔墨之中；也不放任诡诈欺骗的人，使声势振动于竹简之外，这样才称得上是专职弹劾官员的雄杰，耿直方正的举动。这就是刘勰所提倡的“折衷”，他对儒家、法家二家在行文方面的特点较为推崇。
《章句》云：“若乃改韵徙调，所以节文辞气。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刘歆、桓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贸代。陆云亦称，。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3]刘勰此段说的是用韵及转易声调的问题，贾谊和枚乘，往往两韵一换；刘歆和桓谭，则多百韵不变，这也是各有其志趣的。从前曹操论赋，用换韵来改善同韵多次出现的问题。陆云也说“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他对用韵的意见，和枚乘、贾谊相同。但两韵一换，声调音韵略显急促；如较长的辞赋一韵到底，读起来又会使人感到疲劳。才情昂扬的作者，虽然运思顺畅，但也比不上折衷用韵，不疏不密，可以保证不出大的毛病。可见采取“折中”的方法能够避免过犹不及情况的出现，可做到“庶保无咎”。刘勰此处“折之中和”之说，是受到了儒家“执两用中”观念的影响。 《序志》又云：“及其品评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惟务折衷。”[4]在这段话中，刘勰认为品评已有的文章，有些观点和前人相同，但并不是人云亦云，看那势态实在是不能不与之相同；有些说法和前人的不一样，也不是随便地求异，按照情理是不能不表示异议的。而无论是相同还是相异，均不在乎它是古人的还是今人的，都要做到“擘肌分理，惟务折衷”，这样才能做到公允、恰当。
三、刘勰的“变”乎《骚》
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出现的“变乎《骚》”便是刘勰“折衷”方法的体现，他认为《楚辞》的最大特点就是“变”，这是其基于对“文势”、“文理”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辨骚》篇属于《文心雕龙》文之枢纽部分，本篇是对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进行辨析和评论，其根本目的在于借“变乎‘骚’”的论述，阐明“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变则甚久，通则不乏”之理，这是刘勰论文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辨”，刘勰得出了《楚辞》与经书对比有“四同”和“四异”的结论，“四同”即：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四异”即：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
刘勰“论文”虽主“征圣”、“宗经”之说，同时他又十分重视文章须“变”之理。《通变》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5]即写作规律轮回地运转不停，不断地有所更新和变革。《时序》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6]时代风气交替变化，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也各不相同，古往今来，文风变化的情理也是不同的，这是客观的“世情”、“时序”使然的结果。刘勰在《通变》中阐述了文章须变应遵循：“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其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7]刘勰认为作品的体裁是一定的，但写作时的变化却是无限的。如诗歌、辞赋、书札、奏记等等，其名称和写作时运用的道理都有所继承，这说明体裁是一定的，至于文辞的气势和感染力，唯有推陈出新才能永久流传，这说明变化是无限的。名称和写作道理有定，所以体裁方面必须借鉴过去的著作；推陈出新才能有更久远的生命力，所以应该多创作新的作品。这样就可以自由驰骋，左右逢源。刘勰论述通变问题，主要理论依据是“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其实写作方法本身没有欠缺，只是不善于推陈出新罢了，所以讲到创作，就好像草木似的：根茎附着于土地，是它们共同的性质；但由于枝叶所受阳光的变化，同样的草木就会产生不同的种类。即文章的体制安排虽然有一定的规定但在方法上却没有唯一的标准。
刘勰对文“变”的见解极其深刻。《明诗》云“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8]即综观历代的诗歌，其发展变化的情况是可以明白的。《时序》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9]作品的演变联系着社会的情况，文坛的盛衰联系着时代的动态；如想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虽然历史长远也可查清。刘勰鉴于《序志》的缺失“由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10]即像桓谭、刘祯、应贞、陆云等人，也泛论过文章的意义，有时或有较好的意见提出来。但他们都没有能从树木的枝叶寻找到根本，从水的波澜追溯到发源的地方。由于他们未能很好地继承过去圣贤的教导，因此对后代的人也不能给予多少帮助。刘勰正是对几千年来文章变化的思考，让他认识到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不论是古人还是今人所得出的结论都应当予以肯定，应当做到“折衷”。
刘勰在《辨骚》篇中说道：“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11]《楚辞》基本是学习古人的著作，但里边包含的内容已杂有战国时的东西。《楚辞》和《诗经》相比，是要差一些；但和后代辞赋相比，那就要好得多。从各篇中的基本内容和附加上去的词藻来看，虽然也采取了经书中的一些内容，但在文辞上却是自己独创的。刘勰是赞许《楚辞》为“通变”之典范，可谓是：通中有变，变中有通。
刘勰在其他地方对此亦有类似表述，称《楚辞》“体乎经”。如：《明诗》“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12]到了战国时期的楚国，多有讽刺怨愤之情，于是便产生了《离骚》这样的讽刺之作。《通变》“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13]，到了楚国出现以《离骚》为代表的骚体文章，它以周朝的诗歌为规范、楷式；《比兴》“楚衰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14]，楚国两代君王，国政衰败，听信谗言，屈原却怀着忠诚耿介的感情，依照《诗经》的体制、格调创作《离骚》，其中的讽喻兼用“比”、“兴”两种手法。称《楚辞》“酌新声”者。如：《宗经》“楚艳汉侈”说明楚辞淫艳、汉赋侈华；[15]《诠赋》“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直到屈原创作了《离骚》，赋体才铺陈、舒展地描绘事物的声貌；[16]《通变》“楚汉侈而艳”，楚汉时期的文风铺张且艳丽；[17]《时序》“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18]，屈原文章的词藻可与日月争辉，宋玉的文采错综如同风卷云聚，他们艳丽的辩说已经超过了《诗经》，光彩熠耀的奇特文思，是从战国时纵横游说的诡异风俗中产生出来的；《物色》“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19]，到了《离骚》取代《诗经》而兴起，对所写景物触类旁通而有所发展，但景物的形貌难以描摹得淋漓尽致，便多用重叠复合的文词来展现景物的形貌，于是描摹山势险峻的“嵯峨”这类的词聚集在一起，刻画草木花叶茂盛下垂之状的“葳蕤”这类的词语便积累了很多。《才略》“屈、宋以《楚辞》发采”[20]，屈原和宋玉只要是借助《楚辞》而散发出自己的光彩。还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叙述的《辨骚》“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21]，《离骚》在《诗经》之后在汉赋之前这段时间内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源于距离圣人时代不远且楚国人有才华的缘故；《事类》“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22]，屈原、宋玉所著的诗篇，号称仿照《诗经》作者所作，虽引用了古人与古事，但并没有采用旧的言辞。 以上是对“变乎《骚》”所体现的“折衷”观点进行的阐释。刘勰基于“通变”之“文理”，通过对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进行分析，对《楚辞》的“通古”与“新变”均予以肯定。由此可以看出刘勰“变乎《骚》”真正的含义，刘勰将《辨骚》放在“文之枢纽”部分，其目的就是要以《楚辞》为“通变”的榜样，来进行论文创作。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分析，让我们对刘勰《文心雕龙》中“折衷”的方法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折衷”是刘勰“论文”的主要观点，虽然在书中出现次数有限，但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模式，贯穿于《文心雕龙》全篇。
注释：
[1][2]刘勰.文心雕龙[M].（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第277页.
[3][4][5][6][7][8][11]刘勰.文心雕龙[M].（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第397、578、354、496、348、67、49页.
[9][10]刘勰.文心雕龙[M].（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第511页.
[12-[22]刘勰.文心雕龙[M].（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第61、349、414、28、86、349、498、521、532、44、429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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