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全球化的趋势可以说是无缝不钻，处于封闭的游牧社会也渐渐被卷进这场变革之中，可以说如今新疆的游牧社会正处于一种转型当中，其文化体系受到了全球化的冲击，然而新的社会文化模式并没有被完全建构，新疆游牧社会的现状可以说是传统与现代交杂，过去与现在冲突的局面。
　　关键词：游牧社会；变迁；定居
　　一、新疆游牧社会面临的新局面——转型与调适
　　作为农业，按照费孝通的话来说，就是固定在那片土地上，世世代代与“土”不分离，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1]。那么游牧又到底是什么呢？它的定义为：人群在一定空间内因畜群对自然界的植物资源利用移动而不断迁移的活动。所以对于游牧来说，其“移动性”是它的根本特质。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游牧民族的经济生产方式开始了转型，但从整体来说，这种转型依旧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不单单只是传统与现在，定居前与定居后的二元论范式。游牧民的社会变迁要经历从其原本相对单一的模式而向多元化发展，也可以说其游牧民要经历一次再社会化[2]的过程。现如今游牧民的定居问题我们不能单单只认为是生计方式的改变，定居的影响足矣改变这个牧区社会的一切，也足矣“抹杀”其先前的制度。
　　定居之后社会阶层分化会更加明显，原本单一的生产方式不能再满足于广大牧民，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开始显现。牧区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愈加丰富，思想意识形态也愈加改变，政府的价值观宣传的影响日渐深入，其原有的价值观与道德观被一部分颠覆。文化体系受到了现代性的全面冲击，但现在依旧处于这种过程当中，而全新的社会模式还没有被建构。在传统与现代杂糅、挑战与应战并存的形势下，当代新疆牧区的社会文化的发展面临着转型与调适的双重局面。
　　二、游牧民被纳入国家体系——政策影响
　　哈萨克族是新疆最重要的游牧民族之一，他们以氏族、部落等血缘关系为纽带，已经进行了上百年的游牧生活。而当新中国成立后，游牧民族开始进入一个国家体系，尤其是一个民族国家，国家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定居，限制其移动性，使游牧民进入稳定的可控范围之内，并且开始介入并对这些游牧民进行“改造”，而这种所谓定居在我看来更像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建构过程，原本只以血缘、氏族等关系为纽带的哈萨克游牧民可以说在其意识里是没有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的，而国家政策的影响，使得他们开始有了国家意识，并且慢慢趋于认同。
　　从1950年以来，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导致游牧民族中的传统组织形式的功能转变，部落作为一种草原地区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但是，部落并没有完全消失。牧区存在着两种社会组织形式：国家按照行政结构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和草原社会传统的部落社会组织。在国家行政的社会结构组织社会生产的同时，原有的部落社会结构并没有完全丧失他们组织社会生产和牧区人们日常生活活动方面的功能。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对于牧区定居工程的改造，新疆的大部分牧区就比如伊吾县、盐池乡，这类乡、镇社会组织已普遍建成。就按现在的格局来说，国家和政府尤其是国家掌握了大部分的资源，对现在的新疆牧区社会的发展其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牧区的传统社会组织形态已被打破可以说是处于失衡的状态，就算在牧民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一种残缺状态。定居之后，其游牧的移动性受到了限制，生活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组织的改变带来的是再社会化之后社会的重组，对于牧民来说，他们已经认识到这种转型的快速渗透，不管是盐池乡的牧民还是其他地区的牧民都将解决牧区所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寄托在了政府尤其社会外界。
　　三、生产及生计方式的改变——身份的改变
　　新疆牧区牧民的身份趋于多样，牧区社会阶层分化现象日益显著。在盐池乡，由于定居之后人口出生率的上升，牧区人口开始增加，而这恰恰使得草原生态环境开始出现恶化，所以国家及政府为了避免草场恶化程度更加严重，就开始让部分牧民从事种植业，而每年最高气温不会高于30度最低气温在零下20度的盐池乡来说，这种气候只适用于从事土豆的种植。土豆的大规模种植使得部分游牧民脱离了牧业生产，开始成为农民，但是他们仍然与牧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开始慢慢形成农牧兼并“半农半牧”的状态。留在牧区的牧民一方面基本上转入定居，并在定居点附近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从事种植业，其身份也就具了“半农半牧”的特点；另一方面大多数牧民将各家的牲畜集中起来，交由“代牧人”上山放牧，这些所谓“自由”的牧民开始从事其它行业，比如接触商业（开商店），开饭馆等等。与此相应的是，牧区牧民在游牧状态下所形成的各种风俗习惯逐渐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某些传统的风俗习惯甚至面临着消亡的危险。哈萨克族曾被公认为是“马背上的民族”，并衍生出许多与马相关的文化习俗，比如叼羊、赛马等。但是由于现在牧区直接从事畜牧业的人口大量减少，年轻人不愿参与传统的牧业生产，导致哈萨克族传统马背文化的发展面临断层。由此可见定居以后由于远离了草场，新疆牧民同时也就失去了开展传统活动的空间，但同时使得牧区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现代文化和生活方式对其影响很大，游牧社会不再处于封闭状态。
　　四、结论
　　在于很多研究中，对于游牧定居都有偏激性，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定居之后所造成的而不将其与外在的世界所相联系，有些研究者就揪其定居前—定居后这种二元论范式以为就能说明当今游牧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这更应该是一种与外在世界互动、交融的过程，在研究游牧社會时，不能单单只考虑内部因素而应该加进外部因素，为何会出现如今的政治生态学？其实不难回答，因为游牧社会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社会，它已经发生了多方面的社会变迁，而导致社会变迁的因素是多样的，我们应当上升到世界体系中去讨论游牧社会。这种传统与现代的范式已不适用于现在游牧社会的研究，因为我们将重点放在了定居之后，却没有注意到这个变迁的过程，似乎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们已经忘记了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游牧社会脱离了其原有的形态慢慢融入国家与世界体系的进程当中，很多复杂的问题俨然用一句“定居后”是无法解决的。牧区研究还应有跨文化研究的视角，要看清地域差别不能一题并论，更重要的是在其研究中要（下转第页）（上接第页）有对比，只描述一个游游牧社会并不会显现其特殊性，只有对比才会有结论。还应关注对国外游牧社会的研究范式和实证研究，不要“闭门造车”。
　　最后，想要强调变迁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过程，要正视这种过程，要发现这种过程，不能只关注表面现象，而忽略了背后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崔延虎，新疆定居与游牧民的再社会化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2，23卷第4期.
　　[2]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
　　[3]罗意.“游牧—定居”连续统：一种游牧社会变迁的人类学研究范式.青海民族研究，2014，25卷第1期.
　　作者简介：木尼娜（1991—），女，维吾尔族，新疆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