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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社会资本一年后，昆明市口腔医院（下称口腔医院）上下一片怨声。
抱怨者既包括收入大幅下降的医务科、财务科员工以及预防保健科的护士，也包括收入增加、且升任院长助理的副主任医师湛渝。
湛渝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去广东的民营医院发展。他对口腔医院过去一年改革的评价是“不伦不类”。
本是改革先锋的口腔医院，转而羡慕起兄弟医院。
其中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下称市一院）引入国有企业参与改制，但新的投资主要用于新院区建设，在“老院老办法”的承诺之下，医护人员的利益未受触动。而昆明市儿童医院（下称儿童医院）则因未找到外部投资者，干脆保持原状。
昆明因城市扩张，医疗资源短缺，而地方政府财力不足以继续投资建设更多公立医院，于是推行公立医院的股份制改革。此举本意在引入社会资本，以增加医疗服务供给。
但是现实反差却凸显出这场改革的尴尬之处：政策制定者强调公立医院的主体地位，视社会资本为补充，且缺乏相应的配套政策，致使社会资本无法获得收益或补偿，没有投资动力；即使引入社会资本，在现有事业单位体制未松动的情况下，医疗人才流动受阻，既有的利益格局难以打破。
昆明的改革，折射出拥有较多医疗资源的大城市进行公立医院改革的普遍困境。
市场化选择
2010年2月，昆明市被卫生部确定为16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之一。四个月后，昆明公布了《公立医院改制实施意见》（下称《意见》）。
《意见》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并明确市第一院、儿童医院、口腔医院三家公立医院作为股份制改造试点。
具体而言，改制医院资产经审计评估后，作为政府资产入股，另一方由市政府选定后，以现金入股。双方以出资额为基础计算各自所占股权比例，政府股权原则上不得低于34％。
昆明的此种做法，一度被看做“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有关公立医院改革，一直存在着争议。
有观点认为，医疗是公共产品，应着重其“公益性”，进而提出加大财政投入，由公立医疗机构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
另有持不同观点者则表示，对于医疗应该细分。除了公共卫生、教学和科研、福利性基本医疗之外的医疗产品，具有商品属性，应该引入更多社会资本举办医院，以增加医疗服务的市场生产供给。
在中央层面，倾向于主张“公益性”。卫生部强调建立“公共的和公益性的供方”。2012年3月5日，卫生部部长陈竺针对公立医院改革再次强调“公益性”和“加大公共财政投入”。
就昆明而言，其采取股份制办医院的路径，更多出于现实需要。
作为省会城市，昆明集中了云南省最主要的优质医疗资源，但昆明的老城区相对狭小，医院多集于此，随着城市的扩张，新城区缺乏医疗资源的矛盾突出。财政难以承受动辄超10亿元的大型综合医院的建设成本，“給政策”成为自然选择。
最终，昆明市“借鉴之前职工参股和完全拍卖等政府全部退出的改制方式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按照保留存量、引进增量、增资扩股模式”的改革思路，以图实现“在优质医疗资源总量上实现净增长”。
民资进入障碍
良好的愿望之下，改革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时至今日，在昆明的三家试点改制的公立医院中，只有规模最小的口腔医院引入了社会资本，完成了改制，并实际运营。
2010年底，昆明市国资委下属的昆明市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与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600763.SH,下称通策医疗）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
随后双方成立了昆明市口腔医院有限公司，由通策医疗通过其子公司浙江通泰投资有限公司控股，经营性质定为营利性医疗机构。2011年3月，新公司正式运营。
但作为昆明唯一引入社会资本的口腔医院，改制之路并不平坦。
自改革伊始，口腔医院就面临内部的阻力。改革方案在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时未能通过，后经“卫生局领导做工作”，医院原有人员获得“保留原事业编制”和“收入水平不会下降”的承诺后，方案才在第二次职代会时通过。
根据昆明2010年《公立医院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中的规定，原有事业编制人员：按照“老人老办法”的原则，原则上全部留用现有“老人”，按所从事专业对口聘用，三年内不得解聘，同时保留其事业单位人员身份和待遇，且个人薪酬不低于改制前的水平，并逐年增长。
在实际改制中，这些留用的“老人”带来了远高于市场水平的人力成本，尤其是行政后勤人员和护士。口腔医院院长助理湛渝介绍，由于事业单位缴纳“五险一金”标准较高，一个事业编制的行政后勤人员的人力成本“在社会上，能养两个人”。
改制之后的口腔医院短时间内未能实现业务收入的大幅增长，通策医疗面临成本控制压力，因而对医院内部的原有分配机制进行改革。其主要做法是，取消护士的科室绩效和行政后勤人员的“平均奖”，使两者收入每月下降1000元左右。对医生则进行了成本核算和更具激励性的薪酬方式，收入差距扩大至约20倍，高者可月入2万－3万元，低者只有“一千出头”。
湛渝称，改革之后，“三分之一的医生收入增加，三分之一持平，三分之一下降”。
但这一调整立即遭到收入降低者的反对，一位预防保健科主任医师表示，“（改革之后）政府不参与了，全是他们（通策医疗）说了算。”他认为改制过程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
尽管有诸多怨言，但却少有人表示愿意通过辞职的途径离开口腔医院，因为这意味着舍弃事业编制身份。分配方式进行调整后，事业编制带来的收入优势已不存在，但凭借此身份，退休之后仍能获得远高于企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
今年42岁的湛渝，虽年富力强，也在考虑退休之后的保障，“我还专门问了人社厅的同学，（社会保障）双轨变单轨虽然叫得厉害，但是有可能到我们退休，还是双轨制，这是改变不了的。”
在社会保障的因素之外，事业编制甚至还能带来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安全感。预防保健科的住院医师吴世瑛表示，其接受改革的底线是“必须保留事业编制”，因为“工作环境稳定”，是“有保障的人，不是打工者”。
而一位口腔内科副主任医师称，在分配改革之后，“工分（医生业务收入）涨了三分之一，实际收入涨了一倍”。
她认为，通策医疗新分配方案核算方法更巧妙，“激励你多干”，而口腔医院原来的分配方案，随着业务收入的升高，提成比例反而降低，分配倾向于平均。
但这位副主任医师对改制也有所不满，因为通策医疗的投资进入并未带来预期中的迅速发展。
事实上，在改制之前，口腔医院发展缓慢。
1997年建院的时候，政府投资建成了14层的大楼，规划有“100把牙椅，100张床位”，一期建成“30把牙椅，30张床位”，“但后来发展不景气，住院部的30张床位关掉了。”湛渝回忆。
2011年改制当年，口腔医院业务收入即超过900万元，增幅20％－30％。改制之后，医院将空置楼层出租，年租金收入310万元。同时，昆明市政府还承诺，改制之后三年继续给口腔医院提供每年约80万元的补贴。这些也成为反对者指责口腔医院改制时，净资产估价过低，“国有资产流失”时经常引用的例证。
各方面的人士一致认为，口腔医院发展不够快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地理位置，周边定居人口少。改制之后，口腔医院一直在寻求迁址。
湛渝介绍，昆明市政府本来许诺在定居人口密集地区租给改制后的口腔医院一座楼，但未兑现，通策医疗投资的2000多万元虽早已存入昆明市政府的账户，但一直因为没有找到新址，这笔资金一直未投入使用。
湛渝本人虽然支持改革，而且在改革之后，由科主任升至院长助理，但也对目前的结果并不满意，他正在办理离职手续，将加入广东的一家民营医院，收入远高于在口腔医院的水平。
国资入股困惑
昆明地区省市两级的公立医院改制，除口腔医院之外，全部都是国资进入重组，这与最开始引入社会资本办医的政策目标相去甚远。无奈之中，只能通过“政府协调”，由云南省内的国有企业接盘。
改制重组的市一院、省级的昆医一院呈贡新区医院和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下称昆华医院）的新昆华医院，都将经营性质定位为非营利性。引入的投资方都是云南省内的国资。
市一院与云南城投组建了甘美公司，分别占股40％和60％；昆华医院与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云投集团）旗下的云南省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云南医投）合作新昆华医院；昆医一院呈贡新区医院与云南医投的合作事宜正在商谈中。
市一院的院长李立现在多了甘美公司总经理和董事的身份。他认为，由云南城投投资有两大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避开“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二是“两家都是国有的，什么都好说。万一政策有什么变化，发个文件就行了”。
2009年双方签署出资人协议，甘美公司成立之后将建立北市区新院。
市一院有了云南城投的投资，医院资金较之前大为宽裕，对合同制人员采取了同工同酬的办法；又因为是改制医院，提高了夜班费和劳务补贴；最为明显的變化就是，设备购买的审批者由财政局变成了云南城投，其余则基本保持原状。
真正的改变可能要等到2012年底北市区新院运行之后，才逐渐显现出来。李立现在已经开始担忧改制之后的新医院无法获得与公立医院的同等待遇，发展会受阻。比如，北市区新院没有了政府的财政投入和事业编制名额。
投资方云南城投总裁刘猛困惑的是，“北市区新院到底采取什么体制？”在他看来，即便是国企参与的改制也无法获得与其他公立医院同等的“国民待遇”。首先，“公立医院是差额拨款，亏得越多，政府补得越多，而企业的投资无法做到这点，这是本质的差别”。其次，政府只对公立医院有补贴，而对其他非营利性医院没有补贴；再次，因为事业编制等原因，人才集中在公立医院，不能自由流动，新建医院难以招揽到优秀医生。
“我们最担心的是，投资怎么收回？体制不改的话，我们有可能血本无归，唯一的办法就是交回给政府。如果我们都没办法收回（投资），民营资本还会进来吗？”刘猛说。
“我们现在只是试水，随时准备抽身而退。”刘猛直言。
抱怨者既包括收入大幅下降的医务科、财务科员工以及预防保健科的护士，也包括收入增加、且升任院长助理的副主任医师湛渝。
湛渝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去广东的民营医院发展。他对口腔医院过去一年改革的评价是“不伦不类”。
本是改革先锋的口腔医院，转而羡慕起兄弟医院。
其中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下称市一院）引入国有企业参与改制，但新的投资主要用于新院区建设，在“老院老办法”的承诺之下，医护人员的利益未受触动。而昆明市儿童医院（下称儿童医院）则因未找到外部投资者，干脆保持原状。
昆明因城市扩张，医疗资源短缺，而地方政府财力不足以继续投资建设更多公立医院，于是推行公立医院的股份制改革。此举本意在引入社会资本，以增加医疗服务供给。
但是现实反差却凸显出这场改革的尴尬之处：政策制定者强调公立医院的主体地位，视社会资本为补充，且缺乏相应的配套政策，致使社会资本无法获得收益或补偿，没有投资动力；即使引入社会资本，在现有事业单位体制未松动的情况下，医疗人才流动受阻，既有的利益格局难以打破。
昆明的改革，折射出拥有较多医疗资源的大城市进行公立医院改革的普遍困境。
市场化选择
2010年2月，昆明市被卫生部确定为16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之一。四个月后，昆明公布了《公立医院改制实施意见》（下称《意见》）。
《意见》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并明确市第一院、儿童医院、口腔医院三家公立医院作为股份制改造试点。
具体而言，改制医院资产经审计评估后，作为政府资产入股，另一方由市政府选定后，以现金入股。双方以出资额为基础计算各自所占股权比例，政府股权原则上不得低于34％。
昆明的此种做法，一度被看做“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有关公立医院改革，一直存在着争议。
有观点认为，医疗是公共产品，应着重其“公益性”，进而提出加大财政投入，由公立医疗机构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
另有持不同观点者则表示，对于医疗应该细分。除了公共卫生、教学和科研、福利性基本医疗之外的医疗产品，具有商品属性，应该引入更多社会资本举办医院，以增加医疗服务的市场生产供给。
在中央层面，倾向于主张“公益性”。卫生部强调建立“公共的和公益性的供方”。2012年3月5日，卫生部部长陈竺针对公立医院改革再次强调“公益性”和“加大公共财政投入”。
就昆明而言，其采取股份制办医院的路径，更多出于现实需要。
作为省会城市，昆明集中了云南省最主要的优质医疗资源，但昆明的老城区相对狭小，医院多集于此，随着城市的扩张，新城区缺乏医疗资源的矛盾突出。财政难以承受动辄超10亿元的大型综合医院的建设成本，“給政策”成为自然选择。
最终，昆明市“借鉴之前职工参股和完全拍卖等政府全部退出的改制方式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按照保留存量、引进增量、增资扩股模式”的改革思路，以图实现“在优质医疗资源总量上实现净增长”。
民资进入障碍
良好的愿望之下，改革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时至今日，在昆明的三家试点改制的公立医院中，只有规模最小的口腔医院引入了社会资本，完成了改制，并实际运营。
2010年底，昆明市国资委下属的昆明市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与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600763.SH,下称通策医疗）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
随后双方成立了昆明市口腔医院有限公司，由通策医疗通过其子公司浙江通泰投资有限公司控股，经营性质定为营利性医疗机构。2011年3月，新公司正式运营。
但作为昆明唯一引入社会资本的口腔医院，改制之路并不平坦。
自改革伊始，口腔医院就面临内部的阻力。改革方案在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时未能通过，后经“卫生局领导做工作”，医院原有人员获得“保留原事业编制”和“收入水平不会下降”的承诺后，方案才在第二次职代会时通过。
根据昆明2010年《公立医院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中的规定，原有事业编制人员：按照“老人老办法”的原则，原则上全部留用现有“老人”，按所从事专业对口聘用，三年内不得解聘，同时保留其事业单位人员身份和待遇，且个人薪酬不低于改制前的水平，并逐年增长。
在实际改制中，这些留用的“老人”带来了远高于市场水平的人力成本，尤其是行政后勤人员和护士。口腔医院院长助理湛渝介绍，由于事业单位缴纳“五险一金”标准较高，一个事业编制的行政后勤人员的人力成本“在社会上，能养两个人”。
改制之后的口腔医院短时间内未能实现业务收入的大幅增长，通策医疗面临成本控制压力，因而对医院内部的原有分配机制进行改革。其主要做法是，取消护士的科室绩效和行政后勤人员的“平均奖”，使两者收入每月下降1000元左右。对医生则进行了成本核算和更具激励性的薪酬方式，收入差距扩大至约20倍，高者可月入2万－3万元，低者只有“一千出头”。
湛渝称，改革之后，“三分之一的医生收入增加，三分之一持平，三分之一下降”。
但这一调整立即遭到收入降低者的反对，一位预防保健科主任医师表示，“（改革之后）政府不参与了，全是他们（通策医疗）说了算。”他认为改制过程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
尽管有诸多怨言，但却少有人表示愿意通过辞职的途径离开口腔医院，因为这意味着舍弃事业编制身份。分配方式进行调整后，事业编制带来的收入优势已不存在，但凭借此身份，退休之后仍能获得远高于企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
今年42岁的湛渝，虽年富力强，也在考虑退休之后的保障，“我还专门问了人社厅的同学，（社会保障）双轨变单轨虽然叫得厉害，但是有可能到我们退休，还是双轨制，这是改变不了的。”
在社会保障的因素之外，事业编制甚至还能带来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安全感。预防保健科的住院医师吴世瑛表示，其接受改革的底线是“必须保留事业编制”，因为“工作环境稳定”，是“有保障的人，不是打工者”。
而一位口腔内科副主任医师称，在分配改革之后，“工分（医生业务收入）涨了三分之一，实际收入涨了一倍”。
她认为，通策医疗新分配方案核算方法更巧妙，“激励你多干”，而口腔医院原来的分配方案，随着业务收入的升高，提成比例反而降低，分配倾向于平均。
但这位副主任医师对改制也有所不满，因为通策医疗的投资进入并未带来预期中的迅速发展。
事实上，在改制之前，口腔医院发展缓慢。
1997年建院的时候，政府投资建成了14层的大楼，规划有“100把牙椅，100张床位”，一期建成“30把牙椅，30张床位”，“但后来发展不景气，住院部的30张床位关掉了。”湛渝回忆。
2011年改制当年，口腔医院业务收入即超过900万元，增幅20％－30％。改制之后，医院将空置楼层出租，年租金收入310万元。同时，昆明市政府还承诺，改制之后三年继续给口腔医院提供每年约80万元的补贴。这些也成为反对者指责口腔医院改制时，净资产估价过低，“国有资产流失”时经常引用的例证。
各方面的人士一致认为，口腔医院发展不够快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地理位置，周边定居人口少。改制之后，口腔医院一直在寻求迁址。
湛渝介绍，昆明市政府本来许诺在定居人口密集地区租给改制后的口腔医院一座楼，但未兑现，通策医疗投资的2000多万元虽早已存入昆明市政府的账户，但一直因为没有找到新址，这笔资金一直未投入使用。
湛渝本人虽然支持改革，而且在改革之后，由科主任升至院长助理，但也对目前的结果并不满意，他正在办理离职手续，将加入广东的一家民营医院，收入远高于在口腔医院的水平。
国资入股困惑
昆明地区省市两级的公立医院改制，除口腔医院之外，全部都是国资进入重组，这与最开始引入社会资本办医的政策目标相去甚远。无奈之中，只能通过“政府协调”，由云南省内的国有企业接盘。
改制重组的市一院、省级的昆医一院呈贡新区医院和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下称昆华医院）的新昆华医院，都将经营性质定位为非营利性。引入的投资方都是云南省内的国资。
市一院与云南城投组建了甘美公司，分别占股40％和60％；昆华医院与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云投集团）旗下的云南省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云南医投）合作新昆华医院；昆医一院呈贡新区医院与云南医投的合作事宜正在商谈中。
市一院的院长李立现在多了甘美公司总经理和董事的身份。他认为，由云南城投投资有两大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避开“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二是“两家都是国有的，什么都好说。万一政策有什么变化，发个文件就行了”。
2009年双方签署出资人协议，甘美公司成立之后将建立北市区新院。
市一院有了云南城投的投资，医院资金较之前大为宽裕，对合同制人员采取了同工同酬的办法；又因为是改制医院，提高了夜班费和劳务补贴；最为明显的變化就是，设备购买的审批者由财政局变成了云南城投，其余则基本保持原状。
真正的改变可能要等到2012年底北市区新院运行之后，才逐渐显现出来。李立现在已经开始担忧改制之后的新医院无法获得与公立医院的同等待遇，发展会受阻。比如，北市区新院没有了政府的财政投入和事业编制名额。
投资方云南城投总裁刘猛困惑的是，“北市区新院到底采取什么体制？”在他看来，即便是国企参与的改制也无法获得与其他公立医院同等的“国民待遇”。首先，“公立医院是差额拨款，亏得越多，政府补得越多，而企业的投资无法做到这点，这是本质的差别”。其次，政府只对公立医院有补贴，而对其他非营利性医院没有补贴；再次，因为事业编制等原因，人才集中在公立医院，不能自由流动，新建医院难以招揽到优秀医生。
“我们最担心的是，投资怎么收回？体制不改的话，我们有可能血本无归，唯一的办法就是交回给政府。如果我们都没办法收回（投资），民营资本还会进来吗？”刘猛说。
“我们现在只是试水，随时准备抽身而退。”刘猛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