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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时代的革命
作为一个物种，现代人在4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在这4万年中，有3/4的时间他们过着如野兽一般的生活：发现猎物、捕捉猎物，然后杀死它们。直到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2100年，不断累积的经验和有利的条件才促使一些现代人群体开始修建住宅，从事有利于生活的生产活动，结束了不停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游荡的生活。就这样，他们朝文明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实现了考古学家果尔顿·恰依尔德所说的新石器时代革命。
这样的革命不像十月革命那样一天就完成了，也不像工业革命花费了50年的时间，它持续了好几千年之久。在这个过程中，始终笼罩着浓浓的迷雾——至少以历史学的眼光来看是这样的。可以肯定，在这一时期，石头、木头和骨头制作的工具已经被广泛使用。一批无名的、没有高学历的原始工程师制造了扁斧、凿和弓箭，掌握了制陶技术；他们懂得挖空树干制作独木舟，甚至还创造了织机。但对整个历史的文明进程而言，这仍然显得微不足道。
我们知道的有关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主要史料均来自考古学，而考古学家只能发现“实物”，发现不了其中的“实质”。英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罗伯特·莫蒂默·惠勒爵士（1890-1976）十分中肯地指出，考古学家可以找到一个“大圆木桶”，却发现不了曾住在里头的第欧根尼。（译者注：第欧根尼是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苦行主义身体力行者，居住在一只木桶内。此句有“物是人非”之意。）在通往文明的道路上，有一段非常漫长的历程是我们不知道的，它不仅“历史身份（个性）”不可知（它的个性必然存在，不过在这段时期最好称为“史前个性”），而且其中的某些民族我们也难以了解到。我们知道的仅仅是被称为考古文化的、由不明的人建造的村落遗址。随着村落的出现，人群开始了定居和发展（这一过程有的地方经历了几十年，有的经历了几千年）。之后，这些村落消失了，考古学家至今没有弄清其消亡的原因。我们只知道，经过非常漫长的时间，在穿越新石器时代革命的谜团之后，历史上才出现了最为古老的国家的雏形。
这一过渡阶段发生在地中海东部沿岸。为什么不是发生在美洲或澳大利亚呢？可能的原因是，早在4万年前，可驯化的大型动物已经在澳大利亚消失，而在美洲的消失时间为大约1.2万年前。有人推测，对农田灌溉而言，多林的密西西比河和亚马孙河不及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方便，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居民要么极少修筑水渠，要么压根儿不想从事这类艰苦而烦琐的劳动；于是，他们将这些动物全部吃光，阻断了自己通往未来文明的道路。
新石器时代革命，始于智人长久生活的地方——巴勒斯坦与土耳其东南部之间的土地。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呢？我们尚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这些地方的居民经历了比从金字塔到埃菲尔铁塔这段时间还要长久的时间，种植野菜，圈养牛羊，想必也有经商活动。
1万年前，在柴奥尼亚（靠近现在土耳其的迪亚巴克尔省）出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化居住区：其西部建起了外表并不美观的住房，以及摞满了制作石头工具时产生的废料的街道；东部设有一个长方形的大广场，由许多加工精细的整块石头围着；从北起到广场，三座用削平的大石头砌成的楼房相互连接。这些楼房里储存着数量惊人的贵重物品，显然是从别处运来的，有精致的矿物水晶、石雕、贝壳、高质量的工具。还有几堆人的骸骨，打磨过的石板和排水沟上面还粘着结块的血迹，经检测，确定为人的血迹。这些情景充分说明有权势的祭司掌控着公共财富，并且以人作为祭品。
后来，在柴奥尼亚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这些溅着血的可怕房子因着火而倒塌，操场周围的石柱被推倒或砸成块，操场本身也成为垃圾场。后来，在居民点西部建起了新的小屋，其设施更为完善——可能在此期间就存在史前有计划的社会行为。在这里，看不出任何阶级差别的痕迹。
问题不难解释，公元前8000年，在柴奥尼亚发生了一起附加在新石器时代革命上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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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是指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明发展阶段。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有三个基本特征：①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②发明了陶器；③出现了原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
西亚、北非和欧洲的新石器时代发展较早，考古研究也较深入。这里是农业起源的地区，以后又最早出现了金属器具，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西亚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是利凡特（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和扎格罗斯山山前地区，即所谓农业起源的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区为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多雨潮湿，夏季炎热干燥，有适于栽培的野生谷物和易于驯养的动物。从旧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这里的文化发展已有相当的基础，因而成为最早出现农业和养畜业的地区。
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8000年，这里便进入了原始新石器时期，有了农业和养畜业的萌芽；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先后进入前陶新石器或无陶新石器时期，已种植小麦、大麦、扁豆和豌豆等，开始饲养绵羊和山羊，有的遗址还有猪骨。这个时期的典型遗址耶利哥遗址，已出现用土坯砌筑的半地穴式房屋，村外有石砌围墙和壕沟，墙内有石砌的瞭望塔。这是世界上同类建筑中最早的。
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西亚各地先后进入有陶新石器或发达的新石器时期。这时农业已有进一步的发展，有的地方已有灌溉农业。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这里的一些遗址有了铜器（个别遗址中发掘出了用冷锻法制造的铜扣针等，可早到公元前7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小亚细亚曲折的文明进程
文明会传染。一个地方产生了文明，就会渗透到周边的地区。他们周边的人首先会因为他们的模样、举止、不寻常的东西而感到诧异，然后便开始学习他们的举止、打扮，使用他们的东西，甚至自己也开始制造这些东西。他们可以就此停下脚步，也可以继续前行。
我们知道，借鉴别人的经验更为重要，尤其是在向更高的阶段前进时。然而，由于当时的村落是散落各地的，而且不论是马还是驴都还未被驯化，因此能碰上外人的机会是很少的。如今我们一天之内见到的新鲜事物，可能要比新石器时代的人一辈子见到的还要多。因此，文明的传播时间是十分漫长的。
再说，历史的进程不像登台阶，虽然很慢但总在向上。准确地说，它的进程是个曲折的迷宫，而且里面隐藏着无数密室和死胡同，要辨认哪里是正确的道路是非常困难的。
公元前7300年至公元前6100年，大约在离柴奥尼亚西部700千米处，土耳其城市科尼亚内的加泰土丘上，出现了当时的一座大城市，遗留下来的废墟面积为13公顷。在不同的时期里，这里常年居住着5000人至10000人。居民区就像巨大的蜂巢，呈阶梯式竖在山丘上，住房一间挨着一间，屋顶上开着洞口，取代了门；屋顶密密地合拢在一起，起到了街道和操场的作用。食物和水从河的上游流入，建筑材料则沿着台阶和屋顶从下方往上拖。
死人通常被埋在房屋的地下。通过对保存完好的骸骨的检测，考古学家可以判断出死者的年龄、死亡原因、性别和饮食特点等。通过检测，考古学家的面前浮现出一幅幅几千年前的悲惨情景：一个被牛弄伤的猎人因坏疽和骨疡而死；一位少女腿部骨折，死时17岁；一位母亲和她12岁的儿子被倒塌的屋顶活活砸死……
统一的建筑结构、殡葬礼仪、家具、器具和衣着——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这里不曾有过贫富的差距。在加泰土丘，儿童的死亡率较低，居民的平均寿命是同时代其他大部分地区的3倍。在这里，没有任何战争杀人行为和故意致残人的现象，男人和女人从事一样的工作，一起狩猎，一同带孩子。显然，这些都与自由经济理论相抵触。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加泰土丘的居民制造出与原始社会相适应的产品，他们用黑曜岩磨出的镜子比几千年之后的罗马奴隶用金属制造的镜子还要光亮。
虽然我们对这一地区其他居民点的情况知之甚少，但是同样没有发现严格的等级。不过，我们很难称它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要知道，这里所说的，不是游荡的、穿着兽皮衣服对付猛犸的狩猎情景，而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文明社会的萌芽。因此，我们可以在柴奥尼亚和加泰土丘看到合乎规律的社会发展形态。
我们很难对古代小亚细亚发生的事做出评判。毫无疑问，居民点曾在这里出现，但是，柴奥尼亚和加泰土丘的城郭在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消失了。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将这一史实视为进步：虽然平等的社会关系因为普遍的贵族统治而改变，但在公元前三四千年，技术的发展使得铜器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使用。于是，这里的居民开始相互争斗：他们在居住点周围筑起厚厚的围墙，内装许多武器（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火烧的痕迹）。在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晚些时候出现了更大的居住点。公元前4000年，这里出现了大的宫殿；公元前3000年则出现了著名的特洛伊城，位于恰纳卡莱南部，北临达达尼尔海峡。
两河流域的文明概貌
在柴奥尼亚的东南方，流淌着近似平行的两大河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后来，希腊人称这块土地为美索不达米亚一两河流域。
在公元前7000年，苏巴列亚部落的居民就从扎格罗斯山区——伊朗高原西南部——的褶皱山脉下来了。经考古学家确认，位于两河流域南部奥贝德小丘上的一些雄伟的寺庙，是他们在2000年之后才修建的。在头戴尖顶盔、脸罩穿山甲模样的面具的祭司领导下，奥贝德的苏巴列亚人最早利用底格里斯河泛滥形成的池水，在两河流域松软的土地上挖掘灌溉渠，引水灌溉农田。他们很早就掌握了铜的熔化技术，虽然晚于柴奥尼亚。他们制造出了已知最古老的盔甲，还配有皮革肩带，上面缝着铜号牌。根据出土的盔甲和居民点周围的城墙判断，当时这里的生活已经不再安逸了。
再晚一些，奥贝德里斯式的居民点遍布了小亚细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公元前6000年后期，在两河流域下游的沼泽地，奥贝德人与苏美尔人见面了。尽管有关苏美尔人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但还是比奥贝德人多一些，毕竟当时的苏美尔人已经创造并使用文字了。
从巴尔干山到埃及，最先开始的新石器时代革命源于各种形状——圆柱体、立方体、圆筒棱锥——的黏土制品的普遍使用。因为有了这些，他们可以对牛羊、装谷物的容器数量进行计算。这些放置在黏土封套内的黏土制品，简直就是无文字时代的信件。苏美尔人确实在这方面立下了丰功伟绩——他们想到利用楔形记号代替复杂图案刻在黏土上。
然而，当时的楔形文字仅仅用在日常生活管理方面，因此，最初的苏美尔历史我们仍然一无所知。我们仅仅知道，曾经定居两河流域下游的他们开始建造新的居民点，并且将以前的居民点占为己有，取代了早先北方的主人。
在新石器时代，叙利亚草原上游荡着说闪族语的部落（在阿拉伯国家以及埃塞俄比亚和从它脱离出来的厄立特里亚，至今还有人说这种语言）。当草原枯萎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开始往东南方移动，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而下，迁居到两河流域。公元前3000年中期，两河流域的居民说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苏美尔语和东闪族语，但是用最古老文字书写的只有苏美尔语。
在这段时期，苏美尔人和闪族人接触较多，但是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冲突：因为地广人稀，空闲的土地为大家共有。随着居民点的逐渐增多，居民们顺着河流修筑了无数个各自独立的灌溉系统，系统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个政治联合体。希腊语中将其称为“Hom（行省）”，已具备早期国家的特征。 这段时期，以氏族聚居为主要形式形成了许多居民区。在这些居民区内，群体成员整个这段时期都在修建、清理和维护灌溉渠。如此大规模的、复杂而艰巨的共同劳动，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存在，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像过去那样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要么强迫自己去从事高强度的强制性劳动。
两河流域的居民就像《圣经》里的以扫（以撒和利百加所生的长子，为暂时的温饱而出卖名分），舍弃自由来换取温饱。这可不是短时间的事，而是长达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不同的行省都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选择，最后就出现了我们平时经常能碰到的局面：有利于群体的倡导，难免遭到固执己见、不愿顺从大众的少数人的强烈反抗。这种局面催生了我们称之为国家的社会体制，处在权力顶端的便是祭司。
古人需要祭司并非出于拯救自己灵魂（很晚他们才想到这点——这是深层次的微妙的事）的目的，而是为了祈求神灵在具体事项中给予帮助。在当时，他们对神灵的要求仅仅是希望在捕猎和捕鱼中能有好的收获。祭司的威望也不是建立在物质层面，在涉及兴修灌溉系统、丰收和群体之间的交易时，祭司便按照谚语所说的“依靠上帝，别自作主张”，承担起了相应的解答责任。
他们在公共寺庙里积累了大量的物品，以应对战争或灾年，同时也是为了与其他社团进行交换、维持寺庙工作人员的生活、举办祭礼仪式。重要的祭司负责管理这些物品，在苏美尔社会里，这些祭司被称为“爱恩”（意为“先生”或“头头”）或“恩西”（“主要建设者”）。农夫和手工艺者要向寺庙进贡自己的产品，来换取土地、劳动工具和产品的配给。
两河流域的行省不能算是奴隶制国家。当然，在这些行省内确实合法存在着奴隶——就像直到20世纪都还有地方存在着奴隶一样。在那里，雇佣劳动同样存在，但是不能与资本主义等同。普通的村社社员半自愿半强迫的劳动是社团基本的生产力量。你不能将他们视为奴隶，因为他们并不为个别的地主劳动，而是为国家劳动。卡尔·马克思用了一个术语来表示这种经济方式——落后的生产方式。
至于政治结构，行省并无任何现代君主制的色彩，也没有任何民主国家的特点，这让我们联想到古埃拉多斯（古希腊人对其国家的自称）。在古埃拉多斯，国家和司法的职责由全体市民轮流或抓阄执行，这种制度被视为民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行省最接近于现代西方的民主，这些国家的总统或内阁首相拥有很大的权力，与各种政党、大公司财团、公选制和独立法院等强大势力并存。在行省里，主要的祭司平时负责指挥工作，而当行省与行省之间出现争夺财富的矛盾时，还是得由军事首领卢伽尔（苏美尔语意为“大人物”、“指挥官”）出面调停。但是，军事首领的人选不是继承的，而是选举产生的。“爱恩”、“恩西”和卢伽尔无权废除氏族元老的权力，氏族元老似乎拥有超脱的地位。人民大会依然存在，但它只在危急关头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通常，召开人民大会只是个提供免费宴席的借口，只是领导者——对他们的决议能获得“全体人民的赞同”而感到高兴的领导者——摆设的皆大欢喜的筵席。
但是在战争中，各行省的首领就出现了，这时他们的行省长官掌握了像皇帝一样的实权。公元前2336年至公元前2311年，两河流域下游一个叫鲁加扎加西（意“杰出指挥官”）的人，以某种形式在乌姆和乌鲁克同时成了“恩西”和卢伽尔。他征服了邻近的行省，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国家。不过，推翻鲁加扎加西统治的闪族城邦、阿卡德的萨尔贡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帝国（也许没有人认为它可以等同于埃及的法老王国）。在历史上，萨尔贡第一次建立起常设军队、官僚机构和包含各行省经济在内的国家统一经济。萨尔贡后裔的权势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致整个两河流域的中部地区被称为阿卡德，当地的闪语变种也被称为阿卡德语。
会师尼罗河
在萨尔贡建立他的政权之前，随着长期稳定的发展，一些政体已经在尼罗河谷出现了。
地面冰川的融化导致地中海的水位明显上涨，尼罗河的入海口处形成了巨大的三角形低洼，朝向大海的宽广低地上布满了尼罗河大大小小的支流。后来，希腊人称这一地区为德尔塔（希腊字母△，其形为三角形）。尼罗河年年泛滥，肥沃的淤泥铺满了两岸。于是，来自枯萎草原的游牧居民逐渐往德尔塔地区聚集：西方是撒哈拉居民，东方是从事畜牧业的闪族巴列斯基部落。
公元前8000年，在尼罗河的中、上游，就已经有了深肤色的非洲人建立的固定居民点，他们是东非撒尼恩斯人最早的直系祖先。他们利用树条、黏土和草席搭建住房，墓穴里不仅保存着亲人的骸骨，还有牛、羊、猪以及与胡狼少有区别的狗的骸骨。他们首先驯化了猫，用以抓老鼠保护谷物。在公元前5000年，这一地区的居民已经能够制造黏土器皿，熔化从遥远的西奈半岛运来的铜，并且建起了灌溉渠系统。公元前4000年，他们利用尼罗河水，以基本灌溉系统为基础形成了大约40个拥有城市中心和当地神庙的行省，之后各行省逐渐融合成两大帝国：一个在北方，在德尔塔，首都为别尔·乌阿召特（希腊语为布顿）；另一个在南方，首都为涅赫（约拉科波尔）。在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首领维尔赫涅果·耶基伯达统一了所有尼罗河河谷的行省，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
在这个年代，埃及的象形文字还处在发育阶段。通过生活于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祭司马涅托（也有人认为他是埃及最为古老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和之后判读出来的文字以及考古挖掘，我们都没能获取任何具体的有关行省联合起来的记录，只能靠想象和推断。
根据人类世界的知识和历史类比，我们推测：联合体出现前曾发生过一连串的、漫长的战争，相互倾轧和王朝联姻，后来，其中最老谋深算、最残忍的统治者占据了上风。
真实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一无所知，似乎永远是个谜。根据祭司马涅托的记载，第一位统一埃及的法老（法老为希腊语，源于古埃及“别尔奥”，意为“大住宅”，也有皇宫之意）叫米涅斯。他在上下埃及的结合处建都，被埃及人称为米涅弗尔、西库-伯达或伊布-赫茨，而希腊人称之为米姆菲斯。根据马涅托的记载，米涅斯参加了多次战争，死在一次企图捕获河马的狩猎中。 埃及经济是当地埃及人建立起来的，也是他们（不是奴隶，肯定也不是外星人）修建起复杂的灌溉系统和雄伟的金字塔。这个时期的埃及人还掌握了不同岩石的选择和加工方式，他们加工的石头器皿，有的竟能壁薄如纸！虽然在车轮和陶器的制作上古埃及人比苏美尔人要晚许多，但是埃及法老能够调动起千千万万的民众，为自己修建宫殿、寺庙和金字塔，尤其是金字塔，当时动用了10万人，工期长达二三十年，并且让臣民信服法老的伟大。这一点，当时又有哪个民族和国家能做到呢？
在如此强大的统治者的统治下，一代一代的埃及人几乎已经习惯将他们的统治者视为神，并且自认为是优越的人民。虽然如此，埃及依然不断地发生人民起义，依然陷入长期的混乱。在考古发掘中，研究人员发现了用各行省地方语言记载的信奉地方神的文件，以及在急剧动荡的时期，他们的领导人为了争取霸主地位而争权夺利的记载。
古代欧洲的崛起
在最先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土耳其东南部，公元前3000年就出现了中央集权国家。而此时的欧洲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
150年前，一位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索菲亚·顿尔玛（1832年至1899年）在对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中西部胡内多阿拉县的挖掘中，发现了一些类似苏美尔人的遗物，其中竞有楔形文字的黏土板！顿尔玛建了个展馆，并出版了一本书，证明匈牙利文与苏美尔文为同源语言。不过，这种猜想的根据不够充分，当时就有人认为她发现的古物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
就在顿尔玛的发现后不久，有人对此做出这样的解释：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黏土板不知通过什么方法，被人带到巴尔干山，埋在时代比它还早的考古层里。但是，我们很清楚，在新石器革命时代，就像著名的学者玛尼亚·吉姆布达斯（1921年至1997年）指出的那样，古欧洲并不比近东落后很多。
从欧洲克罗马农人分化出的单独人种，其遗骸就是今天也能判别出来。古欧洲的人种历史非常复杂混乱，这里仅提出一点就足以说明：北方地区的居民以浅色皮肤、淡黄色头发、蓝灰色眼睛为主，这是北欧人种；而南方居住的是大部分为黑发、扁桃核状的黑色眼裂的地中海人。其特征介于两者之间的，就是克罗马农人。
巴尔干半岛的地中海更接近文明发祥地。很早以来，爱琴海就与巴尔干山脉、小亚细亚以及它们之间的许多岛屿连在一起，就是乘最简陋的小船完成相互间的来往也不成问题。在爱琴海内，进行贸易和思想交流要比在其他地方都快得多。
在希腊的塞萨利（或称塞萨利亚，位于希腊中部），与人居住的岩洞接邻的小丘上，早在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就出现了砖瓦小木房构成的居民点。在塞斯克罗，每个居民点大约有3000名居民，形成了一个个小镇，丝毫不比柴奥尼亚逊色。在希腊中部的勒耳那大泽周围，至少在公元前5000年就住满了人。稍晚时候来到这里的希腊人将这个地方视为通往阴府的入口，传说是勒耳那大蛇出没的地方。从基克拉泽斯群岛上采掘的稀有黑曜岩，在地中海东部到处可见。公元前7000年，保加利亚的瓦尔纳就有人类定居，公元前4000年，其居民点就建起了两层结构的住房和寺庙，四周围着坚固的城墙，是一个开采盐的大中心点。此外，在瓦尔纳的一处古墓里，考古学家还发现了许多高级的黄金制品、黑曜岩、陶器和硅。
公元前4000年的前半期，防御坚固的土坯房遍布整个希腊境内，甚至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能见到。其实这里也存在楔形文字，类似晚些时代的所谓苏美尔文字。这种文字目前尚未被破译。
离巴尔干较远的地方，其发展就慢些。在欧洲西部莱茵河流域的荒野边区，还保存着食人的习俗。虽然如此，从第聂伯河到塞纳河的河畔上，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就分布着无数以农业或畜牧业为主的居民点，一个居民点大约有100人。他们用涂抹了黏土的树条筑成小屋。在南布格流域（乌克兰），出现了总面积达到400公顷的城市群，居民人口达到了2万！从技术工艺来看，在巴尔干、喀尔巴阡地区，冶金业、织造业和陶瓷业的发展情况与小亚细亚的两河流域不相上下，其中的冶金工艺甚至比两河流域还要先进。对已经完全开化的古欧洲来说，唯一欠缺的就是武器，军事技术完全是由别的民族在发展。
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欧洲东部的先进文化相继消亡，曾经创造过泰尔捷里文字的巴尔干居民点，以及南布格的超级大城市也逐渐消失了。基克拉泽斯群岛和希腊中心被一片废墟覆盖，大约在公元前18世纪，勒耳那大泽周围处于一片火海之中。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种：气候的变化或印欧民族的入侵。
当今世界印欧语十分流行，从意大利、西班牙到印度和孟加拉国，从德国、瑞典、英国到利托夫科和俄罗斯，都在使用它。这些国家的语言都是从它们共同的祖先语言那里演变而来的。在远古时代，一些部落之间完全没有血缘关系，却都在讲这种祖先语言。我们称这些部落的居民为印欧人，虽然在那个时代他们远没有迁居到印度或欧洲。那么，他们最初的居民点位于何处呢？众说纷纭，无一定论。不过，所有的争论都归结到这一点：他们是英勇善战的游牧民族、畜牧业专家，他们驾驶有轮子的车子迁移，骑在马背上作战，广泛应用战车——这是新石器时代最要命的武器。
印欧人从乌拉尔迁居到库班河和喀尔巴阡山，特别是迁居到没有防御的芬兰乌戈尔语系民族的北方。在公元前5000年末期，他们开始渗透到巴尔干山脉和小亚细亚。但是，他们大量出现在欧洲是在公元前2500年。权威的俄罗斯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维亚切斯拉夫·弗谢沃罗顿维奇·伊万洛夫在不久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言简意赅地阐明了他的观点：“他们是一群极端的种族灭绝的犯人，屠杀所有的人，妇女和儿童也不能幸免。”
到达欧洲后，印欧人一分为二：在北方，他们与浅发的北欧居民融为一体，强迫北欧人使用他们的语言，这种语言逐渐演变成巴尔提（克什米尔）语、斯拉夫语和德语；另外一支则沿着多瑙河的上流继续走到了欧洲西部的尽头，与地中海人和“纯”克罗马农人融合。在这些印欧人中，克尔特人的表现尤其突出，他们裸着刺有花纹的身体，疯狂喊叫或吹着号角，让敌人闻风丧胆。他们分布在俄罗斯至比雷埃斯（希腊）半岛，公元前1000年中期出现在爱尔兰。
外来民族的体貌特征与古欧洲的原住民差异不大，因此他们的遗传基因也没有明显的表现。北欧人依然是浅色毛发和浅色皮肤，南方人则呈现出黑色的头发。就文明程度（或蒙昧程度）而言，外来的征服者与中欧或北欧居民也没有什么明显不同。但是，在埃及世界，其文化程度的区别就十分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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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颂扬的特洛伊（土耳其语为“特鲁瓦”），为离达达尼尔（恰纳卡莱）海峡不远的爱琴海畔的古代居民建造。在土耳其，这个地方就像希沙立克山丘一样众所周知。这里被重重的历史沉积所覆盖。照片是特洛伊1号遗址，属于早期的西方安纳托利亚文明（位于土耳其），也就是属于小亚细亚西岸早期青铜器时代一次新石时代（指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
古代黑曜石的箭头。用黑曜石制作的武器，其边缘十分锐利。
古巴比伦时代的文字黏土板，记载了萨尔贡出生和登基的情况。现藏于巴黎罗孚宫。
图布姆一舒鲁帕克（美索不达米亚河下游）出土的刻有楔形文字的黏土板。
古埃及文书雕塑，在他的紧身裙上，手上是正打开一半的卷轴。
恰塔尔休于塔楼送葬仪式的绘制图。
根据推测修复的土耳其城堡的模型，在希沙立克山丘挖掘的基础上完成。
作为一个物种，现代人在4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在这4万年中，有3/4的时间他们过着如野兽一般的生活：发现猎物、捕捉猎物，然后杀死它们。直到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2100年，不断累积的经验和有利的条件才促使一些现代人群体开始修建住宅，从事有利于生活的生产活动，结束了不停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游荡的生活。就这样，他们朝文明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实现了考古学家果尔顿·恰依尔德所说的新石器时代革命。
这样的革命不像十月革命那样一天就完成了，也不像工业革命花费了50年的时间，它持续了好几千年之久。在这个过程中，始终笼罩着浓浓的迷雾——至少以历史学的眼光来看是这样的。可以肯定，在这一时期，石头、木头和骨头制作的工具已经被广泛使用。一批无名的、没有高学历的原始工程师制造了扁斧、凿和弓箭，掌握了制陶技术；他们懂得挖空树干制作独木舟，甚至还创造了织机。但对整个历史的文明进程而言，这仍然显得微不足道。
我们知道的有关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主要史料均来自考古学，而考古学家只能发现“实物”，发现不了其中的“实质”。英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罗伯特·莫蒂默·惠勒爵士（1890-1976）十分中肯地指出，考古学家可以找到一个“大圆木桶”，却发现不了曾住在里头的第欧根尼。（译者注：第欧根尼是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苦行主义身体力行者，居住在一只木桶内。此句有“物是人非”之意。）在通往文明的道路上，有一段非常漫长的历程是我们不知道的，它不仅“历史身份（个性）”不可知（它的个性必然存在，不过在这段时期最好称为“史前个性”），而且其中的某些民族我们也难以了解到。我们知道的仅仅是被称为考古文化的、由不明的人建造的村落遗址。随着村落的出现，人群开始了定居和发展（这一过程有的地方经历了几十年，有的经历了几千年）。之后，这些村落消失了，考古学家至今没有弄清其消亡的原因。我们只知道，经过非常漫长的时间，在穿越新石器时代革命的谜团之后，历史上才出现了最为古老的国家的雏形。
这一过渡阶段发生在地中海东部沿岸。为什么不是发生在美洲或澳大利亚呢？可能的原因是，早在4万年前，可驯化的大型动物已经在澳大利亚消失，而在美洲的消失时间为大约1.2万年前。有人推测，对农田灌溉而言，多林的密西西比河和亚马孙河不及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方便，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居民要么极少修筑水渠，要么压根儿不想从事这类艰苦而烦琐的劳动；于是，他们将这些动物全部吃光，阻断了自己通往未来文明的道路。
新石器时代革命，始于智人长久生活的地方——巴勒斯坦与土耳其东南部之间的土地。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呢？我们尚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这些地方的居民经历了比从金字塔到埃菲尔铁塔这段时间还要长久的时间，种植野菜，圈养牛羊，想必也有经商活动。
1万年前，在柴奥尼亚（靠近现在土耳其的迪亚巴克尔省）出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化居住区：其西部建起了外表并不美观的住房，以及摞满了制作石头工具时产生的废料的街道；东部设有一个长方形的大广场，由许多加工精细的整块石头围着；从北起到广场，三座用削平的大石头砌成的楼房相互连接。这些楼房里储存着数量惊人的贵重物品，显然是从别处运来的，有精致的矿物水晶、石雕、贝壳、高质量的工具。还有几堆人的骸骨，打磨过的石板和排水沟上面还粘着结块的血迹，经检测，确定为人的血迹。这些情景充分说明有权势的祭司掌控着公共财富，并且以人作为祭品。
后来，在柴奥尼亚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这些溅着血的可怕房子因着火而倒塌，操场周围的石柱被推倒或砸成块，操场本身也成为垃圾场。后来，在居民点西部建起了新的小屋，其设施更为完善——可能在此期间就存在史前有计划的社会行为。在这里，看不出任何阶级差别的痕迹。
问题不难解释，公元前8000年，在柴奥尼亚发生了一起附加在新石器时代革命上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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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是指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明发展阶段。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有三个基本特征：①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②发明了陶器；③出现了原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
西亚、北非和欧洲的新石器时代发展较早，考古研究也较深入。这里是农业起源的地区，以后又最早出现了金属器具，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西亚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是利凡特（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和扎格罗斯山山前地区，即所谓农业起源的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区为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多雨潮湿，夏季炎热干燥，有适于栽培的野生谷物和易于驯养的动物。从旧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这里的文化发展已有相当的基础，因而成为最早出现农业和养畜业的地区。
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8000年，这里便进入了原始新石器时期，有了农业和养畜业的萌芽；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先后进入前陶新石器或无陶新石器时期，已种植小麦、大麦、扁豆和豌豆等，开始饲养绵羊和山羊，有的遗址还有猪骨。这个时期的典型遗址耶利哥遗址，已出现用土坯砌筑的半地穴式房屋，村外有石砌围墙和壕沟，墙内有石砌的瞭望塔。这是世界上同类建筑中最早的。
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西亚各地先后进入有陶新石器或发达的新石器时期。这时农业已有进一步的发展，有的地方已有灌溉农业。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这里的一些遗址有了铜器（个别遗址中发掘出了用冷锻法制造的铜扣针等，可早到公元前7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小亚细亚曲折的文明进程
文明会传染。一个地方产生了文明，就会渗透到周边的地区。他们周边的人首先会因为他们的模样、举止、不寻常的东西而感到诧异，然后便开始学习他们的举止、打扮，使用他们的东西，甚至自己也开始制造这些东西。他们可以就此停下脚步，也可以继续前行。
我们知道，借鉴别人的经验更为重要，尤其是在向更高的阶段前进时。然而，由于当时的村落是散落各地的，而且不论是马还是驴都还未被驯化，因此能碰上外人的机会是很少的。如今我们一天之内见到的新鲜事物，可能要比新石器时代的人一辈子见到的还要多。因此，文明的传播时间是十分漫长的。
再说，历史的进程不像登台阶，虽然很慢但总在向上。准确地说，它的进程是个曲折的迷宫，而且里面隐藏着无数密室和死胡同，要辨认哪里是正确的道路是非常困难的。
公元前7300年至公元前6100年，大约在离柴奥尼亚西部700千米处，土耳其城市科尼亚内的加泰土丘上，出现了当时的一座大城市，遗留下来的废墟面积为13公顷。在不同的时期里，这里常年居住着5000人至10000人。居民区就像巨大的蜂巢，呈阶梯式竖在山丘上，住房一间挨着一间，屋顶上开着洞口，取代了门；屋顶密密地合拢在一起，起到了街道和操场的作用。食物和水从河的上游流入，建筑材料则沿着台阶和屋顶从下方往上拖。
死人通常被埋在房屋的地下。通过对保存完好的骸骨的检测，考古学家可以判断出死者的年龄、死亡原因、性别和饮食特点等。通过检测，考古学家的面前浮现出一幅幅几千年前的悲惨情景：一个被牛弄伤的猎人因坏疽和骨疡而死；一位少女腿部骨折，死时17岁；一位母亲和她12岁的儿子被倒塌的屋顶活活砸死……
统一的建筑结构、殡葬礼仪、家具、器具和衣着——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这里不曾有过贫富的差距。在加泰土丘，儿童的死亡率较低，居民的平均寿命是同时代其他大部分地区的3倍。在这里，没有任何战争杀人行为和故意致残人的现象，男人和女人从事一样的工作，一起狩猎，一同带孩子。显然，这些都与自由经济理论相抵触。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加泰土丘的居民制造出与原始社会相适应的产品，他们用黑曜岩磨出的镜子比几千年之后的罗马奴隶用金属制造的镜子还要光亮。
虽然我们对这一地区其他居民点的情况知之甚少，但是同样没有发现严格的等级。不过，我们很难称它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要知道，这里所说的，不是游荡的、穿着兽皮衣服对付猛犸的狩猎情景，而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文明社会的萌芽。因此，我们可以在柴奥尼亚和加泰土丘看到合乎规律的社会发展形态。
我们很难对古代小亚细亚发生的事做出评判。毫无疑问，居民点曾在这里出现，但是，柴奥尼亚和加泰土丘的城郭在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消失了。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将这一史实视为进步：虽然平等的社会关系因为普遍的贵族统治而改变，但在公元前三四千年，技术的发展使得铜器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使用。于是，这里的居民开始相互争斗：他们在居住点周围筑起厚厚的围墙，内装许多武器（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火烧的痕迹）。在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晚些时候出现了更大的居住点。公元前4000年，这里出现了大的宫殿；公元前3000年则出现了著名的特洛伊城，位于恰纳卡莱南部，北临达达尼尔海峡。
两河流域的文明概貌
在柴奥尼亚的东南方，流淌着近似平行的两大河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后来，希腊人称这块土地为美索不达米亚一两河流域。
在公元前7000年，苏巴列亚部落的居民就从扎格罗斯山区——伊朗高原西南部——的褶皱山脉下来了。经考古学家确认，位于两河流域南部奥贝德小丘上的一些雄伟的寺庙，是他们在2000年之后才修建的。在头戴尖顶盔、脸罩穿山甲模样的面具的祭司领导下，奥贝德的苏巴列亚人最早利用底格里斯河泛滥形成的池水，在两河流域松软的土地上挖掘灌溉渠，引水灌溉农田。他们很早就掌握了铜的熔化技术，虽然晚于柴奥尼亚。他们制造出了已知最古老的盔甲，还配有皮革肩带，上面缝着铜号牌。根据出土的盔甲和居民点周围的城墙判断，当时这里的生活已经不再安逸了。
再晚一些，奥贝德里斯式的居民点遍布了小亚细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公元前6000年后期，在两河流域下游的沼泽地，奥贝德人与苏美尔人见面了。尽管有关苏美尔人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但还是比奥贝德人多一些，毕竟当时的苏美尔人已经创造并使用文字了。
从巴尔干山到埃及，最先开始的新石器时代革命源于各种形状——圆柱体、立方体、圆筒棱锥——的黏土制品的普遍使用。因为有了这些，他们可以对牛羊、装谷物的容器数量进行计算。这些放置在黏土封套内的黏土制品，简直就是无文字时代的信件。苏美尔人确实在这方面立下了丰功伟绩——他们想到利用楔形记号代替复杂图案刻在黏土上。
然而，当时的楔形文字仅仅用在日常生活管理方面，因此，最初的苏美尔历史我们仍然一无所知。我们仅仅知道，曾经定居两河流域下游的他们开始建造新的居民点，并且将以前的居民点占为己有，取代了早先北方的主人。
在新石器时代，叙利亚草原上游荡着说闪族语的部落（在阿拉伯国家以及埃塞俄比亚和从它脱离出来的厄立特里亚，至今还有人说这种语言）。当草原枯萎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开始往东南方移动，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而下，迁居到两河流域。公元前3000年中期，两河流域的居民说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苏美尔语和东闪族语，但是用最古老文字书写的只有苏美尔语。
在这段时期，苏美尔人和闪族人接触较多，但是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冲突：因为地广人稀，空闲的土地为大家共有。随着居民点的逐渐增多，居民们顺着河流修筑了无数个各自独立的灌溉系统，系统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个政治联合体。希腊语中将其称为“Hom（行省）”，已具备早期国家的特征。 这段时期，以氏族聚居为主要形式形成了许多居民区。在这些居民区内，群体成员整个这段时期都在修建、清理和维护灌溉渠。如此大规模的、复杂而艰巨的共同劳动，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存在，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像过去那样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要么强迫自己去从事高强度的强制性劳动。
两河流域的居民就像《圣经》里的以扫（以撒和利百加所生的长子，为暂时的温饱而出卖名分），舍弃自由来换取温饱。这可不是短时间的事，而是长达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不同的行省都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选择，最后就出现了我们平时经常能碰到的局面：有利于群体的倡导，难免遭到固执己见、不愿顺从大众的少数人的强烈反抗。这种局面催生了我们称之为国家的社会体制，处在权力顶端的便是祭司。
古人需要祭司并非出于拯救自己灵魂（很晚他们才想到这点——这是深层次的微妙的事）的目的，而是为了祈求神灵在具体事项中给予帮助。在当时，他们对神灵的要求仅仅是希望在捕猎和捕鱼中能有好的收获。祭司的威望也不是建立在物质层面，在涉及兴修灌溉系统、丰收和群体之间的交易时，祭司便按照谚语所说的“依靠上帝，别自作主张”，承担起了相应的解答责任。
他们在公共寺庙里积累了大量的物品，以应对战争或灾年，同时也是为了与其他社团进行交换、维持寺庙工作人员的生活、举办祭礼仪式。重要的祭司负责管理这些物品，在苏美尔社会里，这些祭司被称为“爱恩”（意为“先生”或“头头”）或“恩西”（“主要建设者”）。农夫和手工艺者要向寺庙进贡自己的产品，来换取土地、劳动工具和产品的配给。
两河流域的行省不能算是奴隶制国家。当然，在这些行省内确实合法存在着奴隶——就像直到20世纪都还有地方存在着奴隶一样。在那里，雇佣劳动同样存在，但是不能与资本主义等同。普通的村社社员半自愿半强迫的劳动是社团基本的生产力量。你不能将他们视为奴隶，因为他们并不为个别的地主劳动，而是为国家劳动。卡尔·马克思用了一个术语来表示这种经济方式——落后的生产方式。
至于政治结构，行省并无任何现代君主制的色彩，也没有任何民主国家的特点，这让我们联想到古埃拉多斯（古希腊人对其国家的自称）。在古埃拉多斯，国家和司法的职责由全体市民轮流或抓阄执行，这种制度被视为民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行省最接近于现代西方的民主，这些国家的总统或内阁首相拥有很大的权力，与各种政党、大公司财团、公选制和独立法院等强大势力并存。在行省里，主要的祭司平时负责指挥工作，而当行省与行省之间出现争夺财富的矛盾时，还是得由军事首领卢伽尔（苏美尔语意为“大人物”、“指挥官”）出面调停。但是，军事首领的人选不是继承的，而是选举产生的。“爱恩”、“恩西”和卢伽尔无权废除氏族元老的权力，氏族元老似乎拥有超脱的地位。人民大会依然存在，但它只在危急关头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通常，召开人民大会只是个提供免费宴席的借口，只是领导者——对他们的决议能获得“全体人民的赞同”而感到高兴的领导者——摆设的皆大欢喜的筵席。
但是在战争中，各行省的首领就出现了，这时他们的行省长官掌握了像皇帝一样的实权。公元前2336年至公元前2311年，两河流域下游一个叫鲁加扎加西（意“杰出指挥官”）的人，以某种形式在乌姆和乌鲁克同时成了“恩西”和卢伽尔。他征服了邻近的行省，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国家。不过，推翻鲁加扎加西统治的闪族城邦、阿卡德的萨尔贡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帝国（也许没有人认为它可以等同于埃及的法老王国）。在历史上，萨尔贡第一次建立起常设军队、官僚机构和包含各行省经济在内的国家统一经济。萨尔贡后裔的权势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致整个两河流域的中部地区被称为阿卡德，当地的闪语变种也被称为阿卡德语。
会师尼罗河
在萨尔贡建立他的政权之前，随着长期稳定的发展，一些政体已经在尼罗河谷出现了。
地面冰川的融化导致地中海的水位明显上涨，尼罗河的入海口处形成了巨大的三角形低洼，朝向大海的宽广低地上布满了尼罗河大大小小的支流。后来，希腊人称这一地区为德尔塔（希腊字母△，其形为三角形）。尼罗河年年泛滥，肥沃的淤泥铺满了两岸。于是，来自枯萎草原的游牧居民逐渐往德尔塔地区聚集：西方是撒哈拉居民，东方是从事畜牧业的闪族巴列斯基部落。
公元前8000年，在尼罗河的中、上游，就已经有了深肤色的非洲人建立的固定居民点，他们是东非撒尼恩斯人最早的直系祖先。他们利用树条、黏土和草席搭建住房，墓穴里不仅保存着亲人的骸骨，还有牛、羊、猪以及与胡狼少有区别的狗的骸骨。他们首先驯化了猫，用以抓老鼠保护谷物。在公元前5000年，这一地区的居民已经能够制造黏土器皿，熔化从遥远的西奈半岛运来的铜，并且建起了灌溉渠系统。公元前4000年，他们利用尼罗河水，以基本灌溉系统为基础形成了大约40个拥有城市中心和当地神庙的行省，之后各行省逐渐融合成两大帝国：一个在北方，在德尔塔，首都为别尔·乌阿召特（希腊语为布顿）；另一个在南方，首都为涅赫（约拉科波尔）。在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首领维尔赫涅果·耶基伯达统一了所有尼罗河河谷的行省，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
在这个年代，埃及的象形文字还处在发育阶段。通过生活于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祭司马涅托（也有人认为他是埃及最为古老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和之后判读出来的文字以及考古挖掘，我们都没能获取任何具体的有关行省联合起来的记录，只能靠想象和推断。
根据人类世界的知识和历史类比，我们推测：联合体出现前曾发生过一连串的、漫长的战争，相互倾轧和王朝联姻，后来，其中最老谋深算、最残忍的统治者占据了上风。
真实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一无所知，似乎永远是个谜。根据祭司马涅托的记载，第一位统一埃及的法老（法老为希腊语，源于古埃及“别尔奥”，意为“大住宅”，也有皇宫之意）叫米涅斯。他在上下埃及的结合处建都，被埃及人称为米涅弗尔、西库-伯达或伊布-赫茨，而希腊人称之为米姆菲斯。根据马涅托的记载，米涅斯参加了多次战争，死在一次企图捕获河马的狩猎中。 埃及经济是当地埃及人建立起来的，也是他们（不是奴隶，肯定也不是外星人）修建起复杂的灌溉系统和雄伟的金字塔。这个时期的埃及人还掌握了不同岩石的选择和加工方式，他们加工的石头器皿，有的竟能壁薄如纸！虽然在车轮和陶器的制作上古埃及人比苏美尔人要晚许多，但是埃及法老能够调动起千千万万的民众，为自己修建宫殿、寺庙和金字塔，尤其是金字塔，当时动用了10万人，工期长达二三十年，并且让臣民信服法老的伟大。这一点，当时又有哪个民族和国家能做到呢？
在如此强大的统治者的统治下，一代一代的埃及人几乎已经习惯将他们的统治者视为神，并且自认为是优越的人民。虽然如此，埃及依然不断地发生人民起义，依然陷入长期的混乱。在考古发掘中，研究人员发现了用各行省地方语言记载的信奉地方神的文件，以及在急剧动荡的时期，他们的领导人为了争取霸主地位而争权夺利的记载。
古代欧洲的崛起
在最先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土耳其东南部，公元前3000年就出现了中央集权国家。而此时的欧洲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
150年前，一位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索菲亚·顿尔玛（1832年至1899年）在对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中西部胡内多阿拉县的挖掘中，发现了一些类似苏美尔人的遗物，其中竞有楔形文字的黏土板！顿尔玛建了个展馆，并出版了一本书，证明匈牙利文与苏美尔文为同源语言。不过，这种猜想的根据不够充分，当时就有人认为她发现的古物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
就在顿尔玛的发现后不久，有人对此做出这样的解释：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黏土板不知通过什么方法，被人带到巴尔干山，埋在时代比它还早的考古层里。但是，我们很清楚，在新石器革命时代，就像著名的学者玛尼亚·吉姆布达斯（1921年至1997年）指出的那样，古欧洲并不比近东落后很多。
从欧洲克罗马农人分化出的单独人种，其遗骸就是今天也能判别出来。古欧洲的人种历史非常复杂混乱，这里仅提出一点就足以说明：北方地区的居民以浅色皮肤、淡黄色头发、蓝灰色眼睛为主，这是北欧人种；而南方居住的是大部分为黑发、扁桃核状的黑色眼裂的地中海人。其特征介于两者之间的，就是克罗马农人。
巴尔干半岛的地中海更接近文明发祥地。很早以来，爱琴海就与巴尔干山脉、小亚细亚以及它们之间的许多岛屿连在一起，就是乘最简陋的小船完成相互间的来往也不成问题。在爱琴海内，进行贸易和思想交流要比在其他地方都快得多。
在希腊的塞萨利（或称塞萨利亚，位于希腊中部），与人居住的岩洞接邻的小丘上，早在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就出现了砖瓦小木房构成的居民点。在塞斯克罗，每个居民点大约有3000名居民，形成了一个个小镇，丝毫不比柴奥尼亚逊色。在希腊中部的勒耳那大泽周围，至少在公元前5000年就住满了人。稍晚时候来到这里的希腊人将这个地方视为通往阴府的入口，传说是勒耳那大蛇出没的地方。从基克拉泽斯群岛上采掘的稀有黑曜岩，在地中海东部到处可见。公元前7000年，保加利亚的瓦尔纳就有人类定居，公元前4000年，其居民点就建起了两层结构的住房和寺庙，四周围着坚固的城墙，是一个开采盐的大中心点。此外，在瓦尔纳的一处古墓里，考古学家还发现了许多高级的黄金制品、黑曜岩、陶器和硅。
公元前4000年的前半期，防御坚固的土坯房遍布整个希腊境内，甚至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能见到。其实这里也存在楔形文字，类似晚些时代的所谓苏美尔文字。这种文字目前尚未被破译。
离巴尔干较远的地方，其发展就慢些。在欧洲西部莱茵河流域的荒野边区，还保存着食人的习俗。虽然如此，从第聂伯河到塞纳河的河畔上，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就分布着无数以农业或畜牧业为主的居民点，一个居民点大约有100人。他们用涂抹了黏土的树条筑成小屋。在南布格流域（乌克兰），出现了总面积达到400公顷的城市群，居民人口达到了2万！从技术工艺来看，在巴尔干、喀尔巴阡地区，冶金业、织造业和陶瓷业的发展情况与小亚细亚的两河流域不相上下，其中的冶金工艺甚至比两河流域还要先进。对已经完全开化的古欧洲来说，唯一欠缺的就是武器，军事技术完全是由别的民族在发展。
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欧洲东部的先进文化相继消亡，曾经创造过泰尔捷里文字的巴尔干居民点，以及南布格的超级大城市也逐渐消失了。基克拉泽斯群岛和希腊中心被一片废墟覆盖，大约在公元前18世纪，勒耳那大泽周围处于一片火海之中。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种：气候的变化或印欧民族的入侵。
当今世界印欧语十分流行，从意大利、西班牙到印度和孟加拉国，从德国、瑞典、英国到利托夫科和俄罗斯，都在使用它。这些国家的语言都是从它们共同的祖先语言那里演变而来的。在远古时代，一些部落之间完全没有血缘关系，却都在讲这种祖先语言。我们称这些部落的居民为印欧人，虽然在那个时代他们远没有迁居到印度或欧洲。那么，他们最初的居民点位于何处呢？众说纷纭，无一定论。不过，所有的争论都归结到这一点：他们是英勇善战的游牧民族、畜牧业专家，他们驾驶有轮子的车子迁移，骑在马背上作战，广泛应用战车——这是新石器时代最要命的武器。
印欧人从乌拉尔迁居到库班河和喀尔巴阡山，特别是迁居到没有防御的芬兰乌戈尔语系民族的北方。在公元前5000年末期，他们开始渗透到巴尔干山脉和小亚细亚。但是，他们大量出现在欧洲是在公元前2500年。权威的俄罗斯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维亚切斯拉夫·弗谢沃罗顿维奇·伊万洛夫在不久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言简意赅地阐明了他的观点：“他们是一群极端的种族灭绝的犯人，屠杀所有的人，妇女和儿童也不能幸免。”
到达欧洲后，印欧人一分为二：在北方，他们与浅发的北欧居民融为一体，强迫北欧人使用他们的语言，这种语言逐渐演变成巴尔提（克什米尔）语、斯拉夫语和德语；另外一支则沿着多瑙河的上流继续走到了欧洲西部的尽头，与地中海人和“纯”克罗马农人融合。在这些印欧人中，克尔特人的表现尤其突出，他们裸着刺有花纹的身体，疯狂喊叫或吹着号角，让敌人闻风丧胆。他们分布在俄罗斯至比雷埃斯（希腊）半岛，公元前1000年中期出现在爱尔兰。
外来民族的体貌特征与古欧洲的原住民差异不大，因此他们的遗传基因也没有明显的表现。北欧人依然是浅色毛发和浅色皮肤，南方人则呈现出黑色的头发。就文明程度（或蒙昧程度）而言，外来的征服者与中欧或北欧居民也没有什么明显不同。但是，在埃及世界，其文化程度的区别就十分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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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颂扬的特洛伊（土耳其语为“特鲁瓦”），为离达达尼尔（恰纳卡莱）海峡不远的爱琴海畔的古代居民建造。在土耳其，这个地方就像希沙立克山丘一样众所周知。这里被重重的历史沉积所覆盖。照片是特洛伊1号遗址，属于早期的西方安纳托利亚文明（位于土耳其），也就是属于小亚细亚西岸早期青铜器时代一次新石时代（指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
古代黑曜石的箭头。用黑曜石制作的武器，其边缘十分锐利。
古巴比伦时代的文字黏土板，记载了萨尔贡出生和登基的情况。现藏于巴黎罗孚宫。
图布姆一舒鲁帕克（美索不达米亚河下游）出土的刻有楔形文字的黏土板。
古埃及文书雕塑，在他的紧身裙上，手上是正打开一半的卷轴。
恰塔尔休于塔楼送葬仪式的绘制图。
根据推测修复的土耳其城堡的模型，在希沙立克山丘挖掘的基础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