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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真、善、美”作为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不仅贯穿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包含于文学创造活动中。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要求审美主体坚持“真、善、美”的统一和谐，在“真”中让读者信任，在“善”中表达对人的社会活动的价值判断，在“美”中进行艺术与生活的审美评价。文章以《围城》与《我们仨》为例，分析文学创造中的“真、善、美”价值追求。
关键词：真善美;《我们仨》;《围城》
长篇小说《围城》是1941年二战时期钱锺书被围困在上海时所写的。《我们仨》是杨绛在92岁时所著的回忆一家三口悲欢离合的纪实散文。虽属于不同体裁，但其中却蕴含着相似的文学创造审美价值原则。
一、文学中的求“真”是评价文学创造成就的
第一标准
巴尔扎克曾说过：“获得全世界闻名的不朽的成功的秘密在于真实。”[1]可以说，衡量文学创造成就的首要标准便是“真实性”。
但是这种“真实性”与我们生活中的真实不同。生活真实以古今以来的一切事物与现象作为自己的全部内容，客观，具体，界限清晰。但求真的文学是创作者对生活真实的反映，具体表现为一种理智的认识和情感的感悟，这在《我们仨》中有很明显的体现。作为纪实文学的《我们仨》，杨绛先生以自己一家三口作为描写对象，通过描绘“我们仨”的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刻画出三个人的形象。这似乎是生活真实的内容，可《我们仨》开篇描绘的是一个似真似幻的梦境。梦本就是幻境，为何说它“似真”呢？这就在于这场梦隐喻了作者本身理智的体察和直觉把握。作者在“我们俩老了”和“我们仨失散了”这两部分中便是以梦的形式对生活真实中发生的生离死别做了虚幻处理：“我睡着就变成一个梦……阿圆不知在哪条街上，哪辆公交车上……觉得自己化淡了。化为乌有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万里长梦。”[2]
而《围城》里留过洋、居住过上海、内地教过书的方鸿渐与作者现实经历何其相似，这种真实性甚至让人怀疑钱锺书的学位也是靠金钱得来的。但杨绛女士在《围城》附录中所言——《围城》是由“真真假假”组成的。角色身上有生活真实里的情节与人物原型，但更多的是作者心中的情节与人物。如《围城》开篇描绘的在法国白拉日隆子爵号邮船上法国警察与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生闲来无事的麻将事业的情景，实际上取材于作者与夫人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回国时所见之景。人物“赵辛楣”也是作者以一个五六岁男孩为原型创造的。
同时，对于“真”的追求，文学和科学也不尽相同。科学真实是一种客观、严谨的真实，它是在一个绝对客观的角度中观察检验客体世界本质性的内蕴。虽然文学真实也有这个特点，但它更加侧重主体对客观世界的感受。就如同生老病死对于科学活动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科学活动尽可能摆脱个人化的情感和感受。拿死亡来说，科学解释是指以心跳、呼吸停止和脑死亡为识别标志的，是一个生命体必然要经历的一环。但对于《我们仨》来说，九万字中却没有一个“死”字，最直白的一句话是：“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3]两个“去世”，却满含着作者的哀伤，像充满眼眶的泪，轻轻一碰就会掉出来砸出无数水花。对于书中阿瑗与锺书的病重以及逝去，作者一直以梦境中的失散做着暗示。书中每一个字都朴实无华地讲述着作者对于渐渐开始的死别的理性认识，又都在在诉说着她与爱人及女儿失散的悲伤与思念。在这种理智與情感的交织中，文学真实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使读者与作者同喜同悲。
总之，求真的文学是基于现实真实而又高于现实真实，类似于科学真实但又超越科学真实的。正如鲁迅所说：艺术是“以假为真”“假中见真”的。[4]
二、文学中的求“善”作为实践活动的核心要素体现为人文关怀
文学作品中的善是以真挚的情感、高尚的品格、艺术的呈现而流露出的。它的终极价值体现则是一种人文关怀。这种“善”是基于“真”而存在的，这就要求作品情感真挚;高尚的品格则要求作品趋善斥恶——这并不是说文学作品只能表现善的事物，而是要求作品在善恶间表现出的情感能够激发读者善良的人性，传达一种“正能量”;善的呈现方式要求把这种高尚的品格体现在人物形象中并融入一种理性的思索。
《我们仨》中杨绛对于家人的爱纯粹而真挚，在年迈失女失夫的大悲大痛后以九十四岁高龄写下这篇“回忆录”的她所体现出的深沉与宁静给予了读者一种向上的力量。正如《我们仨》中三部分的名称——“我们俩老了”“我们仨走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可以说，这本书本身就是她对爱情、亲情、人生的理性感悟，同时读者读来也不禁深深思考生死离别的深层意义。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的《围城》描绘了诸多猥琐的、可笑的、卑鄙的、虚荣的人相，如苏文纨的媚俗、苏小姐与鲍小姐的虚与委蛇、孙柔嘉的阴柔……但钱锺书先生却把他们表现得十分诙谐，同时以幽默的手法讽刺的语言寄寓了自己的思想态度，让读者从中感悟到的是理性的思索，是善恶是非的对比，是一种对美好人性的追求。这样的文学作品以有利于整体的人生幸福为价值标准，体现为一种以“善”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功利性——它与自私自利相对，是一种有助于他人及社会的情感评价。
文学对于“善”的价值追求还体现为作品具有真挚的情感与艺术性表达。这种“真情实意”与生活真实相联系，就像钱谷融所说的“艺术创作中没有独立在客观对象之外的真诚”，而这种真诚的情感来源于审美主体对生活和人生的体验与感悟。正如在《我们仨》中，杨绛先生对于生离死别的体验都融进了那一个个离别的梦里，每一次她的惶惶然不知所措，她的焦急难过都含着深沉的爱与悲伤，“我”在梦境中的一举一动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与现实生活里的感知两者一表一里，融为一体。而在《围城》中，钱锺书先生对每个人物入木三分的刻画以及或隐晦或直露的评价都是他“真情实意”的表达。作为主角的“方鸿渐”只有一个人，但现实生活中这样满怀理想却懦弱无能、竭尽全力却始终平平凡凡的人太多太多。因为真实，所以仿佛那些人物都真正存在于那个年代，都为了生活、为了名誉、为了爱情、为了欲望尔虞我诈地游走在围城内外。 从这两本作品中，读者可以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不同理性视角上所展现出的人文关怀——在历史与人生中崇尚人的生命、价值、情感、尊严、自由的精神，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生存状态及其命运、幸福。
三、文学中的求“美”是文学创造中审美活动的核心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活动，不仅要求文学作品具有“真”与“善”，更多的是要求作品具有一种审美感受。从这个角度说，真与善是在美的规律下进行的，类似于语音与词汇是在语法的规律下运作。而作为审美活动的核心，“美”离不开审美主体（即作者）在长期审美活动中由于个人的经验与外界社会历史文化環境影响下形成的关于美的独特的审美视角、审美理想感知。
如钱锺书出生于无锡的一个书香世家，“痴气”十足使他始终保持童心，广泛阅读使他学识广博，留学海外与多年多地任教经验使他有着高于同龄人的眼界。在1941年由于珍珠港事变，他沦陷于上海时写下了《围城》。这些经历对《围城》的书名、语言与思想主旨等有重要的影响。《围城》中的语言读来使人感到新奇舒畅，幽默的外衣下，犀利的思想通过笔下人物的嬉笑怒骂、冷嘲热讽传达给读者，让读者在压抑之余快意，快意之余陷入沉思，从而感受到一种奇特的审美感受。——“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5]书中短短几句就形象生动地描绘出孩子的外貌特征，“眼睛与眉毛要害相思病”的写法使读者感到新奇又好笑，但笔锋一转“活像报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则含有深意。
《我们仨》中杨绛同钱锺书一样，同生于无锡书香门第。时代的变化与家庭的教养使她身上兼有东方的温婉贤淑与西方的热情开明。由于时局动荡，她一生辗转，年迈时唯一的女儿先离她而去，随后一生所爱又与她阴阳相隔。感受过人生的最苦最痛，她却没有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在伴侣离开四年后，她拿笔写下了《我们仨》。书中语言平平淡淡，从容不迫，哀而不伤，如一淙静谧而不息的小溪，但在平静之外却能让读者从中感受到一种淡泊与坚韧，使读者对人生、婚姻、亲情产生一种独特的审美感知。
作为文学创造的三种价值原则，“真、善、美”反映的是文学作品中不同层面、不同内容的要求。三者不能互相替代，缺一不可。如俄国作家蒲宁的短篇小说《乌鸦》，因其缺失对“善”的价值追求，虽然感情真挚但读来却让人感到不适。总之，成功的文学作品一定是“真、善、美”三者的完美融合，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论文学[M].陈代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43.
[2][3]杨绛.我们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33，51.
[4]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3-24.
[5]钱锺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354-355.
作者单位：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关键词：真善美;《我们仨》;《围城》
长篇小说《围城》是1941年二战时期钱锺书被围困在上海时所写的。《我们仨》是杨绛在92岁时所著的回忆一家三口悲欢离合的纪实散文。虽属于不同体裁，但其中却蕴含着相似的文学创造审美价值原则。
一、文学中的求“真”是评价文学创造成就的
第一标准
巴尔扎克曾说过：“获得全世界闻名的不朽的成功的秘密在于真实。”[1]可以说，衡量文学创造成就的首要标准便是“真实性”。
但是这种“真实性”与我们生活中的真实不同。生活真实以古今以来的一切事物与现象作为自己的全部内容，客观，具体，界限清晰。但求真的文学是创作者对生活真实的反映，具体表现为一种理智的认识和情感的感悟，这在《我们仨》中有很明显的体现。作为纪实文学的《我们仨》，杨绛先生以自己一家三口作为描写对象，通过描绘“我们仨”的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刻画出三个人的形象。这似乎是生活真实的内容，可《我们仨》开篇描绘的是一个似真似幻的梦境。梦本就是幻境，为何说它“似真”呢？这就在于这场梦隐喻了作者本身理智的体察和直觉把握。作者在“我们俩老了”和“我们仨失散了”这两部分中便是以梦的形式对生活真实中发生的生离死别做了虚幻处理：“我睡着就变成一个梦……阿圆不知在哪条街上，哪辆公交车上……觉得自己化淡了。化为乌有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万里长梦。”[2]
而《围城》里留过洋、居住过上海、内地教过书的方鸿渐与作者现实经历何其相似，这种真实性甚至让人怀疑钱锺书的学位也是靠金钱得来的。但杨绛女士在《围城》附录中所言——《围城》是由“真真假假”组成的。角色身上有生活真实里的情节与人物原型，但更多的是作者心中的情节与人物。如《围城》开篇描绘的在法国白拉日隆子爵号邮船上法国警察与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生闲来无事的麻将事业的情景，实际上取材于作者与夫人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回国时所见之景。人物“赵辛楣”也是作者以一个五六岁男孩为原型创造的。
同时，对于“真”的追求，文学和科学也不尽相同。科学真实是一种客观、严谨的真实，它是在一个绝对客观的角度中观察检验客体世界本质性的内蕴。虽然文学真实也有这个特点，但它更加侧重主体对客观世界的感受。就如同生老病死对于科学活动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科学活动尽可能摆脱个人化的情感和感受。拿死亡来说，科学解释是指以心跳、呼吸停止和脑死亡为识别标志的，是一个生命体必然要经历的一环。但对于《我们仨》来说，九万字中却没有一个“死”字，最直白的一句话是：“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3]两个“去世”，却满含着作者的哀伤，像充满眼眶的泪，轻轻一碰就会掉出来砸出无数水花。对于书中阿瑗与锺书的病重以及逝去，作者一直以梦境中的失散做着暗示。书中每一个字都朴实无华地讲述着作者对于渐渐开始的死别的理性认识，又都在在诉说着她与爱人及女儿失散的悲伤与思念。在这种理智與情感的交织中，文学真实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使读者与作者同喜同悲。
总之，求真的文学是基于现实真实而又高于现实真实，类似于科学真实但又超越科学真实的。正如鲁迅所说：艺术是“以假为真”“假中见真”的。[4]
二、文学中的求“善”作为实践活动的核心要素体现为人文关怀
文学作品中的善是以真挚的情感、高尚的品格、艺术的呈现而流露出的。它的终极价值体现则是一种人文关怀。这种“善”是基于“真”而存在的，这就要求作品情感真挚;高尚的品格则要求作品趋善斥恶——这并不是说文学作品只能表现善的事物，而是要求作品在善恶间表现出的情感能够激发读者善良的人性，传达一种“正能量”;善的呈现方式要求把这种高尚的品格体现在人物形象中并融入一种理性的思索。
《我们仨》中杨绛对于家人的爱纯粹而真挚，在年迈失女失夫的大悲大痛后以九十四岁高龄写下这篇“回忆录”的她所体现出的深沉与宁静给予了读者一种向上的力量。正如《我们仨》中三部分的名称——“我们俩老了”“我们仨走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可以说，这本书本身就是她对爱情、亲情、人生的理性感悟，同时读者读来也不禁深深思考生死离别的深层意义。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的《围城》描绘了诸多猥琐的、可笑的、卑鄙的、虚荣的人相，如苏文纨的媚俗、苏小姐与鲍小姐的虚与委蛇、孙柔嘉的阴柔……但钱锺书先生却把他们表现得十分诙谐，同时以幽默的手法讽刺的语言寄寓了自己的思想态度，让读者从中感悟到的是理性的思索，是善恶是非的对比，是一种对美好人性的追求。这样的文学作品以有利于整体的人生幸福为价值标准，体现为一种以“善”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功利性——它与自私自利相对，是一种有助于他人及社会的情感评价。
文学对于“善”的价值追求还体现为作品具有真挚的情感与艺术性表达。这种“真情实意”与生活真实相联系，就像钱谷融所说的“艺术创作中没有独立在客观对象之外的真诚”，而这种真诚的情感来源于审美主体对生活和人生的体验与感悟。正如在《我们仨》中，杨绛先生对于生离死别的体验都融进了那一个个离别的梦里，每一次她的惶惶然不知所措，她的焦急难过都含着深沉的爱与悲伤，“我”在梦境中的一举一动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与现实生活里的感知两者一表一里，融为一体。而在《围城》中，钱锺书先生对每个人物入木三分的刻画以及或隐晦或直露的评价都是他“真情实意”的表达。作为主角的“方鸿渐”只有一个人，但现实生活中这样满怀理想却懦弱无能、竭尽全力却始终平平凡凡的人太多太多。因为真实，所以仿佛那些人物都真正存在于那个年代，都为了生活、为了名誉、为了爱情、为了欲望尔虞我诈地游走在围城内外。 从这两本作品中，读者可以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不同理性视角上所展现出的人文关怀——在历史与人生中崇尚人的生命、价值、情感、尊严、自由的精神，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生存状态及其命运、幸福。
三、文学中的求“美”是文学创造中审美活动的核心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活动，不仅要求文学作品具有“真”与“善”，更多的是要求作品具有一种审美感受。从这个角度说，真与善是在美的规律下进行的，类似于语音与词汇是在语法的规律下运作。而作为审美活动的核心，“美”离不开审美主体（即作者）在长期审美活动中由于个人的经验与外界社会历史文化環境影响下形成的关于美的独特的审美视角、审美理想感知。
如钱锺书出生于无锡的一个书香世家，“痴气”十足使他始终保持童心，广泛阅读使他学识广博，留学海外与多年多地任教经验使他有着高于同龄人的眼界。在1941年由于珍珠港事变，他沦陷于上海时写下了《围城》。这些经历对《围城》的书名、语言与思想主旨等有重要的影响。《围城》中的语言读来使人感到新奇舒畅，幽默的外衣下，犀利的思想通过笔下人物的嬉笑怒骂、冷嘲热讽传达给读者，让读者在压抑之余快意，快意之余陷入沉思，从而感受到一种奇特的审美感受。——“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5]书中短短几句就形象生动地描绘出孩子的外貌特征，“眼睛与眉毛要害相思病”的写法使读者感到新奇又好笑，但笔锋一转“活像报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则含有深意。
《我们仨》中杨绛同钱锺书一样，同生于无锡书香门第。时代的变化与家庭的教养使她身上兼有东方的温婉贤淑与西方的热情开明。由于时局动荡，她一生辗转，年迈时唯一的女儿先离她而去，随后一生所爱又与她阴阳相隔。感受过人生的最苦最痛，她却没有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在伴侣离开四年后，她拿笔写下了《我们仨》。书中语言平平淡淡，从容不迫，哀而不伤，如一淙静谧而不息的小溪，但在平静之外却能让读者从中感受到一种淡泊与坚韧，使读者对人生、婚姻、亲情产生一种独特的审美感知。
作为文学创造的三种价值原则，“真、善、美”反映的是文学作品中不同层面、不同内容的要求。三者不能互相替代，缺一不可。如俄国作家蒲宁的短篇小说《乌鸦》，因其缺失对“善”的价值追求，虽然感情真挚但读来却让人感到不适。总之，成功的文学作品一定是“真、善、美”三者的完美融合，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论文学[M].陈代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43.
[2][3]杨绛.我们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33，51.
[4]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3-24.
[5]钱锺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354-355.
作者单位：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