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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构成了影响全球经济金融波动的“黑天鹅”事件。在疫情冲击下，我国消费、投资、出口、就业等一系列指标都出现了下滑。但是，疫情带来的不仅有“危”也有“机”。
如果我们能够系统总结此次疫情相关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真正破除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改革误区，布局好相关领域的改革，则完全有可能将疫情的“危”化成发展的“机”，促进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具有非常大的增长改进空间，城市化进程、所有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垄断壁垒破除、土地制度改革……未来在发展过程中，如果能够对这些“改革短板”进行破解，则可以带来高质量发展的巨大空间和潜力。
因此，在未来的数十年内，我们应该“向改革要红利”，保障高质量发展。
在过去几十年里，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动力。而从未来的角度看，城市化、市民化依然是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一方面，我们的城市化水平依然有进步的空间。目前以常住人口统计的中国城市化水平是60.6%，按照国际经验，我们还有大约2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和转移空间，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依然会在未来支撑我国的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一系列公共服务提供不均衡和户籍制度，现有的相当一部分城市人口是以“农民工”身份存在的，并没有实现户籍的城市化，从而导致户籍城市化率只有44.38%。这客观上存在着不对等，而且也无法有效激发这部分人群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数量高达2.88亿人。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如果我们每年能够使得1000万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则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的提升。也就是说，保守估算，如果能够做好布局和规划，将城市化和市民化同时有序推进，在未来的30年里每年至少会增加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推动未来持久的高质量发展。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奇迹”中，民营经济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民營经济发展的情况不仅决定了宏观经济绩效，而且还是造成我国地区间差异的重要原因。全国各地基本形成“民营经济强则经济实力强，民营经济弱则经济实力弱”的局面。可以说，“民营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发展得好，宏观经济就趋暖向好，“民营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发展得差，宏观经济就趋冷下行。
近年来，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定的障碍。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65.4%下降到了目前的56.83%。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回归显示，国有投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下降约0.062个百分点，即相比于最高值65.4%，目前56.83%的民间投资比重，使得潜在增速下降了约0.53个百分点。如果以2014年7.4%的增长率做基准，至2019年6.1%的增长率，1.3个百分点的下滑中，大约有40%可以由所有制结构变化直接引致。而且，这个还只是最基本的“直接效应”，尚未统计对金融资源占用、进入壁垒、创新挤出等的一系列“间接效应”。这意味着，如果未来可以大力启动所有制和市场化改革，让民营经济发挥应有力量，则可以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大面积取消了各个行业的垄断壁垒，在下游的产品市场上基本实现了充分的竞争和供给，但是还有一部分处于上游维持了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例如，石油石化、电力、军工、交建、金融等行业的国有垄断地位并未得到有效改变。这些上游部门的长期垄断，造成了中下游行业企业的成本居高不下，严重挤出了中下游行业企业利润，恶化了下游企业的市场环境，降低了居民福利。
因此，这些行业需要逐步放开准入条件，降低行业门槛，让各类企业参股或控股垄断行业的某些竞争领域，形成领域内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公平高效的市场环境，还可以“还利于民”，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
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指出，要重点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如果能够启动上游垄断行业的改革，则不仅可以释放出这些上游行业的经济活力，也可以为下游企业松绑，一举多得，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增长奇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0多倍。与此同时，消费结构也在不断优化提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居民对教育、医疗等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但我国对教育、医疗等服务业的管制程度较高，资源供给始终处于短缺状态，构成了“民生短板”。所以，不仅造成了平时的“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在此次疫情救助中，也显现出明显的医疗资源尤其是优质医务人员短缺的问题。
在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逐步放开垄断性服务业，探索民生短板领域多主体供给，释放民生领域供给潜力，缩小区域差距。民生供给质和量的提升，不仅在短期内有助于消弭疫情的伤害，还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助力。
对于企业而言，“好的营商环境好比空气、阳光和水”。尽管我国营商环境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得到了较好的改善，但依然有需要持续优化的空间。一是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鼓励合理合法的市场竞争。产权保护是稳定投资预期、鼓励投资落地的先决条件，同时在要素获取、经营运营、政府招投标等方面要对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对待，强化竞争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二是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虽然国家已经制定出台了多项鼓励各类资本投资的措施，但其中大多数在执行上仍然不到位，尤其在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仍然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隐性壁垒和附加条件。三是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提高服务效率。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入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便利，运用新兴技术提升相关部门行政效率。
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但农村改革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是相对迟滞的。这导致了农业农村发展的相对滞后，城乡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这种农村改革相对迟滞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相关的财产权利不完整，使得农业无法实现机械化、工业化和农场化，进而也导致了农业生产率水平较低、农民收入难以提升的局面。
近年来，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国家开展了土地确权、农地抵押贷款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对于相关财产权利进行了重新赋权和界定，大大激发了改革活力。如果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实现赋权、确权，让农业实现农场化、机械化和工业化，则有可能启动农业农村领域的第二次大变革，不仅能够破解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的问题，而且能够构成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未来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尖端科学技术支撑和引领的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虽然有大量的科研成果，但由于科研体制的相对僵化，导致大量的科研成果无法被应用在实践领域，也无法真正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在未來的数十年内，我们要向改革要红利，才能化危为机，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科技体制在“供、需、介”三个方面均存在体制障碍和困境。在供给端，科技要素供给的主体单一，科技要素成果的产权不明，科技要素成果收益对科技人员激励不足都限制了科技成果研发。
在需求端，科技要素需求侧引领意识不足，粗放式增长模式限制了企业对科技的需求，信息不畅也导致企业对于科技成果的需求无法被有效传递给供给方。在中介端，科技要素市场体系发育迟缓，科技要素的中介服务力量薄弱、转化平台功能单一，市场规则不健全，从而导致科技成果无法有效匹配和转化。
因此，如果能够对科技体制改革，在供给端做对激励，在需求端做大需求，在中介端做好平台，则可以促进一大批科技成果的诞生和有效转化，带来极大的生产力改进。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了我们在国家治理能力方面的诸多问题。这些暴露的问题，都应成为我们顺势进一步改革的契机，我们在此次疫情中吸取的种种教训，都应转化为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和决心。
例如，此次疫情暴露了我们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方面的不足。一方面表现在硬件基础设施的缺陷，例如信息集成能力不足导致的反应能力滞后等;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软件基础设施的缺陷，例如媒体监督缺乏、信息披露不及时等。
如果以此次疫情作为契机，通过大数据、智慧城市、5G等硬件基础设施方面的布局和建设，推动政府治理、信息披露、媒体监督等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改革，则可以大幅度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启动大规模市场化改革，为未来高质量发展做好布局。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尽管疫情的负面冲击非常大，但如果我们能够“向改革要红利”，布局好重启大规模市场化改革，则可以重新释放出新一轮的增长动力，在真正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难题的基础上，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保障。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研究员
如果我们能够系统总结此次疫情相关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真正破除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改革误区，布局好相关领域的改革，则完全有可能将疫情的“危”化成发展的“机”，促进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具有非常大的增长改进空间，城市化进程、所有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垄断壁垒破除、土地制度改革……未来在发展过程中，如果能够对这些“改革短板”进行破解，则可以带来高质量发展的巨大空间和潜力。
因此，在未来的数十年内，我们应该“向改革要红利”，保障高质量发展。
向“推进城市化、市民化”要改革红利
在过去几十年里，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动力。而从未来的角度看，城市化、市民化依然是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一方面，我们的城市化水平依然有进步的空间。目前以常住人口统计的中国城市化水平是60.6%，按照国际经验，我们还有大约2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和转移空间，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依然会在未来支撑我国的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一系列公共服务提供不均衡和户籍制度，现有的相当一部分城市人口是以“农民工”身份存在的，并没有实现户籍的城市化，从而导致户籍城市化率只有44.38%。这客观上存在着不对等，而且也无法有效激发这部分人群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数量高达2.88亿人。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如果我们每年能够使得1000万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则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的提升。也就是说，保守估算，如果能够做好布局和规划，将城市化和市民化同时有序推进，在未来的30年里每年至少会增加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推动未来持久的高质量发展。
向“所有制结构”要改革红利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奇迹”中，民营经济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民營经济发展的情况不仅决定了宏观经济绩效，而且还是造成我国地区间差异的重要原因。全国各地基本形成“民营经济强则经济实力强，民营经济弱则经济实力弱”的局面。可以说，“民营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发展得好，宏观经济就趋暖向好，“民营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发展得差，宏观经济就趋冷下行。
近年来，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定的障碍。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65.4%下降到了目前的56.83%。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回归显示，国有投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下降约0.062个百分点，即相比于最高值65.4%，目前56.83%的民间投资比重，使得潜在增速下降了约0.53个百分点。如果以2014年7.4%的增长率做基准，至2019年6.1%的增长率，1.3个百分点的下滑中，大约有40%可以由所有制结构变化直接引致。而且，这个还只是最基本的“直接效应”，尚未统计对金融资源占用、进入壁垒、创新挤出等的一系列“间接效应”。这意味着，如果未来可以大力启动所有制和市场化改革，让民营经济发挥应有力量，则可以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向“破除垄断壁垒”要改革红利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大面积取消了各个行业的垄断壁垒，在下游的产品市场上基本实现了充分的竞争和供给，但是还有一部分处于上游维持了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例如，石油石化、电力、军工、交建、金融等行业的国有垄断地位并未得到有效改变。这些上游部门的长期垄断，造成了中下游行业企业的成本居高不下，严重挤出了中下游行业企业利润，恶化了下游企业的市场环境，降低了居民福利。
因此，这些行业需要逐步放开准入条件，降低行业门槛，让各类企业参股或控股垄断行业的某些竞争领域，形成领域内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公平高效的市场环境，还可以“还利于民”，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
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指出，要重点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如果能够启动上游垄断行业的改革，则不仅可以释放出这些上游行业的经济活力，也可以为下游企业松绑，一举多得，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力。
向“民生短板”要改革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增长奇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0多倍。与此同时，消费结构也在不断优化提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居民对教育、医疗等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但我国对教育、医疗等服务业的管制程度较高，资源供给始终处于短缺状态，构成了“民生短板”。所以，不仅造成了平时的“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在此次疫情救助中，也显现出明显的医疗资源尤其是优质医务人员短缺的问题。
在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逐步放开垄断性服务业，探索民生短板领域多主体供给，释放民生领域供给潜力，缩小区域差距。民生供给质和量的提升，不仅在短期内有助于消弭疫情的伤害，还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助力。
向“营商环境”要改革红利
对于企业而言，“好的营商环境好比空气、阳光和水”。尽管我国营商环境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得到了较好的改善，但依然有需要持续优化的空间。一是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鼓励合理合法的市场竞争。产权保护是稳定投资预期、鼓励投资落地的先决条件，同时在要素获取、经营运营、政府招投标等方面要对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对待，强化竞争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二是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虽然国家已经制定出台了多项鼓励各类资本投资的措施，但其中大多数在执行上仍然不到位，尤其在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仍然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隐性壁垒和附加条件。三是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提高服务效率。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入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便利，运用新兴技术提升相关部门行政效率。
向“农业工业化”要改革红利
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但农村改革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是相对迟滞的。这导致了农业农村发展的相对滞后，城乡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这种农村改革相对迟滞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相关的财产权利不完整，使得农业无法实现机械化、工业化和农场化，进而也导致了农业生产率水平较低、农民收入难以提升的局面。
近年来，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国家开展了土地确权、农地抵押贷款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对于相关财产权利进行了重新赋权和界定，大大激发了改革活力。如果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实现赋权、确权，让农业实现农场化、机械化和工业化，则有可能启动农业农村领域的第二次大变革，不仅能够破解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的问题，而且能够构成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向“科技体制”要改革红利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未来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尖端科学技术支撑和引领的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虽然有大量的科研成果，但由于科研体制的相对僵化，导致大量的科研成果无法被应用在实践领域，也无法真正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当前，我国科技体制在“供、需、介”三个方面均存在体制障碍和困境。在供给端，科技要素供给的主体单一，科技要素成果的产权不明，科技要素成果收益对科技人员激励不足都限制了科技成果研发。
在需求端，科技要素需求侧引领意识不足，粗放式增长模式限制了企业对科技的需求，信息不畅也导致企业对于科技成果的需求无法被有效传递给供给方。在中介端，科技要素市场体系发育迟缓，科技要素的中介服务力量薄弱、转化平台功能单一，市场规则不健全，从而导致科技成果无法有效匹配和转化。
因此，如果能够对科技体制改革，在供给端做对激励，在需求端做大需求，在中介端做好平台，则可以促进一大批科技成果的诞生和有效转化，带来极大的生产力改进。
向“国家治理能力”要改革红利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了我们在国家治理能力方面的诸多问题。这些暴露的问题，都应成为我们顺势进一步改革的契机，我们在此次疫情中吸取的种种教训，都应转化为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和决心。
例如，此次疫情暴露了我们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方面的不足。一方面表现在硬件基础设施的缺陷，例如信息集成能力不足导致的反应能力滞后等;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软件基础设施的缺陷，例如媒体监督缺乏、信息披露不及时等。
如果以此次疫情作为契机，通过大数据、智慧城市、5G等硬件基础设施方面的布局和建设，推动政府治理、信息披露、媒体监督等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改革，则可以大幅度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启动大规模市场化改革，为未来高质量发展做好布局。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尽管疫情的负面冲击非常大，但如果我们能够“向改革要红利”，布局好重启大规模市场化改革，则可以重新释放出新一轮的增长动力，在真正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难题的基础上，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保障。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