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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89岁的于敏一脸平和的笑容。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参会代表激动异常地等在台下。待于敏的轮椅被推过来，“他说，荣誉都是大家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成果办的徐刚向记者回忆。
徐刚说，“老于站在这里，我们就觉得有一种精神。”
整整54年前的1月，同样是隆冬季节，于敏被钱三强召到近代物理研究所，托付氢弹研究的重任。虽然他醉心于基础研究，可是面对研发氢弹的历史性任务，“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他后来这样说。
试验不顺，背诵《后出师表》
生于天津的于敏本名于慜，意为心灵机敏、聪明过人。少年时期，偌大的中国已摆不下一张书桌，他常常为躲避军阀混战的子弹与家人躲到炕底。后来又是抗战。
内忧外患，唯有寄情于书本。《三国演义》、《岳飞传》中的家国故事、壮怀激烈，成为他念念不忘的青春印记。
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人们熟知的一个故事是：某次在研制基地进行了三次试验仍未得到预期结果。邓稼先、于敏等人备受压力。在一次汇报会上，于敏与另一位“两弹”元勋陈能宽感慨之下，一唱一和背诵《后出师表》。
到“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全场的军人和科学家们，无不潸然泪下。
于敏家中的客厅里就悬挂着《诫子书》中的首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而他最欣赏的诗句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他的同事及后辈温天舒对记者回忆起在于敏家看到的情境：“桌上放着《论语》，他很喜欢听京剧，请人就坐的时候会用京剧的板眼说‘请坐’，他还一直订阅《中国京剧》。”
温天舒感慨，“老于喜欢的东西，天生就是中国土壤里的。”
1945年抗战胜利，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于敏参加完反内战游行，依旧以泡图书馆为主业。
北大毕业，青年于敏进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来主持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钱三强评价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61年的一天，钱三强通知于敏，准备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随后，于敏隐身于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也就是后来的核工业部九院、今天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唯一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单位。
告诉邓稼先，打上了一只松鼠
一枚常规炮弹能装几千克TNT炸药，一枚原子弹的爆炸当量可达几万吨TNT炸药，一枚氢弹则很容易达到几百万吨TNT爆炸当量。从原子弹到氢弹，不是简单的数量增加。
为了解决计算问题，于敏带领几十人的团队赶赴上海华东计算所。
1965年，于敏在上海的工作内容是“计算机纸带分析、密集报告，直至最终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由于保密，他曾这样给北京的邓稼先打电话报告情况并寻求支持：“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我们人手不够。”
“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1966年12月28日12时，中国引爆氢弹原理试验核装置的按钮被按下，试验成功。
在钱伟长、朱光亚、杨福家主编的《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丛书中这样写道：“世界上习惯用从原子弹到氢弹的时间间隔来衡量各国早期核武器的发展速度，从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到氢弹试验成功，中国是最快的。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
1967年1月，邓稼先等人预测，法国人可能会在当年爆炸氢弹，于是“赶在法国人前面”成了他们的工作口号。
后来在一篇未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于敏回忆道：“在邓稼先的领导下，理论部反复讨论，集思广益，方案更为完善。不久我们去了青海基地，我做了学术报告，讨论了技术和测试问题。”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全威力氢弹试验成功。
在氢弹爆炸成功后的几次试验中，于敏身体极度虚弱。他在试验场地上台阶，都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上去。
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不久，中国“三线建设”开始。在奔赴大西南的火车里，于敏忧心忡忡，“山沟里并不具备核武研制的基本条件，怎么开展工作呢？”
因一起技术事故，审查人员开始在基地“办学习班”。时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的胡思得曾回忆，在“学习班”，军管人员让“老于”表态，“老于说我要是顺着他们的意思表态，很容易，但我不能。否则我违背了良心，违背了科学。”
反感“氢弹之父”称号
“两弹”完成，多位元勋纷纷离开，于敏却坚守下来。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与邓稼先提出，美苏极有可能加快促成国际全面禁止核试验。尚未完成第二代核武器研制及试验的中国，必须找到解决之路一一加快。
报告上报中央并很快获批，中国核武器事业得以争取到了宝贵的十年，完成了必须做的试验。
禁核试后，于敏获知美国正在开展“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他与王淦昌、王大珩联名写信给邓小平，建议中国也要研究。随后，中国开始自主研制“神光”系列激光装置。
同一年，于敏向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建言，“要把经验的东西上升到科学的高度”，此后他将中国数十次核武试验的经验及相关理论成果汇编，并对核武器未来发展的方向作了深度阐释。
对于自己从事了一辈子的“中国特色的核武器发展创新道路”的主要科学经验，于敏总结为“有限目标、先进技术”的方针，“多研制、小批量、高水平”的原则，谨慎选择正确的技术途径以及狠抓物理和技术关键。
1999年，于敏获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3年10月，徐刚等人为此次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事宜，去于敏家中咨询报奖意见，“老于希望推年轻人出来。”
“他是宏观的集大成的人才。”在梳理于敏材料的过程中，徐刚愈发觉得，人们口中的老于“像高山一样”。
于敏曾表示“打心眼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而他很反感“氢弹之父”的称号，也多次被公开提及。
在于敏获奖之前，他的“两弹”战友程开甲已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曾与他们并肩奋斗的同事中，很多人已经离世，而他们留给国家的力量和荣耀，也并非一个奖项所能涵盖。
原载《瞭望东方周刊》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参会代表激动异常地等在台下。待于敏的轮椅被推过来，“他说，荣誉都是大家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成果办的徐刚向记者回忆。
徐刚说，“老于站在这里，我们就觉得有一种精神。”
整整54年前的1月，同样是隆冬季节，于敏被钱三强召到近代物理研究所，托付氢弹研究的重任。虽然他醉心于基础研究，可是面对研发氢弹的历史性任务，“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他后来这样说。
试验不顺，背诵《后出师表》
生于天津的于敏本名于慜，意为心灵机敏、聪明过人。少年时期，偌大的中国已摆不下一张书桌，他常常为躲避军阀混战的子弹与家人躲到炕底。后来又是抗战。
内忧外患，唯有寄情于书本。《三国演义》、《岳飞传》中的家国故事、壮怀激烈，成为他念念不忘的青春印记。
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人们熟知的一个故事是：某次在研制基地进行了三次试验仍未得到预期结果。邓稼先、于敏等人备受压力。在一次汇报会上，于敏与另一位“两弹”元勋陈能宽感慨之下，一唱一和背诵《后出师表》。
到“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全场的军人和科学家们，无不潸然泪下。
于敏家中的客厅里就悬挂着《诫子书》中的首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而他最欣赏的诗句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他的同事及后辈温天舒对记者回忆起在于敏家看到的情境：“桌上放着《论语》，他很喜欢听京剧，请人就坐的时候会用京剧的板眼说‘请坐’，他还一直订阅《中国京剧》。”
温天舒感慨，“老于喜欢的东西，天生就是中国土壤里的。”
1945年抗战胜利，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于敏参加完反内战游行，依旧以泡图书馆为主业。
北大毕业，青年于敏进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来主持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钱三强评价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61年的一天，钱三强通知于敏，准备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随后，于敏隐身于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也就是后来的核工业部九院、今天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唯一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单位。
告诉邓稼先，打上了一只松鼠
一枚常规炮弹能装几千克TNT炸药，一枚原子弹的爆炸当量可达几万吨TNT炸药，一枚氢弹则很容易达到几百万吨TNT爆炸当量。从原子弹到氢弹，不是简单的数量增加。
为了解决计算问题，于敏带领几十人的团队赶赴上海华东计算所。
1965年，于敏在上海的工作内容是“计算机纸带分析、密集报告，直至最终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由于保密，他曾这样给北京的邓稼先打电话报告情况并寻求支持：“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我们人手不够。”
“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1966年12月28日12时，中国引爆氢弹原理试验核装置的按钮被按下，试验成功。
在钱伟长、朱光亚、杨福家主编的《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丛书中这样写道：“世界上习惯用从原子弹到氢弹的时间间隔来衡量各国早期核武器的发展速度，从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到氢弹试验成功，中国是最快的。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
1967年1月，邓稼先等人预测，法国人可能会在当年爆炸氢弹，于是“赶在法国人前面”成了他们的工作口号。
后来在一篇未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于敏回忆道：“在邓稼先的领导下，理论部反复讨论，集思广益，方案更为完善。不久我们去了青海基地，我做了学术报告，讨论了技术和测试问题。”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全威力氢弹试验成功。
在氢弹爆炸成功后的几次试验中，于敏身体极度虚弱。他在试验场地上台阶，都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上去。
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不久，中国“三线建设”开始。在奔赴大西南的火车里，于敏忧心忡忡，“山沟里并不具备核武研制的基本条件，怎么开展工作呢？”
因一起技术事故，审查人员开始在基地“办学习班”。时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的胡思得曾回忆，在“学习班”，军管人员让“老于”表态，“老于说我要是顺着他们的意思表态，很容易，但我不能。否则我违背了良心，违背了科学。”
反感“氢弹之父”称号
“两弹”完成，多位元勋纷纷离开，于敏却坚守下来。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与邓稼先提出，美苏极有可能加快促成国际全面禁止核试验。尚未完成第二代核武器研制及试验的中国，必须找到解决之路一一加快。
报告上报中央并很快获批，中国核武器事业得以争取到了宝贵的十年，完成了必须做的试验。
禁核试后，于敏获知美国正在开展“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他与王淦昌、王大珩联名写信给邓小平，建议中国也要研究。随后，中国开始自主研制“神光”系列激光装置。
同一年，于敏向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建言，“要把经验的东西上升到科学的高度”，此后他将中国数十次核武试验的经验及相关理论成果汇编，并对核武器未来发展的方向作了深度阐释。
对于自己从事了一辈子的“中国特色的核武器发展创新道路”的主要科学经验，于敏总结为“有限目标、先进技术”的方针，“多研制、小批量、高水平”的原则，谨慎选择正确的技术途径以及狠抓物理和技术关键。
1999年，于敏获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3年10月，徐刚等人为此次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事宜，去于敏家中咨询报奖意见，“老于希望推年轻人出来。”
“他是宏观的集大成的人才。”在梳理于敏材料的过程中，徐刚愈发觉得，人们口中的老于“像高山一样”。
于敏曾表示“打心眼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而他很反感“氢弹之父”的称号，也多次被公开提及。
在于敏获奖之前，他的“两弹”战友程开甲已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曾与他们并肩奋斗的同事中，很多人已经离世，而他们留给国家的力量和荣耀，也并非一个奖项所能涵盖。
原载《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