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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曲艺艺术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种说唱艺术的总称。而豫东地区是中原远古文化和曲艺艺术的发祥地之一。豫东曲艺艺术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发展、演化,至今形成了现在以河南坠子、豫东琴书、豫东大鼓为主流的豫东曲艺流派。其表现形式和艺术观念,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
关键词:豫东曲艺 起源与发展 河南坠子 豫东琴书 豫东大鼓
中图分类号:J826 文献标识码:A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音乐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就产生了原始的歌舞和歌曲。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积淀了各民族的艺术智慧和创造才能,而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它反映出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奋发向上、自信乐观的伟大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力量、幻想和追求。
曲艺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种说唱艺术的总称。我国的曲艺种类繁多,大体可分为说和唱两大类,说类中有:散文体(评书、相声等)和韵颂体(快板书、莲花落等)。唱类中有:诗赞体(河南坠子、三弦书、大鼓书等)和乐曲个体。其中流传广、影响大的曲艺种类主要有:坠子、大鼓、评书、三弦书、相声和故事等。
一 豫东曲艺艺术的起源和发展
位于河南东部的豫东平原,是中原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上古时期,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朱襄氏、葛天氏建都在现今豫东平原商丘柘城时,就创造了乐器和歌舞。据《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注: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别号。士达,朱襄氏之臣)“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人阕”。这是在豫东地区的土地上,出现的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件民间乐器和第一次的民间歌舞并伴有歌唱词。舜帝立时,乃令质修为乐,以明帝德,《淮南子•泰族篇》载:夔(质当为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八风。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顾政治,至于灭亡。
豫东平原是高辛氏、朱襄氏、葛天氏、舜等的建都之地,活动之所,在上古时期的原始社会,这里已创造了歌舞,还有瑟琴等乐器。在柘城至今还流传着“朱襄氏鼓瑟降妖”的故事:朱襄氏携瑟登高,迎风鼓奏,瑟声高亢激越,怪风果然变小,天空彤云密布,立时大雨如注。从此风调雨顺,年年丰收,老百姓过上了无忧无虑的日子(见《商丘文史大观》566页)。
商族在商丘地区由契传至汤共十四世,到了商朝出现了《大护歌》和《桑林乐》。汤命伊尹作《大护歌》,歌《晨露》,备《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见《山海经》)。《韩诗外转》在评论《大护歌》时说:“汤作护,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商声使人方谦而好义。角声使人恻隐而爱人。徵声使人乐善而好施。羽声使人恭敬而好礼。”它不仅有歌功颂德的作用,也具备了寓教于乐的特点,比原始社会的祭天颂德又进了一步。公元前16世纪,时大旱七年,成汤剪发断爪,乞雨于桑林,以六事自责,大雨岁凳,遂作“桑林之乐”(见《帝王世纪》),商汤的诚意感动了天帝,骤然间“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夏邑县西13公里处有个村庄叫桑,古称桑林,以多有桑林得名。商汤祷雨就发生在这里。人们为纪念此事,把祷雨台改称桑崮。(见《商丘文史大观》507页)。
周代的《商颂》与《诗歌》,使艺术演出又达到了新的水平。据《诗海》357页记载:《商颂》是《诗经》中《颂》的一部分。今存的五篇歌词是《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这时的演出已有较大的乐队和多种乐器。《庄子》一书曰:“曾子捉襟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履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与《商颂》出现的同时,豫东地区不定期出现了一种“讴歌”。这种讴无管弦伴奏,属于干唱,多出自劳动人民之口。在宋国的末期,豫东大地出现的“相思树”和“鸳鸯鸟”的故事,在说唱文学和中国文学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汉代是豫东曲艺的萌芽时期。汉文帝时封刘武为孝王,是为梁孝王。在他治理的三十五年里,豫东商丘的经济、政治特别是文化,得以高度发展。《睢阳曲》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史记•梁孝王世家》注载: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筑之。鼓倡节杵而后下和之者,称《睢阳曲》。与宋国的讴歌相较,增加了“以小鼓击节”的伴奏。从而可见,《睢阳曲》是由宋国的讴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即到了汉代的梁孝王时,对杵歌的古旋律进行加工,填进新词,又加入小鼓打节拍,使曲调更具有艺术魅力。司马相如曾在梁孝王门下为客十二年,他在《上林赋》中写到:“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可见其演出场面之大,品种之多。
《睢阳曲》已具曲艺之雏形,它对曲艺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节奏型和三三四的句式或三三四四的句式,至今仍在很多的说唱曲艺中存在着。西汉梁王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和梁园的名望,一直影响到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乃至以后。在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极有影响的《木兰诗》,曲目则为古词《木兰辞》。这首诗写南北朝战乱的年代里,北魏的一个年轻女子代父从军的故事,是一首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英雄赞歌,现在的河南虞城仍存在花木兰祠。
唐宋元时期是豫东诸多曲种发展和定型的时代。《中国文学史》写道:唐代的变文、宋代的陶真、淮词和元代的词话,是说唱文学在各个时代的不同名称。它们都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丰富了我国说唱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为弹词、鼓词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变文包括讲和唱,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这样的文体,在中国是崭新的,之前未有的。此时的民间散乐已颇兴盛,其集中表演之区则是所谓“河市乐”,但河市并不限于一处一地,用现在的词汇来说,也就是在露天旷场的表演,同时还有比较古老的固定演出场所,其规模宏大,日夜都有文艺演出。
到了明末清初,由于曲艺本身的规模和影响,一些文人也投入其间。有些曲种发展而产生了戏剧,戏楼也就应运而生。这个时期的曲种和伴奏乐器较为出名的要数弦索了。明清时期的曲种是继宋元之后,基本定型并不断发展的阶段。此时豫东地区流入和产生的曲种有:渔鼓道情、琴书、大鼓、评书、三弦书、莺歌柳、花鼓等,后经这些曲种不断综合演变,发展至今形成了现在以河南坠子、豫东琴书、豫东大鼓为主流的豫东曲艺流派。
到了现代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曲艺,成为激发人民群众斗志、宣传革命精神的有力武器。曲艺艺人积极投入抗日队伍中,自编自演了一些曲艺段子,如《打败鬼子兵》、《日寇火烧裴木桥》、《蒋介石扒黄河》等,所到之处给抗日救亡军民极大的鼓舞。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人民群众基础文化层次较低,对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增产节约等时事政策不容易理解。人民政府便把曲艺艺人组织起来,进修培训,提高觉悟,让艺人们说新唱新,利用曲艺通俗易懂的特点,把一些时事政策及新社会新景象传播到人民群众中,为人民树立新思想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当时出现一大批新书目,如改编的《林海雪原》、《平原枪声》等。而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八个样板戏盛行一时,歌舞、曲艺等艺术形式都被禁止演出。到80年代初,豫东曲艺迎来了又一个繁荣时期,曲艺艺人空前壮大,作品层出不穷。如《换当家》、《春妞进城》等,并且在全国曲艺大赛获奖。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艺术形式、各种传媒手段日趋丰富,而曲艺艺术却日渐走向衰退。虽然曲艺艺术也借助现代电视传媒传播各种曲艺形式,但是低迷的收视率和凤毛麟角的观众,也使它在各类节目中日显尴尬。而像电视剧、电影、各类综艺节目等,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就连大众曾经喜闻乐见的传统曲艺相声节目,也慢慢失去了往日的风采而日显平淡。更不用说各种地方曲艺戏种,更是无人问津,曲艺艺术似乎已经步入老年而青春不再。尽管很多业内人士大声疾呼,多方奔走,曲艺艺术仍不免岌岌可危。特别是现代的青年一代,对于曲艺艺术更是毫无兴趣,更使曲艺艺术出现雪上加霜、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
二 豫东曲艺艺术的主要曲艺种类
河南坠子是豫东地区的主要曲种之一。椐《中国戏曲曲艺词典》载:因其主要伴奏乐器“坠子”而得名,清道光年间已经出现。形成过程中,由于流行地区和受其它艺术形式影响的不同,又有东路坠子、西路坠子、北路坠子之分。河南坠子最初演唱时为自己踩打脚梆,自拉自唱;后来发展为一拉一唱,即伴奏者踩打脚梆拉弦,演唱者执筒板,敲书鼓,边打边唱。后又经历代坠子艺人发展为一个庞大的演出阵容。一批造诣深、影响大的艺人相继出现,其中有被誉为“活张飞”的张志坤,他的演唱讲究有名人风度,其女张大贵,她吸收了梨花大鼓、京韵大鼓的一些韵味及其它艺术的唱功特点,使其演唱细腻、缠绵、抒情、催人泪下,被观众称为“坠子文状元”。还有一批坠子名宿,他们在广大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而深受群众欢迎。
豫东琴书产生于豫东,有文献记载。《音乐知识辞典》载:琴书发源于河南、安徽一带,起源于豫东、皖北一带,约有二百年的历史。据传说,琴书最初发源于周朝,当时伴奏乐器较多,谓之大曲子,仅限于宫廷演唱。在以后的普及中,伴奏乐器逐渐减少,遂演变为小曲子流传到民间。豫东琴书遍布整个豫东地区,由于所处地域不同,豫东琴书的唱腔也在不断变化,有的山东琴书味比较浓,有的河南坠子味比较浓,而有的也颇具豫剧的味道。其演唱时二至三五人不等,以敲击扬琴者为主,既演唱又指挥伴奏,伴奏的乐器有扬琴、软弓京胡、三弦、二胡、坠胡、檀板等。演唱琴书时要求吐字清楚,举止端庄,正襟端坐,目不斜视。后发展为站唱带表演,建国后登上大舞台,越来越注重表演。
豫东大鼓,又称大鼓书、鼓词,是河南大鼓的一种,流行于商丘、周口部分地区。《音乐知识辞曲》所载的《曲种表》中,就有“豫东大鼓”这一曲种。清光绪年间,大鼓这一曲种已在全地区广为流传。豫东大鼓为“单大鼓”,即只有一人演唱。本人同时伴奏,一手击鼓,一手打板。原多为大战鼓,现多改为小扁鼓。原为坐唱,后又发展为站唱,并加入较多的表演动作。豫东大鼓音乐属板腔体,音阶为正声音阶和六声音阶,节奏多为一板一眼。唱腔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唱腔结构为上下句式或四句体,没有固定的演唱程式。曲目原以武侠、传奇类为主,也有公案讲史类和生活小段。
三 豫东曲艺艺术的未来之路
曲艺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在文化领域的重要表现之一,这一艺术形式伴随人类文明至少有五千年历史,一直承担着其他艺术形式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它集文学、表演、音乐、美术等于一体,把人类社会浓缩在有限的舞台空间,教育、感悟、娱乐了一代又一代。它跨越蹉跎岁月而臻于成熟,虽历经起伏磨难,却反而千姿百态、生生不息地延续了下来,直到上世纪中期,我们看到的曲艺艺术仍有其相当可观的民间地位。而到了上世纪末,不管我们多不愿意承认,曾经大红大紫、风光无限的曲艺艺术,面对飞速发展、多元化的社会却日渐清寂、乏人问津,曲艺艺术已步入衰落。
正如京剧被称为国粹一样,曲艺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特征,它沉淀了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底蕴,呈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浓缩了中国古老艺术的精髓。发展到现在,早已变为一种精神渗透于人类现代艺术之中。很多具有现代特征的艺术形式里,都不难看出曲艺的影响。这才是曲艺艺术真正的历史归结,它不是没落了,而是以新的形式融入到新的艺术中继续发挥着作用。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崭新的21世纪是新的全球性科学文化发展和激烈竞争的世纪,一切文化都将变化着自己的形态,而把精神传递下去。曲艺艺术不但应是我们继续弘扬的主题,而且我们还需要能耐得寂寞永远地继承和研究下去,使它所有的表现形式和艺术观念,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
参考文献:
[1] 河南省史志编撰委员会:《河南省史志》,河南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 商丘文史编撰委员会:《商丘文史大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王艳梅,女,1974—,河南商丘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声乐教育研究,工作单位:商丘师范学院。
关键词:豫东曲艺 起源与发展 河南坠子 豫东琴书 豫东大鼓
中图分类号:J826 文献标识码:A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音乐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就产生了原始的歌舞和歌曲。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积淀了各民族的艺术智慧和创造才能,而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它反映出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奋发向上、自信乐观的伟大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力量、幻想和追求。
曲艺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种说唱艺术的总称。我国的曲艺种类繁多,大体可分为说和唱两大类,说类中有:散文体(评书、相声等)和韵颂体(快板书、莲花落等)。唱类中有:诗赞体(河南坠子、三弦书、大鼓书等)和乐曲个体。其中流传广、影响大的曲艺种类主要有:坠子、大鼓、评书、三弦书、相声和故事等。
一 豫东曲艺艺术的起源和发展
位于河南东部的豫东平原,是中原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上古时期,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朱襄氏、葛天氏建都在现今豫东平原商丘柘城时,就创造了乐器和歌舞。据《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注: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别号。士达,朱襄氏之臣)“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人阕”。这是在豫东地区的土地上,出现的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件民间乐器和第一次的民间歌舞并伴有歌唱词。舜帝立时,乃令质修为乐,以明帝德,《淮南子•泰族篇》载:夔(质当为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八风。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顾政治,至于灭亡。
豫东平原是高辛氏、朱襄氏、葛天氏、舜等的建都之地,活动之所,在上古时期的原始社会,这里已创造了歌舞,还有瑟琴等乐器。在柘城至今还流传着“朱襄氏鼓瑟降妖”的故事:朱襄氏携瑟登高,迎风鼓奏,瑟声高亢激越,怪风果然变小,天空彤云密布,立时大雨如注。从此风调雨顺,年年丰收,老百姓过上了无忧无虑的日子(见《商丘文史大观》566页)。
商族在商丘地区由契传至汤共十四世,到了商朝出现了《大护歌》和《桑林乐》。汤命伊尹作《大护歌》,歌《晨露》,备《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见《山海经》)。《韩诗外转》在评论《大护歌》时说:“汤作护,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商声使人方谦而好义。角声使人恻隐而爱人。徵声使人乐善而好施。羽声使人恭敬而好礼。”它不仅有歌功颂德的作用,也具备了寓教于乐的特点,比原始社会的祭天颂德又进了一步。公元前16世纪,时大旱七年,成汤剪发断爪,乞雨于桑林,以六事自责,大雨岁凳,遂作“桑林之乐”(见《帝王世纪》),商汤的诚意感动了天帝,骤然间“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夏邑县西13公里处有个村庄叫桑,古称桑林,以多有桑林得名。商汤祷雨就发生在这里。人们为纪念此事,把祷雨台改称桑崮。(见《商丘文史大观》507页)。
周代的《商颂》与《诗歌》,使艺术演出又达到了新的水平。据《诗海》357页记载:《商颂》是《诗经》中《颂》的一部分。今存的五篇歌词是《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这时的演出已有较大的乐队和多种乐器。《庄子》一书曰:“曾子捉襟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履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与《商颂》出现的同时,豫东地区不定期出现了一种“讴歌”。这种讴无管弦伴奏,属于干唱,多出自劳动人民之口。在宋国的末期,豫东大地出现的“相思树”和“鸳鸯鸟”的故事,在说唱文学和中国文学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汉代是豫东曲艺的萌芽时期。汉文帝时封刘武为孝王,是为梁孝王。在他治理的三十五年里,豫东商丘的经济、政治特别是文化,得以高度发展。《睢阳曲》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史记•梁孝王世家》注载: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筑之。鼓倡节杵而后下和之者,称《睢阳曲》。与宋国的讴歌相较,增加了“以小鼓击节”的伴奏。从而可见,《睢阳曲》是由宋国的讴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即到了汉代的梁孝王时,对杵歌的古旋律进行加工,填进新词,又加入小鼓打节拍,使曲调更具有艺术魅力。司马相如曾在梁孝王门下为客十二年,他在《上林赋》中写到:“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可见其演出场面之大,品种之多。
《睢阳曲》已具曲艺之雏形,它对曲艺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节奏型和三三四的句式或三三四四的句式,至今仍在很多的说唱曲艺中存在着。西汉梁王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和梁园的名望,一直影响到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乃至以后。在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极有影响的《木兰诗》,曲目则为古词《木兰辞》。这首诗写南北朝战乱的年代里,北魏的一个年轻女子代父从军的故事,是一首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英雄赞歌,现在的河南虞城仍存在花木兰祠。
唐宋元时期是豫东诸多曲种发展和定型的时代。《中国文学史》写道:唐代的变文、宋代的陶真、淮词和元代的词话,是说唱文学在各个时代的不同名称。它们都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丰富了我国说唱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为弹词、鼓词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变文包括讲和唱,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这样的文体,在中国是崭新的,之前未有的。此时的民间散乐已颇兴盛,其集中表演之区则是所谓“河市乐”,但河市并不限于一处一地,用现在的词汇来说,也就是在露天旷场的表演,同时还有比较古老的固定演出场所,其规模宏大,日夜都有文艺演出。
到了明末清初,由于曲艺本身的规模和影响,一些文人也投入其间。有些曲种发展而产生了戏剧,戏楼也就应运而生。这个时期的曲种和伴奏乐器较为出名的要数弦索了。明清时期的曲种是继宋元之后,基本定型并不断发展的阶段。此时豫东地区流入和产生的曲种有:渔鼓道情、琴书、大鼓、评书、三弦书、莺歌柳、花鼓等,后经这些曲种不断综合演变,发展至今形成了现在以河南坠子、豫东琴书、豫东大鼓为主流的豫东曲艺流派。
到了现代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曲艺,成为激发人民群众斗志、宣传革命精神的有力武器。曲艺艺人积极投入抗日队伍中,自编自演了一些曲艺段子,如《打败鬼子兵》、《日寇火烧裴木桥》、《蒋介石扒黄河》等,所到之处给抗日救亡军民极大的鼓舞。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人民群众基础文化层次较低,对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增产节约等时事政策不容易理解。人民政府便把曲艺艺人组织起来,进修培训,提高觉悟,让艺人们说新唱新,利用曲艺通俗易懂的特点,把一些时事政策及新社会新景象传播到人民群众中,为人民树立新思想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当时出现一大批新书目,如改编的《林海雪原》、《平原枪声》等。而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八个样板戏盛行一时,歌舞、曲艺等艺术形式都被禁止演出。到80年代初,豫东曲艺迎来了又一个繁荣时期,曲艺艺人空前壮大,作品层出不穷。如《换当家》、《春妞进城》等,并且在全国曲艺大赛获奖。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艺术形式、各种传媒手段日趋丰富,而曲艺艺术却日渐走向衰退。虽然曲艺艺术也借助现代电视传媒传播各种曲艺形式,但是低迷的收视率和凤毛麟角的观众,也使它在各类节目中日显尴尬。而像电视剧、电影、各类综艺节目等,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就连大众曾经喜闻乐见的传统曲艺相声节目,也慢慢失去了往日的风采而日显平淡。更不用说各种地方曲艺戏种,更是无人问津,曲艺艺术似乎已经步入老年而青春不再。尽管很多业内人士大声疾呼,多方奔走,曲艺艺术仍不免岌岌可危。特别是现代的青年一代,对于曲艺艺术更是毫无兴趣,更使曲艺艺术出现雪上加霜、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
二 豫东曲艺艺术的主要曲艺种类
河南坠子是豫东地区的主要曲种之一。椐《中国戏曲曲艺词典》载:因其主要伴奏乐器“坠子”而得名,清道光年间已经出现。形成过程中,由于流行地区和受其它艺术形式影响的不同,又有东路坠子、西路坠子、北路坠子之分。河南坠子最初演唱时为自己踩打脚梆,自拉自唱;后来发展为一拉一唱,即伴奏者踩打脚梆拉弦,演唱者执筒板,敲书鼓,边打边唱。后又经历代坠子艺人发展为一个庞大的演出阵容。一批造诣深、影响大的艺人相继出现,其中有被誉为“活张飞”的张志坤,他的演唱讲究有名人风度,其女张大贵,她吸收了梨花大鼓、京韵大鼓的一些韵味及其它艺术的唱功特点,使其演唱细腻、缠绵、抒情、催人泪下,被观众称为“坠子文状元”。还有一批坠子名宿,他们在广大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而深受群众欢迎。
豫东琴书产生于豫东,有文献记载。《音乐知识辞典》载:琴书发源于河南、安徽一带,起源于豫东、皖北一带,约有二百年的历史。据传说,琴书最初发源于周朝,当时伴奏乐器较多,谓之大曲子,仅限于宫廷演唱。在以后的普及中,伴奏乐器逐渐减少,遂演变为小曲子流传到民间。豫东琴书遍布整个豫东地区,由于所处地域不同,豫东琴书的唱腔也在不断变化,有的山东琴书味比较浓,有的河南坠子味比较浓,而有的也颇具豫剧的味道。其演唱时二至三五人不等,以敲击扬琴者为主,既演唱又指挥伴奏,伴奏的乐器有扬琴、软弓京胡、三弦、二胡、坠胡、檀板等。演唱琴书时要求吐字清楚,举止端庄,正襟端坐,目不斜视。后发展为站唱带表演,建国后登上大舞台,越来越注重表演。
豫东大鼓,又称大鼓书、鼓词,是河南大鼓的一种,流行于商丘、周口部分地区。《音乐知识辞曲》所载的《曲种表》中,就有“豫东大鼓”这一曲种。清光绪年间,大鼓这一曲种已在全地区广为流传。豫东大鼓为“单大鼓”,即只有一人演唱。本人同时伴奏,一手击鼓,一手打板。原多为大战鼓,现多改为小扁鼓。原为坐唱,后又发展为站唱,并加入较多的表演动作。豫东大鼓音乐属板腔体,音阶为正声音阶和六声音阶,节奏多为一板一眼。唱腔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唱腔结构为上下句式或四句体,没有固定的演唱程式。曲目原以武侠、传奇类为主,也有公案讲史类和生活小段。
三 豫东曲艺艺术的未来之路
曲艺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在文化领域的重要表现之一,这一艺术形式伴随人类文明至少有五千年历史,一直承担着其他艺术形式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它集文学、表演、音乐、美术等于一体,把人类社会浓缩在有限的舞台空间,教育、感悟、娱乐了一代又一代。它跨越蹉跎岁月而臻于成熟,虽历经起伏磨难,却反而千姿百态、生生不息地延续了下来,直到上世纪中期,我们看到的曲艺艺术仍有其相当可观的民间地位。而到了上世纪末,不管我们多不愿意承认,曾经大红大紫、风光无限的曲艺艺术,面对飞速发展、多元化的社会却日渐清寂、乏人问津,曲艺艺术已步入衰落。
正如京剧被称为国粹一样,曲艺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特征,它沉淀了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底蕴,呈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浓缩了中国古老艺术的精髓。发展到现在,早已变为一种精神渗透于人类现代艺术之中。很多具有现代特征的艺术形式里,都不难看出曲艺的影响。这才是曲艺艺术真正的历史归结,它不是没落了,而是以新的形式融入到新的艺术中继续发挥着作用。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崭新的21世纪是新的全球性科学文化发展和激烈竞争的世纪,一切文化都将变化着自己的形态,而把精神传递下去。曲艺艺术不但应是我们继续弘扬的主题,而且我们还需要能耐得寂寞永远地继承和研究下去,使它所有的表现形式和艺术观念,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
参考文献:
[1] 河南省史志编撰委员会:《河南省史志》,河南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 商丘文史编撰委员会:《商丘文史大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王艳梅,女,1974—,河南商丘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声乐教育研究,工作单位:商丘师范学院。