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爱读“书话”，大抵由一种亲切感使然。那些高头讲章、宏篇巨制固然能启人心智，但毕竟是嚼余之物，在我只当资料而搜集。书话则不然，虽则与高头讲章、长篇宏论相比，略显微末，但自微末中正显明读书人本色。
　　近读陈平原《书里书外》便觉别是一番风味。作者践行着“既谈书里，又谈书外”的原则，谈读书人事而不囿于是，旁及其他，随意点拔，撩人心尖。
　　“京华买书记”叙作者个人在京都买书所到之地和买书的“酸甜苦辣”，但又并非固执于此而就事论事，“虽说区区买书小事，无关家国兴亡。不过，北京书业的盛衰起伏、北京人买书的遭遇心境，似乎也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第5页)。如作者对“燕园”书摊的扫瞄，“琉璃厂”兴衰起伏的透视，佛寺售书、书市崛兴的溯源，无不着眼于这一点。在世风日不景气，知识贬值的今天，读这种文字，虽说颇有“顾影自怜”之嫌，但在我看来，“书呆子”比常人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有一点寄托，有一点依恃，有“影”可“怜”。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何去何从，自便。
　　读书人酷嗜读书本是常事，在自己的斗室中，在自己的天地里读书是一件乐事。然而，“走读”、“负笈读书”就并非“美差”了。如若不信，不妨读读本书的第二辑“江南读书记”。无端等待的焦虑，拒之门外的冷落，兴致勃勃而来败兴而归的凄潸，非亲身经历者不能道。更何况作者在结尾处，写下了这样一段肺腑之慨：“说来惭愧，行程近万里，历时月余，读书不过百十种，且多粗粗翻阅而已。书读得少还是一回事，因读书而呕气，可惜了多少名山胜水，那才令人懊丧。‘行万里路’这人生一大乐趣，在书本的压迫下一闪而过，只留下一片汗渍。以我的愚钝，也许最好是‘行万里路’时不读书，‘读万卷书’时不行路。”(第70页)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唯一的期盼是，早日结束这种难堪的局面。
　　收在第三辑中的“青灯梵呗话小说”可说是“大题小作”。在这一辑的“小引”中，作者道：“佛教与中国小说的因缘可谓深矣。谈六朝志怪离不开佛教；谈唐传奇的情节类型、宋话本的体制特征离不开佛教；谈明清‘神魔小说’，乃至《金瓶梅》、《红楼梦》这样的‘人情小说’，也都离不开佛教。”(第73页)同样，“清末民初小说与佛教的因缘”虽然“没有象六朝志怪或宋元话本那么深。不过，‘晚期思想界有一伏流曰：佛学’，‘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这一思潮必然冲击小说界，作家们用各种方式作出了反应……”。(同上)那么，研究佛教与清末民初小说的关系，对正确揭示中国小说发展规律，准确地把握清末民初小说发展概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只不过作者是以“品书”的形式，“做些札记，发点议论”(第78页)来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清末民初正值佛学倡炽，作为小说创作主体的作家，置身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不得不受其影响。或起而破佛、诋佛；或虽不学佛但喜引佛入小说，或皈依佛门，凡此种种，在当时的小说创作中、作家思想行为上都有所反映。作者除了对小说史上的景观予以描述，还把它与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作家心灵历程、个性特征联系起来，寻找其深层原因。作者认为，吴趼人等宣讲“我佛慈悲”，与“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不少进步思想家从增进国民道德角度提倡学佛”，“着眼于‘虚空’与‘无我’”不无关系(第79页)。苏曼殊在《绎纱记》中那种“人间不能没有爱，也不能有爱”的宗教式爱情观，正是他内心深处矛盾与困惑的披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古老东方佛教的投影，一个是近代西方人文主义的投影，两者居然重合在曼殊身上”(第131页)从中显示出了近代知识分子不断求索的艰难历程。
　　近十年来，国门大开，我们的眼界也顿然开阔得多了，对于封闭了二三十年的我们，对于外来的东西，大有应接不暇之叹，仓促之感，故而，表现出来的是，读者唯“新”是求，拚命追赶，出版社也以“新”招揽读者求得生存。这种现象固然可以开一时之风气，但从学科理论建设计，就不得不把眼光放远一点。收入本书的第四辑：“域外旧籍觅新话”正是作者对此有感而发的。他从《小说法程》、《小说的研究》两部国外理论著作与我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关系入手，提请人们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吸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精采部分，注意“古老小的小说传统在现代文学系统中的创造性转化”。二是，在接受的基础上创新，避免“中国学者撰写的大部分理论文章”，“只是给介绍进来的西方小说理论作注脚”的尴尬局面。三是，从学科理论建设出发，在译介过程中，注意那些已经过时了，但对小说理论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理论著作，因为，“对于读者来说，最新的未必是合适的。追赶世界新潮流是好事，可有些东西是难以超越的”(第164页)。作者虽然是就小说理论研究而言，可对当前读书界、学术界迭兴不减的“热”，无疑是吹进了一股“凉”风。立稳脚跟而不失开放之胸襟才是我们的上策。“飘泊无依”且有所创获，实难一见。
　　(《书里书外》，陈平原著，收入“学术小品丛书”，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七月第一版，0.8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