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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民资在市场准入方面总会遇到种种有形或无形的障碍。可以形象地比喻为“三重门”：一是“铁门”，明文规定不允许其进入；二是“玻璃门”，看似透明无门，可以进入，但种种软性限制，再加上人为因素，使其只能在门口止步；三是“弹簧门”，要费很大劲才能推开门，但实际上只要你迈进一只脚，稍有“犯规”，便被弹出门外。
最近，随着“非公36条”的出台，横亘在民资面前的“铁门”也被开得嘎嘎作响。但由此就断言，民资已经获得完全平等的市场待遇，则还是一种过于乐观的估计。因为这一文件得到完全地实施尚需时日，要彻底消除“玻璃门”和“弹簧门”这些隐性障碍，则任务更为艰巨。
在“36条”出台前后发生的上市公司茂化实华停产事件，似乎为这种担忧做了最好的注脚。作为一家业绩尚可的民企控股公司，因无法获得原料供应，不得不停产数月，至今仍无复产消息。原本应于3月16日公布的原料供应谈判结果公告也一拖再拖。而这一切恰恰是因为茂化实华的实际控制人北京泰跃对抗中石化引起的。双方矛盾的直接导火索则是中石化曾为媒体所诟病的“利用垄断地位单方面提高原料价格”的行为。
既得利益者的严防死守
民企进入垄断行业，利益最先受损的往往是既得利益者的主体——国有垄断企业。而后者为保住自己高额的垄断利润，自然会使出浑身解数维持或尽量延长垄断局面，甚至增设新的垄断措施。
由于他们的垄断地位基本上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而是行政划分获得的。他们要么本身就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如铁道部；要么占有丰富的行政资源，足以左右政策的制定，如民航业。于是最常见的方法就是通过游戏规则的制定，御民企于市场之外。
去年12月，商务部发布的《成品油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在成品油零售市场上，给予民企、国企和外资法律平等，建加油站可以独资。
但是，民企很快就发现有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有的地方政府将依此制定实施细则，将很多民企拒之门外；其二，对申请从事成品油批发经营的企业，先决条件是“具有稳定的成品油供应渠道“。对此，上海鹏盾公司总经理傅炳荣忿忿地说：“这么多年下来，民营企业不是遭到封杀就是受到挤压，找米下锅都来不及，又何谈得上有稳定的油供渠道！这样的市场准入，等于空欢喜。”
对于已经进入者，垄断方则通过制定各种相关规定，使其所拥有的权利形同虚设。在没有任何制约的情况下，他们则对弱小方采取各种或明或暗的、对方无法招架的卡制手段，使之遭遇到所谓“投资触礁”而无计可施。
2004年8月，有15家民企获得成品油进出口牌照，两家民企获得原油进出口资格。但他们却无法从商务部申请到成品油进口非国营贸易配额。即使申请到了配额，也无法进口，因为拿到配额后必须由两大集团安排进口计划。而两大集团还存在只安排或者优先安排自身的进口计划的问题。于是这些弱势民营油企又不得不对两大集团“拱手称臣”：或将进口配额转让，或将进口代理转交。一位民营企业家曾透露，去年他拿到了进口原油20万吨的配额指标，做了4万吨后，就因无法获利而将剩下的16万吨放弃。
对于决心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民企，垄断企业更是采取各种措施围追堵截。要么通过对资源的控制，肆意操控价格，使其无利可图；要么就干脆不供应原料，将民企排挤出市场；要么就联合其他垄断企业共同打压；更有甚者，已经形成垄断利益集团，通过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利实现事实垄断。
许多基础服务行业由于长期的政府垄断，已经形成利益集团，口头上“欢迎”民间资本介入，背地里却合力抵制。从设计、施工到经营、管理等，都是行业管理部门自己的事业单位或公司，表面上脱钩了，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形成“一条龙垄断”。如果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势必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垄断部门不愿把原来属于自己的“肥肉”拱手让与他人，所以会制造梗阻。去年初，一家民营企业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安徽铜陵市公交线路的营运，但由于原有国企阻挠，该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面“协调”，最终这家民企营运权被终止。
配套政策法律的滞后
虽然“非公36条”已经规定“非禁即入”。但是如果民企果真要进入某些行业，则会发觉事实上相关配套法规已经明文规定不准进入，或者在某些环节无法通过。
“非公36条”虽然规定民企可以进入矿产资源开采，但是据《矿产资源法》及对外合作开采海洋、陆上石油资源条例等配套法规，只有获得中央政府颁发特许勘探许可证或开采许可证的企业，才能成为专营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采商。目前只有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等少数国有公司享有这种开采特权。
统计显示，涉及企业前置审查、审批或实行许可证制度的有20多部法律、60多部法规和规章，包括14个行业、149个经营项目，涉及公安、卫生、文化、旅游、房管、劳动等38个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据国家发改委调查，非公经济在近30个产业领域存在“限进”情况。在沿海某省，80多个行业中外资可进入60多个，而民资仅可进入40多个。
而有些行业由于准入政策模糊，不易操作，解释权始终在政府手中，变动性大。民企表面上可以进入，但是进入之后，一旦政府的风向变化，则马上变得毫无保障，动辄得咎。而由于民企势单力薄，往往成为政策变动的最廉价牺牲品。
“36条”提到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相关行业，而政府及有关部门往往缺少统一配套的政策规定，包括在收费价格、准入资质、操作办法等方面缺乏统一明确的可操作规定。这一方面给企业运作带来了较大的操作空间，另一方面也给企业带来了较高的沟通成本，并且存在着较高的政策性风险。
新一轮宏观调控开始后，许多民企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由此引发了新一轮宏观调控是否是专门针对民营经济的疑问。曾由于全国性电荒引起了水电开发狂潮。各地政府对也大力支持，对于没有办理手续或手续不齐全的，可以缓办；资金短缺的，可以贷款；影响环保的，代为遮掩。但是随着经济过热呼声日盛，宏观调控大棒挥舞。于是原来的手续、资金和环保转眼间就埋葬了一系列水电站，有些甚至已经投资数千万。
新企业与老机制的兼容难
某些行业，由于长期以来的封闭运行，民企和外资从未插足。再加上某一垄断企业拥有整个行业的绝对性核心资源，规模庞大至一般民企难以企及。新企业一旦要进入，则不得不面对如何与原来机制或垄断企业兼容的难题。而当中的核心问题往往是利益分配，监管公正，以及分量微弱，话语权小等问题。
目前铁路投资以国有资本占绝对主导地位,铁路建设项目,从投资决策、资金筹集、施工管理到经营管理,几乎都在部门内封闭进行。在路网的主干线和绝大部分区域，铁路客运基本为国铁独家垄断经营，由此实行刚性价格机制，铁路运输业并不真正具备如自主定价等基本的经营权利和职能。一些合资铁路和地方铁路在与国有铁路竞争时，往往无法获得与其相同的路网使用权和通路权，无法获得相应的经营收益。所以，由于缺乏自主经营权，民资进入则意味着相应丧失了对自己财产行使完整法人权利。此外，2001年的《铁路进款清算办法》也对民资不利。因为民资铁路由于路网垄断不能开出更多的列车，但同时地处非主干道和等级普遍偏低，接待率很小。所以往往分摊的成本多，而分配的利润却很少。
实力及融资瓶颈
某些垄断行业，特别是基础行业，往往对技术、资金的需求非常庞大，而且风险也大。一般民企很难支撑，即使“抱团”也往往难以有效抵御各种风险。但是现在企业竞争已经发展到深层次的产业链竞争，如果不能有效控制产业链的最上游和核心资源，往往会受制于人。而民企在融资方面的弱势地位，使其又处于两难境地。
当民营油企准备从石油上游领域寻找油源时。他们很快就发现石油勘探开发需要大量的关键技术，是一个技术密集型很高的行业。而对于海外找油，所需资金量极大，动辄数亿、数十亿美元。民企抱团打造近百亿的石油产业基金构想，也由于资金需求太大而不了了之。
统计数据显示，90%的非公企业只能通过银行信贷这种间接融资方式获得资金。而占全国企业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非公企业贷款余额却只占全国贷款余额的20%还不到。非公有制经济的贷款满足率只有60.4％，比国有企业低10.4％。银行对中国中小企业的拒贷率超过56%，而有超过70%贷给了国有部门。
话语权缺失
在国家层面，由于缺乏话语权，民企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由明显倾向国企和外资构成的商法体系，在税制、准入和管理方面，使民企一直屈居人下。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错误的招商引资观念，出现“重国企，厚外商，薄民企”的现象。
一度盛传的两税合一也在各方的推诿之下再次搁浅。目前，实行内外两套税制，有专家测算，尽管我国名义税率为33%，但实际上，外资企业的平均税负只有11%，而内资企业的平均税负达到22%。
由于地方领导可以通过招商引资来挣取所谓的政绩，也可使单位和个人获得不担风险而丰厚的奖励。所以容易形成一种不正确的招商引资观念。为此，一些地方政府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有些相对本地民企就是不公平原则。一些民企为了求得公平待遇，只好将资金转入香港或外省市，再以港资外资形式转回本地投资，从而得到一些优惠政策。但这不仅给资金周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也增加了投资成本，得不偿失。
收费项目过多。凡对从事民营经济的企业进行审查、审核、审批及核发许可证的国家行政管理职能部门，几乎都有收费项目。且收取的管理费随意性大、标准高，有的年收费高达十几万元／户。福建省长泰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该县有权向外资企业进行收费的单位有12个，而有权向民营企业收费的单位有27个，且税费征收标准差别明显。
地区差异和信息不对称
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王治国表示，虽然政策放宽了，但各地政府的区域性保护尚普遍存在。由于涉及传统利益格局的调整，民企进入会遇到重重阻力、无形的屏障。大连韩伟集团董事长韩伟也认为，对温州为代表的苏浙一带不用去担心，因为这些地区是“非公36条”形成的实践者，需要担心的是西部非公有制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相对单一的地区，其消化和吸收会不会有一定折扣。
安徽省民企数量仅是江苏省的五分之一，浙江省的四分之一，平均注册资本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就是市场准入不平等，还包括融资难、税负不平等、政府服务意识不强、新“三乱”等。
由于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较晚，一般游离于专业行业协会之外，缺乏获取政府和行业信息的通畅渠道，特别是行业动态信息滞后。再加上缺乏对行业上下游进行协调的机构和机制。而公用事业的行业特点决定了企业需要与当地政府的良好沟通，但由于监管和被监管的对立性质使企业和政府的协调面临困难。因此，民企在参与这些行业竞争时往往处于不利境地。
最近，随着“非公36条”的出台，横亘在民资面前的“铁门”也被开得嘎嘎作响。但由此就断言，民资已经获得完全平等的市场待遇，则还是一种过于乐观的估计。因为这一文件得到完全地实施尚需时日，要彻底消除“玻璃门”和“弹簧门”这些隐性障碍，则任务更为艰巨。
在“36条”出台前后发生的上市公司茂化实华停产事件，似乎为这种担忧做了最好的注脚。作为一家业绩尚可的民企控股公司，因无法获得原料供应，不得不停产数月，至今仍无复产消息。原本应于3月16日公布的原料供应谈判结果公告也一拖再拖。而这一切恰恰是因为茂化实华的实际控制人北京泰跃对抗中石化引起的。双方矛盾的直接导火索则是中石化曾为媒体所诟病的“利用垄断地位单方面提高原料价格”的行为。
既得利益者的严防死守
民企进入垄断行业，利益最先受损的往往是既得利益者的主体——国有垄断企业。而后者为保住自己高额的垄断利润，自然会使出浑身解数维持或尽量延长垄断局面，甚至增设新的垄断措施。
由于他们的垄断地位基本上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而是行政划分获得的。他们要么本身就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如铁道部；要么占有丰富的行政资源，足以左右政策的制定，如民航业。于是最常见的方法就是通过游戏规则的制定，御民企于市场之外。
去年12月，商务部发布的《成品油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在成品油零售市场上，给予民企、国企和外资法律平等，建加油站可以独资。
但是，民企很快就发现有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有的地方政府将依此制定实施细则，将很多民企拒之门外；其二，对申请从事成品油批发经营的企业，先决条件是“具有稳定的成品油供应渠道“。对此，上海鹏盾公司总经理傅炳荣忿忿地说：“这么多年下来，民营企业不是遭到封杀就是受到挤压，找米下锅都来不及，又何谈得上有稳定的油供渠道！这样的市场准入，等于空欢喜。”
对于已经进入者，垄断方则通过制定各种相关规定，使其所拥有的权利形同虚设。在没有任何制约的情况下，他们则对弱小方采取各种或明或暗的、对方无法招架的卡制手段，使之遭遇到所谓“投资触礁”而无计可施。
2004年8月，有15家民企获得成品油进出口牌照，两家民企获得原油进出口资格。但他们却无法从商务部申请到成品油进口非国营贸易配额。即使申请到了配额，也无法进口，因为拿到配额后必须由两大集团安排进口计划。而两大集团还存在只安排或者优先安排自身的进口计划的问题。于是这些弱势民营油企又不得不对两大集团“拱手称臣”：或将进口配额转让，或将进口代理转交。一位民营企业家曾透露，去年他拿到了进口原油20万吨的配额指标，做了4万吨后，就因无法获利而将剩下的16万吨放弃。
对于决心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民企，垄断企业更是采取各种措施围追堵截。要么通过对资源的控制，肆意操控价格，使其无利可图；要么就干脆不供应原料，将民企排挤出市场；要么就联合其他垄断企业共同打压；更有甚者，已经形成垄断利益集团，通过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利实现事实垄断。
许多基础服务行业由于长期的政府垄断，已经形成利益集团，口头上“欢迎”民间资本介入，背地里却合力抵制。从设计、施工到经营、管理等，都是行业管理部门自己的事业单位或公司，表面上脱钩了，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形成“一条龙垄断”。如果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势必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垄断部门不愿把原来属于自己的“肥肉”拱手让与他人，所以会制造梗阻。去年初，一家民营企业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安徽铜陵市公交线路的营运，但由于原有国企阻挠，该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面“协调”，最终这家民企营运权被终止。
配套政策法律的滞后
虽然“非公36条”已经规定“非禁即入”。但是如果民企果真要进入某些行业，则会发觉事实上相关配套法规已经明文规定不准进入，或者在某些环节无法通过。
“非公36条”虽然规定民企可以进入矿产资源开采，但是据《矿产资源法》及对外合作开采海洋、陆上石油资源条例等配套法规，只有获得中央政府颁发特许勘探许可证或开采许可证的企业，才能成为专营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采商。目前只有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等少数国有公司享有这种开采特权。
统计显示，涉及企业前置审查、审批或实行许可证制度的有20多部法律、60多部法规和规章，包括14个行业、149个经营项目，涉及公安、卫生、文化、旅游、房管、劳动等38个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据国家发改委调查，非公经济在近30个产业领域存在“限进”情况。在沿海某省，80多个行业中外资可进入60多个，而民资仅可进入40多个。
而有些行业由于准入政策模糊，不易操作，解释权始终在政府手中，变动性大。民企表面上可以进入，但是进入之后，一旦政府的风向变化，则马上变得毫无保障，动辄得咎。而由于民企势单力薄，往往成为政策变动的最廉价牺牲品。
“36条”提到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相关行业，而政府及有关部门往往缺少统一配套的政策规定，包括在收费价格、准入资质、操作办法等方面缺乏统一明确的可操作规定。这一方面给企业运作带来了较大的操作空间，另一方面也给企业带来了较高的沟通成本，并且存在着较高的政策性风险。
新一轮宏观调控开始后，许多民企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由此引发了新一轮宏观调控是否是专门针对民营经济的疑问。曾由于全国性电荒引起了水电开发狂潮。各地政府对也大力支持，对于没有办理手续或手续不齐全的，可以缓办；资金短缺的，可以贷款；影响环保的，代为遮掩。但是随着经济过热呼声日盛，宏观调控大棒挥舞。于是原来的手续、资金和环保转眼间就埋葬了一系列水电站，有些甚至已经投资数千万。
新企业与老机制的兼容难
某些行业，由于长期以来的封闭运行，民企和外资从未插足。再加上某一垄断企业拥有整个行业的绝对性核心资源，规模庞大至一般民企难以企及。新企业一旦要进入，则不得不面对如何与原来机制或垄断企业兼容的难题。而当中的核心问题往往是利益分配，监管公正，以及分量微弱，话语权小等问题。
目前铁路投资以国有资本占绝对主导地位,铁路建设项目,从投资决策、资金筹集、施工管理到经营管理,几乎都在部门内封闭进行。在路网的主干线和绝大部分区域，铁路客运基本为国铁独家垄断经营，由此实行刚性价格机制，铁路运输业并不真正具备如自主定价等基本的经营权利和职能。一些合资铁路和地方铁路在与国有铁路竞争时，往往无法获得与其相同的路网使用权和通路权，无法获得相应的经营收益。所以，由于缺乏自主经营权，民资进入则意味着相应丧失了对自己财产行使完整法人权利。此外，2001年的《铁路进款清算办法》也对民资不利。因为民资铁路由于路网垄断不能开出更多的列车，但同时地处非主干道和等级普遍偏低，接待率很小。所以往往分摊的成本多，而分配的利润却很少。
实力及融资瓶颈
某些垄断行业，特别是基础行业，往往对技术、资金的需求非常庞大，而且风险也大。一般民企很难支撑，即使“抱团”也往往难以有效抵御各种风险。但是现在企业竞争已经发展到深层次的产业链竞争，如果不能有效控制产业链的最上游和核心资源，往往会受制于人。而民企在融资方面的弱势地位，使其又处于两难境地。
当民营油企准备从石油上游领域寻找油源时。他们很快就发现石油勘探开发需要大量的关键技术，是一个技术密集型很高的行业。而对于海外找油，所需资金量极大，动辄数亿、数十亿美元。民企抱团打造近百亿的石油产业基金构想，也由于资金需求太大而不了了之。
统计数据显示，90%的非公企业只能通过银行信贷这种间接融资方式获得资金。而占全国企业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非公企业贷款余额却只占全国贷款余额的20%还不到。非公有制经济的贷款满足率只有60.4％，比国有企业低10.4％。银行对中国中小企业的拒贷率超过56%，而有超过70%贷给了国有部门。
话语权缺失
在国家层面，由于缺乏话语权，民企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由明显倾向国企和外资构成的商法体系，在税制、准入和管理方面，使民企一直屈居人下。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错误的招商引资观念，出现“重国企，厚外商，薄民企”的现象。
一度盛传的两税合一也在各方的推诿之下再次搁浅。目前，实行内外两套税制，有专家测算，尽管我国名义税率为33%，但实际上，外资企业的平均税负只有11%，而内资企业的平均税负达到22%。
由于地方领导可以通过招商引资来挣取所谓的政绩，也可使单位和个人获得不担风险而丰厚的奖励。所以容易形成一种不正确的招商引资观念。为此，一些地方政府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有些相对本地民企就是不公平原则。一些民企为了求得公平待遇，只好将资金转入香港或外省市，再以港资外资形式转回本地投资，从而得到一些优惠政策。但这不仅给资金周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也增加了投资成本，得不偿失。
收费项目过多。凡对从事民营经济的企业进行审查、审核、审批及核发许可证的国家行政管理职能部门，几乎都有收费项目。且收取的管理费随意性大、标准高，有的年收费高达十几万元／户。福建省长泰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该县有权向外资企业进行收费的单位有12个，而有权向民营企业收费的单位有27个，且税费征收标准差别明显。
地区差异和信息不对称
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王治国表示，虽然政策放宽了，但各地政府的区域性保护尚普遍存在。由于涉及传统利益格局的调整，民企进入会遇到重重阻力、无形的屏障。大连韩伟集团董事长韩伟也认为，对温州为代表的苏浙一带不用去担心，因为这些地区是“非公36条”形成的实践者，需要担心的是西部非公有制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相对单一的地区，其消化和吸收会不会有一定折扣。
安徽省民企数量仅是江苏省的五分之一，浙江省的四分之一，平均注册资本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就是市场准入不平等，还包括融资难、税负不平等、政府服务意识不强、新“三乱”等。
由于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较晚，一般游离于专业行业协会之外，缺乏获取政府和行业信息的通畅渠道，特别是行业动态信息滞后。再加上缺乏对行业上下游进行协调的机构和机制。而公用事业的行业特点决定了企业需要与当地政府的良好沟通，但由于监管和被监管的对立性质使企业和政府的协调面临困难。因此，民企在参与这些行业竞争时往往处于不利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