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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当个妈妈简直是“撇脱惨了”(成都方言：很简单方便)，只需一门心思算计到钱包里的票儿，从全家人的吃穿用到家庭的布置美化，只要是需要，看中了就直接摸包包买。虽说这是工业化带来的进步，但请不要忘记我们的妈妈和她们的妈妈们那世代传习的艺术——女红。
女子手工 妇女贤淑的标签
何为“女红”？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丰部》的解释是：“红，假借为功，实为工。”“女红”一词，最早见于《汉书•景帝纪》：“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说白点，只要是纺织、编织、缝纫、刺绣、拼布、贴布绣、剪花、浆染等，举凡妇女以手工制作出的东西，就称为“女红”。
远了不说，就说30年前，一般家庭里的母亲基本上都是心灵手巧的主儿：娃儿的衣服可以自己裁剪缝制，全家人鞋子里的鞋垫自己打，老大的衣服裤子改一下染个颜色给老二穿，把大人穿过的毛衣拆了再给娃儿打成毛衣毛裤过冬，用钩钩针钩个花样盖在五抽柜上，年三十前剪个剪纸贴在玻璃上，在衣服破洞上绣朵花就哄得女儿笑哈哈……就连居委会开会或是看个“坝坝电影”，女人们手上都不得空，不是打毛线就是戳钩钩针，会开完了或是电影散场了，手上的活路也就又“长”长了一大截。女人的这些手艺除了从小跟自己母亲学习以外，也会与身边要好的姐妹们切磋交流，一有空便飞针走线拉开了架势，难怪老成都儿歌里这样唱道：“正月是新年，花线买五钱，绣个花荷包，绣个鲜铜钱。二月是春分，荷包绣个笋。三月是清明，荷包绣麒麟。四月八，荷包绣满插。五月是端阳，荷包绣鸳鸯……”天长日久，这些手工活路也就变成了世代相传的女性专属手艺。就连媒婆们给人家说亲，也绝少不了对未过门姑娘的“女红”手艺来一番绘声绘色的表扬，以证明绝对“贤淑能干”。
女子教育缝纫刺绣进课堂
尽管孔夫子很早就把女子教育列入“治民之本”，但历代统治者依然轻视女性教育，无论是官学和私塾都不招收女性，所以中国的女性也只能关在家中打理家务，相夫教子，再不然就是在家纺纱织布，缝补浆洗，绣花剪纸。直到1898年，经元善在上海开办中国第一所私立女校——“经正女学”后,中国的女性们才开始有了正儿八经上学读书的机会。但是，当时的女校除了教一些识文断字、加减乘除外，大多还要开设与“女红”有直接关系的课程。
1907年，时任四川省劝业道道台的周善培在成都少城实业街创办“四川省立女子蚕桑传习所”，首次就招收了20多名青年女子，主要学习采桑养蚕。此后，又增加了刺绣课程。1913年，成都又办起了女子实业学校，学生除了学习裁剪、缝制衣服的各种针法外，还要学习应用化学（其实就是教女人们用化学染料染布）。此后，又有学生社会贤达人士开办了各种各样以培养女性生活技能为目的的“女红社”。1919年，成都一位叫羊仙辅的妇女在交通路47号院开办了名为“曙光”的女红社，招收12岁以上至30岁以下的妇女，免费传授“中西缝纫、刺绣”，学期两年。除了这些专门教习“女红”的职业学校外，当时成都的女子小学、女子中学和女子师范，也都开设有“女红”课程。
为了培养女娃儿们的学习兴趣，民国时期的青羊宫劝业会（后来的青羊宫花会）上，政府都要组织各个女校的学生参赛，一时间，劝业会上女娃儿们制作的绣花手绢和围腰、手扎的纸花绢花、各种图案的鞋垫枕套、彩色丝线编织的发网头绳、绒线球头饰、绢画的各种团扇……把人的眼睛都看花了。最后，还要根据制作工艺、用料、图案、色彩和实用性等几方面，评出甲、乙、丙、丁等奖次，由政府官员签发奖状。1924年，成都第四次劝业会上，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生送展的各种刺绣和手工绢花，就获得了杨森代表省长公署签发的甲等、乙等奖奖状。
女子实业 开办容易经营难
虽说近代中国已经渐显开放之势，但要想完全摆脱几千年封建传统的桎梏，让女性真正进入社会经济领域，那还是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1929年，几位基督教会的妇女在成都东丁字街开设了家“新业女红服装”，招聘了十几位会“踩”缝纫机的女工和裁缝，专门定做各种男女服装和制服。哪晓得开张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接到稍微大点的生意，反而不断受到社会上一些地痞流氓的骚扰。就连羊仙辅开办的“曙光”女红社也是三天两头就有“滥眼”（成都方言：流氓）上门捣乱，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过去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有很多行业认为女人“不干净”，是“祸水”，要挡自己的财路，所以排斥女性进入自己的生意圈。比如清代成都的裁缝业就有一条行规：裁缝铺门面不准请女佣、女工；女人即使会裁剪缝制衣服，也不准对外接生意。换句话说，你女人的手工活路再好，也只能给自己屋头的人缝制衣服。所以，以往知名服装店的大裁缝都是男性。不要说裁缝行当，就连成都出名的蜀锦蜀绣绸缎庄，过去都不让女人“挨边”（成都方言：靠近），原因同样是觉得女人会“弄脏”绸缎。就算你刺绣手艺再高，也只能在家里绣点小玩意儿自己用。真是荒唐透顶！正因为如此，面对女人们开办实业谋求自立的举动，那些把持行业的男人们坐不住了，只能使出暗中指使“混混”们上门捣乱这些下作的小伎俩。
面对冷清的生意和流氓不断上门骚扰的局面，勇敢的成都女人们也没有“虚火”（成都方言：害怕）。女子师范、曙光女红社、新业女红服装等纷纷向政府呈文投诉，要求政府保护女子实业。接到投诉的政府当局，最终也只是发发布告，喊几句“严禁骚扰”、“严加保护”等冠冕堂皇的话作罢了。直到成都解放时，全城也没有一家真正的“女红”实业存在。
虽说如今工业和科技都已十分发达，妈妈们早已不再飞针走线，缝补浆洗，那些精巧的“女红”也都成中国民间手工艺中保护的遗产，但我相信，在许多人心中它早已成了一种缅怀母亲的温馨记忆，暖暖地，在时间的长河中悄然流淌着……
女子手工 妇女贤淑的标签
何为“女红”？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丰部》的解释是：“红，假借为功，实为工。”“女红”一词，最早见于《汉书•景帝纪》：“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说白点，只要是纺织、编织、缝纫、刺绣、拼布、贴布绣、剪花、浆染等，举凡妇女以手工制作出的东西，就称为“女红”。
远了不说，就说30年前，一般家庭里的母亲基本上都是心灵手巧的主儿：娃儿的衣服可以自己裁剪缝制，全家人鞋子里的鞋垫自己打，老大的衣服裤子改一下染个颜色给老二穿，把大人穿过的毛衣拆了再给娃儿打成毛衣毛裤过冬，用钩钩针钩个花样盖在五抽柜上，年三十前剪个剪纸贴在玻璃上，在衣服破洞上绣朵花就哄得女儿笑哈哈……就连居委会开会或是看个“坝坝电影”，女人们手上都不得空，不是打毛线就是戳钩钩针，会开完了或是电影散场了，手上的活路也就又“长”长了一大截。女人的这些手艺除了从小跟自己母亲学习以外，也会与身边要好的姐妹们切磋交流，一有空便飞针走线拉开了架势，难怪老成都儿歌里这样唱道：“正月是新年，花线买五钱，绣个花荷包，绣个鲜铜钱。二月是春分，荷包绣个笋。三月是清明，荷包绣麒麟。四月八，荷包绣满插。五月是端阳，荷包绣鸳鸯……”天长日久，这些手工活路也就变成了世代相传的女性专属手艺。就连媒婆们给人家说亲，也绝少不了对未过门姑娘的“女红”手艺来一番绘声绘色的表扬，以证明绝对“贤淑能干”。
女子教育缝纫刺绣进课堂
尽管孔夫子很早就把女子教育列入“治民之本”，但历代统治者依然轻视女性教育，无论是官学和私塾都不招收女性，所以中国的女性也只能关在家中打理家务，相夫教子，再不然就是在家纺纱织布，缝补浆洗，绣花剪纸。直到1898年，经元善在上海开办中国第一所私立女校——“经正女学”后,中国的女性们才开始有了正儿八经上学读书的机会。但是，当时的女校除了教一些识文断字、加减乘除外，大多还要开设与“女红”有直接关系的课程。
1907年，时任四川省劝业道道台的周善培在成都少城实业街创办“四川省立女子蚕桑传习所”，首次就招收了20多名青年女子，主要学习采桑养蚕。此后，又增加了刺绣课程。1913年，成都又办起了女子实业学校，学生除了学习裁剪、缝制衣服的各种针法外，还要学习应用化学（其实就是教女人们用化学染料染布）。此后，又有学生社会贤达人士开办了各种各样以培养女性生活技能为目的的“女红社”。1919年，成都一位叫羊仙辅的妇女在交通路47号院开办了名为“曙光”的女红社，招收12岁以上至30岁以下的妇女，免费传授“中西缝纫、刺绣”，学期两年。除了这些专门教习“女红”的职业学校外，当时成都的女子小学、女子中学和女子师范，也都开设有“女红”课程。
为了培养女娃儿们的学习兴趣，民国时期的青羊宫劝业会（后来的青羊宫花会）上，政府都要组织各个女校的学生参赛，一时间，劝业会上女娃儿们制作的绣花手绢和围腰、手扎的纸花绢花、各种图案的鞋垫枕套、彩色丝线编织的发网头绳、绒线球头饰、绢画的各种团扇……把人的眼睛都看花了。最后，还要根据制作工艺、用料、图案、色彩和实用性等几方面，评出甲、乙、丙、丁等奖次，由政府官员签发奖状。1924年，成都第四次劝业会上，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生送展的各种刺绣和手工绢花，就获得了杨森代表省长公署签发的甲等、乙等奖奖状。
女子实业 开办容易经营难
虽说近代中国已经渐显开放之势，但要想完全摆脱几千年封建传统的桎梏，让女性真正进入社会经济领域，那还是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1929年，几位基督教会的妇女在成都东丁字街开设了家“新业女红服装”，招聘了十几位会“踩”缝纫机的女工和裁缝，专门定做各种男女服装和制服。哪晓得开张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接到稍微大点的生意，反而不断受到社会上一些地痞流氓的骚扰。就连羊仙辅开办的“曙光”女红社也是三天两头就有“滥眼”（成都方言：流氓）上门捣乱，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过去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有很多行业认为女人“不干净”，是“祸水”，要挡自己的财路，所以排斥女性进入自己的生意圈。比如清代成都的裁缝业就有一条行规：裁缝铺门面不准请女佣、女工；女人即使会裁剪缝制衣服，也不准对外接生意。换句话说，你女人的手工活路再好，也只能给自己屋头的人缝制衣服。所以，以往知名服装店的大裁缝都是男性。不要说裁缝行当，就连成都出名的蜀锦蜀绣绸缎庄，过去都不让女人“挨边”（成都方言：靠近），原因同样是觉得女人会“弄脏”绸缎。就算你刺绣手艺再高，也只能在家里绣点小玩意儿自己用。真是荒唐透顶！正因为如此，面对女人们开办实业谋求自立的举动，那些把持行业的男人们坐不住了，只能使出暗中指使“混混”们上门捣乱这些下作的小伎俩。
面对冷清的生意和流氓不断上门骚扰的局面，勇敢的成都女人们也没有“虚火”（成都方言：害怕）。女子师范、曙光女红社、新业女红服装等纷纷向政府呈文投诉，要求政府保护女子实业。接到投诉的政府当局，最终也只是发发布告，喊几句“严禁骚扰”、“严加保护”等冠冕堂皇的话作罢了。直到成都解放时，全城也没有一家真正的“女红”实业存在。
虽说如今工业和科技都已十分发达，妈妈们早已不再飞针走线，缝补浆洗，那些精巧的“女红”也都成中国民间手工艺中保护的遗产，但我相信，在许多人心中它早已成了一种缅怀母亲的温馨记忆，暖暖地，在时间的长河中悄然流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