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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从来都是政治的记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一部分。以台湾族群的撕裂为起点，辨析和回应“台湾文学到底是否是中国文学一部分”。通过梳理台湾乡土文学的转型，对比大陆和台湾乡土文学异同点，认为舞台疗伤、展览疗伤、著述疗伤、校园疗伤、电影疗伤、电视疗伤等方式可以治愈政治伤痛。在今日海峡两岸政治地理格局中，文学持有者与书写者应该发挥其“软性”文化功能，以有效促进文化认同，同时实现个人、民族、国家认同的和谐共存。
［关键词］文学书写；族群；台湾文学；文化认同；文学疗伤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2-0103-05
On the therapy of literature
—the brief of political scar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Taiwan ethnic groups
ZHANG Zu-qun
（1.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China）
Abstract：Literature works have always been political record and 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 Starting with the tearing of Taiwan ethnic, we analyze and respond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aiwan literature is the part of Chinese literature or not.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transition of Taiwan local literature and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ainland and Taiwan local literature, we conclude that there are several modes which can cure the political pains, such as the stage therapy, the exhibition therapy, the writings therapy, the campus therapy, and the movie therapy. In the current political geography patter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the holders of literature and the writers should play their softness roles of literature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realiz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persons, and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literary writing; ethnic groups; Taiwan literature; cultural identity; literature therapy
一、引言
“族群”原本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名词，一旦进入政治生活领域，为政治所左右，在后现代“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的交互作用下，就成为了具有政治意义话语权的工具，例如在台湾特定政治格局之中容易沦为“台独”势力挑起“省籍矛盾”和构建“政治族群”的“文化”工具［1］。王明珂认为①“族群”成为在“国家认同”层面和“统独争议”之中引领政治分化的敏感火源。人们在族群或国族认同中为了个体“利益”而凝聚，因“情感”而区分为一个个的群体，却忘却个人内在身份与外在利益两者之间存在天然的内在矛盾因素［2］。纵观台湾历史，比较大的族群撕裂有两次：1．“雾社事件”撕裂日本人与原住民。大陆民众只知道“雾社事件”及“太鲁阁事件”的零星片段，台湾人民包括台湾少数民族为抵御日本“文明”的征服，做出了应有的牺牲与贡献［3］。2．“二•二八事变”撕裂国民党与台湾本省民众。1947年“二•二八事变”中，台湾本省人不满国民党接收政府的贪污腐败，迁怒于所有的外省人，而军队镇压则造成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文化鸿沟，族群的对立情绪从此深埋心底，并最终付诸行动。近400年以来，台湾作为中国的地方被完全卷进全球政治变迁的漩涡之中，台湾族群的异动、身份的焦虑、孤儿的心态、文化的失据，都是一幕幕惨痛的近代史、世界史的交织所扭曲造就的。
文学从来都是政治的书写和记录，1945年台湾光复，1949年底国民党败退孤岛，1980年代东亚腾飞，400年以来族群割裂形成“北蓝南绿”的政治地理格局，全球化漩涡中台湾本土文化与中华文化游移，都给台湾文坛带来惊涛骇浪，汹涌暗流。如果单独就文学谈文学将走不出书斋和窠臼，只有将文学置于一种广阔的文化地理视野，并且进行文学本意、范畴的辨析，认真分析“软性”文化功能，才能书写立体的政治文学地理景观。
二、台湾文学到底是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黎湘萍、李娜的《事件与翻译（东亚视野中的台湾文学）》以“视野与方法”“史料与史论”“原住民文学的身份书写”“眷村文学的家国想象”“身份书写的伦理问题”等为主题结集成书，展示了战后台湾文学研究最优秀的成果［4］。文学书写下，到底怎样才是一个真实的台湾？该书东亚视野和跨越代际的学术对话，为台湾文学研究、台湾历史研究、台湾影视研究、台湾区域问题研究、东亚问题研究等展现了一个个极为经典的标本；以“论文经典”的形式提供了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平台和典范。该书所收论文，展现了近年来两岸学界有关战后台湾文学研究最优秀和前沿的成果，具有世界视野与两岸对话的品格，代表了近年来本专业领域的最高水平，研究者跨越代际的学术对话，体现了跨文化、大文化领域的积累与前景。
李魁贤在《现代台湾文学史》中界定了脱离台湾本土现实的两种文学分支：“集体流亡台湾”的“中国流亡文学”和“个别流亡美国”的“海外玩离文学”，两者均不属于台湾文学的范畴。武治纯先生从台湾本土与中华文化的脐带血脉联系出发，认为“不能无视他们在台湾文学中的存在”［5］。台湾文学到底是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意识是怎样被塑造的？不同于大陆的“他们”是怎样被塑造的，怎样参与历史进程的？不同人群又是怎样构成了今日台湾多元的文化风貌的？经过1950年代白色恐怖和大清洗，岛内政治似乎纯洁了。从1960年代起，台湾青年就站在政治的风头浪尖踊跃参与世界性的学生运动、社会运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和戒严体制没有让台湾人屈服，1960年代成长的台湾青年随着被联合国抛弃“五常”地位、保卫钓鱼岛游行、乡土文学运动、反体制运动、本土崛起运动……背负着沉重的国共内战和国际冷战包袱。他们在“断层的历史”中从少年走向青年、中年，在本土传统与世界一体化中失衡［6］。作家白先勇、王文兴、陈映真、黄春明等，诗人余光中、洛夫、痖弦、杨牧等，在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体制下完成中学、大学教育，并在1960年代成为台湾当代文学的中坚和旗手。60 多年来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历经萌芽诞生（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的陈英雄、曾月娥）、蛰伏沉寂（1970 年代末期，1980年代初期）、发展壮大（1980 年代的拓拔斯塔玛匹玛、莫那能、瓦历斯诺干、孙大川）、繁荣兴盛（1990 年代中后期的夏曼•蓝波安、荣隆•撒可努）等时期。新的历史时期，大量新时代文学爱好者、《山海文化》杂志、网络文学等为少数民族文学开辟了全新的书写空间［7］。
这里值得重点提及的是李娜的博士论文《舞鹤创作与现代台湾》，该文通过文学去审视台湾，看台湾作家如何书写自己，以文学的独特人文内涵去触摸那个岛屿内在的欢乐与焦灼，去反省和激发人的现实关怀。就一个复杂的难以判断的台湾作家舞鹤的整体创作而言，其纵贯大历史背景的创作，“去中国化”而回归乡土台湾，本身即是乡土中国的一部分；抛弃成王败寇的“去意识形态”文学叙事，实际上是一个从观念的、想象的“乡土”到物质的、原欲的本土的过程［8］2-102。这里有两个典型：1．《逃兵二哥》。其产生于个体与体制的抗辩关系，源于庄子哲学无为逍遥的精神渊薮。舞鹤1980年代中期发表的《逃兵二哥》无情地鞭笞了兵役制度，并且将个体自由思想与“国家”体制的僵化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8］50。2．《拾骨》。舞鹤的作品结集《拾骨》通过乱伦、回归与狂恋，妓女、母亲与母土等违背伦理的微观描写，书写了精神母亲已亡，大地之母何在；土地一经沦落，大地之子精神荒芜、世间万物面临异化危险的恐惧惨景。在《拾骨》展现的文学世界里，“故乡”已异化为主人公“我”最熟悉的环境，同时又是最陌生、恐惧的“异乡”。人在“故乡”与“异乡”之间徘徊，在“拾骨者”与“异乡人”的身份认同上寻找精神寄托，长相思念。书中的那个“我”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原乡”里的“异乡人”［8］91-92。“我”到底是谁？“我”来自何处？“我”的故乡何在？“我”的家园何在？“我”何时才能回到自己的故乡？这一连串的追问引发了人们关于“我”的思考。
台湾年轻知识分子不为官方宣传的“反共复国”、“复兴中华文化”和“三民主义”所蒙蔽，在一种压抑感中炸开思想海洋的堤防，让“现代化”、“自由”和“民主”的种子，在五四之后延续于这个孤岛。孤岛从此不孤，早已与世界连为一体［9］。因为台湾史从来都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派陈诚支持下的《文星丛刊》和《新潮文库》，成为一种时代浪潮，弥漫整个孤岛的所有校园和文化圈。特别是台湾大学文学院执思想牛耳，用文学救赎政治。1930年代产生左翼文学（关怀社会现实）、京派文学（郁结着古都靡靡之音）、“现代派”文学（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魔幻现实主义）、鸳鸯蝴蝶派文学（通俗易懂、乡民市民化）等，文学生态呈现少有的多元合一景观。1960年代台湾“无根的一代”在历史断裂中，面临家国之痛和个人生存困境，纠结一代知识青年的追问、迷茫与困境等［10］。他们外表安分守己，内心波涛澎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0年代大陆文学被政治完全笼盖，个人形象与艺术特性为“国家”宏大叙述所遮蔽，失去独立人格的文学从此沦为了政治的附庸。
三、台湾乡土文学
（一）台湾乡土文学的转型
纵观1970—1990年代台湾转型时期的电影，从乡土电影回归本土文化、母体文化，大制片向小制作转变，从豪华、铺陈向精巧平淡转变，从强调故事向以抒发感情为主转变，从武打、嬉闹、鬼怪、色情等刺激“五头”电影向人性美、自然美、乡土美主题的电影转变［11］非常明显。1978年在乡土文学大行其道、现代主义余绪未消之际，舞鹤因发表的《微细的一线香》而崭露头角。他通过描写台南府城一个家族几代人跨越日据时期、光复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等几个特殊历史阶段的命运，真实地描摹了疯癫、颓废、自闭的原真生命状态［8］3。大众文化的漫流使得台湾作家纷纷放弃了对宏大叙事的执著，转而描写普通人的生活百态，展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表现闲暇、舒适、娱乐、享受、性爱、欲望和满足。后现代语境中的大众文化对台湾文学产生平面化和缺乏深度、满足自身观照需求、欲望化书写三个方面的影响［12］。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特殊时代的乡土情境，奇诡地将“大”与“小”融合在一起，让你触摸真实的、转型的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
（二）大陆和台湾乡土文学对比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紧接着尼克松总统访问大陆预示着美国即将抛弃台湾；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日蒋关系彻底破裂；1973年爆发中东战争、世界石油危机，重创台湾本土经济。在内忧外患之下，台湾这一亚细亚的“弃儿”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台湾本土激起“保钓运动”，长期以来“蒋陈”主政台湾社下的戒严体制、思想沉寂便得以松动和打破。高校、研究所的知识分子纷纷组织社会服务队上山下海，到基层为大众服务，在知识实践中关注最底层普通民众的真实生存状态，掀起一股股回归中华民族、回归乡土、回归现实的文学浪潮。文学要真实地揭示现实，要回归现实，回归大众。这种反省台湾西化之风，回归中华文化、回归乡土的实践在现代诗论战（1972—1973年）、乡土文学论战（1977—1978年），以及乡土文学作品论战（充斥整个1970年代）中得以爆发和体现［8］25。然而吊诡的是，在相同的时间段中国大陆也发生了知识分子走向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上山下乡”运动，乃至演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文斗”和“武斗”的高潮。相似的历史境遇，中国大陆在“文革”期间的文学遭遇却比中国台湾残酷得多，由于思想的禁锢，整个“文革”期间充斥着样板戏、阴谋文学、帮派文学，“四人帮”极大地影响了极左文学思潮：1．江青控制文艺界，组织专人改编而成的现代京剧（样板戏）一统天下，只有少数人创作，书写了单一性的歌功颂德、含沙射影的革命文艺。2．1970 年代初在江青帮派文艺政策及样板戏影响下，发表了《虹南作战史》《牛田洋》《征途》以及《金光大道》等极左思想的长篇小说，对后世影响极为恶劣。3．江青帮派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反动政治目的，掌握舆论工具，组织人马，炮制了《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鼓动造反派夺权，炮制《西沙之战》为江青树碑立传、制造篡权舆论，炮制《盛大的节日》《反击》批判邓小平［13］。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值得反思的奇怪一幕出现了，文学彻底沦为政治的“性奴”。“文革”期间的文学预示着思想解禁后对于伤痛的反思与“伤痕文学”的出现。反照台湾，“解严”之后也出现了伤痕书写的高潮。
1970年代台湾文学中开始的本土化持续到1980年代，仅仅相隔10年，两者的内涵已经不同，出现了极其重要的分化：从1970年代对抗、摆脱殖民者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造控制以回归中国传统本位，向1980年代对抗“中国”（大陆），树立台湾意识，乃至形成极端的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治立场转变［14］。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学被政治扭曲形成的分化，从此文学不再是单纯的文学，文化的背后是政治力量的博弈和族群的撕裂。1980年代以来，内地已出版了陈映真的文集和单行本（包括《面摊》<1959>、《我的弟弟康雄》<1960>、《家》<1960>、《乡村的教师》<1960>、《故乡》<1960>、《死者》<1960>、《祖父和伞》<1960>等）。他如同鲁迅之影子，在台湾文坛孑然独立，撑起乡土文学和爱国作家的一面大旗。陈映真最初的小说塑造了一个个因理想破灭而堕落或自杀的台湾青年，他们怀着莫名的理想、抱负，猝然破灭于跨国企业、乡村小镇、经济腾飞、政治孤立、批判现实等构筑的台湾文学图谱现实中［15］。今天，台湾左派的声音去哪里寻找？台湾社会弱势者﹑边缘人、失业者﹑欠债者的声音，只有当儿童﹑妇女成为失业家庭中代罪羔羊时，弱势者才会在报纸上昙花一现。
三、文学疗伤
（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罗云星拍摄的纪录片《坟》映射了在美华工的悲惨境遇，体现了社会关怀与现实批判。同样，赛德克•巴莱也通过旧恨与利诱下的杀戮揭示今日台湾不同族群之间的利益纠缠、错综复杂的文化认同。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在他的名著《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曾经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正是以当前的现实生活和世界作为其参照系。历史一旦被书写，作为一种铭刻历记忆的“叙述”，总会倾注历史书写者的价值观，在资料甑别、取舍、价值观构建、历史地理场景的复原等方面总可能有“虚构”的成分。历史如果未经叙述，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根本不可知。在历史书写中，总要不得已地返回往日的过去，从过去到现实，又从现实到过去，在往返回复的“辩证”中印证“伤痕”的存在，这也正是历史的动人之处。两千一百多年前的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秉笔直书，终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今人看《史记》不仅仅是看到西汉王朝，更重要的以古喻今，用历史反照当代史。历史不是孤立存在的，历史存在的价值在于活生生的人本身。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以当代史和未来为最终目的。
（二）文学何以疗伤
笔者曾经去台湾做学术交流，台湾本地导游忌谈政治，对大陆旅台游客，通常以地质学讲解台湾岛形成的过程：当亿万年前欧亚板块和菲律宾板块挤压，菲律宾板块往下切，欧亚板块往上浮，这样海底浮出来部分形成了台湾岛［16］。这是一个美丽的科学“传说”。族群的分裂至今仍然在伤痛着！悲夫！文学何以疗伤？文学的“软性”文化功能何以发挥？笔者试举几例：
1．舞台疗伤。从1949那个历史断裂点到1960年代，台湾急剧动荡的政治环境，使一群群意外渡海而来的战后新移民蜷缩于一个特定的人类聚集点：眷村。舞台剧《宝岛一村》就是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取材一个小人物—台湾最知名的制作人王伟忠—的亲历，以他在眷村的成长故事为线索，在几代人的命运沉浮之中显示了台湾社会变迁的巨大历史张力和现实反思能力。2008年12月5日在台北国家戏剧院首演后即引发轰动，至2011年11月获准在大陆首演。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一个特定人群的生活状态在舞台上得以畅快淋漓地阐释，大历史下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充满无限悲情，也充满了五味杂陈而生动有趣。
2．展览疗伤。2009年11月27日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举办“根与魂—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这是“守望精神家园—第一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内容。大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在台湾首次展演包括29项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汇集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及民俗等10大类共230余件珍贵展品），以文化寻根为主题获得两岸民间的高度文化认同。梅兰芳戏衣、藏族唐卡《金刚亥母》、录制《二泉映月》的钢丝录音机与录音带、万工轿、针灸铜人等博得台湾民众的青睐［17］。
3．著述疗伤。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重庆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极为畅销，他从一个台湾平民的视角，细述了30多年来台湾的大事件和小故事，小虎队、金庸、《楚留香》、四大天王、1996年导弹飞台、2003年SARS等文化符号、政治事件都浸透着台湾老百姓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和悲喜人生。诚如该书的副标题所说是“写给 13 亿大陆同胞的一份家书”，只有把它当成家书来看，你才能感受对岸民众和我们一样跳动的时代脉搏。
4．校园疗伤。中国大陆八大高校（例如北京大学）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参与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走进校园、走进青年学子心灵的活动，通过古典艺术与现代人文的结合，呈现“青春版”之“青春意蕴”，阐发对古典文本中“我心”的精妙理解，体察绝妙弦歌之中的“雅意”，反思我们的美学教育与人文传统，反思官本位、排他性、体制化、孤立化、浮躁化的高等教育现实。白先勇在两岸大学校园刮起的《牡丹亭》旋风，凝聚了一代知识分子为中国传统文化疗伤、为国人开具自我疗救“药方”的意识［18］。
5．电影疗伤。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电影运动采用独特的电影语言和现实主义手法，以全新风貌超越主流电影美学特征，以诚挚的心灵直面台湾乡土社会，树立了新一代台湾人的生活、历史及心境图像，以儒家入世精神、道家出世精神探询和记录了台湾历史与现实，注解和见证了台湾50年历史社会的变迁，让观众在张弛和进退之间理解人生真谛［19］。活在当下，珍惜当下，缅怀过去，遥想未来。今天台湾电影需要深挖掘、再挖掘本土文化和特色，保持自由创作、主体性文化和悲天悯人的草根情怀，不应在华语大环境创作漩涡中人云亦云，需要保持清醒头脑，以本土文化灵魂征服台湾本土的市场［20］。
6．电视疗伤。2014年年初，央视一套热播电视连续剧《原乡》重拾65年以来两岸政治分割的历史记忆。去台老兵的特殊婚姻、“终身禄”、“授田证”、38年的“戒严”、和平纪念公园等构成电视剧《原乡》特有的时代文化符号。两岸政治经济实力的消长，全球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大陆的崛起，台湾政治空间的压缩，民间文化交流的日渐增多，这种种变化，以老兵为题材的文学才走出了政治的禁忌，回归文学内部，书写人性本身，为老兵疗伤，传递着正能量［21］。
只有坚持文化本土性，使其“在地化”，用现代文明的眼光去审视而不是鄙视传统、反思历史，以广阔的视野和角度摈弃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使之模糊化，才能站在“人”（包括贴上各自标签的文明人、野蛮人）的立场去审视个体、各自历史、各自民族、各自时代之间的关系［22］。实际上，在今天，文化创伤需要愈合，所有人为族群分裂造成的文化鸿沟需要填平，使地球人类构成一个互相需要、紧密关联的命运共同体。
（三）文学需要促进文化认同
在今天全球政治地理格局中，任何一个民族个体成员既拥有“国家公民”的政治身份，也拥有民族成员的文化身份。国家公民身份是所有民族个体都有的共性身份，民族身份则是个性身份，公民身份胜过民族身份。既然民族个体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对民族国家政治发展构成可能的威胁，那么就需要协调民族个体双重身份之间的关系。赋予公民身份的民族个体以差别性权利，可以协调民族个体在公民身份与民族身份上的张力［24］。族际政治研究提出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无论大小、强弱应被看做平等的权利义务主体，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基于族格自然权利的预先制度安排，基于族格平等和尊严的社会公正，基于族格平等和尊严的多元文化权利，基于族格与人格的双重保障和完整人权，基于国格、族格、人格的三种统一，才能既直接承认民族的政治身份，也间接承认公民身份的民族特性，实现宪政制度下共享政治认同，实现个人、民族、国家认同的和谐共存［24］。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国家需要采取有效的文化手段，促进社会成员在个体层面保持多重的身份认同。既要有对国家公民身份的认同，也保持其自身归属的族群认同以及基于其他社会角色的集体归属感。社会需要尊重这种多重认同的每一个维度，这是民族—国家建构工程的核心所在［25］。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需要反思两岸僵硬的政治打压和反弹模式，在“中国文化”的旗帜之下，重新辨析、重新认识台湾乡土文学，认识到它原本就是中国文学框架之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学的外在标签在于摒弃粗浅的政治偏见，求同存异，寻找内在的文化认同；文学的内在意义在于重建基于文化认同的价值观，乃至统合在一种文化地理格局之下。笔者相信，两岸同文同种同根同源，在今日海峡两岸政治地理格局中，文学持有者与书写者应该发挥其“软性”文化功能，以有效促进文化认同，同时实现个人、民族、国家认同的和谐共存。
［参考文献］
［1］郝时远．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4（2）：123-136．
［2］王明珂．台湾被压抑的左右问题［N］．联合报，2007-3-7．
［3］牛锐．“这段血和泪的历史不应该被淡忘”—台湾少数民族抗日史实图片展揭秘真实的历史［N］．中国民族报，2010-11-5（7）．
［4］黎湘萍，李娜．事件与翻译（东亚视野中的台湾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323．
［5］武治纯．探讨台湾文学的主流和界说—同李魁贤先生商榷［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6）：31-36．
［6］李娜．“台湾六十年代”主持人的话：无声处听风雷—台湾1960年代的青年与文学［J］．华文文学，2010（4）：5-6．
［7］周翔．文化认同•代际转换•文学生态—现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动态发展历程［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55-61．
［8］李娜．舞鹤创作与现代台湾［D］．上海：复旦大学，2004．
［9］吕正惠．一九六O年代的台湾“现代化”文化—基于个人经验的回顾［J］．华文文学，2010（4）：6-10．
［10］ 李孟舜．谁来唤醒你？—从《浮游群落》探讨六十年代知识青年的思
想历程［J］．华文文学，2010（4）：11-17．
［11］ 寇立光．台湾电影创作概论［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1993（2）：103-107．
［12］ 方忠．后现代语境中的日常生活叙事—大众文化与台湾文学论纲之一［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27-31．
［13］ 赵俊贤．“文化大革命”文学的反思［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1999（1）：119-124．
［14］ 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260-262．
［15］ 李娜．在台湾的后街与陈映真相遇［J］．十月，2006（6）．
［16］ 刘朝玺．美丽的宝岛—漫游台湾散记［N］．科学时报，2010-5-21（B2）．
［17］ 费怡．规模最大“非遗”展将亮相台湾［N］．中国民族报，2009-11-24（4）.
［18］ 李娜．2005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综述［J］．华文文学，2007（2）：
105-111．
［19］ 黄钟军．一代台湾人的心境塑像—论台湾新电影［D］．保定：河北大
学，2004：1-33．
［20］ 黄钟军．“后海角时代”台湾电影本土坚持的可行［J］．当代电影，2012（1）：136-138．
［21］ 张祖群．《原乡》的文学书写：台湾老兵之殇［J］．电影评介，2014（6）：1-5．
［22］ 张祖群．符号、镜头中传递的政治正能量：《原乡》评析［J］．电影评介，2014（7）：1-5．
［23］ 黄钟军．魏德圣：台湾电影的新态度［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3（3）：79-83．
［24］ 于春洋．论民族个体身份的双重性［J］．理论与现代化，2013（1）：
62-66．
［25］ 马俊毅．论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及其价值理念—基于族格的视阈［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5-14．
［26］ 马俊毅，席隆乾．论族格—试探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的哲
学基础［J］．民族研究，2007（1）：9-20．107．
［27］ 关凯．基于文化的分析：族群认同从何而来［J］．甘肃理论学刊，2013（1）：9-15．
［责任编辑王艳芳］
［关键词］文学书写；族群；台湾文学；文化认同；文学疗伤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2-0103-05
On the therapy of literature
—the brief of political scar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Taiwan ethnic groups
ZHANG Zu-qun
（1.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China）
Abstract：Literature works have always been political record and 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 Starting with the tearing of Taiwan ethnic, we analyze and respond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aiwan literature is the part of Chinese literature or not.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transition of Taiwan local literature and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ainland and Taiwan local literature, we conclude that there are several modes which can cure the political pains, such as the stage therapy, the exhibition therapy, the writings therapy, the campus therapy, and the movie therapy. In the current political geography patter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the holders of literature and the writers should play their softness roles of literature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realiz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persons, and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literary writing; ethnic groups; Taiwan literature; cultural identity; literature therapy
一、引言
“族群”原本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名词，一旦进入政治生活领域，为政治所左右，在后现代“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的交互作用下，就成为了具有政治意义话语权的工具，例如在台湾特定政治格局之中容易沦为“台独”势力挑起“省籍矛盾”和构建“政治族群”的“文化”工具［1］。王明珂认为①“族群”成为在“国家认同”层面和“统独争议”之中引领政治分化的敏感火源。人们在族群或国族认同中为了个体“利益”而凝聚，因“情感”而区分为一个个的群体，却忘却个人内在身份与外在利益两者之间存在天然的内在矛盾因素［2］。纵观台湾历史，比较大的族群撕裂有两次：1．“雾社事件”撕裂日本人与原住民。大陆民众只知道“雾社事件”及“太鲁阁事件”的零星片段，台湾人民包括台湾少数民族为抵御日本“文明”的征服，做出了应有的牺牲与贡献［3］。2．“二•二八事变”撕裂国民党与台湾本省民众。1947年“二•二八事变”中，台湾本省人不满国民党接收政府的贪污腐败，迁怒于所有的外省人，而军队镇压则造成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文化鸿沟，族群的对立情绪从此深埋心底，并最终付诸行动。近400年以来，台湾作为中国的地方被完全卷进全球政治变迁的漩涡之中，台湾族群的异动、身份的焦虑、孤儿的心态、文化的失据，都是一幕幕惨痛的近代史、世界史的交织所扭曲造就的。
文学从来都是政治的书写和记录，1945年台湾光复，1949年底国民党败退孤岛，1980年代东亚腾飞，400年以来族群割裂形成“北蓝南绿”的政治地理格局，全球化漩涡中台湾本土文化与中华文化游移，都给台湾文坛带来惊涛骇浪，汹涌暗流。如果单独就文学谈文学将走不出书斋和窠臼，只有将文学置于一种广阔的文化地理视野，并且进行文学本意、范畴的辨析，认真分析“软性”文化功能，才能书写立体的政治文学地理景观。
二、台湾文学到底是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黎湘萍、李娜的《事件与翻译（东亚视野中的台湾文学）》以“视野与方法”“史料与史论”“原住民文学的身份书写”“眷村文学的家国想象”“身份书写的伦理问题”等为主题结集成书，展示了战后台湾文学研究最优秀的成果［4］。文学书写下，到底怎样才是一个真实的台湾？该书东亚视野和跨越代际的学术对话，为台湾文学研究、台湾历史研究、台湾影视研究、台湾区域问题研究、东亚问题研究等展现了一个个极为经典的标本；以“论文经典”的形式提供了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平台和典范。该书所收论文，展现了近年来两岸学界有关战后台湾文学研究最优秀和前沿的成果，具有世界视野与两岸对话的品格，代表了近年来本专业领域的最高水平，研究者跨越代际的学术对话，体现了跨文化、大文化领域的积累与前景。
李魁贤在《现代台湾文学史》中界定了脱离台湾本土现实的两种文学分支：“集体流亡台湾”的“中国流亡文学”和“个别流亡美国”的“海外玩离文学”，两者均不属于台湾文学的范畴。武治纯先生从台湾本土与中华文化的脐带血脉联系出发，认为“不能无视他们在台湾文学中的存在”［5］。台湾文学到底是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意识是怎样被塑造的？不同于大陆的“他们”是怎样被塑造的，怎样参与历史进程的？不同人群又是怎样构成了今日台湾多元的文化风貌的？经过1950年代白色恐怖和大清洗，岛内政治似乎纯洁了。从1960年代起，台湾青年就站在政治的风头浪尖踊跃参与世界性的学生运动、社会运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和戒严体制没有让台湾人屈服，1960年代成长的台湾青年随着被联合国抛弃“五常”地位、保卫钓鱼岛游行、乡土文学运动、反体制运动、本土崛起运动……背负着沉重的国共内战和国际冷战包袱。他们在“断层的历史”中从少年走向青年、中年，在本土传统与世界一体化中失衡［6］。作家白先勇、王文兴、陈映真、黄春明等，诗人余光中、洛夫、痖弦、杨牧等，在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体制下完成中学、大学教育，并在1960年代成为台湾当代文学的中坚和旗手。60 多年来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历经萌芽诞生（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的陈英雄、曾月娥）、蛰伏沉寂（1970 年代末期，1980年代初期）、发展壮大（1980 年代的拓拔斯塔玛匹玛、莫那能、瓦历斯诺干、孙大川）、繁荣兴盛（1990 年代中后期的夏曼•蓝波安、荣隆•撒可努）等时期。新的历史时期，大量新时代文学爱好者、《山海文化》杂志、网络文学等为少数民族文学开辟了全新的书写空间［7］。
这里值得重点提及的是李娜的博士论文《舞鹤创作与现代台湾》，该文通过文学去审视台湾，看台湾作家如何书写自己，以文学的独特人文内涵去触摸那个岛屿内在的欢乐与焦灼，去反省和激发人的现实关怀。就一个复杂的难以判断的台湾作家舞鹤的整体创作而言，其纵贯大历史背景的创作，“去中国化”而回归乡土台湾，本身即是乡土中国的一部分；抛弃成王败寇的“去意识形态”文学叙事，实际上是一个从观念的、想象的“乡土”到物质的、原欲的本土的过程［8］2-102。这里有两个典型：1．《逃兵二哥》。其产生于个体与体制的抗辩关系，源于庄子哲学无为逍遥的精神渊薮。舞鹤1980年代中期发表的《逃兵二哥》无情地鞭笞了兵役制度，并且将个体自由思想与“国家”体制的僵化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8］50。2．《拾骨》。舞鹤的作品结集《拾骨》通过乱伦、回归与狂恋，妓女、母亲与母土等违背伦理的微观描写，书写了精神母亲已亡，大地之母何在；土地一经沦落，大地之子精神荒芜、世间万物面临异化危险的恐惧惨景。在《拾骨》展现的文学世界里，“故乡”已异化为主人公“我”最熟悉的环境，同时又是最陌生、恐惧的“异乡”。人在“故乡”与“异乡”之间徘徊，在“拾骨者”与“异乡人”的身份认同上寻找精神寄托，长相思念。书中的那个“我”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原乡”里的“异乡人”［8］91-92。“我”到底是谁？“我”来自何处？“我”的故乡何在？“我”的家园何在？“我”何时才能回到自己的故乡？这一连串的追问引发了人们关于“我”的思考。
台湾年轻知识分子不为官方宣传的“反共复国”、“复兴中华文化”和“三民主义”所蒙蔽，在一种压抑感中炸开思想海洋的堤防，让“现代化”、“自由”和“民主”的种子，在五四之后延续于这个孤岛。孤岛从此不孤，早已与世界连为一体［9］。因为台湾史从来都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派陈诚支持下的《文星丛刊》和《新潮文库》，成为一种时代浪潮，弥漫整个孤岛的所有校园和文化圈。特别是台湾大学文学院执思想牛耳，用文学救赎政治。1930年代产生左翼文学（关怀社会现实）、京派文学（郁结着古都靡靡之音）、“现代派”文学（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魔幻现实主义）、鸳鸯蝴蝶派文学（通俗易懂、乡民市民化）等，文学生态呈现少有的多元合一景观。1960年代台湾“无根的一代”在历史断裂中，面临家国之痛和个人生存困境，纠结一代知识青年的追问、迷茫与困境等［10］。他们外表安分守己，内心波涛澎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0年代大陆文学被政治完全笼盖，个人形象与艺术特性为“国家”宏大叙述所遮蔽，失去独立人格的文学从此沦为了政治的附庸。
三、台湾乡土文学
（一）台湾乡土文学的转型
纵观1970—1990年代台湾转型时期的电影，从乡土电影回归本土文化、母体文化，大制片向小制作转变，从豪华、铺陈向精巧平淡转变，从强调故事向以抒发感情为主转变，从武打、嬉闹、鬼怪、色情等刺激“五头”电影向人性美、自然美、乡土美主题的电影转变［11］非常明显。1978年在乡土文学大行其道、现代主义余绪未消之际，舞鹤因发表的《微细的一线香》而崭露头角。他通过描写台南府城一个家族几代人跨越日据时期、光复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等几个特殊历史阶段的命运，真实地描摹了疯癫、颓废、自闭的原真生命状态［8］3。大众文化的漫流使得台湾作家纷纷放弃了对宏大叙事的执著，转而描写普通人的生活百态，展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表现闲暇、舒适、娱乐、享受、性爱、欲望和满足。后现代语境中的大众文化对台湾文学产生平面化和缺乏深度、满足自身观照需求、欲望化书写三个方面的影响［12］。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特殊时代的乡土情境，奇诡地将“大”与“小”融合在一起，让你触摸真实的、转型的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
（二）大陆和台湾乡土文学对比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紧接着尼克松总统访问大陆预示着美国即将抛弃台湾；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日蒋关系彻底破裂；1973年爆发中东战争、世界石油危机，重创台湾本土经济。在内忧外患之下，台湾这一亚细亚的“弃儿”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台湾本土激起“保钓运动”，长期以来“蒋陈”主政台湾社下的戒严体制、思想沉寂便得以松动和打破。高校、研究所的知识分子纷纷组织社会服务队上山下海，到基层为大众服务，在知识实践中关注最底层普通民众的真实生存状态，掀起一股股回归中华民族、回归乡土、回归现实的文学浪潮。文学要真实地揭示现实，要回归现实，回归大众。这种反省台湾西化之风，回归中华文化、回归乡土的实践在现代诗论战（1972—1973年）、乡土文学论战（1977—1978年），以及乡土文学作品论战（充斥整个1970年代）中得以爆发和体现［8］25。然而吊诡的是，在相同的时间段中国大陆也发生了知识分子走向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上山下乡”运动，乃至演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文斗”和“武斗”的高潮。相似的历史境遇，中国大陆在“文革”期间的文学遭遇却比中国台湾残酷得多，由于思想的禁锢，整个“文革”期间充斥着样板戏、阴谋文学、帮派文学，“四人帮”极大地影响了极左文学思潮：1．江青控制文艺界，组织专人改编而成的现代京剧（样板戏）一统天下，只有少数人创作，书写了单一性的歌功颂德、含沙射影的革命文艺。2．1970 年代初在江青帮派文艺政策及样板戏影响下，发表了《虹南作战史》《牛田洋》《征途》以及《金光大道》等极左思想的长篇小说，对后世影响极为恶劣。3．江青帮派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反动政治目的，掌握舆论工具，组织人马，炮制了《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鼓动造反派夺权，炮制《西沙之战》为江青树碑立传、制造篡权舆论，炮制《盛大的节日》《反击》批判邓小平［13］。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值得反思的奇怪一幕出现了，文学彻底沦为政治的“性奴”。“文革”期间的文学预示着思想解禁后对于伤痛的反思与“伤痕文学”的出现。反照台湾，“解严”之后也出现了伤痕书写的高潮。
1970年代台湾文学中开始的本土化持续到1980年代，仅仅相隔10年，两者的内涵已经不同，出现了极其重要的分化：从1970年代对抗、摆脱殖民者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造控制以回归中国传统本位，向1980年代对抗“中国”（大陆），树立台湾意识，乃至形成极端的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治立场转变［14］。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学被政治扭曲形成的分化，从此文学不再是单纯的文学，文化的背后是政治力量的博弈和族群的撕裂。1980年代以来，内地已出版了陈映真的文集和单行本（包括《面摊》<1959>、《我的弟弟康雄》<1960>、《家》<1960>、《乡村的教师》<1960>、《故乡》<1960>、《死者》<1960>、《祖父和伞》<1960>等）。他如同鲁迅之影子，在台湾文坛孑然独立，撑起乡土文学和爱国作家的一面大旗。陈映真最初的小说塑造了一个个因理想破灭而堕落或自杀的台湾青年，他们怀着莫名的理想、抱负，猝然破灭于跨国企业、乡村小镇、经济腾飞、政治孤立、批判现实等构筑的台湾文学图谱现实中［15］。今天，台湾左派的声音去哪里寻找？台湾社会弱势者﹑边缘人、失业者﹑欠债者的声音，只有当儿童﹑妇女成为失业家庭中代罪羔羊时，弱势者才会在报纸上昙花一现。
三、文学疗伤
（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罗云星拍摄的纪录片《坟》映射了在美华工的悲惨境遇，体现了社会关怀与现实批判。同样，赛德克•巴莱也通过旧恨与利诱下的杀戮揭示今日台湾不同族群之间的利益纠缠、错综复杂的文化认同。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在他的名著《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曾经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正是以当前的现实生活和世界作为其参照系。历史一旦被书写，作为一种铭刻历记忆的“叙述”，总会倾注历史书写者的价值观，在资料甑别、取舍、价值观构建、历史地理场景的复原等方面总可能有“虚构”的成分。历史如果未经叙述，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根本不可知。在历史书写中，总要不得已地返回往日的过去，从过去到现实，又从现实到过去，在往返回复的“辩证”中印证“伤痕”的存在，这也正是历史的动人之处。两千一百多年前的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秉笔直书，终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今人看《史记》不仅仅是看到西汉王朝，更重要的以古喻今，用历史反照当代史。历史不是孤立存在的，历史存在的价值在于活生生的人本身。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以当代史和未来为最终目的。
（二）文学何以疗伤
笔者曾经去台湾做学术交流，台湾本地导游忌谈政治，对大陆旅台游客，通常以地质学讲解台湾岛形成的过程：当亿万年前欧亚板块和菲律宾板块挤压，菲律宾板块往下切，欧亚板块往上浮，这样海底浮出来部分形成了台湾岛［16］。这是一个美丽的科学“传说”。族群的分裂至今仍然在伤痛着！悲夫！文学何以疗伤？文学的“软性”文化功能何以发挥？笔者试举几例：
1．舞台疗伤。从1949那个历史断裂点到1960年代，台湾急剧动荡的政治环境，使一群群意外渡海而来的战后新移民蜷缩于一个特定的人类聚集点：眷村。舞台剧《宝岛一村》就是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取材一个小人物—台湾最知名的制作人王伟忠—的亲历，以他在眷村的成长故事为线索，在几代人的命运沉浮之中显示了台湾社会变迁的巨大历史张力和现实反思能力。2008年12月5日在台北国家戏剧院首演后即引发轰动，至2011年11月获准在大陆首演。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一个特定人群的生活状态在舞台上得以畅快淋漓地阐释，大历史下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充满无限悲情，也充满了五味杂陈而生动有趣。
2．展览疗伤。2009年11月27日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举办“根与魂—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这是“守望精神家园—第一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内容。大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在台湾首次展演包括29项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汇集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及民俗等10大类共230余件珍贵展品），以文化寻根为主题获得两岸民间的高度文化认同。梅兰芳戏衣、藏族唐卡《金刚亥母》、录制《二泉映月》的钢丝录音机与录音带、万工轿、针灸铜人等博得台湾民众的青睐［17］。
3．著述疗伤。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重庆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极为畅销，他从一个台湾平民的视角，细述了30多年来台湾的大事件和小故事，小虎队、金庸、《楚留香》、四大天王、1996年导弹飞台、2003年SARS等文化符号、政治事件都浸透着台湾老百姓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和悲喜人生。诚如该书的副标题所说是“写给 13 亿大陆同胞的一份家书”，只有把它当成家书来看，你才能感受对岸民众和我们一样跳动的时代脉搏。
4．校园疗伤。中国大陆八大高校（例如北京大学）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参与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走进校园、走进青年学子心灵的活动，通过古典艺术与现代人文的结合，呈现“青春版”之“青春意蕴”，阐发对古典文本中“我心”的精妙理解，体察绝妙弦歌之中的“雅意”，反思我们的美学教育与人文传统，反思官本位、排他性、体制化、孤立化、浮躁化的高等教育现实。白先勇在两岸大学校园刮起的《牡丹亭》旋风，凝聚了一代知识分子为中国传统文化疗伤、为国人开具自我疗救“药方”的意识［18］。
5．电影疗伤。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电影运动采用独特的电影语言和现实主义手法，以全新风貌超越主流电影美学特征，以诚挚的心灵直面台湾乡土社会，树立了新一代台湾人的生活、历史及心境图像，以儒家入世精神、道家出世精神探询和记录了台湾历史与现实，注解和见证了台湾50年历史社会的变迁，让观众在张弛和进退之间理解人生真谛［19］。活在当下，珍惜当下，缅怀过去，遥想未来。今天台湾电影需要深挖掘、再挖掘本土文化和特色，保持自由创作、主体性文化和悲天悯人的草根情怀，不应在华语大环境创作漩涡中人云亦云，需要保持清醒头脑，以本土文化灵魂征服台湾本土的市场［20］。
6．电视疗伤。2014年年初，央视一套热播电视连续剧《原乡》重拾65年以来两岸政治分割的历史记忆。去台老兵的特殊婚姻、“终身禄”、“授田证”、38年的“戒严”、和平纪念公园等构成电视剧《原乡》特有的时代文化符号。两岸政治经济实力的消长，全球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大陆的崛起，台湾政治空间的压缩，民间文化交流的日渐增多，这种种变化，以老兵为题材的文学才走出了政治的禁忌，回归文学内部，书写人性本身，为老兵疗伤，传递着正能量［21］。
只有坚持文化本土性，使其“在地化”，用现代文明的眼光去审视而不是鄙视传统、反思历史，以广阔的视野和角度摈弃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使之模糊化，才能站在“人”（包括贴上各自标签的文明人、野蛮人）的立场去审视个体、各自历史、各自民族、各自时代之间的关系［22］。实际上，在今天，文化创伤需要愈合，所有人为族群分裂造成的文化鸿沟需要填平，使地球人类构成一个互相需要、紧密关联的命运共同体。
（三）文学需要促进文化认同
在今天全球政治地理格局中，任何一个民族个体成员既拥有“国家公民”的政治身份，也拥有民族成员的文化身份。国家公民身份是所有民族个体都有的共性身份，民族身份则是个性身份，公民身份胜过民族身份。既然民族个体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对民族国家政治发展构成可能的威胁，那么就需要协调民族个体双重身份之间的关系。赋予公民身份的民族个体以差别性权利，可以协调民族个体在公民身份与民族身份上的张力［24］。族际政治研究提出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无论大小、强弱应被看做平等的权利义务主体，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基于族格自然权利的预先制度安排，基于族格平等和尊严的社会公正，基于族格平等和尊严的多元文化权利，基于族格与人格的双重保障和完整人权，基于国格、族格、人格的三种统一，才能既直接承认民族的政治身份，也间接承认公民身份的民族特性，实现宪政制度下共享政治认同，实现个人、民族、国家认同的和谐共存［24］。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国家需要采取有效的文化手段，促进社会成员在个体层面保持多重的身份认同。既要有对国家公民身份的认同，也保持其自身归属的族群认同以及基于其他社会角色的集体归属感。社会需要尊重这种多重认同的每一个维度，这是民族—国家建构工程的核心所在［25］。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需要反思两岸僵硬的政治打压和反弹模式，在“中国文化”的旗帜之下，重新辨析、重新认识台湾乡土文学，认识到它原本就是中国文学框架之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学的外在标签在于摒弃粗浅的政治偏见，求同存异，寻找内在的文化认同；文学的内在意义在于重建基于文化认同的价值观，乃至统合在一种文化地理格局之下。笔者相信，两岸同文同种同根同源，在今日海峡两岸政治地理格局中，文学持有者与书写者应该发挥其“软性”文化功能，以有效促进文化认同，同时实现个人、民族、国家认同的和谐共存。
［参考文献］
［1］郝时远．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4（2）：123-136．
［2］王明珂．台湾被压抑的左右问题［N］．联合报，2007-3-7．
［3］牛锐．“这段血和泪的历史不应该被淡忘”—台湾少数民族抗日史实图片展揭秘真实的历史［N］．中国民族报，2010-11-5（7）．
［4］黎湘萍，李娜．事件与翻译（东亚视野中的台湾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323．
［5］武治纯．探讨台湾文学的主流和界说—同李魁贤先生商榷［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6）：31-36．
［6］李娜．“台湾六十年代”主持人的话：无声处听风雷—台湾1960年代的青年与文学［J］．华文文学，2010（4）：5-6．
［7］周翔．文化认同•代际转换•文学生态—现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动态发展历程［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55-61．
［8］李娜．舞鹤创作与现代台湾［D］．上海：复旦大学，2004．
［9］吕正惠．一九六O年代的台湾“现代化”文化—基于个人经验的回顾［J］．华文文学，2010（4）：6-10．
［10］ 李孟舜．谁来唤醒你？—从《浮游群落》探讨六十年代知识青年的思
想历程［J］．华文文学，2010（4）：11-17．
［11］ 寇立光．台湾电影创作概论［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1993（2）：103-107．
［12］ 方忠．后现代语境中的日常生活叙事—大众文化与台湾文学论纲之一［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27-31．
［13］ 赵俊贤．“文化大革命”文学的反思［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1999（1）：119-124．
［14］ 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260-262．
［15］ 李娜．在台湾的后街与陈映真相遇［J］．十月，2006（6）．
［16］ 刘朝玺．美丽的宝岛—漫游台湾散记［N］．科学时报，2010-5-21（B2）．
［17］ 费怡．规模最大“非遗”展将亮相台湾［N］．中国民族报，2009-11-24（4）.
［18］ 李娜．2005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综述［J］．华文文学，2007（2）：
105-111．
［19］ 黄钟军．一代台湾人的心境塑像—论台湾新电影［D］．保定：河北大
学，2004：1-33．
［20］ 黄钟军．“后海角时代”台湾电影本土坚持的可行［J］．当代电影，2012（1）：136-138．
［21］ 张祖群．《原乡》的文学书写：台湾老兵之殇［J］．电影评介，2014（6）：1-5．
［22］ 张祖群．符号、镜头中传递的政治正能量：《原乡》评析［J］．电影评介，2014（7）：1-5．
［23］ 黄钟军．魏德圣：台湾电影的新态度［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3（3）：79-83．
［24］ 于春洋．论民族个体身份的双重性［J］．理论与现代化，2013（1）：
62-66．
［25］ 马俊毅．论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及其价值理念—基于族格的视阈［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5-14．
［26］ 马俊毅，席隆乾．论族格—试探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的哲
学基础［J］．民族研究，2007（1）：9-20．107．
［27］ 关凯．基于文化的分析：族群认同从何而来［J］．甘肃理论学刊，2013（1）：9-15．
［责任编辑王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