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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党伯同志相识已30多年。60年代初,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时,我们开始共同切磋学术。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成了知已。他治学严谨,重水磨功夫,不轻易将论著问世。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郭沫若评传》。论文答辩通过后,刘缓松先生等都认为可以发表,但他没有寄出去。文化大革命后,我和其他同事几次催他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