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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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辈读书人施蛰存先生说:“我很怀念我十四五岁至二十多岁这一段读书经验。书读了不少,都是为读书而读书,没有功利观念,所获得的,可以说是纯粹的读书之乐。”这的确是读书的最高境界。最近有一篇回忆历史学家郑天挺的文章说,郑先生研究明史“不分场合,不管地点,总是利用一切机会读史料、做卡片、做研究……他研究明史,并非以发表文章为目的,而是为学术而研究”。评论者感慨地说:“这与时下不写文章不读书,读书是为了发表论文而准备之风气,真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使我想起自己弱冠之年读马克思的往事:没有任何目的,不持任何立场,只是出于强烈的兴趣,全凭自己的体会构建了个人心中的马克思。那些心得和创获,自有其独特价值,成为我一生精神生活的本底,敝帚自珍,自己是觉得十分宝贵的。当然,这是完全个人化的阅读,我是从马克思的书写中看马克思,至于历史上的马克思让别人去研究罢。
  也许没有任何历史人物像马克思那样,身前身后不断受人非议。对其学说和为人的批判和争议,既有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有学术上的探讨,当然也有价值观上的偏见,这些都不失为严肃的思想驳议。最近保罗·约翰逊在《经济观察报》发表书评《卡尔·马克思:学者、革命家、教主》,列举文献资料,力辩马克思的学说不是科学。人们可以不同意这样的研究,但却必须认真对待,以实事求是的考证支持或证伪他的观点。问题是国内时下有一种极坏的学风悄然而起,有一群所谓“先锋人士”,他们不是严肃地进行学术探讨,而是一帮专门冷眼挑刺的所谓“喷子”。令人齿冷的是,他们不知从哪儿挖出马克思的绯闻,以为奇货可居,到处宣扬,把马克思描绘成淫荡薄幸之徒。这种学界歪风倒也不足为奇,古已有之,总有那么一些嗜痂成癖的宵小之徒,对学术大家的煌煌巨帙视若无睹,专门捕风捉影,拿着放大镜和显微镜去野史上搜寻奇闻轶事,尤其是风流韵事。当年就有人不研究康德的三大批判,却对康德当家庭教师时和女主人的暧昧情事兴味盈然;对黑格尔气势恢弘的哲学体系意兴阑珊,唯独津津乐道于黑格尔和女房东的私情。当年中国也有人对孔子的箴言伟论不感兴趣,专门研究“子见南子”,“揭秘”孔子对这位艳姬的倾倒。
  但是,姑不论这些有偷窥癖的人的庸俗偏好,在我们这个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今天倒是真应该问一下:马克思究竟是什么人?
  西方不缺“马粉”。戴维·麦克莱伦为《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所写的马克思条目说:“纵观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马克思也许对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一直都在进行检验。”(请注意,不是19世纪,是20世纪!)这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托马斯在其论文《批判的接受:马克思的当年和现在》中引述的。该文收入卡弗编的《剑桥马克思手册》,这本手册被剑桥大学列为“哲学巨擘丛书”的第一部。1996年我收到友人从剑桥寄来此书,读后觉得至少英国学人对马克思的态度比我们很多人要严肃得多。2000年西方给千年伟人排行,马克思独占鳌头,高居榜首,这颇出很多国人的意料。德里达的话已经脍炙人口:“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回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
  青年马克思是理想主义者。在《博士论文》给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的献词中,热情洋溢地称赞他这位未来的岳父说:
  希望一切怀疑理念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幸运地赞扬一个富于青春力量的老人,这位老年人以对于真理的热情和严肃态度来欢迎时代的每一种进步;他并且充满了令人深信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只知道能激动起世界一切心灵的真理;他从来不为倒退着的幽灵所拖曳着的阴影所吓退,从来不被现代乌云密布的昏天黑地所惊倒,相反的,他永远以神灵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眼光通过一切风云变幻而透视那在世人心中燃烧着的化日光天。
  初读《博士论文》是1960年,我刚满20岁,那时读的是俄译本,一下子就被马克思的这通献词吸引住了,立即译成了中文。读到贺麟师翻译的《博士论文》已经是1963年了,觉得先生的译笔真是兼具信达雅,相比之下,我的译文之笨拙自己看着都脸红。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献词中的理想主义神髓却触动了我的灵魂。“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一种真理”,为什么理想主义是真理?这引起了我长久的思考。我认识到,马克思的理想主义是建立在历史主义基础上的,他始终相信历史是一个进步过程,未来是美好的,是令人向往的。青年时代的他服膺黑格尔的理念论,相信理念终将实现自己的最高目标,臻于完美。后来他通过深入的研究和思考,特别是在震古烁今的经济学研究中,在解剖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过程中,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预见了人类社会的最终走向。这样,他的理想主义就从一种单纯的美好愿望转变为理性的科学信念。当然,对于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论,历史哲学家多持否定态度。不惑之年读了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他的一番辩驳当然也可以说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马克思的《资本论》煌煌钜制,是实证研究基础上的逻辑结论,只有逐一推翻马克思的全部论据才能证伪他的最后结论。马克思对自己的社会进步理论是十分自信的,他说过:“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他笃信自己发现的历史辩证法,毕生怀着理想主义的激越情怀,他说过,“无产阶级只向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这种理性的理想主义,特别令人敬服。
  马克思是一个真正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不仅是真理的热烈探求者,而且是向善和臻美的诗意的栖居者。
  刚刚17岁的马克思,在他《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以澎湃的激情讴歌了献身人类幸福事业的人。他认为即使成为著名学者、伟大哲人、卓越诗人,但如果“只为自己劳动”,也“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论文的结尾,少年马克思以飞扬激越的笔调写到: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无声的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   从物质生活说,马克思一生大部分时间里生活在温饱线上。他曾自嘲说,一个研究货币的学者却最缺货币;而《资本论》的稿费还不够偿付写作时抽雪茄的费用。他40岁生日来临的寒冬,冰冷的屋子没有煤块取暖,餐桌上空无一物,妻子燕妮仅有的一条披肩也被送进了当铺。但是,马克思心中的理想主义火焰却正在熊熊燃烧,1867年4月30日,马克思在致齐·迈耶尔的信中直抒胸臆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种解释用不着再作进一步补充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着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
  与此相关,马克思早年对人类智力的性质做了一个独特的分类。1842年,他在《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一文中说:“为自己家园而奋斗的功利主义的智力,跟不顾自己的家园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自由的智力是显然不同的。服务于某个特定目的、某种特定事物的智力同支配一切事物和只为自己服务的智力是有根本区别的。”价值观决定了智力的本质,这是科学知识论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命题,可惜迄今还没有人注意到。“功利主义智力”是狭隘的,“服务于某个特定目的、某种特定事物”,而其指向是利己主义的,“为自己的家园而奋斗”,实质上就是权力、金钱和名誉,是个人私欲的满足。欲壑难填,野心勃勃,心灵被名缰利锁牢牢困住,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住了他们进达于普遍的能力和眼界。只有无私奉献的“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智力,才是自由的,也只有这样的智力才关注普遍事物,是“支配一切事物”的、以真理服务于人类幸福的智力。所以,价值观和人生观决定了智力的属性和功能。而马克思的超凡智力完全奉献给“为人类而工作”,他用一生实践了自己少年时代选择的价值目标,矢志不移,锲而不舍,正如他在《自白》中所说的:“您的特点:目标始终如一。”
  马克思的人格天生是哲人和诗人的矛盾统一。
  自青年时代起,我对马克思经典文本最深刻的阅读体验就是,把火样的诗情和深邃的哲理高度统一起来。记得1971年时,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共中央庐山会议惊曝陈伯达反党事件,随即开展“批陈整风”,拉开了林彪叛逃的序幕。那次会上,陈伯达编了一个“经典作家论天才”的材料,其中引用了恩格斯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序言中的一段谈天才的话,毛泽东特地指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似乎暗示关于“不是主要著作”的话就不大算数。这却激起我强烈的好奇心,特地翻出我在1964年5月8日就已购买的这部著作的单行本,逐字逐句地啃下去,并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两年后,在为本书写的第三版序言中指出:“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1851年12月1日夜,拿破仑一世的侄儿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成为法国的独裁统治者,1852年12月2日称帝,建立了法国历史上的第二帝国。比照他的伯父在1799年11月9日(法历雾月18日)发动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的政变,史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马克思立即追踪这一事变,写出系列论文寄往纽约陆续发表,后将对1851年12月到1852年3月这个时期的事件所做的分析,结集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单行本出版。此书本是时评,但马克思却以深刻的历史眼光,对参与历史事件的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单个主体之间的复杂政治、经济关系,做了准确、精深、系统而且是动态的分析,预见了事件自然的和必然的趋势和结果。恩格斯说:“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把事变的意义洞察得如此明白,这真是无可伦比的。”在时评的历史上,还没有人能像马克思这样,在描述事实的同时,揭橥构成事件的诸多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建构起这个历史横断面的整体动力学模式,并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地预见到事件的结果。
  从我的阅读兴趣说,特别吸引我的恰恰是马克思贯注在这一历史叙事中的诗情。我简直觉得这篇8万字的小册子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而这个史诗不是歌颂哪个英雄人物,而是顶礼那个强大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这是历史哲学的诗篇。
  历史不是干巴巴的理念更迭,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演出的一幕幕话剧。马克思对作为历史火车头的革命总是满怀激情,以衷心的赞美歌颂革命时期那种狂飙突进的热烈气氛,为伟大的变革鼓与呼。马克思以诗人的情怀感受革命进程中全社会的大狂欢,他的笔端好像有熊熊烈火喷射而出,还没有人对革命心理学做出如此生动的说明: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
  诗意在深邃的哲理夜空上如星光闪烁,感情的云层变幻着,或炽热,或冷峭,或愤怒,或讥讽,而理性的冷静判断则如雄奇壮伟的山峰在云层上高高耸立着:
  人民在意志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聆听叫得最响亮的呼喊者的喊声来压抑自己内心的惊愕……
  既然你们站在国家顶峰上拉提琴,那么你们又怎能因为站在下面的人们跳舞而感到惊奇呢?
  只要刺刀一戳,水泡就破了,怪物就出现在面前。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在经历着苦难的考验。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
  ……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站起来欢呼:掘得好,老田鼠!
  历史犹如奔腾流泻的大河,有时汪洋恣肆,有时深潜徐缓;有时波澜壮阔,有时柔静妩媚;有时伟岸雄奇,有时琐屑凡庸;有时瑰丽华美,有时龌龊丑陋……历史的辩证法是人类文明的悲喜剧,矛盾和冲突是历史内在的生命。建国十周年大庆时,我买到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批判》一书,也是先师贺麟先生译的,此书本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最后一章,是一本仅仅21000字的小书。这书我不知读过多少遍,翻出被我画满各色标注的薄册,仍然能回忆起19岁阅读此书时那种如同进入圣地朝圣的心情。马克思是真正吃透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人,远远超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那批喧闹肤浅的“神圣家族”一辈。书中有马克思一个极其深刻的论断,我认为是理解辩证法的一把钥匙:“与自身相矛盾的,与对象的知识和存在相矛盾的自我肯定、自我论证,才是真正的知识和生活。”揭示矛盾,在与自身、与客体、与世界的对立中,达到真理,这是“真正的知识和生活”。马克思对历史的认识正是如此,《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在这一哲学高度和历史深度上展示辩证智慧的典范:   无谓的煽动是为了安宁
  最隆重地宣扬安宁,是为了革命
  有热情而无真理
  有真理而无热情
  有英雄而无功绩
  有历史而无事变
  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令人恐怖的终结
  …… ……
  马克思这部著作的开头和结尾更是诗与思的绝妙结合。著作的起笔是:“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真叫高屋建瓴,开头就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历史的制高点上俯瞰一个局域的政治事件。而全文的结尾则是:“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广场圆柱顶上被推下来。”马克思写这句话是在1851年3月,路易·波拿巴称帝是1852年12月2号,1870年普法战争中路易·波拿巴倒台。历史证明了“伟大的伯父”演出的是悲剧,而“渺小的侄儿”演出的是笑剧。这样的构思匠心独运,虽说是严肃的历史著作,却有莎士比亚戏剧的美学震撼力,不是胸中有大丘壑,何来如此独步古今的大手笔!
  我虽然孤陋寡闻,但平生读过的历史著作可谓多矣,包括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也包括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些煌煌大作各有千秋,在史实和史识上均有卓识和创见,但在对历史内在生命的把握上,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相比,总觉得缺了一点东西。这一点恰恰是编史学的灵魂——历史的辩证法。
  太史公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我年方少艾,得读马克思的书,在教科书马克思主义肆虐的时代,遇到一些特立独行的师长,居然能跳出藩篱,在课程和体制规定的框架之外,找到了主流话语未曾道及的另一个马克思,这是一种另类的阅读体验,也是生平一大乐事。国内有人正热衷于解构马克思,把马克思妖魔化,但人类文明的历史也自有其辩证法,自古亵渎和凌辱伟大灵魂的小丑都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而文明的灯塔却仍然用永不熄灭的光芒照耀着纯洁的人的心灵,使他们免于沉沦而升入天际。
  1837年,19岁的马克思有一首献给父亲生日的诗《三盏灯》,鲜为人知:
  远处闪烁着三盏虔敬的灯,
  在一起犹如三只眼睛三颗星。
  不管狂风怎样呼啸怒号,
  它们永远放射出光明。
  一盏灯温情地向上探寻,
  直到那火光照到了天空,
  眼睛里闪耀出一片深情,
  好像已看见上帝的身影。
  另一盏望着地上芸芸众生,
  倾听远方传来的胜利琴声,
  它回头看它的两个姐妹,
  默默无语却露出兴奋的神情。
  最后一盏放射出闪闪金光,
  光芒像水一样四处流淌,
  那光波流入它自己心中,
  又喷涌而出化作满树繁花竞放。
  三盏灯在远处熠熠齐明,
  像三只眼睛,三颗闪烁的星星;
  即使狂风在怒号呼啸,
  只要一个心灵溶合另外两个,幸福就会降临。
  马克思的“三盏灯”是照亮宇宙、人世、心灵的真理之光,是对天、地、人的诗意领悟,是生命的最高理想,也是文明的终极关怀。他是伟大的哲人,也是伟大的诗人,他的人格是融合了这三盏灯火的光芒万丈的火炬,照亮了人类进步的道路。
  我爱我心中的马克思。
  (作者为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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