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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持续未断的文化传承，一直是中国人的骄傲；巨额的文化贸易逆差，也一直是中国贸易抹不去的痛楚。中国有着丰厚的文化资源，却在“抱着金饭碗讨饭吃”，原因何在？文化产业何时不再是中国贸易的 “短腿”？
中国是贸易大国吗？无人可以否认。
盛名之下能符其实吗？值得探究。
毕竟，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货物贸易，而文化贸易则以巨大的逆差弱化了这个“贸易大国”变“强国”的努力。
现状
文化贸易“弱”一直是中国的“痛”。
首先，我国文化贸易占世界文化贸易份额小。国际文化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显示，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额的55.4%；而文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德、英、法等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额的47%。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跻身于世界影音播放设备出口大国，但“称雄”文化贸易的名单中仍然没有中国。
以出版行业为例，2003年中国引进图书版权12516项，输出版权仅有811项，书刊版权贸易逆差高达10至15倍；引进版权品种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输出的811个版权超过70%为我国港台地区购买出口；出口图书品种集中在“孔子老子、中医中药、现代旅游”，引进出版物则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时尚等广泛的领域。在影视产业，情况不会更好，诸如《泰坦尼克号》、《指环王》、《哈利.波特》等美国大片在中国赚足了票房收入，获得了巨大的效益，而中国电影的出口却很少，特别是在美国，很难得到广泛传播，更难谈得上高票房。在文化演出方面，逆差同样巨大，演出收费上，相似级别文化机构在引进和输出上逆差高达几倍甚至几十倍。我国具有国际水平的演出团体出国演出费，一般平均每场不到3000美元，而国外同等演出团体来华登台，每场酬金多在三四万美元。
再次，文化产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小。在许多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例如，400家最富有的美国公司中有72家从事的是文化产业，美国文化产业产值占GDP总量的18%到25%。在英国，文化产业平均发展速度是其经济增长速度的二倍。日本娱乐业产值已经超过汽车工业。而在韩国经济的崛起中，韩国文化产业的活跃和成长更是作用重大，例如韩国电影出口从1995年的21万美元到2001年的1100万美元，增长近50倍，电影产业已经超过传统产业，成为韩国增长趋势最强劲的产业。而有13亿人口的中国，文化产业对于经济的贡献率尚不够“重量”。
“跛”行
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国，中国人最不缺少的就是文化：我们有四大发明、我们有孙子兵法、我们有《易经》、我们有孔夫子、我们有雷锋精神、我们有中医……
我们的文化也广受喜爱：汉文化研究在国际上方兴未艾、“孔子学院”在韩国、新西兰、美国相继成立、雷锋被列为美国西点军校的学习榜样、中国民族音乐在华丽的艺术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奏响、《卧虎藏龙》在美国票房大有斩获、“女子十二乐坊”在日本等国大获成功……
既然中国有如此精深的文化，又如此受欢迎，为何文化贸易会成为“短腿”？
首先是“文化折扣”的影响。所谓“文化折扣”，指消费者对来自国外的陌生文化产品的接纳程度不及对本国熟悉的文化产品。长期关注国际文化贸易的学者李怀亮认为，西方文化产品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受“文化折扣”的影响不大。近100多年，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西方文化在中国备受追崇。而曾经出现过的“全盘西化论”以及一段时期内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也以极端的方式造成了对西方文化产品的认同；与此相反，中国的文化产品在西方却遭受到“文化折扣”的重创，形成了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地位。李怀亮说：“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进口生意成本相对较低，风险相对较小，而文化出口生意则恰恰相反。可以说，出口是逆流而上，而进口则是顺流而下，出于利益驱动，当然是进口多而出口少。”
其次是缺少经营管理人才。有业内人士在评价我国影视业现状时指出，我们不缺少一流的演员，我们缺少的是一流的经纪人才，一流的经营人才。放眼整个文化产业，问题同样如此。李怀亮指出，在国内，“文化经营方面的人才稀缺，具体到文化贸易领域更是凤毛麟角。”没有专门的人才，没有细致的实证研究，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化企业主要依赖国内政策的保护，尚未形成适应国际市场的整体策划创新能力、市场拓展能力、成本控制能力。于是，在强悍的国际文化“大鳄”面前，中国本土文化企业显得有点“弱不禁风”。
再次是投资短缺。我们看到国外进口的书籍设计精美、影视产品气势恢宏、艺术表演舞台华丽，在这些背后，隐含的是巨大的资本投入。正如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所说，美国大片平均投资近1亿美元，而中国较重要的片子投资也仅仅1000万元人民币。文化产业一直受国家管制，在投、融资方面都受比较大的限制，由此导致了资金运作的不灵活。文化产业缺钱，但民资、外资等又进不来，从而影响到文化产业的整体经营。虽然近年来，文化领域的改革正大力进行，但管理体制的不灵活还是制约着资本的进入。
陈逸飞现象
在谈到中国文化贸易时，中国文人的心态和中国对文人的期望也许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中国文人一向以“经国济世”的“士大夫”形象自居，不屑于与“充满铜臭”的商业世界纠合在一起，而世人也期望文人能够成为“社会的良心”，手持正义，主持社会公道，不受金钱名利之侵。在这种文化生态中，“陈逸飞现象”的备受关注就不难理解了。
陈逸飞，被人称为“商人里最成功的艺术家，艺术家里最成功的商人”。得此荣衔，一是因为陈逸飞有只拿惯画笔的手，为他赢得了国际级画家的声名。二是因为陈逸飞有个经商的脑，构筑了一个资产过亿的逸飞集团。
不管陈逸飞在油画界是多大的“家”，在商界是多大的“腕”，事实是，有人对他的“从商”表示不屑，觉得他俗，也有人十分欣赏他勇于尝试，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勇气。在此，我们无意对争论下一个结论，而更在意争论背后的意义，更希望将争论引到对中国文化经济的关注。正如上海艺术家周加华所说的，“现在是个美学经济时代，‘逸飞现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文化界的一种启迪。艺术家不能太形而上，而是要努力走到生活中去。”
“逸飞现象”随着陈逸飞的猝然离世永远成为了过去，但它留下的启示却是意味深长的。
事实不正是如此吗？太多的形而上追求使我国的文化产业陷入“马太效应”的泥潭。国外的流行文化虽然没有内涵，为中国文人不屑，却因为利润丰厚而得到商人追捧，从而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年轻人，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产品，虽然为文人所看重，却因无利可图而受市场轻薄，也难进入年轻人的视野。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被束之高阁，连本国市场都无法占领，又何谈进军国际市场呢？
图强
按照加入WTO时的承诺，我国的文化产业将全面向外资放开，这意味着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文化贸易将面临着更大的逆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束手无策，相反，能够做的事情有很多。
首先各级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提升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接纳程度，尽量减少文化出口过程中的“文化折扣”。借助“文化年”、“文化周”等活动，积极与国际文化交流互动，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政府还可以在提供公共服务、营造文化贸易的良好环境方面作更多的努力。抛开对文化产业的过多限制，在提供发展政策、公共设施方面加大工作力度，通过设立“国家对外文化理论研究基地”之类的机构，加大对国际文化贸易整体态势的研究；利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培训机构等力量，加强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
企业则应该充分发挥在文化贸易中的主体地位，既引进国外的优秀文化产品，又要善于打造有竞争力的中国文化精品，走向国外市场。中国的出版发行制度正在改革，各地正在重组出版发行资源，建立出版发行集团。在组建完成后，企业是否应该考虑出版发行有竞争力的图书呢？影视行业的改革同样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影视企业应敢于融资、引才、用大手笔搞大制作，多出一些像《卧虎藏龙》的电影；充分挖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制作自己的动画、自己的电子游戏产品，不要让自己的文化资源被国外公司利用了再来赚中国人的钱；无论如何，文化行业丰厚的利润是值得企业去投资的。
企业还要去研究什么样的文化产品能在国外市场获得成功。美国有好莱坞出产的大片，在大场面制作上我们无法与它竞争；日本、韩国引导着情感故事片的潮流，“哈日”、“韩流”势头汹涌，在这些方面他们已经走到了前头。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就在于几千年历史所沉淀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企业可以抓住传统文化这个点，做深做细，打造出文化精品。一部《三国演义》能在国际市场上广受欢迎，而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像这样的作品又何止一部两部呢？文化企业需要有敏锐的市场触觉，优越的包装制作能力，从传统文化资源的宝库中开掘出更多叫好又叫座的产品。
同时，全社会要共同努力，保护好知识产权。文化贸易大有前途，文化产业利润丰厚，但这都建立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盗版泛滥，文化行业的发展将会受到极大的制约，文化贸易的竞争力也会大打折扣。
中国是贸易大国吗？无人可以否认。
盛名之下能符其实吗？值得探究。
毕竟，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货物贸易，而文化贸易则以巨大的逆差弱化了这个“贸易大国”变“强国”的努力。
现状
文化贸易“弱”一直是中国的“痛”。
首先，我国文化贸易占世界文化贸易份额小。国际文化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显示，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额的55.4%；而文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德、英、法等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额的47%。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跻身于世界影音播放设备出口大国，但“称雄”文化贸易的名单中仍然没有中国。
以出版行业为例，2003年中国引进图书版权12516项，输出版权仅有811项，书刊版权贸易逆差高达10至15倍；引进版权品种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输出的811个版权超过70%为我国港台地区购买出口；出口图书品种集中在“孔子老子、中医中药、现代旅游”，引进出版物则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时尚等广泛的领域。在影视产业，情况不会更好，诸如《泰坦尼克号》、《指环王》、《哈利.波特》等美国大片在中国赚足了票房收入，获得了巨大的效益，而中国电影的出口却很少，特别是在美国，很难得到广泛传播，更难谈得上高票房。在文化演出方面，逆差同样巨大，演出收费上，相似级别文化机构在引进和输出上逆差高达几倍甚至几十倍。我国具有国际水平的演出团体出国演出费，一般平均每场不到3000美元，而国外同等演出团体来华登台，每场酬金多在三四万美元。
再次，文化产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小。在许多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例如，400家最富有的美国公司中有72家从事的是文化产业，美国文化产业产值占GDP总量的18%到25%。在英国，文化产业平均发展速度是其经济增长速度的二倍。日本娱乐业产值已经超过汽车工业。而在韩国经济的崛起中，韩国文化产业的活跃和成长更是作用重大，例如韩国电影出口从1995年的21万美元到2001年的1100万美元，增长近50倍，电影产业已经超过传统产业，成为韩国增长趋势最强劲的产业。而有13亿人口的中国，文化产业对于经济的贡献率尚不够“重量”。
“跛”行
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国，中国人最不缺少的就是文化：我们有四大发明、我们有孙子兵法、我们有《易经》、我们有孔夫子、我们有雷锋精神、我们有中医……
我们的文化也广受喜爱：汉文化研究在国际上方兴未艾、“孔子学院”在韩国、新西兰、美国相继成立、雷锋被列为美国西点军校的学习榜样、中国民族音乐在华丽的艺术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奏响、《卧虎藏龙》在美国票房大有斩获、“女子十二乐坊”在日本等国大获成功……
既然中国有如此精深的文化，又如此受欢迎，为何文化贸易会成为“短腿”？
首先是“文化折扣”的影响。所谓“文化折扣”，指消费者对来自国外的陌生文化产品的接纳程度不及对本国熟悉的文化产品。长期关注国际文化贸易的学者李怀亮认为，西方文化产品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受“文化折扣”的影响不大。近100多年，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西方文化在中国备受追崇。而曾经出现过的“全盘西化论”以及一段时期内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也以极端的方式造成了对西方文化产品的认同；与此相反，中国的文化产品在西方却遭受到“文化折扣”的重创，形成了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地位。李怀亮说：“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进口生意成本相对较低，风险相对较小，而文化出口生意则恰恰相反。可以说，出口是逆流而上，而进口则是顺流而下，出于利益驱动，当然是进口多而出口少。”
其次是缺少经营管理人才。有业内人士在评价我国影视业现状时指出，我们不缺少一流的演员，我们缺少的是一流的经纪人才，一流的经营人才。放眼整个文化产业，问题同样如此。李怀亮指出，在国内，“文化经营方面的人才稀缺，具体到文化贸易领域更是凤毛麟角。”没有专门的人才，没有细致的实证研究，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化企业主要依赖国内政策的保护，尚未形成适应国际市场的整体策划创新能力、市场拓展能力、成本控制能力。于是，在强悍的国际文化“大鳄”面前，中国本土文化企业显得有点“弱不禁风”。
再次是投资短缺。我们看到国外进口的书籍设计精美、影视产品气势恢宏、艺术表演舞台华丽，在这些背后，隐含的是巨大的资本投入。正如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所说，美国大片平均投资近1亿美元，而中国较重要的片子投资也仅仅1000万元人民币。文化产业一直受国家管制，在投、融资方面都受比较大的限制，由此导致了资金运作的不灵活。文化产业缺钱，但民资、外资等又进不来，从而影响到文化产业的整体经营。虽然近年来，文化领域的改革正大力进行，但管理体制的不灵活还是制约着资本的进入。
陈逸飞现象
在谈到中国文化贸易时，中国文人的心态和中国对文人的期望也许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中国文人一向以“经国济世”的“士大夫”形象自居，不屑于与“充满铜臭”的商业世界纠合在一起，而世人也期望文人能够成为“社会的良心”，手持正义，主持社会公道，不受金钱名利之侵。在这种文化生态中，“陈逸飞现象”的备受关注就不难理解了。
陈逸飞，被人称为“商人里最成功的艺术家，艺术家里最成功的商人”。得此荣衔，一是因为陈逸飞有只拿惯画笔的手，为他赢得了国际级画家的声名。二是因为陈逸飞有个经商的脑，构筑了一个资产过亿的逸飞集团。
不管陈逸飞在油画界是多大的“家”，在商界是多大的“腕”，事实是，有人对他的“从商”表示不屑，觉得他俗，也有人十分欣赏他勇于尝试，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勇气。在此，我们无意对争论下一个结论，而更在意争论背后的意义，更希望将争论引到对中国文化经济的关注。正如上海艺术家周加华所说的，“现在是个美学经济时代，‘逸飞现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文化界的一种启迪。艺术家不能太形而上，而是要努力走到生活中去。”
“逸飞现象”随着陈逸飞的猝然离世永远成为了过去，但它留下的启示却是意味深长的。
事实不正是如此吗？太多的形而上追求使我国的文化产业陷入“马太效应”的泥潭。国外的流行文化虽然没有内涵，为中国文人不屑，却因为利润丰厚而得到商人追捧，从而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年轻人，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产品，虽然为文人所看重，却因无利可图而受市场轻薄，也难进入年轻人的视野。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被束之高阁，连本国市场都无法占领，又何谈进军国际市场呢？
图强
按照加入WTO时的承诺，我国的文化产业将全面向外资放开，这意味着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文化贸易将面临着更大的逆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束手无策，相反，能够做的事情有很多。
首先各级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提升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接纳程度，尽量减少文化出口过程中的“文化折扣”。借助“文化年”、“文化周”等活动，积极与国际文化交流互动，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政府还可以在提供公共服务、营造文化贸易的良好环境方面作更多的努力。抛开对文化产业的过多限制，在提供发展政策、公共设施方面加大工作力度，通过设立“国家对外文化理论研究基地”之类的机构，加大对国际文化贸易整体态势的研究；利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培训机构等力量，加强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
企业则应该充分发挥在文化贸易中的主体地位，既引进国外的优秀文化产品，又要善于打造有竞争力的中国文化精品，走向国外市场。中国的出版发行制度正在改革，各地正在重组出版发行资源，建立出版发行集团。在组建完成后，企业是否应该考虑出版发行有竞争力的图书呢？影视行业的改革同样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影视企业应敢于融资、引才、用大手笔搞大制作，多出一些像《卧虎藏龙》的电影；充分挖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制作自己的动画、自己的电子游戏产品，不要让自己的文化资源被国外公司利用了再来赚中国人的钱；无论如何，文化行业丰厚的利润是值得企业去投资的。
企业还要去研究什么样的文化产品能在国外市场获得成功。美国有好莱坞出产的大片，在大场面制作上我们无法与它竞争；日本、韩国引导着情感故事片的潮流，“哈日”、“韩流”势头汹涌，在这些方面他们已经走到了前头。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就在于几千年历史所沉淀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企业可以抓住传统文化这个点，做深做细，打造出文化精品。一部《三国演义》能在国际市场上广受欢迎，而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像这样的作品又何止一部两部呢？文化企业需要有敏锐的市场触觉，优越的包装制作能力，从传统文化资源的宝库中开掘出更多叫好又叫座的产品。
同时，全社会要共同努力，保护好知识产权。文化贸易大有前途，文化产业利润丰厚，但这都建立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盗版泛滥，文化行业的发展将会受到极大的制约，文化贸易的竞争力也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