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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字母”诞生一百多年了。1913年3月12日,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召开了“读音统一会”,会议将章太炎的一套符号修订后作为“注音字母”。“注音字母”即为汉字注音而设定的符号,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的几十年间,人们一直使用“注音字母”。
汉字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也是记录和传承文明的工具之一。我们的学习和成长常常是从认识汉字开始的。为了认识汉字,学习它的注音方法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给汉字注音成了一门了不起的学问。
古人如何给汉字注音
在古代,给汉字注音的方法有许多种,比较常用的有譬况法、读若法、直音法、反切法。
譬况法是用简单的语言描述汉字发音情况的注音方法。一般用口形、舌头的位置、送气的急缓和声调的长短来说明。
《管子》一书中曾记载一个与譬况法有关的小故事。齐桓公和管仲悄悄地商量攻打莒国,但这事很快就走漏了风声,后来得知是大臣东郭牙说出去的。齐桓公惊讶地问东郭牙怎么知道此事,东郭牙说:“臣视二君之在台上也,口开而不阖,是言莒也;举手而指,势当莒也。且臣观小国诸侯之不服者,唯莒。”这就是说,东郭牙是看齐桓公和管仲的口形、手势并结合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猜出他们攻莒意图的。
譬况法这种注音方法有些笼统,人们很难准确地理解和把握。
读若法是用同音字或音近字给被注字注音的方法。比如,《说文解字》:“唉,应也。从口矣声,读若埃。”“鼾,卧息也,从鼻干声,读若汗。”有时“读若”也写成“读如”“读为”“读曰”“声同”“声近”等。用“读若”的方法注音简便易懂,但缺点是不够精准,有时读音只是大致相似,况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用来做注的字读音发生了变化,后人很难根据注音把握该字的准确读法。
直音法是选用一个与被注字读音完全相同的汉字来注音的方法。比如,《汉书·高帝纪》中记载“单父人吕公善沛令”,其注引孟康的话说:“单,音善;父,音甫。”直音法比读若法更为精确,在我国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今天,一些工具书中偶尔也还用直音法。但这种注音方法还是有一定局限的,《辞海》在解释“直音”时就写道:“无同音之字则其法穷,或有同音之字而隐僻难识,则其法又穷。”这就是说,如果被注的字没有同音字,那就没办法注音了;或被注的字有同音字但同音字很生僻,这样注上去还是难以拼读。
反切法是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的方法,就是用前一个字的声母和后一个字的韵母拼出一个新的读音来。这种注音方式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像《康熙字典》中的文字主要采用反切法注音,如“武,文甫切”,等等。反切法可以准确地将汉字的读音注出,但它还是有自身的弱点,比如,为“武”字注音时可以写成“文甫切”,还可以写成“闻斧切”“温鲁切”等等,这样一来,用来做注的两个字难以固定,不便记忆。有时,用来做注的两个字笔画很多(古代多为繁体字),写起来十分复杂,为书写带来极大的不便。
“注音字母”
——近代给汉字注音的方法
时光转到了1913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召集了一个“读音统一会”,目的是为了统一字音。3月12日,会议通过了鲁迅、许寿裳等多位学者的提议,将章太炎研制的一套注音符号修订为“注音字母”。
这套注音字母起初有38个,后来经过多次调整确定为37个。其名为“字母”,实际上绝大多数是由一些笔画简单的古代汉字(有的略加修改)组成的。利用笔画简单的汉字作为符号,且每个符号都有准确的读音,书写起来又比反切注音便利,这是注音史上的一大进步。
但这种注音方式还是有一些不足。比如,注音字母的形体比较呆板,胖瘦高低差别不明显,一眼看上去很难分清应该把哪几个字母拼成一个音节。有些字母笔画笔顺十分相似,书写后极易混淆(例如ㄅ和ㄣ);有些字母连写在一起容易产生误读(ㄕㄨ可以读成“书”,也可以读成“事务”) 等。
《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进一步改进汉字注音方法,专家学者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党和政府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1949年10月,北京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着手制定汉语拼音方案。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它的主要工作就是简化汉字和研究拼音方案。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拉丁字母比起以往的注音字母有着十分明显的优势:拉丁字母在国际上普遍应用,人们接触的机会多,学习之后不容易忘记。另外,如果使用注音字母,还要学习拉丁字母,而学习了拉丁字母,就不用再学注音字母。1956年2月,国家发表汉语拼音的第一个草案,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其后又经过若干次会议,新的《汉语拼音方案》终于在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批准通过。这个方案采用26个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分为字母表、声母表、韵母表、声调符号、隔音符号五部分。这种注音方式延续至今,为人们识字、拼写、促进汉语的统一发展与国际交流带来了诸多便利。
编辑/吕秀妍
汉字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也是记录和传承文明的工具之一。我们的学习和成长常常是从认识汉字开始的。为了认识汉字,学习它的注音方法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给汉字注音成了一门了不起的学问。
古人如何给汉字注音
在古代,给汉字注音的方法有许多种,比较常用的有譬况法、读若法、直音法、反切法。
譬况法是用简单的语言描述汉字发音情况的注音方法。一般用口形、舌头的位置、送气的急缓和声调的长短来说明。
《管子》一书中曾记载一个与譬况法有关的小故事。齐桓公和管仲悄悄地商量攻打莒国,但这事很快就走漏了风声,后来得知是大臣东郭牙说出去的。齐桓公惊讶地问东郭牙怎么知道此事,东郭牙说:“臣视二君之在台上也,口开而不阖,是言莒也;举手而指,势当莒也。且臣观小国诸侯之不服者,唯莒。”这就是说,东郭牙是看齐桓公和管仲的口形、手势并结合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猜出他们攻莒意图的。
譬况法这种注音方法有些笼统,人们很难准确地理解和把握。
读若法是用同音字或音近字给被注字注音的方法。比如,《说文解字》:“唉,应也。从口矣声,读若埃。”“鼾,卧息也,从鼻干声,读若汗。”有时“读若”也写成“读如”“读为”“读曰”“声同”“声近”等。用“读若”的方法注音简便易懂,但缺点是不够精准,有时读音只是大致相似,况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用来做注的字读音发生了变化,后人很难根据注音把握该字的准确读法。
直音法是选用一个与被注字读音完全相同的汉字来注音的方法。比如,《汉书·高帝纪》中记载“单父人吕公善沛令”,其注引孟康的话说:“单,音善;父,音甫。”直音法比读若法更为精确,在我国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今天,一些工具书中偶尔也还用直音法。但这种注音方法还是有一定局限的,《辞海》在解释“直音”时就写道:“无同音之字则其法穷,或有同音之字而隐僻难识,则其法又穷。”这就是说,如果被注的字没有同音字,那就没办法注音了;或被注的字有同音字但同音字很生僻,这样注上去还是难以拼读。
反切法是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的方法,就是用前一个字的声母和后一个字的韵母拼出一个新的读音来。这种注音方式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像《康熙字典》中的文字主要采用反切法注音,如“武,文甫切”,等等。反切法可以准确地将汉字的读音注出,但它还是有自身的弱点,比如,为“武”字注音时可以写成“文甫切”,还可以写成“闻斧切”“温鲁切”等等,这样一来,用来做注的两个字难以固定,不便记忆。有时,用来做注的两个字笔画很多(古代多为繁体字),写起来十分复杂,为书写带来极大的不便。
“注音字母”
——近代给汉字注音的方法
时光转到了1913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召集了一个“读音统一会”,目的是为了统一字音。3月12日,会议通过了鲁迅、许寿裳等多位学者的提议,将章太炎研制的一套注音符号修订为“注音字母”。
这套注音字母起初有38个,后来经过多次调整确定为37个。其名为“字母”,实际上绝大多数是由一些笔画简单的古代汉字(有的略加修改)组成的。利用笔画简单的汉字作为符号,且每个符号都有准确的读音,书写起来又比反切注音便利,这是注音史上的一大进步。
但这种注音方式还是有一些不足。比如,注音字母的形体比较呆板,胖瘦高低差别不明显,一眼看上去很难分清应该把哪几个字母拼成一个音节。有些字母笔画笔顺十分相似,书写后极易混淆(例如ㄅ和ㄣ);有些字母连写在一起容易产生误读(ㄕㄨ可以读成“书”,也可以读成“事务”) 等。
《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进一步改进汉字注音方法,专家学者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党和政府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1949年10月,北京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着手制定汉语拼音方案。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它的主要工作就是简化汉字和研究拼音方案。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拉丁字母比起以往的注音字母有着十分明显的优势:拉丁字母在国际上普遍应用,人们接触的机会多,学习之后不容易忘记。另外,如果使用注音字母,还要学习拉丁字母,而学习了拉丁字母,就不用再学注音字母。1956年2月,国家发表汉语拼音的第一个草案,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其后又经过若干次会议,新的《汉语拼音方案》终于在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批准通过。这个方案采用26个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分为字母表、声母表、韵母表、声调符号、隔音符号五部分。这种注音方式延续至今,为人们识字、拼写、促进汉语的统一发展与国际交流带来了诸多便利。
编辑/吕秀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