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会风”给笔者留下第一印象的是北宋官员的帽子。那时官帽两边有长长的翅翼，据说是“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对文官大臣们也留了个心眼，为防止官员开会时交头接耳，就让他们的帽子两边长“角”，相互之间不得不保持距离，官员自然无法相互耳语。
　　照此说法，宋代官帽原来是皇帝从实处着手，整肃会场秩序的一种技术手段。这个办法若施用到当下维持会场秩序，自然没有必要。毕竟与会人保持“社交距离”，因为疫情已经成为一种安全性自觉。再说，防止交头接耳也不是当前会议的主要问题了。
　　当下与会者的主要问题，除了打瞌睡，多数人的眼力和心思都在手机上。而打瞌睡、玩手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会议繁多冗长、空洞无味、极端无聊。最近媒体报道，一个贫困县县委书记和县长，一个星期要开71场视频会议。你要他們每个会议都精饱满、心无旁骛，似乎不可能。在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双重压力之下的今年，基层干部面对开会的苦不堪言，再次在媒体和网络上喷发出来。
　　面对这些会风问题，我们可以北宋官员的这顶帽子为向导，走进热播电视剧《清平乐》里北宋朝堂的朝会，去看看千年前的官场是怎么开会的。
　　如果你是追剧者，你就不难发现，宋仁宗的朝会上经常吵吵闹闹，不同意见者往往上演全武行，会上多有突然袭击，让对手猝不及防。碰到这种情况，主持会议的仁宗常常束手无策。会议拖堂成常态，下面的臣子站着打不了瞌睡，倒是坐着的皇帝时有走神。更有甚者，大臣们对皇上当面直谏，无数次让皇帝下不了台，收不了场。
　　这些会场奇观，比一些西方国家议会打架更富有刺激性，似乎不值得提倡。然而，不论是史料，还是电视剧，从皇上到大臣，虽然对仁宗朝堂开会太长都有抱怨，却少有发现说那时的会“开多了”的吐糟，也少有“与会人员开会无聊至极”的八卦。
　　那时的会议固然有很多问题，但笔者发现，他们的会议开得很实在，少有空话大话，多是讨论实际问题;少有领导长篇大论“满堂灌”，多是与会者主动发言，滔滔不绝;那时在会上拖堂的，往往不是会场中的最高领导，而是与会的大臣们。
　　有一次朝会，司马光在朝堂批评皇上对公主徽柔娇宠过度，要求皇上对公主严加管束，严处公主身边的内侍。这是司马光硬塞进会议的一项追加议题，见皇上无意接纳，他甚至准备当场死谏。这足以说明，仁宗朝的朝堂会议不是虚开，不是走过场，而是一次次实锤，不锤平钉子不放手。连皇上也躲不过。
　　当代官员苦会海久矣。会议不仅开得多如牛毛，而且解决会风问题的要求也一波赶着一波。有会议次数的控制，有发言时间的限制，有发言文本的规范。从十八大以来就要竭力攻克文山会海，去年成为“基层减负年”，今年中央继续下文，持续解决形式主义对基层的干扰。
　　会风为何久治不愈？依我看，解决会风问题的所有方法，都不如真正砸下开会“实锤法”——每一场会都必须解决实际问题，包括务虚会议也要解决“真问题”，做到“非必要不开会”，开会则允许与会人畅所欲言，对是非对错做到不明不休，每个单位每年开展评比“无效率最无聊会议”活动，倒逼会议讲质量。
　　相反，把开会当作一种对上表忠的姿态，作为将工作甩责基层的手段，借机立官威显官味的一个秀场，而几乎不准备解决任何问题，那会议就很难压缩下来。你以为把实体会议改成视频会议就是一种进步？殊不知这只是把不正的会风换了个马甲，基层官员还是苦不堪言。
　　笔者无意厚古薄今，只是真的佩服北宋的那些大臣们，他们把会开得使龙椅上的皇上常常下不了台，开得皇上每次上朝之前忐忑不安。所幸历史已经证明，这些大臣们并非傲视君权，而是体现了那个时代符合官场伦理的“忠君报国”思想。尽管仁宗不算明君，但仁宗朝政大体还不算太差，那都得益于这些大臣和他们参与的这些朝堂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