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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丁玲“革命加恋爱”小说的艺术价值乏善可陈，然其所蕴涵的意义却十分丰富复杂。本文从三个方面解读了这一独特现象。
关键词：丁玲 “革命加恋爱”小说 内涵意义
丁玲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创作的“革命加恋爱”小说《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虽然在艺术上乏善可陈，具有同类题材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等弊病，但其蕴涵的意义却十分丰富。它们在表达革命主题的同时，探讨了革命背景下女性个体的出路，批判了革命者的封建男权意识和“国民劣根性”；表现了青年作家在文学上的分歧等。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解读这个内涵复杂、充满张力的艺术世界。
革命战胜恋爱 凸显革命主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丁玲在冯雪峰文学批评及胡也频的影响和引导下，自觉地把文学创作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和青年的革命力量去接近”，“追求真正的时代前进的热情和力量(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创作了以革命者、工人、农民为主角的作品，走出了一味书写知识女性精神苦闷的套路，摆脱了创作危机。她的“革命加恋爱”小说以社会转型期为背景，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在代表集体的“革命”与代表个人的“恋爱”的矛盾和冲突中艰难抉择的故事。小说依从革命战胜恋爱的叙事原则，热情讴歌革命者舍弃个人情感、投身伟大革命事业的高尚情怀，表达了丁玲向往革命的思想情感。
《韦护》是丁玲“通向革命”的第一篇作品，虽然“还没有跳出恋爱啊、革命啊的范围”，但它明确地表达了丁玲走向革命的思想意识。小说取材于革命先驱瞿秋白和爱人王剑虹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韦护因陶醉在丽嘉琼浆玉液般的爱意中而延误了革命工作，受到了同志们的批评。在个人与集体水火不容的那个特殊年代，革命／恋爱在他的心中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一面是生命自然需求的爱，一面是理性要求他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二者犹如鱼和熊掌，难以取舍。但革命要求他必须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要么革命，要么恋爱。经过内心激烈、痛苦的斗争，韦护舍下爱情，奔向广东参加革命去了。小说凸显的革命主题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体现。新女性美琳的丈夫子彬是一位有些名望的固守在“亭子间”的青年作家。美琳在革命者若泉的启发下。很想到社会上去参加社会活动，但却遭到子彬的极力反对。作者最终让革命战胜了爱情，让美琳走出了子彬，在五月一日的清晨到大马路上做某某运动去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中的革命者望微非常喜爱女大学生玛丽，但他觉得在家只陪着她一个人坐着，无聊、无意义，他的全部身心都扑在了革命工作上，他把自己交给了革命。因此在玛丽最后离他而去后，他也没有动摇自己的信仰，依然热情高涨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参加游行和演讲等革命活动，直至被捕。
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表明，在时代的鼓荡下，她的创作已经走出女性的自我天地，已经不再局限于表现女性的精神诉求，而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唱响革命的主旋律，开始表现革命的主题。
革命背景下的五四话语
丁玲有一句名言：“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这位典型的五四女儿，鲁迅的精神传人，在叙写革命的同时，依然表达五四精神，使小说在革命话语和五四话语的碰撞中具有了复杂丰富的文化内涵。
关注女性个体命运，追寻女性自我价值。女性解放，是丁玲一生的不懈探索。在“革命加恋爱”小说中，丁玲首先从爱情层面探讨了女性的出路。妩媚脱俗的丽嘉(《韦护》)将生命寄托于韦护的爱情，“她不愿意离开他：因为没有他，思想就没有主宰，生活便无意义了”，但在革命压倒一切的时代，她的爱情被革命抛弃。她意识到只有革命，女性才有出路。她像韦护那样从痛苦中走出来，走上革命之路，要做出一些事业来。《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中“只要有爱情，便什么都可以捐弃”的美琳，在和自己崇拜的“有些名望”的青年作家子彬同居后。却感到失去了自由，处在一个比封建家庭还厉害的束缚中。《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中追求恋爱至上的女大学生玛丽面对望微的革命热情，也只觉得生活无聊、寂寞。这表明，在爱情已退居次要地位的社会解放时代，女性寄希望、幸福、出路于爱情只是一种幻想而已，追求恋爱至上的女性在革命时代依然无路可走。
面对爱情困境，执著关注女性命运的丁玲把女性勰放的目光转向了社会解放，将女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结合在一起，在社会革命中寻求女性出路。于是，丽嘉从痛苦中走出来，走上了革命道路，“要好好地做点事业出来”。美琳也在革命者若泉的引导下参加了××研究会，承担了很重的担子。她一点也不觉得拘束，她受到大家的尊重。女性要解放自己，就要从个性解放、恋爱至上的观念中走出来，从个人狭小的天地里走出来，到广阔的社会中去，投身伟大的革命事业，在社会革命中寻找自己的出路。
对革命者“国民劣根性”和封建男权意识的批判。暴露和鞭挞“国民劣根性”，使子孙后代都能幸福度日，合理做人，是鲁迅的社会理想。丁玲秉承鲁迅精神，对革命者自身的精神痼疾进行了暴露和批判。如《韦护》就借新女性丽嘉之口批评了某些同志的精神痼疾。同志们看不惯韦护恋爱的行为，对韦护有一些看法。小说写道；原来就有一些人不满意他的有礼貌的风度，苛责他过去的历史；现在都找到了攻击的罅隙，说他的生活、他的行为，都足以代表他的人生观。说他是一个伪善者、投机者。仲清竟到学生前也说起他的坏话，公开他的住址，这本来是不公开的；还示意人们去参观，那像一个堕落的奢侈的销金窟。于是当韦护和丽嘉饮着晚酒的时候，也有着不熟悉的叩门声。他们熠熠地审视丽嘉，却不能在她身上得着什么，也自以为得意地走了。具有现代文化品格的丁玲借新女性丽嘉之口对革命者身上表现出来的偏见、狭隘、嫉妒、报复、把他人隐私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不思进取、自以为是、不求甚解、唯我独尊的“老大”意识等“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批评。丽嘉诚恳地批评这些“同志”“太不使人爱了……他们仿佛懂了一点新的学问，能说几个异样的名词，他们就也变成只有名词了；而且那么糊涂地自大着”。转向大众革命意识形态的丁玲仍然保留着渴望精神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坚守人格独立的现代文化品格，坚守着五四现代新文化的精髓，坚守着五四唤醒的独立自主之人格。她借丽嘉的批评表达了渴望人与人之間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沟通、建立真正纯真友情的美好愿望。这是丁玲执著追求的精神理想，是个性解放的高层次内涵。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批判了封建男权意识。革命者望微总想把爱人玛丽纳入自己的生活轨道：让她阅读苏联作品，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熏陶，带她参加工作会议等，希望她和自己有相同的理想和世界观。当玛丽不为之所动时，望微发 出了痛苦的叹息。此时，丁玲的女性意识高过了革命意识，她让自由女性玛丽站在女性自我的立场上，反驳望微说：“我使你痛苦吗?笑话!是你在使我痛苦呢?你有什么痛苦?白天，你去工作，你有许多同志!你有希望!你有目的!夜晚，你回到家来，你休息了，而且你有女人，你可以不经我的准许便同我接吻!而我呢，我什么也没有，成天游混，我有的是无聊!是寂寞!是失去了爱情后的悔恨!然而我忍受着，陪着你，为你疲倦后的消遣。我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现在，哼，你倒叹气了，还来怨我……”玛丽终于将压抑在心中的委屈、痛苦、孤独、无奈和苦闷宣泄出来，把她对望微的失望宣泄出来，她的绝望的声音压倒了望微，喊出了新女性对革命者望微的怨气，对生活的绝望和苦恼。“‘五四’以后中国娜拉们的那些苦恼绝望的声音实际上是源于对‘革命的哥哥’的大为失望而引起的”。革命者(男性)不仅在精神上引导女性，而且凭借革命的身份控制了女性的幸福、生活、思想和意志。丁玲借助玛丽的声音从女性视角批评了革命者(男性)不尊重女性，居高临下地用自己的意志左右女性的生活和思想，把爱人(士性)仅仅作为消遣对象和生活附属品的封建男权中心意识。
青年作家在文学上的分歧
在社会从个性解放向社会解放转型的过程中，有志于改革社会的革命青年迅速发生了分化，一些人前进了，一些人高升了，一些人堕落了，一些人原地踏步。丁玲的“革命加恋爱”从青年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分歧这个侧面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这一历史现象。
在如火如荼的普罗革命文学运动中，青年作家子彬、若泉、肖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分歧，其认识和态度截然不同。若泉、肖云积极投身革命斗争，认真反思自我写作，极力主张普罗文学，创作对革命对社会有意义的作品。认为个人主义写作正合了那些刚刚踏到青春期，最容易烦愁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中等以上的学生的脾胃，说出了一些他们可以感而不能体味的苦闷。“……我们只做了一桩害人的事，我们将这些青年拖到我们的旧路上来了。一些感伤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出路的牢骚和悲哀!……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只能一天一天更深地掉在自己的愤懑里，认不清社会与各种苦痛的关系……这于他们有什么益?这于社会有什么益”?若泉站在革命和时代的立场剖析自我写作，否定自我写作，希望同行“都能注意一点，变一点方向，虽说眼前是难有希望产生成功的作品，不過或许有一点意义，在将来的文学历史上”。他们主张普罗文学，认为革命创作具有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在将来的文学史上一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而子彬却在革命浪潮中退却了，他固守所谓的“艺术之宫”，坚持自我写作，专写一些对革命对社会无益也无补的文章，以多换取一些稿酬。他指责若泉的话“是一套时髦话”，普罗文学根本没有什么成绩，只是一些革命者在那里摇旗呐喊，他说：“普罗文学家是一批又一批地产生了。然而成绩呢?除了作为朋友们的批评家，一次两次不惮其烦地大吹特捧，影响又在哪里?问一问那些读者，是中国的普罗群众，还是他们自己?……不管这时代属于哪一个，努力干下去，总不会有错的。”子彬对普罗文学不屑一顾，嗤之以鼻。
子彬和若泉的争辩，不仅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在文学写作上的困惑和不同的见解，也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在个性解放大旗下聚集在一起的革命知识青年的动摇和分化。同时也反映出丁玲创作思想的变化。丁玲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的引导下，特别是参加“左联”后，文艺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自己早期的文学活动产生了深层困惑，她将这困惑与思索带进了小说的叙述中，将自己对过去自我创作的质疑和反思借革命者若泉之口表达出来，对自我写作行为进行了否定性的质疑，在反思中否定自己、否定过去，积极“左倾”，要求自己的创作跟上时代步伐，适应现实革命的要求，逐步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道路，开始为无产阶级大众革命服务。
丁玲“革命加恋爱”小说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我们探讨那个特殊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以及青年作家心理波动的真实形态提供了有价值、有意义的参考。这正是值得研究、重视的地方。
编校：郑 艳
关键词：丁玲 “革命加恋爱”小说 内涵意义
丁玲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创作的“革命加恋爱”小说《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虽然在艺术上乏善可陈，具有同类题材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等弊病，但其蕴涵的意义却十分丰富。它们在表达革命主题的同时，探讨了革命背景下女性个体的出路，批判了革命者的封建男权意识和“国民劣根性”；表现了青年作家在文学上的分歧等。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解读这个内涵复杂、充满张力的艺术世界。
革命战胜恋爱 凸显革命主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丁玲在冯雪峰文学批评及胡也频的影响和引导下，自觉地把文学创作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和青年的革命力量去接近”，“追求真正的时代前进的热情和力量(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创作了以革命者、工人、农民为主角的作品，走出了一味书写知识女性精神苦闷的套路，摆脱了创作危机。她的“革命加恋爱”小说以社会转型期为背景，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在代表集体的“革命”与代表个人的“恋爱”的矛盾和冲突中艰难抉择的故事。小说依从革命战胜恋爱的叙事原则，热情讴歌革命者舍弃个人情感、投身伟大革命事业的高尚情怀，表达了丁玲向往革命的思想情感。
《韦护》是丁玲“通向革命”的第一篇作品，虽然“还没有跳出恋爱啊、革命啊的范围”，但它明确地表达了丁玲走向革命的思想意识。小说取材于革命先驱瞿秋白和爱人王剑虹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韦护因陶醉在丽嘉琼浆玉液般的爱意中而延误了革命工作，受到了同志们的批评。在个人与集体水火不容的那个特殊年代，革命／恋爱在他的心中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一面是生命自然需求的爱，一面是理性要求他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二者犹如鱼和熊掌，难以取舍。但革命要求他必须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要么革命，要么恋爱。经过内心激烈、痛苦的斗争，韦护舍下爱情，奔向广东参加革命去了。小说凸显的革命主题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体现。新女性美琳的丈夫子彬是一位有些名望的固守在“亭子间”的青年作家。美琳在革命者若泉的启发下。很想到社会上去参加社会活动，但却遭到子彬的极力反对。作者最终让革命战胜了爱情，让美琳走出了子彬，在五月一日的清晨到大马路上做某某运动去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中的革命者望微非常喜爱女大学生玛丽，但他觉得在家只陪着她一个人坐着，无聊、无意义，他的全部身心都扑在了革命工作上，他把自己交给了革命。因此在玛丽最后离他而去后，他也没有动摇自己的信仰，依然热情高涨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参加游行和演讲等革命活动，直至被捕。
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表明，在时代的鼓荡下，她的创作已经走出女性的自我天地，已经不再局限于表现女性的精神诉求，而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唱响革命的主旋律，开始表现革命的主题。
革命背景下的五四话语
丁玲有一句名言：“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这位典型的五四女儿，鲁迅的精神传人，在叙写革命的同时，依然表达五四精神，使小说在革命话语和五四话语的碰撞中具有了复杂丰富的文化内涵。
关注女性个体命运，追寻女性自我价值。女性解放，是丁玲一生的不懈探索。在“革命加恋爱”小说中，丁玲首先从爱情层面探讨了女性的出路。妩媚脱俗的丽嘉(《韦护》)将生命寄托于韦护的爱情，“她不愿意离开他：因为没有他，思想就没有主宰，生活便无意义了”，但在革命压倒一切的时代，她的爱情被革命抛弃。她意识到只有革命，女性才有出路。她像韦护那样从痛苦中走出来，走上革命之路，要做出一些事业来。《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中“只要有爱情，便什么都可以捐弃”的美琳，在和自己崇拜的“有些名望”的青年作家子彬同居后。却感到失去了自由，处在一个比封建家庭还厉害的束缚中。《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中追求恋爱至上的女大学生玛丽面对望微的革命热情，也只觉得生活无聊、寂寞。这表明，在爱情已退居次要地位的社会解放时代，女性寄希望、幸福、出路于爱情只是一种幻想而已，追求恋爱至上的女性在革命时代依然无路可走。
面对爱情困境，执著关注女性命运的丁玲把女性勰放的目光转向了社会解放，将女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结合在一起，在社会革命中寻求女性出路。于是，丽嘉从痛苦中走出来，走上了革命道路，“要好好地做点事业出来”。美琳也在革命者若泉的引导下参加了××研究会，承担了很重的担子。她一点也不觉得拘束，她受到大家的尊重。女性要解放自己，就要从个性解放、恋爱至上的观念中走出来，从个人狭小的天地里走出来，到广阔的社会中去，投身伟大的革命事业，在社会革命中寻找自己的出路。
对革命者“国民劣根性”和封建男权意识的批判。暴露和鞭挞“国民劣根性”，使子孙后代都能幸福度日，合理做人，是鲁迅的社会理想。丁玲秉承鲁迅精神，对革命者自身的精神痼疾进行了暴露和批判。如《韦护》就借新女性丽嘉之口批评了某些同志的精神痼疾。同志们看不惯韦护恋爱的行为，对韦护有一些看法。小说写道；原来就有一些人不满意他的有礼貌的风度，苛责他过去的历史；现在都找到了攻击的罅隙，说他的生活、他的行为，都足以代表他的人生观。说他是一个伪善者、投机者。仲清竟到学生前也说起他的坏话，公开他的住址，这本来是不公开的；还示意人们去参观，那像一个堕落的奢侈的销金窟。于是当韦护和丽嘉饮着晚酒的时候，也有着不熟悉的叩门声。他们熠熠地审视丽嘉，却不能在她身上得着什么，也自以为得意地走了。具有现代文化品格的丁玲借新女性丽嘉之口对革命者身上表现出来的偏见、狭隘、嫉妒、报复、把他人隐私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不思进取、自以为是、不求甚解、唯我独尊的“老大”意识等“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批评。丽嘉诚恳地批评这些“同志”“太不使人爱了……他们仿佛懂了一点新的学问，能说几个异样的名词，他们就也变成只有名词了；而且那么糊涂地自大着”。转向大众革命意识形态的丁玲仍然保留着渴望精神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坚守人格独立的现代文化品格，坚守着五四现代新文化的精髓，坚守着五四唤醒的独立自主之人格。她借丽嘉的批评表达了渴望人与人之間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沟通、建立真正纯真友情的美好愿望。这是丁玲执著追求的精神理想，是个性解放的高层次内涵。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批判了封建男权意识。革命者望微总想把爱人玛丽纳入自己的生活轨道：让她阅读苏联作品，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熏陶，带她参加工作会议等，希望她和自己有相同的理想和世界观。当玛丽不为之所动时，望微发 出了痛苦的叹息。此时，丁玲的女性意识高过了革命意识，她让自由女性玛丽站在女性自我的立场上，反驳望微说：“我使你痛苦吗?笑话!是你在使我痛苦呢?你有什么痛苦?白天，你去工作，你有许多同志!你有希望!你有目的!夜晚，你回到家来，你休息了，而且你有女人，你可以不经我的准许便同我接吻!而我呢，我什么也没有，成天游混，我有的是无聊!是寂寞!是失去了爱情后的悔恨!然而我忍受着，陪着你，为你疲倦后的消遣。我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现在，哼，你倒叹气了，还来怨我……”玛丽终于将压抑在心中的委屈、痛苦、孤独、无奈和苦闷宣泄出来，把她对望微的失望宣泄出来，她的绝望的声音压倒了望微，喊出了新女性对革命者望微的怨气，对生活的绝望和苦恼。“‘五四’以后中国娜拉们的那些苦恼绝望的声音实际上是源于对‘革命的哥哥’的大为失望而引起的”。革命者(男性)不仅在精神上引导女性，而且凭借革命的身份控制了女性的幸福、生活、思想和意志。丁玲借助玛丽的声音从女性视角批评了革命者(男性)不尊重女性，居高临下地用自己的意志左右女性的生活和思想，把爱人(士性)仅仅作为消遣对象和生活附属品的封建男权中心意识。
青年作家在文学上的分歧
在社会从个性解放向社会解放转型的过程中，有志于改革社会的革命青年迅速发生了分化，一些人前进了，一些人高升了，一些人堕落了，一些人原地踏步。丁玲的“革命加恋爱”从青年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分歧这个侧面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这一历史现象。
在如火如荼的普罗革命文学运动中，青年作家子彬、若泉、肖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分歧，其认识和态度截然不同。若泉、肖云积极投身革命斗争，认真反思自我写作，极力主张普罗文学，创作对革命对社会有意义的作品。认为个人主义写作正合了那些刚刚踏到青春期，最容易烦愁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中等以上的学生的脾胃，说出了一些他们可以感而不能体味的苦闷。“……我们只做了一桩害人的事，我们将这些青年拖到我们的旧路上来了。一些感伤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出路的牢骚和悲哀!……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只能一天一天更深地掉在自己的愤懑里，认不清社会与各种苦痛的关系……这于他们有什么益?这于社会有什么益”?若泉站在革命和时代的立场剖析自我写作，否定自我写作，希望同行“都能注意一点，变一点方向，虽说眼前是难有希望产生成功的作品，不過或许有一点意义，在将来的文学历史上”。他们主张普罗文学，认为革命创作具有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在将来的文学史上一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而子彬却在革命浪潮中退却了，他固守所谓的“艺术之宫”，坚持自我写作，专写一些对革命对社会无益也无补的文章，以多换取一些稿酬。他指责若泉的话“是一套时髦话”，普罗文学根本没有什么成绩，只是一些革命者在那里摇旗呐喊，他说：“普罗文学家是一批又一批地产生了。然而成绩呢?除了作为朋友们的批评家，一次两次不惮其烦地大吹特捧，影响又在哪里?问一问那些读者，是中国的普罗群众，还是他们自己?……不管这时代属于哪一个，努力干下去，总不会有错的。”子彬对普罗文学不屑一顾，嗤之以鼻。
子彬和若泉的争辩，不仅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在文学写作上的困惑和不同的见解，也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在个性解放大旗下聚集在一起的革命知识青年的动摇和分化。同时也反映出丁玲创作思想的变化。丁玲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的引导下，特别是参加“左联”后，文艺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自己早期的文学活动产生了深层困惑，她将这困惑与思索带进了小说的叙述中，将自己对过去自我创作的质疑和反思借革命者若泉之口表达出来，对自我写作行为进行了否定性的质疑，在反思中否定自己、否定过去，积极“左倾”，要求自己的创作跟上时代步伐，适应现实革命的要求，逐步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道路，开始为无产阶级大众革命服务。
丁玲“革命加恋爱”小说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我们探讨那个特殊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以及青年作家心理波动的真实形态提供了有价值、有意义的参考。这正是值得研究、重视的地方。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