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群体事件大幅增加，12年间上升近10倍。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利益群体迅速分化，利益冲突时有发生，面对高度复杂的社会环境，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官员处理棘手事件的政治智慧经受着考验。
　　最近发生的贵州瓮安“六二八”事件，一些细节值得高度关注与反思：一起偶发的案件，竟引起对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持续7小时的打、砸、抢、烧；游行队伍由最初死者家属召集的300人，短短时间内竟能聚集与案件本身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两万群众……瓮安事件凸显一些地方警民关系、干群关系恶化，政府的管治危机已发展到令人惊心的程度。
　　一些地方政府管治危机的发生，有着深层次原因。近年来，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征地拆迁等工作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乃至无法无天，一遇群众表达意见便推诿扯皮或动用警力，警察往往被推到与群众对抗的第一线。瓮安事件中，县公安局成为群众发泄不满的主要目标，不能不说反映了当地警民关系高度紧张的现实。对此，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严厉质问：“用专政手段对待人民岂非咄咄怪事！”民众利益受损的问题在地方得不到解决，司法不公又使“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失守，长期积累的矛盾很容易使群众被压抑的不满在偶然事件中爆发。一方面是群众的不满找不到正常的宣泄出口，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管治能力低下：除了随意动用警力，某些官员在负面事件发生后不是第一时间公布真相、疏导民怨，而是想方设法钳制媒体。在他们看来，不使家丑外扬，不让群众知道真相才是维护稳定的大事要事。而事实上，这种堵民之口的做法，恰恰成为谣言无节制滋长的沃土，是使官员丧失管治主动权的祸魁。事发之初，当地媒体并无只言片语，人们只能利用各种非正式渠道了解事件的信息——政府如此轻易地将真实、权威信息的发布权拱手让出，是使事件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6月20日视察人民日报社时要求新闻媒体“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地方政府管治能力低下还表现在官员问责制度缺失，官员只需向上负责无须向下负责，官员的任用、考核、提拔和退出机制仍很不完善，群众在选官、评官方面没有发言权，一些不能维护群众利益的无所作为的庸官、一些经常侵犯群众利益的胡作非为的恶官长期得不到处理乃至步步高升，使群众由对个别官员的不信任逐渐转为对官员群体的不信任，由对个别部门的失望逐渐转为对地方政权的失望，群体事件在这样的地区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系列群体事件正逐渐侵蚀社会的稳定，消解群众对政府管治的耐心。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群众这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地方政府有事怎么就动员不了群众？令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究竟是一些官员口中的所谓“不明真相的群众”，还是颟顸的官员自己？
　　在瓮安事件中，值得反思的还有一系列问题，如政府的社会预警机制、危机管控能力，部分官员与不法商人纠结而成特殊利益集团以及这一集团日益呈现的暴力化倾向，黑社会势力的益愈坐大和无所顾忌……任何局部的、修修补补的改革都只能推迟危机的爆发，而难以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局势，只有进行系统的变革，伸张民权、限制公权，多管齐下治理社会乱源，才有望将不稳定因素从根本上清除。
　　瓮安事件后，当地一些官员被撤职。官员换了，官员的脑筋也要换，否则，换一个时间、换一个地点，主人还会让“公仆”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