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俄罗斯政党改革密切民众与政治的关联度
从苏联解体至今，政党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已走过了近20年历程，其发展基本脉络也比较清晰。经过分权斗争、三次总统选举和四次杜马选举，俄罗斯的多党制经历了从混乱无序状态逐渐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过程。进入新世纪，政党逐步被纳入了国家的宪政体制，形成了俄罗斯共产党、统一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自由民主党四大政党主政国家杜马的格局。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党那种“将市民与政治连接起来，了解和表达个人、集体与社会阶层的利益，有意识地发展选民队伍，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纽带，从而支持某一种要求，实行某一种管理”的作用得到了加强。
2001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规定：政党必须拥有1万名以上的党员，并在超过半数的俄罗斯联邦主体内注册地区分部才能够进入国家杜马；2004年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除了把党员人数的下限由1万提高到5万人、把政党进入杜马的门槛由5％的得票率提高到7％、议会选举由“混合代表制”改为“比例代表制”外，该法案还规定了，只有符合上述条件的政党和政党联合体才有权参加选举；2005年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规定：政党进入杜马的票率界限由原先的5％提高到7％：2009年最新的《提高俄罗斯联邦议会国家杜马选民代表性而对俄联邦若干法规作出修改法》，以及根据让非政府组织参与地方立法进程的相关法律，进一步提出了非政府组织可以参与政党和运动结成联盟，他们提出的候选人最多可以达到全体候选人名额的15％等。
这些法案最为直接的结果就是推动了全国性大党的发展。关于政党法的法案颁布后，2007年12月进行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显示，11个获准参加选举的政党中只有4个政党跨过了7％的门槛，获得了代表的授权书：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只有大党才能进入国家杜马，分散的政治力量必须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去争夺201 1年的代表席位。各类政党和政治组织为此进行大量的联合。这同时意味着，政党是否能够获得更对选民的支持，能否更多地动员民众，对于做大政党规模显得愈发重要。而组织规模是否庞大，常常又是衡量政党在选民心目中受欢迎程度的重要指标。俄罗斯颁布的扩大党外人士政治参与渠道的法案，客观上使这一进程有所强化。
此外。现代传媒的发展也使政党更加关注民众的偏好，随着现代媒体的迅猛发展，大众对信息的接收由思考让位于直觉，媒体对现代社会的操纵日益明显。而早在2001年，俄罗斯大众传媒市场发生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俄罗斯一家最有影响力的、对政权持反对立场的大众传媒机构——独立电视台(HTB)转归国有集团公司“天然气工业公司”控制，从而使联邦一级在社会舆论方面发挥重要影响的电视台几乎处于政府部门的控制之下，大众传媒的这一变化不仅使原来的纲领性政党转变为媒体性的政党，而且更成为一种亲政府的政党。如今，政治家的深邃言论已经很难听到，取而代之的是大众化的语言。任何政党，无论其代表的利益范围如何狭窄，其意识形态如何具有排他性，都要极力将自己塑造成大众利益的真正代表。在俄罗斯，政党具有平等使用媒体的保障，政党的公共形象变得越来越突出。各大政党如何在传媒面前表达民众偏好成为其关注的重点。
总之，从多数到精选，从混乱走向规范。在近20年时间，俄罗斯政党正在朝“大型政党”、“政权党”和“传媒党”的趋势发展。政党自身通过制订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尽可能多地号召群众，争取群众的信任与拥护对于媒体时代的政党生存与发展也愈显得关键。
社会政治心态与俄罗斯政党沉浮发展
表面上看，政党改革使俄罗斯各大政党越来越重视选民的社会政治心态。但实际上，社会政治心态作为某一时期民众比较普遍的心理投向与政治情绪，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受政治环境、经济条件、资讯手段等因素的影响，其社会政治心态与理想追求也有很大差异。俄罗斯政党曲折走过的近20年的历程也同样伴随着社会政治心态变迁。
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政治体制都已发生变化，“市场”、“自由”、“权利”等自由主义的招牌话语也由此确立。巨大的社会变迁反映到民众的精神领域，使民众的思想犹如“万花筒”。与此相适应，俄罗斯社会出现大量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它们都是公民社会自由结社的产物，反映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民众在急剧变动的社会中的感受及思想。这些思想从根本上说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试图效法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模式，全面改造俄罗斯社会。当时，俄罗斯政坛上活跃的政党大都是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圭臬的自由派政党，其中，集中了众多政要、坚持以西方“药方”改革体制的俄罗斯选择联盟于1993年6月10日成立，其前身是1990年由总统叶利钦组织的“民主俄罗斯”运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罗斯选择联盟获胜，组成第一大议会党团。1994年6月，俄罗斯民主选择党在该联盟的基础上正式建立，时任总理、“休克疗法”的践行者——盖达尔出任党首后，该党的影响力达到顶峰。
然而，在最初狂热的自由化思潮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因实践失败而遭到民众猛烈批判。民主派实施的西式“药方”给国家在体制转型造成了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巨大落差，震撼着普通民众的心灵。在此时，“仅凭建设资本主义的口号(这一点已经很难引起俄罗斯人的美好联想了)，而民主派政党正是因为忽视了人民最为珍视的那些价值观，所以只能落得失败的下场。”
同时，自解体以来弥散在俄罗斯人民和青年心中的失败主义情绪逐渐散去，一种深深地根植于俄罗斯人民历史意识的本能的需求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这造就了民族主义新思潮的崛起：它首先指向了俄罗斯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西方集团以及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批判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这同时也是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俄罗斯自民党和俄共的思想基础。俄共对苏联解体后的政治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和干预倾向，他们批评当局政府是西方的应声虫，不顾国情，不同情人民，一心一意追随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使得俄共在随后的杜马选举以及1996年总统大选中都有很高的得票率。俄共的选票不仅来自于选民的信任，而且还来自于对政权“向西看”的不满。与此同时，自民党提出了以建立强大的俄罗斯、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维护俄罗斯人利益等民族主义倾向的竞选纲领，也得到民众的赞同和支持。
进入21世纪，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的环境已经大有改善，从普京执政开始俄罗斯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正在走向复兴之路。而民众在经历多年动荡已经很难再接受激进的政策主张，俄罗斯国内保守主义情绪开始滋长，人们求发展求稳定，重新燃起对领袖和权威人物的依赖心理，也更加倾向于走温和的中间道路。在这一背景之下，在总 统身边工作并奉行其方针政策的中派主义政党获取了更多的选民支持。目前，统俄党就是当时因获得政权支持并在至今仍然保持强势的政党。
在社会领域，激进市场改革进程中的产权私有化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据报道，俄罗斯拥有百万美元以上的富人有8.8万，而穷人有3000万。拥有10亿美元以上的富人中的前100名的财富在最近一年里增加了36％，达到3370亿美元。他们的财富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5倍。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俄罗斯老一代人怀念苏联以平等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公正，而更多的新一代人向往在现实条件下建立社会公正的制度。此时，公俄党的“公正”思想的提出能在自由主义语境笼罩下的俄罗斯社会取得一定的话语权，不能不说与这种现实与民众的情绪有一定的关联，从内容上看，其“公正”思想一登场便是以两种面目出现的。一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二是对亲资本主义的西化语态的批判。这种关注弱势的社会群体，努力从制度建设卜寻找社会分化和不公的主要原因是获得民心的主要关键。
综上表明，政党的沉浮发展与社会政治心态有着紧密联系，民众需要代表其利益的政党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而政党也需要它们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这已经为苏共的失败教训所证明。在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科学院作过一次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解散时，广大人民群众一个个表情冷淡，无动于衷，说明苏共已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苏共垮台10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一段话很耐人寻味：“最关键的是不能失去人民的支持，这对我，对你们，都是一种教训或启示。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
政党回应社会政治心态的策略
综上所述，对于俄罗斯政党而言，能否对当前的社会政治心态进行认知与把握，是争取民众支持，做大做强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这一角度上看，近20年期间，活跃在政坛上的政党对社会政治心态的回应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党思想顺应现实需求
政党的凝聚力和号胥力源自它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改造社会的美好计划，但不顾国情提出的憧憬式远景，无论思想境界多么崇高，一旦开始实践，改革和调整可能出现与现实的脱节，这不仅会引发党内的思想纷争，也会导致民众的不满和政党及政策承诺危机。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自由派政党为实现意识形态的价值目标而制定的政策受到民众的追捧，因为民众相信，自由派政党对整个社会的规划如果能得以实施，社会将变得比现在美好得多。但实际上，自由派的改革带来的利益分化、社会公平缺失，对相当数量的普通民众生活境况产生冲击，使被自由派奉为金科玉律的经典观念，遭到了来自多数民众的越来越多的质疑。在经历了多年摇摆不定的动荡之后，激进思想在俄罗斯已经很难再获民心，民众虽不愿再走苏联老路，但更无法接受全盘西化的改革。显然，自由派的政党的理论无法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二、价值取向跟踪个性化要求
从理论上讲，政党作为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政治组织，其价值观是社会整体利益的高度抽象，是一元化的；而社会价值观是社会不同成员和利益群体根据自己所处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生活体验，对事物进行的判断和认识，是多元化的，这中间有着天然的距离，近年来，俄罗斯社会结构变化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职业和政治观点之间、利益和价值舰之间的联系日益疏远，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个性化要求也越来越多，对某一政党“从一而终”的固定选民不断减少，依政党政绩而改变投票意向的“流动选民”不断增加。由此，执政党想靠价值观来凝聚人心变得越来越困难。面刘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困境，各政党必须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使自己更具有弹性和实力，这样才能从近乎边缘化的政党重返政治前台。目前，各主要政党都对本党的政策、理论体系、思想观念进行修改、补充，并注重吸收其他政党的主张、政策，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1992年5月成立的俄罗斯自民党曾因其多变灵活的主张被认为是“立场最难以捉摸”的政党，至今仍是进入国家杜马的四大政党之一究其原因，其纲领内容与主张依据社会情况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充实、为对党员队伍萎缩、老龄化严重的问题，2008年11月举行的俄共十三大对现行纲领也做出微调：在对最低纲领进行表述时，虽不否认在被迫情况下采取革命手段，但同时强调议会斗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同时，把党的社会基础扩大到“俄罗斯的劳动者阶级和阶层”，即“一切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物质和精神价值、给民众以实际意义上的服务的人”；把党的年轻化作为自身建设的方针确定下来，指出“俄共是未来的党，而未来属于青年”；代表中左翼和中右翼观点的公俄党和统俄党也十分重视扩大政策的包容性。他们在动员民众、争取选民时既不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与鼓动，也不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攻击，而是把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化为对选民关心的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解决问题的政策，更为重视对社会发展进行管理层而卜的探索，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成分。
三、注重与当局的良好关系
政党与国家元首关系密切，并在原则、立场上寻求与政权的契合点是俄罗斯政党生存发展的基础一般来说，政党如得到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就会拥有雄厚的财政资源和行政资源，就能在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以及各联邦主体的立法会议中拥有不少席位。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俄罗斯政坛的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为三种原因：一是父权制类型的政治文化占优势；二是在俄罗斯政治和政党生活中，领袖的力量要大于制度的力量；三是俄罗斯的历史缺乏真正的多党制政治经验。但更为重要的事，在多年摇摆不定的动荡之后，俄罗斯民众渴望平稳发展的政治道路，由普京总统开启由乱而治的政治历程在民众中享有了崇高政治威望。在总统身边工作并奉行其方针政策的政党也因此获取更多的选民支持。当今，除俄共外，进入议会的政党大都是当局政策的忠实支持者和推动者。统俄党奉普京为精神领袖，并将普京的治国方略归结为“普京计划”作为本党的行动纲领，普京政府对《政党法》及《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等法案的修改就是在统俄党的坚决支持下获得通过的。自2001年组建以来，统俄党在第四、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不仅获得总统的明确支持，总统还动用自身强大的资源为其助选，使该党在议会中稳居绝对多数。同样，2006年经当局扶持的公俄党成立后，其力量迅速壮大，一度与政权持反对立场的俄共争夺议会的“第二把交椅”。虽然，俄罗斯依附于政权的政党政治显然还不是一种成熟的民主体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可控民主”下，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借助政权力量的推 动。
当前“人民型政党”的发展困境与前景
完善政党制度是俄罗斯政治发展的重要一环，为了发挥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主要政治媒介作用，近20年来，俄罗斯当局与各主要政党对此做出了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实际效果并不容乐观。
首先，从体制上看，俄罗斯并未在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提供一种权力平衡，而是给予总统极大的政治权力。俄罗斯政党体制被称为“无执政党的多党制”，政党的存在只是为了增强执政当局的合法性。自2001年首次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对政党的财政活动和国家给予的补助方面做出规定以来，2005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规定：在选举中得票率超过3％的政党，国家将每票补助5卢布。2008年再次修改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又将国家对每票的补助提高到了20卢布。这些法规一方面使政党与政权联系得愈加紧密，但同时又使政党更加依附于政权，政党作为民意的自由表达渠道受到限制。
其次，社会基础不稳定是各政党的通病。虽然所有政党都宣称自己是代表人民的政党，但实际上这些政党多属于官僚党，基本由能够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的精英人物集团组成。就以活跃在政坛上的四大政党来说，目前，除了俄共的久加诺夫没有立法机构或政府职务外，普京是政府总理兼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格雷兹洛夫是国家杜马主席兼统俄党最高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为上议院兼公正俄罗斯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是国家杜马副主席兼自民党主席。统俄党号称拥有94万名党员，但它的主要社会支柱是不同权力层次的政府官员。据统计，该党有3名联邦政府成员、35名联邦主体行政长官、500多名市政府首脑和2000多名各级议员。这就意味着，领袖人物的作用越来越大，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对党的纲领的作用越来越小，疏离感越来越强，民众基础依然薄弱。
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除俄共外，其他主要政党在性质上从阶级党向全民党转变，在功能上由纲领性党向选举性党转变。纲领的取舍由能否赢得大选为尺度，党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色彩更浓，理论主张的纲领性日益淡化，党的特性日益模糊。实用主义在成为了政党的主要价值取向后。各政党的主张在不断变换后出现了趋同化、模糊化、机会主义化现象，意识形态的纯粹性和独特性基本消失。这致使一些新出现的阶级、阶层至今在政党中没有看到他们利益的真正表达者，而大多数政党也都没有找到稳定的社会基础。政党不能表达和整合不同阶层选民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加深民众对政党的失望情绪。
尽管目前俄罗斯政党在代表民意中的作用还有待发展，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政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存在着逐步增强的概率和趋势。如今，俄罗斯政坛上实现了“梅普组合”，特别是一直致力于政党制度改革的普京以统俄党主席的身份出任总理，无疑会对政党的良性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近两年来，俄罗斯当局十分关注政党改革问题。对社会反映强烈的“官僚党”和维护党员形象问题提出了新的立法倡议并逐步实施：普京总理首先对“统俄党”内进行“党员审查、核定及其干部任期制”等问题进行了改革，以进一步纯洁党的队伍，在民众中塑造良好的党员形象。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包括党的领导人应定期轮换；地方立法机构应更有效监督且必要时可以撤换地方自治机构行政长官；让非政府、社会院的代表参与立法进程等多项重大倡议。这些政策的实施将为政党与社会建立更为顺畅的沟通渠道，夯实俄罗斯政党的社会基础十分有利。当局与各
除了当局者在制度上的规范外，政党自身也开始较为关注民意的发展。近年来，统俄党对社会舆情的调查也愈加关注。最近几年，俄罗斯著名的舆情调查机构——全俄舆论调查中心内部发行了《当代俄罗斯政治词典》一书，其特色在于，社会学家们以近年来俄罗斯民意调查的数据为基础，客观反映民众对政治术语和概念朴素的描述和构建，以此来帮助政治家们研究普通民众的政治取向，以及在一国范围内总体的社会心理氛围。该书的发行是联系当前政权与社会之间联系一次尝试。据报道，统俄党是首先是关注并购买此书的政党。
从总体上说，俄罗斯政党策略主张逐步关注民众政治思潮变化是俄罗斯当局积极调控的结果。这种变化尚处在进行当中，尚没有最终形成，且本身还面临着诸多风险：要么政党会因适应民众的口味而丧失自身以基本价值为导向的政治特性；要么政党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疏远感；要么政党向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过渡，最终导致领袖对政党的绝对支配力。这些显然均不能成为健康的模式因此，对此评价不宜过早。但是，随着政党的进一步规范整合，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必将出现。到那时，俄罗斯政党作为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将会有令人憧憬的远景。
从苏联解体至今，政党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已走过了近20年历程，其发展基本脉络也比较清晰。经过分权斗争、三次总统选举和四次杜马选举，俄罗斯的多党制经历了从混乱无序状态逐渐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过程。进入新世纪，政党逐步被纳入了国家的宪政体制，形成了俄罗斯共产党、统一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自由民主党四大政党主政国家杜马的格局。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党那种“将市民与政治连接起来，了解和表达个人、集体与社会阶层的利益，有意识地发展选民队伍，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纽带，从而支持某一种要求，实行某一种管理”的作用得到了加强。
2001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规定：政党必须拥有1万名以上的党员，并在超过半数的俄罗斯联邦主体内注册地区分部才能够进入国家杜马；2004年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除了把党员人数的下限由1万提高到5万人、把政党进入杜马的门槛由5％的得票率提高到7％、议会选举由“混合代表制”改为“比例代表制”外，该法案还规定了，只有符合上述条件的政党和政党联合体才有权参加选举；2005年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规定：政党进入杜马的票率界限由原先的5％提高到7％：2009年最新的《提高俄罗斯联邦议会国家杜马选民代表性而对俄联邦若干法规作出修改法》，以及根据让非政府组织参与地方立法进程的相关法律，进一步提出了非政府组织可以参与政党和运动结成联盟，他们提出的候选人最多可以达到全体候选人名额的15％等。
这些法案最为直接的结果就是推动了全国性大党的发展。关于政党法的法案颁布后，2007年12月进行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显示，11个获准参加选举的政党中只有4个政党跨过了7％的门槛，获得了代表的授权书：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只有大党才能进入国家杜马，分散的政治力量必须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去争夺201 1年的代表席位。各类政党和政治组织为此进行大量的联合。这同时意味着，政党是否能够获得更对选民的支持，能否更多地动员民众，对于做大政党规模显得愈发重要。而组织规模是否庞大，常常又是衡量政党在选民心目中受欢迎程度的重要指标。俄罗斯颁布的扩大党外人士政治参与渠道的法案，客观上使这一进程有所强化。
此外。现代传媒的发展也使政党更加关注民众的偏好，随着现代媒体的迅猛发展，大众对信息的接收由思考让位于直觉，媒体对现代社会的操纵日益明显。而早在2001年，俄罗斯大众传媒市场发生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俄罗斯一家最有影响力的、对政权持反对立场的大众传媒机构——独立电视台(HTB)转归国有集团公司“天然气工业公司”控制，从而使联邦一级在社会舆论方面发挥重要影响的电视台几乎处于政府部门的控制之下，大众传媒的这一变化不仅使原来的纲领性政党转变为媒体性的政党，而且更成为一种亲政府的政党。如今，政治家的深邃言论已经很难听到，取而代之的是大众化的语言。任何政党，无论其代表的利益范围如何狭窄，其意识形态如何具有排他性，都要极力将自己塑造成大众利益的真正代表。在俄罗斯，政党具有平等使用媒体的保障，政党的公共形象变得越来越突出。各大政党如何在传媒面前表达民众偏好成为其关注的重点。
总之，从多数到精选，从混乱走向规范。在近20年时间，俄罗斯政党正在朝“大型政党”、“政权党”和“传媒党”的趋势发展。政党自身通过制订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尽可能多地号召群众，争取群众的信任与拥护对于媒体时代的政党生存与发展也愈显得关键。
社会政治心态与俄罗斯政党沉浮发展
表面上看，政党改革使俄罗斯各大政党越来越重视选民的社会政治心态。但实际上，社会政治心态作为某一时期民众比较普遍的心理投向与政治情绪，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受政治环境、经济条件、资讯手段等因素的影响，其社会政治心态与理想追求也有很大差异。俄罗斯政党曲折走过的近20年的历程也同样伴随着社会政治心态变迁。
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政治体制都已发生变化，“市场”、“自由”、“权利”等自由主义的招牌话语也由此确立。巨大的社会变迁反映到民众的精神领域，使民众的思想犹如“万花筒”。与此相适应，俄罗斯社会出现大量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它们都是公民社会自由结社的产物，反映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民众在急剧变动的社会中的感受及思想。这些思想从根本上说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试图效法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模式，全面改造俄罗斯社会。当时，俄罗斯政坛上活跃的政党大都是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圭臬的自由派政党，其中，集中了众多政要、坚持以西方“药方”改革体制的俄罗斯选择联盟于1993年6月10日成立，其前身是1990年由总统叶利钦组织的“民主俄罗斯”运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罗斯选择联盟获胜，组成第一大议会党团。1994年6月，俄罗斯民主选择党在该联盟的基础上正式建立，时任总理、“休克疗法”的践行者——盖达尔出任党首后，该党的影响力达到顶峰。
然而，在最初狂热的自由化思潮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因实践失败而遭到民众猛烈批判。民主派实施的西式“药方”给国家在体制转型造成了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巨大落差，震撼着普通民众的心灵。在此时，“仅凭建设资本主义的口号(这一点已经很难引起俄罗斯人的美好联想了)，而民主派政党正是因为忽视了人民最为珍视的那些价值观，所以只能落得失败的下场。”
同时，自解体以来弥散在俄罗斯人民和青年心中的失败主义情绪逐渐散去，一种深深地根植于俄罗斯人民历史意识的本能的需求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这造就了民族主义新思潮的崛起：它首先指向了俄罗斯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西方集团以及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批判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这同时也是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俄罗斯自民党和俄共的思想基础。俄共对苏联解体后的政治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和干预倾向，他们批评当局政府是西方的应声虫，不顾国情，不同情人民，一心一意追随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使得俄共在随后的杜马选举以及1996年总统大选中都有很高的得票率。俄共的选票不仅来自于选民的信任，而且还来自于对政权“向西看”的不满。与此同时，自民党提出了以建立强大的俄罗斯、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维护俄罗斯人利益等民族主义倾向的竞选纲领，也得到民众的赞同和支持。
进入21世纪，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的环境已经大有改善，从普京执政开始俄罗斯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正在走向复兴之路。而民众在经历多年动荡已经很难再接受激进的政策主张，俄罗斯国内保守主义情绪开始滋长，人们求发展求稳定，重新燃起对领袖和权威人物的依赖心理，也更加倾向于走温和的中间道路。在这一背景之下，在总 统身边工作并奉行其方针政策的中派主义政党获取了更多的选民支持。目前，统俄党就是当时因获得政权支持并在至今仍然保持强势的政党。
在社会领域，激进市场改革进程中的产权私有化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据报道，俄罗斯拥有百万美元以上的富人有8.8万，而穷人有3000万。拥有10亿美元以上的富人中的前100名的财富在最近一年里增加了36％，达到3370亿美元。他们的财富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5倍。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俄罗斯老一代人怀念苏联以平等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公正，而更多的新一代人向往在现实条件下建立社会公正的制度。此时，公俄党的“公正”思想的提出能在自由主义语境笼罩下的俄罗斯社会取得一定的话语权，不能不说与这种现实与民众的情绪有一定的关联，从内容上看，其“公正”思想一登场便是以两种面目出现的。一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二是对亲资本主义的西化语态的批判。这种关注弱势的社会群体，努力从制度建设卜寻找社会分化和不公的主要原因是获得民心的主要关键。
综上表明，政党的沉浮发展与社会政治心态有着紧密联系，民众需要代表其利益的政党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而政党也需要它们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这已经为苏共的失败教训所证明。在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科学院作过一次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解散时，广大人民群众一个个表情冷淡，无动于衷，说明苏共已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苏共垮台10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一段话很耐人寻味：“最关键的是不能失去人民的支持，这对我，对你们，都是一种教训或启示。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
政党回应社会政治心态的策略
综上所述，对于俄罗斯政党而言，能否对当前的社会政治心态进行认知与把握，是争取民众支持，做大做强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这一角度上看，近20年期间，活跃在政坛上的政党对社会政治心态的回应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党思想顺应现实需求
政党的凝聚力和号胥力源自它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改造社会的美好计划，但不顾国情提出的憧憬式远景，无论思想境界多么崇高，一旦开始实践，改革和调整可能出现与现实的脱节，这不仅会引发党内的思想纷争，也会导致民众的不满和政党及政策承诺危机。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自由派政党为实现意识形态的价值目标而制定的政策受到民众的追捧，因为民众相信，自由派政党对整个社会的规划如果能得以实施，社会将变得比现在美好得多。但实际上，自由派的改革带来的利益分化、社会公平缺失，对相当数量的普通民众生活境况产生冲击，使被自由派奉为金科玉律的经典观念，遭到了来自多数民众的越来越多的质疑。在经历了多年摇摆不定的动荡之后，激进思想在俄罗斯已经很难再获民心，民众虽不愿再走苏联老路，但更无法接受全盘西化的改革。显然，自由派的政党的理论无法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二、价值取向跟踪个性化要求
从理论上讲，政党作为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政治组织，其价值观是社会整体利益的高度抽象，是一元化的；而社会价值观是社会不同成员和利益群体根据自己所处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生活体验，对事物进行的判断和认识，是多元化的，这中间有着天然的距离，近年来，俄罗斯社会结构变化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职业和政治观点之间、利益和价值舰之间的联系日益疏远，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个性化要求也越来越多，对某一政党“从一而终”的固定选民不断减少，依政党政绩而改变投票意向的“流动选民”不断增加。由此，执政党想靠价值观来凝聚人心变得越来越困难。面刘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困境，各政党必须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使自己更具有弹性和实力，这样才能从近乎边缘化的政党重返政治前台。目前，各主要政党都对本党的政策、理论体系、思想观念进行修改、补充，并注重吸收其他政党的主张、政策，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1992年5月成立的俄罗斯自民党曾因其多变灵活的主张被认为是“立场最难以捉摸”的政党，至今仍是进入国家杜马的四大政党之一究其原因，其纲领内容与主张依据社会情况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充实、为对党员队伍萎缩、老龄化严重的问题，2008年11月举行的俄共十三大对现行纲领也做出微调：在对最低纲领进行表述时，虽不否认在被迫情况下采取革命手段，但同时强调议会斗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同时，把党的社会基础扩大到“俄罗斯的劳动者阶级和阶层”，即“一切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物质和精神价值、给民众以实际意义上的服务的人”；把党的年轻化作为自身建设的方针确定下来，指出“俄共是未来的党，而未来属于青年”；代表中左翼和中右翼观点的公俄党和统俄党也十分重视扩大政策的包容性。他们在动员民众、争取选民时既不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与鼓动，也不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攻击，而是把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化为对选民关心的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解决问题的政策，更为重视对社会发展进行管理层而卜的探索，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成分。
三、注重与当局的良好关系
政党与国家元首关系密切，并在原则、立场上寻求与政权的契合点是俄罗斯政党生存发展的基础一般来说，政党如得到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就会拥有雄厚的财政资源和行政资源，就能在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以及各联邦主体的立法会议中拥有不少席位。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俄罗斯政坛的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为三种原因：一是父权制类型的政治文化占优势；二是在俄罗斯政治和政党生活中，领袖的力量要大于制度的力量；三是俄罗斯的历史缺乏真正的多党制政治经验。但更为重要的事，在多年摇摆不定的动荡之后，俄罗斯民众渴望平稳发展的政治道路，由普京总统开启由乱而治的政治历程在民众中享有了崇高政治威望。在总统身边工作并奉行其方针政策的政党也因此获取更多的选民支持。当今，除俄共外，进入议会的政党大都是当局政策的忠实支持者和推动者。统俄党奉普京为精神领袖，并将普京的治国方略归结为“普京计划”作为本党的行动纲领，普京政府对《政党法》及《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等法案的修改就是在统俄党的坚决支持下获得通过的。自2001年组建以来，统俄党在第四、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不仅获得总统的明确支持，总统还动用自身强大的资源为其助选，使该党在议会中稳居绝对多数。同样，2006年经当局扶持的公俄党成立后，其力量迅速壮大，一度与政权持反对立场的俄共争夺议会的“第二把交椅”。虽然，俄罗斯依附于政权的政党政治显然还不是一种成熟的民主体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可控民主”下，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借助政权力量的推 动。
当前“人民型政党”的发展困境与前景
完善政党制度是俄罗斯政治发展的重要一环，为了发挥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主要政治媒介作用，近20年来，俄罗斯当局与各主要政党对此做出了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实际效果并不容乐观。
首先，从体制上看，俄罗斯并未在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提供一种权力平衡，而是给予总统极大的政治权力。俄罗斯政党体制被称为“无执政党的多党制”，政党的存在只是为了增强执政当局的合法性。自2001年首次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对政党的财政活动和国家给予的补助方面做出规定以来，2005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规定：在选举中得票率超过3％的政党，国家将每票补助5卢布。2008年再次修改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又将国家对每票的补助提高到了20卢布。这些法规一方面使政党与政权联系得愈加紧密，但同时又使政党更加依附于政权，政党作为民意的自由表达渠道受到限制。
其次，社会基础不稳定是各政党的通病。虽然所有政党都宣称自己是代表人民的政党，但实际上这些政党多属于官僚党，基本由能够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的精英人物集团组成。就以活跃在政坛上的四大政党来说，目前，除了俄共的久加诺夫没有立法机构或政府职务外，普京是政府总理兼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格雷兹洛夫是国家杜马主席兼统俄党最高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为上议院兼公正俄罗斯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是国家杜马副主席兼自民党主席。统俄党号称拥有94万名党员，但它的主要社会支柱是不同权力层次的政府官员。据统计，该党有3名联邦政府成员、35名联邦主体行政长官、500多名市政府首脑和2000多名各级议员。这就意味着，领袖人物的作用越来越大，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对党的纲领的作用越来越小，疏离感越来越强，民众基础依然薄弱。
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除俄共外，其他主要政党在性质上从阶级党向全民党转变，在功能上由纲领性党向选举性党转变。纲领的取舍由能否赢得大选为尺度，党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色彩更浓，理论主张的纲领性日益淡化，党的特性日益模糊。实用主义在成为了政党的主要价值取向后。各政党的主张在不断变换后出现了趋同化、模糊化、机会主义化现象，意识形态的纯粹性和独特性基本消失。这致使一些新出现的阶级、阶层至今在政党中没有看到他们利益的真正表达者，而大多数政党也都没有找到稳定的社会基础。政党不能表达和整合不同阶层选民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加深民众对政党的失望情绪。
尽管目前俄罗斯政党在代表民意中的作用还有待发展，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政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存在着逐步增强的概率和趋势。如今，俄罗斯政坛上实现了“梅普组合”，特别是一直致力于政党制度改革的普京以统俄党主席的身份出任总理，无疑会对政党的良性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近两年来，俄罗斯当局十分关注政党改革问题。对社会反映强烈的“官僚党”和维护党员形象问题提出了新的立法倡议并逐步实施：普京总理首先对“统俄党”内进行“党员审查、核定及其干部任期制”等问题进行了改革，以进一步纯洁党的队伍，在民众中塑造良好的党员形象。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包括党的领导人应定期轮换；地方立法机构应更有效监督且必要时可以撤换地方自治机构行政长官；让非政府、社会院的代表参与立法进程等多项重大倡议。这些政策的实施将为政党与社会建立更为顺畅的沟通渠道，夯实俄罗斯政党的社会基础十分有利。当局与各
除了当局者在制度上的规范外，政党自身也开始较为关注民意的发展。近年来，统俄党对社会舆情的调查也愈加关注。最近几年，俄罗斯著名的舆情调查机构——全俄舆论调查中心内部发行了《当代俄罗斯政治词典》一书，其特色在于，社会学家们以近年来俄罗斯民意调查的数据为基础，客观反映民众对政治术语和概念朴素的描述和构建，以此来帮助政治家们研究普通民众的政治取向，以及在一国范围内总体的社会心理氛围。该书的发行是联系当前政权与社会之间联系一次尝试。据报道，统俄党是首先是关注并购买此书的政党。
从总体上说，俄罗斯政党策略主张逐步关注民众政治思潮变化是俄罗斯当局积极调控的结果。这种变化尚处在进行当中，尚没有最终形成，且本身还面临着诸多风险：要么政党会因适应民众的口味而丧失自身以基本价值为导向的政治特性；要么政党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疏远感；要么政党向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过渡，最终导致领袖对政党的绝对支配力。这些显然均不能成为健康的模式因此，对此评价不宜过早。但是，随着政党的进一步规范整合，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必将出现。到那时，俄罗斯政党作为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将会有令人憧憬的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