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国家的炮舰猛攻以及逼迫下，晚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中国不得不大开门户;条约中要求的赔款都被清政府转移到对百姓加收的繁重赋税上;随着欧洲列强向中国倾销产品以及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中国逐渐被卷入世界市场，中国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经济结构遭到破坏，人口大量过剩。经济调敝，社会动荡，人民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处流浪寻求出路;而与此同时，贫苦劳动人民去海外谋生的禁令被冲破了，大量中国移民飘洋过海，另谋生路。
　　19世纪初，英国率先发起废奴行动。由于英国的压力，西班牙殖民者从非洲贩运黑人奴隶遇到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弥补黑人劳动力的空缺，西班牙人接受英国的建议，开始从亚洲移民。由于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华工在种植园的优异表现，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岛上的种植园主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中国。
　　据统计从1840-1895年每名华工的身价高达400元，而成本不过110-140元。巨额利润驱使外国船主和商人蜂拥前往中国招工，外商往往雇用华人掮客代为招工。在重利面前，这些掮客为凑足招工数目，不惜采用非正常手段进行“招工”，即绑架或者拐骗的手段。华工等自中国拐往古巴的十居八九，并非自愿。华工实质上是西方殖民者从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掠卖人口行动的受害者，而西方殖民者则从他们称之“苦力贸易”的人口掠卖行动中牟取暴利。
　　从1847年西班牙女王颁布了把古巴招募华工作为基本国策的诏书，到1874年由于中拉人民的共同斗争，以及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在拉美盛行了近30年的“苦力贸易”被制止为止，根据所查资料显示，这27年间约有143040名契约华工运往古巴，实际到达古巴126008人。
　　从中国华南运送华工到拉美各国，一般需要4至5个月的海上航行，而到古巴则需要四个月到半年时间。西方各国的航运商为了攫取暴利，草营人命，拼命超载，苦力船上的饮水、伙食和卫生条件极差，华工忍饥挨饿，口千舌燥，疾病流行;船主还肆意虐待华工，因此华工在苦力船上所受的折磨比黑人在运奴船上所受的苦难还要大得多，运往拉丁美洲的华工在贩运途中的死亡率是骇人听闻的。此外，还发生过一些整个船只被烧毁或沉没的悲惨事件，船上载运的华工几乎是全部覆亡。1859年10月由澳门驶往古巴的“弗洛拉·坦普尔”号（Flora Temple）船，载华工850人，中途遇风暴并触礁，船长和水手乘小艇逃跑，使全船华工遇难。人们将西方国家用来运载华工的苦力船称为“浮动地狱”也是十分符合的。
　　华工运到拉美各地后，就被运往“卖人行”，像过去的非洲黑人奴隶那样进行公开拍卖给大庄园主、种植园主和矿主作苦力。据《古巴华工事务各节》所载古巴华工口述的证词，一到哈瓦那就强迫洗身剪辫，三五洋人骑马执鞭赶押华工上行贩卖。发卖时，排列上中下三等，“脱去周身衣服，看有力与无力，如买牛马无异，中国人来此不独受苦，兼之受辱”。一般每名华工与雇主各立一份契约即雇工合同，载明工作期限（一般为5至8年）和工资额。中国契约劳工的工资每人每月只有八杜罗，仅比奴隶略有差别。劳工契约只以编号区分，有中文和西班牙文两种文本，中国劳工持有一份附件。另外，契约华工还持有一个身份证，注明他在古巴居留期间由一个主人负责，契约满期时必须依附另一个主人，若不愿意，便在期满时被送到市政仓库，上船回中国，但是从来没让他们上过船。他们到了市政仓库后，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公共服务部门干活，得到好处的还是招工人员。如果他们对积欠工资或以罚款等借口扣压工资感到不满，他们也将无法回国或解除契约。
　　据估计，古巴华工的劳动寿命只有5年。到1880年，古巴的12万多名华工只剩下4万多人，而这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现时折手、坏脚、瞎目、烂头、落牙、缺耳、皮开肉裂指请验伤者已复不少”，“商埠中瞽目残疾华人丐食者甚众”。安东尼·奥巴尔维尔德博士提供的统计有力表明，1899年，几乎所有在恐怖制度下幸存下来的华工都沦为大城市里的乞丐，只有少数例外发财。成千来到古巴的华工，只有很少人能够返回中国。
　　来到古巴的中国人原本就有自己固有的文明，带有自己的文化素质，所以像西班牙移民一样对古巴的环境感到失望;这种情绪远远超过非洲人，并且华人在本土时并不像非洲海岸的人那样已经了解奴隶制度，他们很多人是通过欺骗手段被骗到古巴，以为只是出海做雇工找寻出路，没有想到是被骗来作奴隶，忍受不了歧视和隔离，所以比起黑人奴隶他们更富于反抗性。
　　早在中国人被运往拉美时，在苦力贩运船上就多次出现华工暴动事件;在运抵目的地被卖到种植园和矿山之后，华工也从未停止过反抗斗争;在古巴的蔗糖种植园，忍无可忍的华工拿起砍刀杀死残暴的管工和工头的事，几乎是到处都有发生。可见华工对待资本主义的压迫并非是逆来顺受，而是敢于反抗。
　　在争取古巴独立的战役中，涌现出了很多华人英雄人物，如那被敌人俘虏、临死不屈、高呼“自由古巴！”的胡安;那坚守阵地、在弹尽援绝时一人与数十个敌人拼杀的皮奥少尉;那对友和善而对敌勇猛、被誉为“半羊半狮”的安东尼奥;参加过两次独立战争，曾五次负伤，屡立战功，被提升为上尉，逝世后被追授上校军衔，被公认为是有资格当选为古巴总统的候选人之一的胡德（广东开平人）。他们的壮烈行为和优秀品质都得到了古巴爱国者和起义领导人的高度赞扬。
　　为了缅怀华侨在古巴独立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在哈瓦那市区树立了一个华人记功碑。纪念碑正面刻着“旅古华侨协助古巴独立记功碑”13个大字。碑的背面底座上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用西班牙文刻着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的战友盖萨达将军的名言：“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叛徒”。
　　华人参加古巴反对殖民统治的解放战争，不仅仅只是对古巴争取独立的支持，更是为了自身争取自由摆脱奴隶劳役。古巴第一阶段的独立战争以1878年签订的《桑洪条约》为标志，虽以妥协而告终，但该条约规定“给予目前在起义军队伍中的奴隶和亚洲移民以自由”，即要求在古巴废除奴隶制。这也意味着“苦力贸易”在古巴开始结束。1886年，古巴宣布完全废除奴隶制。
　　当翻看19世纪华人移民古巴的这段历史时，对于当时华人在古巴的遭遇我唏嘘不已。当中国从一个东方强国变成列强争相欺压的对象，中国的门户被迫打开，人们争相外出找寻生路时，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强大的国家对于人民的重要性。十多万契约华工被骗往古巴，同古巴其他劳动人民一起共同进行农、矿业开发和交通建设，用辛勤勞动的汗水浇灌古巴的热带种植园，对当时古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段贡献的背后是多少古巴华人的血与泪，可以说当时古巴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华工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