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海外企业的打压逐步升级。美国大选期间打中国牌并不罕见，但这次不同以往。外界很容易看出特朗普政府在打压手段上“不讲底线”，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整个国际营商环境正在进入剧变时代。换句话说，随着经济全球化动能的减弱，国际营商环境的黄金时代也在走向终结。这个大背景，与特朗普的“不讲底线”是有关联的。
　　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前，国际营商环境就开始发生变化。如果把这种变化比作土壤，那么特朗普的“不讲底线”，可以说是土壤里长出的“恶之花”。如果考虑目前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那么国际营商环境变化的趋势，很难不令人担心。对于跨国企业来说，未来国际营商环境的评估中，地缘政治因素的分量会越来越重。

“历史终结”

　　提到“历史终结”，很容易让人想起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他的“终结论”谈的是政治问题，即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将成为人类政治演化的终极形态。虽然后来关于“历史终结”的讨论变成了“历史终结的终结”的结论，但福山提出这一理论的1990年代初，的确是经济全球化高歌猛进的起步。国际营商环境的黄金时代，正是从那时起开始酝酿。
　　在说“终结”之前，我们先来看看“黄金时代”是如何开始的。就经济意义而言，冷战的结束给跨国企业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使那些拥有雄厚资本、掌握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的大型企业，能在全球范围内布局公司业务、寻找获利机遇。通过转移生产、构建复杂的全球价值链，跨国企业升级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公司。某种程度上说，如今的世界经济版图，背后都闪现着那些全球公司的身影。所以，跨国企业的经营状况，是感知国际营商环境的重要风向标。

　　在2017年前的5年时间里，发达国家排名前700位的跨国公司利润下降了25%。这些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从历史高峰时期的18%下降到2017年的11%。

　　今年8月下旬，苹果公司市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新闻登上国际媒体头条。这意味着苹果公司的市值，相当于2019年全球GDP排名世界第8的意大利。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公司的营收超过30万亿美元，接近世界排名前两位的美国与中国的GDP总和。2019年沃尔玛营收5240亿美元，超过世界排名13位的西班牙的财政收入。有学者做过统计，营收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实体”中，公司企业占71个。
　　但是，这样的事实掩盖了潜于水下的趋势。虽然目前依然有像苹果公司这样的超级赚钱机器，但跨国公司整体上的发展态势，早已步入下滑的通道。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17年1月做了一期封面报道，通过考察跨国公司的经营状况与业绩，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全球公司退潮”“跨国公司陷入麻烦”。这些变化早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前就已经发生，但特朗普的特立独行，加速了黄金时代国际营商环境的解体。
　　这些报道里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比如，在2017年前的5年时间里，发达国家排名前700位的跨国公司利润下降了25%。这些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从历史高峰时期的18%下降到2017年的11%。其中，40%的跨国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没有超过10%，而这个比例是衡量一家企业是否创造价值、值得投资的基准。虽然大多数跨国企业都属于西方国家，但位于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同期也仅为8%。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16年全球跨国投资下降了13%。资本的本性是逐利，投资下降的另一面是逐利空间的缩小。跨国公司在投资上的收缩，本身就反映了国际商业环境的变化。《经济学人》的数据显示，世界排名前500位的跨国公司中，80%的公司销售业务扩张速度不及国内同行，60%的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比国内同行更低。该报道认为，对于很多跨国公司来说，布局海外已经变成了一个负担，而不是优势。
　　“长达30年的套利窗口正在关闭”，《经济学人》的结论比较悲观，甚至认为“跨国公司很可能成为商业历史上的一段插曲”。在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者大卫·蒂斯看来，这样的判断或许过于夸张，但的确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显现的不确定性，跨国企业面临越来越大压力，需要重新审视全球價值链、重新评估跨境投资战略、重新考虑创新与科技的流动，以及以新的视角来重新思考战略伙伴。对于跨国企业来说，田园牧歌的时代已经远去。

国家之手

　　“‘全球整合型企业’将像一个单一实体而非松散联邦那样运作，当其在世界范围内融合生产与价值时，将超越所有国家边界。”这是美国IBM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帕米萨诺在2006年说的一句话。对于像IBM那样大型的跨国企业来说，当时的世界还是平的。这些企业强大的影响力，甚至让某些国际政治学者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时代已经终结，跨国企业的权力已超越了民族国家。这也是国际政治学里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元素。
　　但世界并不是平的，历史维度越长，越能看出崎岖不平。跨国公司的权力超越民族国家，要么是一种幻象，要么是特定历史中短暂的一瞬。在南风窗最新出版的《重新认识美国》一书中，对世界经济有这样的一个结论：从国际贸易的历史来看，主导国家在塑造世界经贸秩序上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在经贸规则上，权力之手与市场之手谁更有力，历史并没有完全站在市场一边，更多的是遵循权力政治的逻辑。换句话说，国际营商环境的演变，国家之手从来没有缺位。
　　对于跨国企业来说，曾经的黄金时代发端于1980年代美国和英国在经济政策上的新自由主义。冷战的结束拆除了意识形态的藩篱，让这种“自由”得以覆盖全球。不难看出，正是因为有西方的国家之手，西方的跨国企业在布局海外上才那么得心应手。如果把历史再往前推，1944年西方国家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在汇率、资本流动、贸易等领域制定规则，为西方跨国企业的经营立了规矩。毫无疑问，这也是国家之手。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但随后美国事实上成功地将其转化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框架。此后，就有了跨国企业田园牧歌的时代。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那是个西方企业讲述世界主要经济故事的时代。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有个观点，即跨国企业能作为跨国行为体而存在，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世界经济主导国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说，跨国企业推动了美国经济权力的全球化，而不是在侵蚀美国的权力。

　　“長达30年的套利窗口正在关闭”，《经济学人》的结论比较悲观，甚至认为“跨国公司很可能成为商业历史上的一段插曲”。

　　跨国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意味着它们更难为国家权力提供增量。当国内经济、社会问题凸显时，那么把工作岗位带到其他国家的跨国企业，就会背上原罪，甚至成为众矢之的。特朗普就是这么干的。在他的“讨厌清单”中，帕米萨诺口中的“全球整合型企业”绝对排位靠前。特朗普政府降低公司税，意在逼迫跨国资本回流;搅乱全球产业链、重谈贸易协定，意在通过“制造”边界，改变此前有利于跨国公司布局全球的规则。世界再次变得崎岖不平，还是因为国家之手。
　　值得注意的是，从享受过经济全球化红利的西方国家角度来看，如今国际营商环境变得不那么有利，也是因为国家之手。近年来，西方学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政治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等话题的讨论越来越多。这些讨论几乎都是基于这样的假定，即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等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通过强化国家角色的发展模式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这种模式与西方经典的自由主义不同，并且造成了不公平竞争。
　　这样的逻辑是否站得住脚暂且不论，但目前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国家的角色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既不是新兴经济体独有的现象，也不是中国的特色。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米兰·阿比奇，在2017年的一篇学术文章中，对国有跨国企业情况做过一个梳理。他发现，全球范围内的国有跨国企业总共有5994家，排名前四位的分别是中国（19.5%）、法国（14.5%）、俄罗斯（9.5%）和德国（7.7%）。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中，有七个是欧洲国家。
　　在阿比奇看来，这样的现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回归”或者“自由市场的终结”，因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以及这些国有跨国企业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都还是有待研究的问题。这一方面意味着国际经济态势的演变进入了未知水域，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家间围绕经济话题的分歧和矛盾，不能简单地定性为发展模式之争。

政治风险

　　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国际营商环境变化最为突出的特点，将是地缘政治风险的增加。全球咨询公司韦莱韬悦与牛津分析公司，在2019年年底发布了一份针对福布斯全球500强企业的调查报告。根据这项调查，89%的受访者认为，过去5年里地缘政治风险在增加，其中有46%的受访者把美国视为地缘政治风险增加的区域，主要的原因是特朗普政府经贸政策的不确定性。

　　总部位于瑞士的保险公司“苏黎世北美”，2019年发布了一份关于美国商业环境不确定性的报告。这份报告通过对30个国家的497位公司首席财务官的调查发现，68%的受访者预计未来1～3年美国的保护主义会增加，6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将加大跨境并购、收购的审查。调查还发现，越是大型的跨国企业，对美国保护主义的担忧越比例越高。
　　保护是因为竞争优势遭遇挑战。上述《经济学人》的报道提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即西方的跨国企业，从曾经的世界经济领域的“猎食者”，开始变成“猎物”（被东道国竞争对手收购）。主要的原因是竞争不过新兴经济体的本土企业。大卫·蒂斯认为，大多数跨国企业都很难在海外复制在母国的成功，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距离”依然重要。他所说的距离，主要是指国家文化、身份认同的差异。这些差异，在民粹主义时代，很容易转化为地缘政治风险。

　　目前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国家的角色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既不是新兴经济体独有的现象，也不是中国的特色。

　　特朗普政府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施压，频频打压中国的科技企业，关键的原因在于，这是目前美国跨国企业为数不多的优势领域。根据相关数据，位于经合组织国家的跨国公司，在2017年之前的5年里，海外利润下降了17%，而美国得益于快速发展的科技企业，其跨国公司利润只下降了12%。美国跨国公司排名前50位的企业中，海外利润中65%依赖于知识产权，而十年前这个比例仅为35%。
　　当然，现阶段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不仅已经与知识产权保护无关，而且是在背道而驰。这就涉及地缘政治风险的核心问题—战略竞争。不难想象，在未来的国际营商环境中，非战略性行业领域的跨国企业，还有可能继续捕捉全球化的机遇。但与高科技相关的战略性行业，跨国企业的运作很可能与国家战略要求相配合。
　　责任编辑谭保罗 tdb@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