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音字母”诞生一百多年了。1913年3月12日，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召开了“读音统一会”，会议将章太炎的一套符号修订后作为“注音字母”。“注音字母”即为汉字注音而设定的符号，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的几十年间，人们一直使用“注音字母”。
　　汉字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也是记录和传承文明的工具之一。我们的学习和成长常常是从认识汉字开始的。为了认识汉字，学习它的注音方法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给汉字注音成了一门了不起的学问。
　　古人如何给汉字注音
　　在古代，给汉字注音的方法有许多种，比较常用的有譬况法、读若法、直音法、反切法。
　　譬况法是用简单的语言描述汉字发音情况的注音方法。一般用口形、舌头的位置、送气的急缓和声调的长短来说明。
　　《管子》一书中曾记载一个与譬况法有关的小故事。齐桓公和管仲悄悄地商量攻打莒国，但这事很快就走漏了风声，后来得知是大臣东郭牙说出去的。齐桓公惊讶地问东郭牙怎么知道此事，东郭牙说：“臣视二君之在台上也，口开而不阖，是言莒也；举手而指，势当莒也。且臣观小国诸侯之不服者，唯莒。”这就是说，东郭牙是看齐桓公和管仲的口形、手势并结合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猜出他们攻莒意图的。
　　譬况法这种注音方法有些笼统，人们很难准确地理解和把握。
　　读若法是用同音字或音近字给被注字注音的方法。比如，《说文解字》：“唉，应也。从口矣声，读若埃。”“鼾，卧息也，从鼻干声，读若汗。”有时“读若”也写成“读如”“读为”“读曰”“声同”“声近”等。用“读若”的方法注音简便易懂，但缺点是不够精准，有时读音只是大致相似，况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用来做注的字读音发生了变化，后人很难根据注音把握该字的准确读法。
　　直音法是选用一个与被注字读音完全相同的汉字来注音的方法。比如，《汉书·高帝纪》中记载“单父人吕公善沛令”，其注引孟康的话说：“单，音善；父，音甫。”直音法比读若法更为精确，在我国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今天，一些工具书中偶尔也还用直音法。但这种注音方法还是有一定局限的，《辞海》在解释“直音”时就写道：“无同音之字则其法穷，或有同音之字而隐僻难识，则其法又穷。”这就是说，如果被注的字没有同音字，那就没办法注音了；或被注的字有同音字但同音字很生僻，这样注上去还是难以拼读。
　　反切法是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的方法，就是用前一个字的声母和后一个字的韵母拼出一个新的读音来。这种注音方式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像《康熙字典》中的文字主要采用反切法注音，如“武，文甫切”，等等。反切法可以准确地将汉字的读音注出，但它还是有自身的弱点，比如，为“武”字注音时可以写成“文甫切”，还可以写成“闻斧切”“温鲁切”等等，这样一来，用来做注的两个字难以固定，不便记忆。有时，用来做注的两个字笔画很多（古代多为繁体字），写起来十分复杂，为书写带来极大的不便。
　　“注音字母”
　　——近代给汉字注音的方法
　　时光转到了1913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召集了一个“读音统一会”，目的是为了统一字音。3月12日，会议通过了鲁迅、许寿裳等多位学者的提议，将章太炎研制的一套注音符号修订为“注音字母”。
　　这套注音字母起初有38个，后来经过多次调整确定为37个。其名为“字母”，实际上绝大多数是由一些笔画简单的古代汉字（有的略加修改）组成的。利用笔画简单的汉字作为符号，且每个符号都有准确的读音，书写起来又比反切注音便利，这是注音史上的一大进步。
　　但这种注音方式还是有一些不足。比如，注音字母的形体比较呆板，胖瘦高低差别不明显，一眼看上去很难分清应该把哪几个字母拼成一个音节。有些字母笔画笔顺十分相似，书写后极易混淆（例如ㄅ和ㄣ）；有些字母连写在一起容易产生误读（ㄕㄨ可以读成“书”，也可以读成“事务”） 等。
　　《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进一步改进汉字注音方法，专家学者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党和政府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1949年10月，北京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着手制定汉语拼音方案。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它的主要工作就是简化汉字和研究拼音方案。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拉丁字母比起以往的注音字母有着十分明显的优势：拉丁字母在国际上普遍应用，人们接触的机会多，学习之后不容易忘记。另外，如果使用注音字母，还要学习拉丁字母，而学习了拉丁字母，就不用再学注音字母。1956年2月，国家发表汉语拼音的第一个草案，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其后又经过若干次会议，新的《汉语拼音方案》终于在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批准通过。这个方案采用26个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分为字母表、声母表、韵母表、声调符号、隔音符号五部分。这种注音方式延续至今，为人们识字、拼写、促进汉语的统一发展与国际交流带来了诸多便利。
　　编辑/吕秀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