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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合作十多年来经历了很多坎坷。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就提出了首个东亚区域一体化构想，但由于美日等国的反对，该构想最终流产。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让东亚各国逐步认识到区域内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作用，“10+3”机制为主的东亚合作逐步制度化。2004年第八次“10+3”领导人会议明确了建立“东亚共同体”是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后，各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宽和加深。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缅甸第九届东亚峰会上指出，各方应深入推进地区一体化，实现融合发展、共同繁荣。这都体现了东亚合作的发展势头很快，各国对其前景也充满了期待。但不可回避的是，东亚合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
东亚合作障碍重重
与欧盟相比较，东亚地区在身份认同、经济发展合作主导权及美国影响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这说明东亚合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各种现实困难。
东亚各国缺乏身份认同。东亚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其文化差异明显，以宗教信仰为例，泰国、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主要信奉佛教，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主要信奉伊斯兰教，菲律宾主要信奉天主教，新加坡主要宗教则是佛教与道教。同时，各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也差别较大，东亚地区在历史上曾形成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但近代以来，东亚各国存在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等众多类型，甚至同等类型国家间也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与特殊性。虽然东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与复杂性在区域经济合作的起步阶段不会构成较大障碍，但只要进入政治、安全共同体建设阶段，就将成为一道巨大的鸿沟；加之日本与周边多国在历史问题等方面的矛盾，也决定了东亚合作中身份认同与共有观念的建构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一般来说，区域合作一般都是从经济领域起步，进而推动政治、安全、社会等其他领域的合作，欧盟的成功正是建构在欧洲各国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之上。二战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并存，加之两次经济危机的打击，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2013年，日本人均GDP约3.8万美元，韩国2.6万美元，老挝1534美元，而柬埔寨则仅有1036美元。尽管东亚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但各国经济战略差异性较大，彼此间的竞争也影响了东亚区域合作的实际进展。多年来，日韩间贸易摩擦不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两国都意图构建以己为主导的东亚经济格局，而地区小国则担心被强势经济实力所蚕食，在一体化过程中逐步沦为区域内大国的附庸，在经济合作时经常出现左右摇摆之势。
东亚地区合作缺乏主导力量。一般说来，强有力的主导力量是保证区域一体化进程顺利发展的基本要素。但近年来，中国目前仍处在经济发展阶段，尚未具备在区域内协调全局的能力；中国迅速崛起和积极参与东亚合作的态度，使得外界对中国是否将主导东亚地区及其参与诚意产生疑问。日本近年来公然右倾，极大伤害了与中、韩等国的感情与关系。在2010年鸠山由纪夫辞职，次年决定加入TPP谈判之后，日本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势头随之骤减。在此情况下，期待中日两国如法德那样在联手推动东亚合作短期内难以实现。韩国由于自身实力所限，也难以在其中担当主导大任。反观力量相对弱小的东盟，却暂时被置于东亚合作的主导地位，但随着合作的深化，东盟不管是在合作议题与议程设置方面，还是在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方面，都开始逐步显得难以为继。
东亚合作中的美国因素。美国是影响东亚地区合作进程的最主要的外部变量，其东亚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要维持自身在东亚事务的主导权。2009年奥巴马总统在东京的演讲中称“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自己是美国的第一位‘太平洋总统’……不会放弃其在亚洲的战略地位”。近年来，美国利用强大军事和经济优势，在“重返亚洲”战略的指引下，积极介入如朝核问题、中日冲突、南海争端等东亚国家间的纷争，并大力推动TPP进程。这一系列举措，都必将在客观上起到消解东亚合作的效果。虽然随着东亚合作的不断深化，美国也在逐步改变一味反对的做法，奥巴马就曾表示：“如今美国再次在亚洲承担领导角色，与老盟友加强合作并深化与中国的关系，我们也重新参与区域组织的事务，像东盟以及东亚峰会。”但美国的存在仍将给东亚合作的未来发展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
东亚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
虽然构建东亚合作面临着上述诸多问题，但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未来的东亚合作，应该遵循理性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原则，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要推进东亚认同。文化能对东亚合作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由于文化自身具有传播范围广与影响程度深的特点。为此，各国政府应尽快开展互动研究，寻求对东亚历史的认同性解释与身份定位，共育“东亚认同”，让本国民众充分了解东亚合作的发展对于东亚未来乃至亚太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进一步完善彼此间的民众交流机制，加强各国间的文化、教育、媒体交流与合作，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进行地区主义和国际主义宣传，促进文明的多样性与和谐共存，进一步使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在心目中逐渐培养对他国历史与文化的好感，为东亚合作奠定牢固的文化基础与信念纽带。
二要加强经贸推动。当前，东亚合作的突破口仍应放在经济合作领域，这是因为东亚各国间的经贸关系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而进一步密切，这将使东亚更容易实现一个经济共同体。具体而言，应当稳步推进东亚自贸区建设，这是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东亚各国最容易达成合作和最容易获得进展的领域。2010年初，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2012年东亚峰会期间中日韩三国自贸区谈判启动，三个“10+1”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将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石，而中、日、韩之间的合作虽然进程曲折，但这也将成为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推动力。
三要强化机制建设。东亚各国应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的原则，相互尊重多样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广泛展开政治和安全的对话，进一步加强区域政治互信与安全机制建设。充分发挥“10+3”机制在东亚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整合东亚峰会、中日韩合作、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合作机制，利用多边协调机制来解决区域内的诸多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争端，例如，在朝核问题、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等方面求同存异，逐步消除彼此间的敌对情绪，构筑真正的信赖关系，为东亚合作建设创造和平、和谐的环境，实现东亚地区未来的共同繁荣。 中国的理性应对之策
面对东亚合作的现实发展与障碍，中国外交面临重要的战略选择。
首先，维护东盟主导地位。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大国，但不管谁主导东亚合作的进程，都会引起多方的猜疑与恐惧。虽然两国在区域合作等方面已经达成了诸多共识，但由于两国目前无法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加之历史与领土等问题，在短期内两国共同推动东亚合作是不太可能实现的。虽然东盟在主导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它仍是东亚地区主义与地区国际政治现实相互妥协的最佳选择。中国在各种场合多次表达了支持东盟的主导权，例如，2013年在“纪念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联合声明”中，“中方再次承诺愿在东盟与中日韩（10+3）、东亚峰会（EAS）、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等东盟主导机制框架内，与东盟紧密合作，支持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长远目标。”维护东盟主导权对中国来说不仅能增强政治互信，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也将实现经贸双赢，目前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3年，双方贸易额达4436亿美元。
其次，理性认知，步步为营。中国在经济上，GDP总量虽已排名世界第二，但人均量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悬殊；在文化上，虽有悠久历史，但在当代软实力方面暂时还与日韩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中国应该充分而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即中国目前仍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单独主导东亚事务，中国应将自身定位为东亚合作的“主动参与者”，而非“实力领导者”。为此，中国率先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一路一带”的提出，积极主动地发展了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巩固了彼此经济的良性发展，也对于化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夯实了彼此间的政治基础。同时，中国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态度，继续深化对日本战略互惠伙伴关系，对韩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目前，三国已经建立外交、科技、财政、环保、农业等18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50多个工作层交流合作平台。中国全面参与地区建设，表明中国以周边地区为战略依托，将周边稳定和地区发展相结合，与东亚各国共同推进区域合作。
第三，妥善处理中美关系。美国长期以来对东亚的影响巨大，它不仅在维护地区和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本身也是东亚国家出口的巨大市场，而各国也需要来自美国的资金、技术与经验。美国在对待东亚各国时，一直都奉行均势政策，尤其是近年来“重返亚太”后，美国更加警惕某一力量会以东亚地区为依托崛起并挑战其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例如，美国力推TPP的战略意图，就是希望借此重新确立由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以此来抵消东亚合作给其带来的负面效果，并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但如果完全忽视或排斥美国的存在和影响，那也会增加东亚合作的难度。因此，中国要妥善处理与美国的关系，确保中美关系始终不偏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轨道。“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更应该登高望远，加强合作，坚持合作，避免对抗，既造福两国，又兼济天下。”中美两国关系应该良性互动，这不仅需要美国以自信的胸怀与坦然的态度接受中国的崛起，也需要中国以开放的思维与稳健的形象欢迎美国融入东亚合作的进程，充分发挥两国在该地区重要的建设性作用。这将是未来东亚合作成功与否的重点所在。
（责编/彭澜）
东亚合作障碍重重
与欧盟相比较，东亚地区在身份认同、经济发展合作主导权及美国影响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这说明东亚合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各种现实困难。
东亚各国缺乏身份认同。东亚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其文化差异明显，以宗教信仰为例，泰国、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主要信奉佛教，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主要信奉伊斯兰教，菲律宾主要信奉天主教，新加坡主要宗教则是佛教与道教。同时，各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也差别较大，东亚地区在历史上曾形成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但近代以来，东亚各国存在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等众多类型，甚至同等类型国家间也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与特殊性。虽然东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与复杂性在区域经济合作的起步阶段不会构成较大障碍，但只要进入政治、安全共同体建设阶段，就将成为一道巨大的鸿沟；加之日本与周边多国在历史问题等方面的矛盾，也决定了东亚合作中身份认同与共有观念的建构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一般来说，区域合作一般都是从经济领域起步，进而推动政治、安全、社会等其他领域的合作，欧盟的成功正是建构在欧洲各国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之上。二战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并存，加之两次经济危机的打击，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2013年，日本人均GDP约3.8万美元，韩国2.6万美元，老挝1534美元，而柬埔寨则仅有1036美元。尽管东亚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但各国经济战略差异性较大，彼此间的竞争也影响了东亚区域合作的实际进展。多年来，日韩间贸易摩擦不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两国都意图构建以己为主导的东亚经济格局，而地区小国则担心被强势经济实力所蚕食，在一体化过程中逐步沦为区域内大国的附庸，在经济合作时经常出现左右摇摆之势。
东亚地区合作缺乏主导力量。一般说来，强有力的主导力量是保证区域一体化进程顺利发展的基本要素。但近年来，中国目前仍处在经济发展阶段，尚未具备在区域内协调全局的能力；中国迅速崛起和积极参与东亚合作的态度，使得外界对中国是否将主导东亚地区及其参与诚意产生疑问。日本近年来公然右倾，极大伤害了与中、韩等国的感情与关系。在2010年鸠山由纪夫辞职，次年决定加入TPP谈判之后，日本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势头随之骤减。在此情况下，期待中日两国如法德那样在联手推动东亚合作短期内难以实现。韩国由于自身实力所限，也难以在其中担当主导大任。反观力量相对弱小的东盟，却暂时被置于东亚合作的主导地位，但随着合作的深化，东盟不管是在合作议题与议程设置方面，还是在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方面，都开始逐步显得难以为继。
东亚合作中的美国因素。美国是影响东亚地区合作进程的最主要的外部变量，其东亚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要维持自身在东亚事务的主导权。2009年奥巴马总统在东京的演讲中称“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自己是美国的第一位‘太平洋总统’……不会放弃其在亚洲的战略地位”。近年来，美国利用强大军事和经济优势，在“重返亚洲”战略的指引下，积极介入如朝核问题、中日冲突、南海争端等东亚国家间的纷争，并大力推动TPP进程。这一系列举措，都必将在客观上起到消解东亚合作的效果。虽然随着东亚合作的不断深化，美国也在逐步改变一味反对的做法，奥巴马就曾表示：“如今美国再次在亚洲承担领导角色，与老盟友加强合作并深化与中国的关系，我们也重新参与区域组织的事务，像东盟以及东亚峰会。”但美国的存在仍将给东亚合作的未来发展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
东亚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
虽然构建东亚合作面临着上述诸多问题，但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未来的东亚合作，应该遵循理性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原则，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要推进东亚认同。文化能对东亚合作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由于文化自身具有传播范围广与影响程度深的特点。为此，各国政府应尽快开展互动研究，寻求对东亚历史的认同性解释与身份定位，共育“东亚认同”，让本国民众充分了解东亚合作的发展对于东亚未来乃至亚太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进一步完善彼此间的民众交流机制，加强各国间的文化、教育、媒体交流与合作，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进行地区主义和国际主义宣传，促进文明的多样性与和谐共存，进一步使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在心目中逐渐培养对他国历史与文化的好感，为东亚合作奠定牢固的文化基础与信念纽带。
二要加强经贸推动。当前，东亚合作的突破口仍应放在经济合作领域，这是因为东亚各国间的经贸关系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而进一步密切，这将使东亚更容易实现一个经济共同体。具体而言，应当稳步推进东亚自贸区建设，这是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东亚各国最容易达成合作和最容易获得进展的领域。2010年初，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2012年东亚峰会期间中日韩三国自贸区谈判启动，三个“10+1”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将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石，而中、日、韩之间的合作虽然进程曲折，但这也将成为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推动力。
三要强化机制建设。东亚各国应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的原则，相互尊重多样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广泛展开政治和安全的对话，进一步加强区域政治互信与安全机制建设。充分发挥“10+3”机制在东亚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整合东亚峰会、中日韩合作、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合作机制，利用多边协调机制来解决区域内的诸多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争端，例如，在朝核问题、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等方面求同存异，逐步消除彼此间的敌对情绪，构筑真正的信赖关系，为东亚合作建设创造和平、和谐的环境，实现东亚地区未来的共同繁荣。 中国的理性应对之策
面对东亚合作的现实发展与障碍，中国外交面临重要的战略选择。
首先，维护东盟主导地位。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大国，但不管谁主导东亚合作的进程，都会引起多方的猜疑与恐惧。虽然两国在区域合作等方面已经达成了诸多共识，但由于两国目前无法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加之历史与领土等问题，在短期内两国共同推动东亚合作是不太可能实现的。虽然东盟在主导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它仍是东亚地区主义与地区国际政治现实相互妥协的最佳选择。中国在各种场合多次表达了支持东盟的主导权，例如，2013年在“纪念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联合声明”中，“中方再次承诺愿在东盟与中日韩（10+3）、东亚峰会（EAS）、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等东盟主导机制框架内，与东盟紧密合作，支持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长远目标。”维护东盟主导权对中国来说不仅能增强政治互信，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也将实现经贸双赢，目前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3年，双方贸易额达4436亿美元。
其次，理性认知，步步为营。中国在经济上，GDP总量虽已排名世界第二，但人均量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悬殊；在文化上，虽有悠久历史，但在当代软实力方面暂时还与日韩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中国应该充分而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即中国目前仍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单独主导东亚事务，中国应将自身定位为东亚合作的“主动参与者”，而非“实力领导者”。为此，中国率先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一路一带”的提出，积极主动地发展了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巩固了彼此经济的良性发展，也对于化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夯实了彼此间的政治基础。同时，中国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态度，继续深化对日本战略互惠伙伴关系，对韩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目前，三国已经建立外交、科技、财政、环保、农业等18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50多个工作层交流合作平台。中国全面参与地区建设，表明中国以周边地区为战略依托，将周边稳定和地区发展相结合，与东亚各国共同推进区域合作。
第三，妥善处理中美关系。美国长期以来对东亚的影响巨大，它不仅在维护地区和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本身也是东亚国家出口的巨大市场，而各国也需要来自美国的资金、技术与经验。美国在对待东亚各国时，一直都奉行均势政策，尤其是近年来“重返亚太”后，美国更加警惕某一力量会以东亚地区为依托崛起并挑战其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例如，美国力推TPP的战略意图，就是希望借此重新确立由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以此来抵消东亚合作给其带来的负面效果，并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但如果完全忽视或排斥美国的存在和影响，那也会增加东亚合作的难度。因此，中国要妥善处理与美国的关系，确保中美关系始终不偏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轨道。“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更应该登高望远，加强合作，坚持合作，避免对抗，既造福两国，又兼济天下。”中美两国关系应该良性互动，这不仅需要美国以自信的胸怀与坦然的态度接受中国的崛起，也需要中国以开放的思维与稳健的形象欢迎美国融入东亚合作的进程，充分发挥两国在该地区重要的建设性作用。这将是未来东亚合作成功与否的重点所在。
（责编/彭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